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一词的产生、发展及其意义_文艺论文

“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词论文,文艺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中国学术和学科体系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科授予与人才培养目录》,原在文学门类下面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升级为学科门类,成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从此,艺术与文学并立,在学术体制和教育体系中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从属文学的历史。这一体制性的变化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和现实意义,但尚未改变“文艺”一词所关涉的复杂内容,也没有改变该词作为文化关键词的含混。本文从“文艺”一词入手来理解学术和学科体系的变化所反映的中国现代进程中文艺的复杂演进,更主要的是,以此为入口,进入“文艺”在其产生和演变中所内蕴的复杂内容。先定一下调:“文艺”一词的出现及其演化是世界现代性进程推动下的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产物,具体来说,是在这一进程中由中西文化体系所决定的中西艺术体系的互动和会通而演成的结果。目前中国现代性进程尚在中途,因此,“文艺”一词所包含的明晰与模糊、定义与语用和忽宽忽窄的混杂还会继续。本文希望理解这一词汇作为文化关键词出现以来的内容、语用、变化、游走、含混,从而把握住它所关涉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先从语汇现象入手进行基本的逻辑分析,然后进入其历史发生与演进,最后回到当下事件,以加深对其未来演化的理解。

一、“文艺”:一词三义

“文艺”这一现代汉语词汇,是“文学艺术”的简称。后者包含两种语义:一是文学和艺术(含两项),二是文学这一艺术(仅一项)。由第二点,又引申出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学科:文艺学。文艺学不是文学和艺术之学,而仅是文学之学。虽然仅多一“学”字,却把“文艺”一词搞得更复杂,因此可算做该词的第三种语义。在这三种语义中,第一和第三种最为复杂纠缠,第二种较简单,但由于与第一种关联并与其在字面上矛盾而变得复杂。详述如下:

第一语义,文艺作为文学与艺术。这意味着文学不是艺术,与西方文化的基本定义不相同。在西方,艺术首先包括六大门类,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文学,加上后来的电影和电视剧,共八大门类,文学是艺术之一种。“艺术”一词曾有三种语义,一是只指绘画,二是指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在内的美术,三是指作为一切艺术门类(即上述八大门类及其他小门类如舞蹈、工艺、摄影等)总名的艺术。当西方把“文学”和“艺术”并列来说的时候,“艺术”只指绘画或美术,但中文说“文学”和“艺术”时,“艺术”则指除了文学以外的其他所有艺术。因此,“文学”和“艺术”这一对语汇并置时,在西方指艺术总类中的两个重要门类①,在中国则指整个艺术体系。为什么中文里,文学会单独列出来与其他众多艺术门类并列呢?盖因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高位:文学高于艺术。当中国文化面对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平等的西方艺术体系时,把文学与艺术并列成为“文艺”一词,既可以包含中国文化以文学为高位的艺术体系之义,又可以包含西方文化把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视为同一的艺术体系之义。从而“文艺”一词,无论中国思维还是西方思维都可以接受,由此可知它是中西文化会通的结果。

第二语义,文艺即文学这一艺术。与“绘画艺术”、“音乐艺术”、“电影艺术”、“摄影艺术”这些词放到一起,就可以知其“文学艺术”的语义为何。但是由于第一义强调文学与艺术不同,第二义强调文学是一门艺术,语义正好冲突,因此当其作为第二义出现时,总让人感到不习惯。比如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读到“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②、在沃尔科夫的《文学理论》中读到“作为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③时,会感觉到其用词不仅画蛇添足,而且会引起理解混乱。然而,他们如此用词,是其文化体系使然。在西方,文学属于艺术,而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美是艺术区别于其他知识的本质特征,强调文学作为艺术,就是强调文学的本质属性。这恰好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认为艺术中最高的是文(学),文(学)的目的是“载道”。如果说,当“文学艺术”的语义是“文学和艺术”之时,中国文化在中西互动与会通中占了优势(因为文学保持了高位),那么,当其语义为“文学作为艺术”之时,西方文化占了优势(文学只是一门艺术)。

