新全球环境下财富分配的再思考--对21世纪中文版“资本论”翻译的几点思考_法国经济论文

在新的全球环境下重新思考财富分配——主持翻译《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的一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中文版论文,分配论文,财富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从危机中逐步喘定之际，如何反思这场危机、进而相应改进从国际经济治理到微观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促使全球经济顺利从危机中复苏，成为全球决策者和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从政策决策的角度看，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促使研究界和决策者反思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深层次缺陷与不足，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采取新的政策措施。

      在这一背景下，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迅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对于这一现象，不同人士有不同的解读。有研究传播的学者认为这是网络和媒体全球化的产物；有研究政治的学者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如美国大选在即、即将展开角逐的双方都在寻找理论支持等；更多的则是从经济金融角度的分析，认为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流行，揭示了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收入差距拉大等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公平与效率再次成为全球范围内无论研究者还是决策者都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正是因为这本书击中了全球经济政策当前的“痛点”之一，无论读者是否赞同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看法，都促使其不同程度地关注这本新著。

      皮凯蒂：经济学界的70后新锐

      托马斯·皮凯蒂，1971年生于法国，经济学界的70后新锐。他18岁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大学(Ecole Normale Superieure，ENS)学习数学与经济学，22岁以财富分配为毕业论文选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LSE)获得经济学博士。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度过一段短暂的助理教授时光后(1993-1995年)，皮凯蒂于1995年重返法国。他先是在法国国家科学院(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CNRS)任职，随后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s，EHESS)和自己本科毕业的母校ENS任教。2006年，作为ENS社会科学系的主任，皮凯蒂在其博士阶段的导师格斯奈里(Roger Guesnerie)以及后来一度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知名学者布吉尼翁(

Bourguignon)的协助下整合了ENS、EHESS、CNRS等法国诸多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力量，创办了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PSE)。

      皮凯蒂在欧洲和美国高校的经历与他经济学研究的风格是大致一致的。他觉得美国经济学界的最大问题在于对数理模型的过度沉迷，以及由此引发的和现实世界的脱节。另外，由于经济学这门学科在美国受到过度热捧，导致美国经济学界对于其所属的社会科学阵营中的其他学科存在程度不同的轻视和鄙夷，而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明显不够，阻碍了其在许多问题上的有现实感的深入研究与进展。鉴于皮凯蒂所要研究的领域，即财富分配领域，恰恰是一个需要经济学者深入研究现实和挖掘历史文化制度等的领域和方向，皮凯蒂提出美国经济学界在这个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其对财富分配以及公平与效率这个古老的经济学问题的关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皮凯蒂返回法国，着手挖掘历史数据来填补这个领域自库兹涅茨之后的一定意义上存在的研究空白，也因此他将这本书更多定义为经济方面的“历史书”而非一本单纯的经济学著作。

      从2003年起，皮凯蒂就开始以其前期收集起来的数据为基础在有影响力的一些国际经济学杂志上持续发表相关论文：按其简历所列，第一篇相关实证论文题为“法国的收入不平等，1901-1998”，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同年紧随其后的一篇论文继而探讨美国自1913-1998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随后皮凯蒂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积累和累进税的问题研究中，他于200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杂志上相继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探讨法国历史上的财富积累问题和最高收入群体的演进，2007年又在《经济远景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探讨了美国的联邦税收系统的累进程度。2009年皮凯蒂将原先的研究问题拓展到了目前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探讨了这两个国家在1986-2015年期间的收入不平等和累进收入税问题。在发表这些学术论文的同时，皮凯蒂也曾将其阶段性的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出版：除去他在法国当地出版的著作，2007年他在牛津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的高收入群体：一个基于欧洲大陆和英语国家的对比》一书；2010年他又尝试将原先的视野拓宽到全球，出版了《高收入群体：一个全球视角》。因此，可以说皮凯蒂的研究重点基本上都紧密围绕着财富分配的主题，也一直延续了他结合历史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风格。而这本《21世纪资本论》，就是其多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一个集成，可谓其个人研究成果的一个汇总缩影。

      西方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根源：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资本持有者的收入增长将高于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社会总体的贫富差距就会持续扩大。

      皮凯蒂根据全球20多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大约300年数据，描绘出了各个国家资本年收益率和年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从中发现，除了1914-1970年期间外，全球主要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一直稳定地保持在4%～5%，而经济增长率却不到2%。如果资本年回报率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并成为常态，那么资本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就会愈发明显，而劳动报酬的份额则会稳定地下降。由此，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就会持续上升，因为资本利润和其他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快于工资收入的增长，而工资收入恰恰是大多数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二)不平等加剧：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假说对么？