第三语义,即文艺学。以学术方式和学科形式言说文学,在西方至少有两个传统,英语里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④和德语里的“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这两种类型都经日本而传入中国:前者以“文学概论”一词进入中国(典型地体现为后来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一书),成为民国时期的主流话语;后者以“文艺学”(日本学人用的汉字是“文芸学”,“芸”即“艺”)一词进入中国(典型地体现在当时冈崎义惠以“文艺学”为名的论著),在民国时期影响不大。然而,“文学科学”进入苏俄,以俄文“литepатуpовeдeниe”为旗帜而蔚为大观,在中国革命的高涨中进入中国,中国因多种因素而用“文艺学”一词对接这个俄文词。共和国前期苏俄理论一统天下,“文艺学”也成为学科的正式名称⑤。日本人引进“文学科学”,是为了反对日本学界把文学作为文献来研究的“国文学”,突出和强调文学是一种艺术,要从艺术(即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因此,把德国的“文学科学”译为“文艺学”,这个“艺”是为了让文学成为艺术之学而非文献之学。苏俄承接德国的“文学科学”,同样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但认为整个艺术都须为政治服务,因此,文艺学成了服务于政治的政治之学。而这一政治之学,正与中国文化“文以载道”的传统相契合。由此可见,文艺学从命名之初,西方思想体系占了优势,但演化之中,又回到中国思想的优势。改革开放后,文艺学又重学西方,要回到文学本性,即强调文艺学之“艺”的艺术和审美,然而,西方文论的演进,也走向远比文学更广的流派理论和深入社会的文化研究,以至文艺学界一些有影响的学人把文化研究作为文艺学的方向。从更广的层面看,改革开放后的文艺学,最初文学作为艺术之学占上风,接着作为研究文化的入世载道之学开始上扬。总体而言,文艺学在名称和内容上都在中西的互动和会通中摆动。

“文艺”一词三义,在讲究学术规范的今天令人困惑。正本需要清源,这一词汇是怎么产生又怎样演进的呢?这就得回到整个中国现代性进程了。

二、艺术体系:中国文化以“文”为核心和西方文化以“艺”为核心

在世界现代化之前,中西文化各走各路,西方文化形成以“艺”为核心的艺术体系,中国文化形成以“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知晓二者的差异,是理解中国在现代性进程的中西会通中产生出“文艺”这一妙词的基础。

英文“art”一词源自拉丁文“ars”,此词又可以追溯到希腊文“techne”(技艺)⑥。两者的词义都接近英文“technique”(技艺)或“artfulness”(精技),这显出西方艺术在起源时的核心。在古希腊,艺可以低,如理发之艺,可以中,如绘画之艺,可以高,如几何之艺,但都讲究艺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模仿”成为艺的代名词。画家所画之床模仿现实之床,而现实之床模仿理式之床。艺之能被模仿在于其规律,最高的规律是逻各斯(道)。古希腊“逻各斯”一词,词义甚多,主要有三。其一是比例⑦,有了它,具体事物呈现为美;其二是逻辑,有了它,几何学呈现出科学性、逻辑性、美学性;其三是道,有了它,柏拉图推出与现象事物不同而又决定现象事物之为自身的理式。因此,“逻各斯”的词义构筑了西方之艺的现象基础(比例)和本体基础(理式)。在古希腊,宇宙中一切皆有艺,但对艺的划分是不同的,至古罗马和中世纪又有一系列变化。艺术在现代主要指绘画和雕塑,而在古希腊则是与烹调、医药等同类的工艺,在中世纪也是与各类手工艺和行业技术同类,从社会等级上说叫“粗俗艺术”(vulgar art/servileart),从技术上讲叫“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区别于具有高尚性的几何、算术、天文、修辞、音乐之类的自由艺术。到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绘画、雕刻、建筑被灌注进高尚的思想、科学的精神和优美的情怀,在文化重新建构和知识重新分类中,三者与一般的技术区别开来,成为了“美的艺术”(Arti del Disegno)。此词传到西方各国,法文词是“beaux arts”(美的艺术),法国学人进一步扩大词义,使之成为既区别于行业工艺也区别于道德之善和科学之真的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艺术体系,即把建筑、雕刻、绘画、音乐、戏剧、文学这六大艺术作为整体。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与现实之艺的功利不同,与科学求真和伦理求善不同。随着大英帝国在世界现代性中的绝对优势,由对应“beaux arts”的英语“fine art”把西方现代艺术体系带向世界。在历史演进中,“fine art”变成“Art”,其后又变为“art”⑧。无论怎么变,其核心都是古希腊以来包含理式(本体之美)、逻辑(形象思维)、比例(形象之美)的艺术。

中国的艺术体系是以文为核心的。中国艺术来自远古诗乐舞合一的图腾仪式。“文”的字源,是进行仪式活动的人(巫)身体上的装饰性外观,“文”即人之美。由于仪式中人(巫)的重要性,“文”的词义扩大为整个仪式的外观,即整个仪式之美,因此,巫、诗、乐、舞、祭器、祭品都是文。视觉上,五色成文,错画为文;音响上,五声成文,“乐,声之文也”,“声成文,谓之音”⑨;语言上,“言,身之文也”⑩,仪式中作为文字前身的符号是“文”字,仪式中的器物,叫“文”物(“文物昭德”(11))。由于仪式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仪式之文又扩大为整个社会之文。孔子称尧舜“焕乎有文章”,赞西周“郁郁乎文哉”,章炳麟解释说:“孔子称尧舜焕乎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也。”(12)人在创造社会之文的同时,也以相同的眼光来看自然:日月星辰,天之文;山河动植,地之文。明代宋濂也说:“天地之间,万物有条理而不紊乱者,莫不文。”(13)正如西方的艺有高低之分,中国之文也有高低之分,特别是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过程中,社会上所有的色、声、味之文都被看成是“饰”而遭到道、墨、法以及孟子的全面攻击,成为次要之美,而文只在文字和文学上保持着社会、文化、道德、哲学的高位,优于其他艺术门类。在以后的演进中,各门艺术相继进入以诗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其中书法、绘画、音乐中的琴,因与士人美学紧密关联而进入艺术体系的高位,但其他门类,如舞蹈、雕塑、建筑、戏曲、小说、版画、年画,则进入不了高位,而相比已经是高位的书、画、琴,诗文仍拥有绝对的高位。五代北宋时的绘画,有如西方文艺复兴时一样高涨,也一样大倡具有科学性的谨细拟物的写实之风。然而也正是在这时,士大夫提倡文人画,让诗、书进入画中,成为画的高雅性标准。正如中国的音乐,一直让声乐处于高位,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14),“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15),让文学的歌词主导着音响旋律。因此,文在中国各门艺术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在中文里,“文”与神圣性、思想性、美学性相连,文学之美,其境界要言不尽意和有言外之意,与儒家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16)相通,与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17)相契。文学的境外之境、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与儒家“子欲无言”(18)的境界和道家“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19)同调。

而“艺”在甲骨文、金文中,是人双手捧树欲种。在远古文化中,树与种树皆具神圣性,因此植树之艺引申为一切技艺,有高尚的“六艺”,有精美的工艺,有低俗的技艺,强调的是一种活动中的技术层面。因此,在中国文化的体系和思维中,虽然文也有艺的一面,从艺可以呈现文,但文离道更近,而艺离道稍远。自远古到清代,文高于艺,既是基本常识,又是社会共识。如果非要用一个西方型的艺术体系对照,那么,中国的艺术,诗文最高,琴棋书画次之,音乐、舞蹈、工笔画、宫室园林又次之,小说、戏曲、版画、年画再次之。总之,与文越接近就越高,与文越远则技艺越多,匠气越重。