      西方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的变化轨迹，该假说准确描述了19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但进入1980年代后收入差距仍不断扩大，与“倒U型”假说相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库兹涅茨过分重视发展阶段而忽略了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皮凯蒂的研究发现，1914-1970年是资本主义过去三百年中唯一财富差距缩小的阶段，而在其他任何时期都经历了一个稳定扩大的过程，而且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扩大趋势愈发明显和急速。由此，从一个更长时期来看，资本主义的财富差距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U型的变化轨迹，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存量的提高，贫富差距反而是继续扩大了，甚至在21世纪，贫富差距的程度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9世纪的最高水平。而且，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贫富差距的缩小纯粹是因为战争和政策强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真正的常态却是贫富差距会持续拉大。这对过去几十年流行的库兹涅茨“倒U型”论断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三)“承袭制和拼爹资本主义”再现——诚实劳动能否改变命运？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皮凯蒂分析了最富的0.5%、1%和5%人群的收入来源情况。他发现，真正通过诚实劳动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人群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存在，唯一的可能是来自于资本的利润或投资所得，因此没有极高的财产存量就不可能获得极高的收入水平。而且，他进一步研究发现，极高的财富水平只有两种来源，一是来自于上一代的遗产所得，二是来自于统计上不可能发生的随机偶然所得。所以说，当前极高的财富水平只有遗产所得和上帝随机给予所得两种可能，通过劳动、努力和才能去获得(经济上)巨大成功的年代已不复存在。

      因此，皮凯蒂指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后天的努力和才能。而且，可被承袭的资本收入超出了工资收入，财富支配着工作，这便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已经被固化，一般阶层已经很难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社会流动及代际流动的降低无疑会带来社会活力的下降及社会阶层矛盾的激化。

      西方学界对皮凯蒂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观点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宿命论”的认知。考恩(Tyler Cowen)认为，几乎不可能预测哪些生产要素将带来最大的回报，就像李嘉图过于倚重土地租金力量一样，皮凯蒂对富人拥有的资本“下注过多”。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则认为，不平等现象更多地与特定政策的选择有关，如劳工谈判权的减弱、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金融部门的监管不足、企业管理的失败以及缺少累进税制。这些问题都是政策选择造成的，也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社会改革来加以逆转和控制，并不是无可避免的。对这些问题，皮凯蒂所持的观点，恰恰是宿命论的。既然是“铁律”，就意味着一切几乎都无法改变。

      (四)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税：是否只是乌托邦式构想？

      皮凯蒂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本累进税，得到的收入不应交给低效政府，而应通过再分配分给那些资本较少的人。他提出必须对异常集聚的财富水平征收较高的财富税，从而保持资本所得与劳动回报的相对平衡。一个显而易见的政策启示就是从遗产税、不动产转让税、赠与税等角度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强力调节，如对资本回报征收年0.1%～10%不等的累进税率，或对超过5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征收80%的惩罚性资本保有税。

      然而这一论断遭到西方学界的猛烈抨击。保守派和金融界人士认为，征收资本累进税可能影响企业家积极性、压制创新，在整个社会反对征税的大环境下也很难行得通，并且，这个建议连皮凯蒂自己都知道是无法实行的，他承认，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

      (五)资本主义的未来：21世纪是否会重蹈19世纪覆辙？

      皮凯蒂认为不平等将成为21世纪经济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并暗示21世纪可能会重蹈19世纪的覆辙，这一判断令人闻之色变。19世纪的确是一个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史称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当时也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时代。就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各国从拥护自由贸易纷纷改为贸易保护主义，继而开始军备竞赛，最终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皮凯蒂试图从全球范围内研究不平等，但他研究的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对发展中国家很少涉及，比如中国。如果把发展中国家考虑进来，一方面会影响到对全球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判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有其独特之处，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公允地讲，皮凯蒂的预言只是一个狂野的猜想，21世纪究竟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测。

      国内外评述及对公平与效率的再思考

      皮凯蒂这本书基于广泛的历史资料与数据，覆盖了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20多个国家，同时采用不同的理论架构进行分析。作者试图通过经济分析和大量数据重新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解释在较长的历史阶段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演进过程和特征，由此汲取经验。可以说，这是一本试图通过经济历史的进程，以历史的眼光与经济学的分析，重新理解历史并得到新的结论的著作。

      《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出版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赞成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期待者有之，担忧者亦有之，但是这本书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也表明财富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平与效率的古老话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课题。事实上，纵观全球经济学界，皮凯蒂并不是第一个，或者说唯一指出欧美以及全球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的研究人员，但此书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大的冲击，一方面是由于目前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欧美国家增长陷入停滞或者缓慢增长，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希望对经济金融体系进行改进时，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以十分简洁的分析框架挑战流行于欧美的主流认知，提出这种不平等深植于西方社会所仰赖的资本主义体制，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同时告诫如果不加限制，这种不平等在未来只会进一步恶化而非得到缓解。