当西风东渐,西方艺术体系进入中国,中国人如何面对中西艺术体系的差异而重建中国现代艺术体系,就成了一个问题。而正是在这一差异的互动和会通中,“文艺”一词产生了。

三、从“雅艺”到“美术”到“艺术”:西艺东渐的最初演进

当西方艺术体系于清末进入中国时,西方艺术中最易引人注意的是绘画,国人用中国已有的“画”、“绘画”、“图画”去对接,创出可显示西画特点的“油画”(张德彝,1870),但对于中国没有的美术馆,就用词多样了:斌椿、张德彝、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王韬、彭玉麟、李圭、志刚、马建忠等分别或共同用了“画院”、“画阁”、“画会”、“画楼”、“集古楼”、“藏画库”、“丹青院”、“炫奇会”、“赛珍会”、“绘画石刻院”、“国家大画局”等。但绘画属于什么大类呢?1877年韦廉臣《腓尼基原流备考》说“自腓尼基而后,道探性命者有人,艺精星术者有人,切深格致者有人,而诗歌之雅、词曲之工、音律之谐、画绘之精者更不乏人”,但对于诗、乐、画不知如何归类。当国人和传教士按照中国体系对之进行归类命名时,有“雅艺”(颜永京,1882)、“上艺”(花之安,1884)、“美艺”(林乐知、朱树人,1897)。传教士花之安《自西徂东》第五十七章“上艺之华美”的解说,很能切合中西的实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奚以称之为上艺乎?夫上艺虽非德行,而实与技艺不同。技艺者,为世所适用,而上艺则为人所美观,而不拘于用世,所以与技艺不同也。孔圣之门有六艺之名,曰礼、乐、射、御、书、数。而泰西之上艺则有五,建造、雕刻、丹青、律乐、诗歌也。”(20)然而,甲午战后,学日之风大兴,日本1871年参加奥地利万国博览会,官方文书用汉字“美术”对接德文“美的艺术”(schne Kunst),1882年,西周在《美妙学说》中肯定了“美术”一词,此词在日本流行起来。虽然日本用过“雅艺”一词(如西周在1867-1874年间使用),但几无影响。艺术从最初的广义之“艺”(如1873年室田充美译《经济新说》、1875年中村正直《改造人民的性质》、1882年福泽谕吉《帝室论》所用的“艺术”)到作为艺术体系总称的“艺术”(如1878年中江兆民受文部省委托翻译《维氏美学》),形成了“美术”和“艺术”互相争胜的局面(21)。虽然最后在对艺术体系的命名上,“艺术”战胜了“美术”,然而“美术”在日本曾有的影响力也影响到中国最初对西方艺术体系的接受。旅日人士如李筱圃、傅云龙、李春生等,把“美术”一词带到中国,这只是与旅欧人士用“绘画”等词对接西方艺术之一的绘画等相同,后来蔡元培、王国维、鲁迅等,按日本方式用“美术”一词去对接西方艺术体系时,则完全压倒和取代了“雅艺”、“上艺”、“美艺”,使“美术”一词成为西方艺术体系的对应词。蔡元培从1900年的《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到1918年《国立美术学校成立及开学式演说词》的一系列文章,皆把“美术”一词用于整个艺术体系,在前文中说“美术学”是“写性灵之作,如诗词绘事”(22),在后文中说“美术本包有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23)。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1904)、《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6)等诸多文章里,都把“美术”用于整个艺术体系,包括诗歌、小说、图画、雕刻、音乐、戏曲。鲁迅从《摩罗诗力说》(1907)到《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同样把“美术”用于整个艺术体系,在前文中说“文章为美术之一”(24),在后文中说“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25)。然而,随着对西方原著和西方理论了解加深,中国也与日本一样,“美术”代表整个艺术体系的资格被“艺术”代替,“美术”则回归到造型艺术的位置上。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二词可相互换用,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也偶用“艺术”一词(即“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26)),而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用“艺术”和“美术”的出现频率,据李心峰统计,前者(16次)已经高于后者(7次)(27)。到1919年初,吕澂在《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发表《美术革命》,文中严格区分了“艺术”和“美术”,并感叹“国人多昧于此”(28)。李大钊在1917年发表的《美与高》里用“美术”指艺术总体,与科学对举;到1927年,黄忏华写艺术概论,取名仍为《美术概论》;1931年,蔡元培《三十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的“美术部分”就包括整个艺术体系。正如其在《美术的起源》(1920)中所说:“美术”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专指建筑、造像(雕刻)、图画与工艺美术(包括装饰品等)等。广义的,是于上列各种美术外,又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等”(29)。然而,总的说来,也正是在1920年左右,蔡元培提出“美术”有广狭二义,吕澂提出严格区分“美术”只有狭义而“艺术”拥有广义,从而“艺术”作为整个艺术体系的总名基本上确定了。但因为在中国真正与西方艺术体系的总名相对应的,不仅是落实到与西方原义相同的“艺术”上,而且也涌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一词上。这一复杂的纠缠是本文的要旨,放到后面讲。这里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不是直接用“艺术”一词,而是先用“雅艺”、后用“美术”去对接西方的艺术体系?

核心的问题是,艺在中国文化中,不像西方那样与形而上的意义相连,而仅是与地位不高的工匠技术相连。但西方的“艺术”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强调的是“艺”,国人用“雅艺”、“上艺”、“美艺”去对接“art”,很明显,用“艺”字反映了西文的原貌,用“雅”、“上”或“美”表明此“艺”不同于中国之“艺”,是上流的、高雅的、崇美的。继而用“美术”,一则受日本的示范性影响,二则又合“fine art”的原义,三则“术”虽具有技术性,但不同于实用行业中“艺”的技术(重点在“技”),而乃高尚行业中的技术(重点在“术”),如“学术”、“权术”、“方术”、“数术”等。

然而,中文的“艺”字在西方影响下不断从价值低下的实用行业之技术向上提升,进入高尚的具有文化思想层级的艺术。清末,徐寿于1857年、黄遵宪于1877年使用“艺术”一词,含义皆为“工艺”(30)。郑观应《考试》(1884)提出制度构想,分文学为六科:文学科、政事学、言语科、格致科、艺术科、杂学科。艺术科有哪些呢?“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31),基本上是数术上艺一类。中华传教士编的《格致汇编》第五年秋卷刊(1890)的《格致书院新到格致教习》,讲当前形势是:“中国风气日开,而艺术日精”,读下去,这“艺术”指的是“精究制造工艺”(32)。1902年在主持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所拟《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分科表中,高等学堂和预备科各为政科和艺科,艺科里有“伦理、中外史学、外国文学、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地质矿产学、图画、体操”(33)。这里的“艺”皆高级之“术”,而在大学分科中分为七科: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文学科中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工艺科中有: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34)。这里可看到,“艺”这一名称,正在开始从工业技术中脱离出来,工业技术后来成了工科,而“艺”正在向“文”靠拢。只有作为西方艺术之一的建筑学因技术性很强而留在了工科。1903年张之洞入主京师大学堂,出台《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增加了经学科,强化了文学科,对艺术来说,在建筑学里加了美学科目,在当时的语境里,美学等同于美术(即艺术),正如西方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在王国维、蔡元培的行文中,“美学”和“美术”都是换用的。1906年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在批评张之洞方案的同时,提出了自己“文学科大学”的分科方案,分为五学科:经学、理学、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五科之中皆有美学科目。1912年民国教育部发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取消经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年颁布“七科之学”方案,文科有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哲学门下中国哲学类和西洋哲学类,两类各十六个科目里,都有美术及美术史(即美学及美学史,亦即艺术及艺术史)。工科十一门里有建筑学门(35)。这样,“艺”在实业上的用法已经消失,变为“工”以及其他具体专业的名称,其他艺术则进入以“文”为名头的学科门类之中。虽然这里反映的是学科体系的演进,但它与知识体系的演进紧密相关,在文化整体中,当“艺”的内涵离开具体行业和专业的“技”之后,用“艺术”去对接“art”就名正言顺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对艺术体系总体的用词,经历着用“艺术”代替“美术”的演进。如前所述,这一变化在1920年左右基本完成,至此一个新的现象也基本成形:用“文艺”一词去指称整个艺术体系。其实,这在上面讲的教育体制上学科体系的形成中已经有所透露。