      翻阅对该书的各种书评，可以看到不少赞美者。如，有学者称这本书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有学者在《纽约时报》连续发表评论称，这本书是“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著作”。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甚至在一篇评论中用题目直书“美国走向拼爹时代”来表达他对美国现状的看法。他认为，美国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种资本主义道路上，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过后天的努力和才能。迄今为止，美国1%人口经济地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财富继承，而不是投资收入，更不是薪酬收入。美国富人榜前十名中有六位是财富继承人，而不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并且如今那些经济精英的子女一开始就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正如皮凯蒂自己指出的，“逐步走向寡头统治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这让我们很难乐观得起来”。克鲁格曼认为，可被继承的资本收入支配着工资收入，财富支配着工作，这便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

      一些国内学者在系列评论中指出，这本书给二战后成功走出战争阴影、一片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世界“敲响了警钟”。皮凯蒂认为如果没有巨大的政策调整，按照如今的趋势发展下去，21世纪很可能又会回到19世纪，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资本的声音会越来越响亮，“拼爹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社会矛盾将不断加剧，甚至再度爆发革命和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也有国内外学者认为本书的数据、论证及结论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书中数据有显著缺陷，对资本的定义过于简单和模糊，存在难以用一个单一的资本回报水平代表实际回报水平差异巨大的各种资本等问题。第二，有学者认为该书只关注了财富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历史变迁和未来动向，并没有涉及消费分配，但是消费直接决定了每个个体的幸福感，后者的失控会直接导致社会、政治失控。第三，有学者认为一个社会只要能够做到人人机会平等、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保障并且通过货币化为能者提供最大化的正面激励，那么成功者的合法收入再高，都值得人们庆贺。另外，皮凯蒂的论证过程中忽视了政府对穷人转移支付的部分，忽略了金融体系在整个逻辑链里所起到的作用，关于建立全球资本累进税的政策主张更是被斥为难以操作的空洞政策。不少研究者强调，在全球化的今天，仅仅单独考察欧美国家而不对应地将新兴经济体结合起来考察，也不能反映资本回报率等变动的主要因素，例如1980年代以来大量制造业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回报水平等。还有批评者认为，法国目前实施的许多收入分配政策，实际上就带有皮凯蒂的经济分析的影子，但是实际效果有目共睹，法国的经济增长依然疲弱不堪。有批评者说，皮凯蒂在对市场机制提出批评的同时，对政府的行为给予了非常大的期望，但是他忽视了经济学上经常讨论的政府也常常失灵的话题，而且政府失灵时往往比市场失灵对经济的冲击更大。

      皮凯蒂这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资本回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少分析资本回报的可能规律(例如其分布与波动周期等)。皮凯蒂确实提到资本回报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为什么资本的投入最后落实到实体经济的增长这一部分显得如此之少以至于资本的回报率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之间存在如此大的鸿沟？抛开一些可能的乘数效应以外，是否还有可能和资本投入的行业与部门有关？如果确实存在相应的规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金融体系的改进来引导资本进入那些更能催生实体经济增长的领域从而使得经济的增长与资本的回报之间的差距收敛？因此，该书最大的价值，应当是在新的全球环境下重新提出了关于财富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平与效率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一课题的回答，则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历史传统等进行具体的研究，就如同皮凯蒂研究法国等国家的经济历史数据一样。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开始进入转型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平稳放缓，如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为经济转型提供良好的经济社会支持，是经济学界越来越关注的课题。尽管中国有着与欧美不一样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但是在继续强调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随着《21世纪资本论》的广泛传播，人们开始担忧中国是否会出现皮凯蒂所描绘的重蹈19世纪覆辙的情形。几乎与1980年代西方国家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同时，中国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首先，中国的资本收入比(β=K/Y)至少在过去近20年中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还缺少准确的数据表明它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高投资率。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本积累率，提高了资本收入比。只是与皮凯蒂所描绘的西方社会不同的是，在中国的资本总量中，国有资本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它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影响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其次，与皮凯蒂描述的西方社会相同的是，在过去近20年中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份额也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情形。不同的只是，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并非完全归因于资本报酬份额的上升，因为还有政府部门收入份额的增加。

      最后，与西方国家过去长期的低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保持着高经济增长率，无疑会部分地抵消由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大批的贫困人群摆脱了贫困状态，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虽然增长速度慢于高收入人群，但是仍持续增加。这也是中国社会在收入和财富差距快速扩大的同时可以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这本书引发的许多争议在中国同样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例如，根据皮凯蒂的分析，任由资本不断再投入可能确实会导致社会群体间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扩大，当政府特别是还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政府如果限制资本投入，这种差距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到缓和？有没有可能资本管制对收入分配所可能带来的正面作用事实上明显不及经济增长因此受到打击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些都需要结合不同的国情进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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