四、“文艺”和“艺术”的并置与变义

西方艺术体系的总名,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雅艺”到“美术”再到“艺术”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词汇条件,“艺”的含义要从低级性技术转成为高尚性的艺术,这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在“art”原义的推动下,必然而且终于实现了;二是现实条件,中国艺术体系以“文”为高位和特征,当面对西方艺术体系时,自觉不自觉地会体现出来,因此,在提到艺术体系总体时,总要把“文学”提出来,放到作为总名的“艺术”之前。如梁启超《新民说》(1902)有“凡一国能立于世界,具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36);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1907)有“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还有“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37);李大钊《美与高》(1917)有“绝大手笔之文学家、美术家如李白其人者”(38)。“艺术”一词代替“美术”后,双词并列的现象仍然如故。如1929年鲁迅译的《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里有“何况向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伸手”(39);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40);1953年林默涵在《文艺报》第2号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说胡风“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41);1978年周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42)。“艺术”前面加上“文学”一词,其实际功能是把在中国文化中并无高位的其他艺术门类,提高到与文学平等。通过这样的用词,既接近西方的原义,同时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化中艺术体系的新观念。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分开(43)。这样,在现代汉语里,合“文学”与“艺术”才等于西方作为艺术体系总称的“艺术”。

“文学艺术”一词被简称为“文艺”。但“文艺”一词的出现,同样是在中西艺术体系互动中文化心理的暗中驱动和现实需要的结合。1909年农工商部主办的《商务官报》连载《万国保护文艺美术版权公约》,这里“文”指文字,“艺”指工艺技术。1912年,李叔同与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并主编《文美杂志》,这里“文美”即“文学美术”的简称。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欧洲现代文艺史谭》一文。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写有“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44)。1916年蔡元培在《东方杂志》第13卷第7—9号上发表《赖斐尔》提到“文艺中兴时代”,梁启超在1904年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对“renaissance”,有时用“文学复兴”,有时用“古学复兴”(45)。1906年,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用的是“文学复古”。同时期的黄节、许守微、邓实等,或用“文学复兴”,或用“古学复兴”。后来1909年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用了“文艺复兴”(46)。上述蔡元培与周作人一样用“文艺”,还提出“文艺之学”,并将之与神学、哲学、法学并列。这里的“文艺”已是整个艺术体系的总称。紧接着,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作用,显示了文学在艺术体系中的领头功能,因此,与“艺术”代替“美术”的演进同时,“文艺”作为艺术体系的总称也开始出现,而且西方文学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引用成为潮流。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李叔同把《唐书·裴行俭传》中的“士之致远者,当先识器而后文艺”的“文艺”作了今解,并教给学生丰子恺(47)。由上例可以看到,中国学人的意识中一直有把“文”灌注到西方艺术体系中去的思想,这里还牵扯到中国之“文”与西方之“文学”的差异等复杂问题,不宜展开。重点在于,西方的“艺术”在中国变成了“文艺”。

“文艺”成为艺术的总称,一个重要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是中国与日本和苏联的互动。日本对“文学”的解释综合了中国古代的“文”(兼有文学、文物、学问三义)和西方的“文学”。在西方艺术体系之中,文学属于艺术,因此,“文艺”一词在日本既指作为艺术的文学,又指整个艺术体系。“文艺”既让汉字文化圈的“文”融入西方艺术体系,又用西方艺术体系来校正汉字文化圈把文学做成文献学问这一倾向。正因为反对日本学界的国文学把文学只作为文献学来研究,冈崎义惠才用“文艺学”对译德国的“文学科学”,使其成为文学理论的名称。文学理论是文艺学,文学也就是文艺。这种一词二义的现象也出现在苏俄文化中。俄语中没有“文艺”一词,分别有“文学”(литepатуpа)和“艺术”(искусство),但由于文学属于艺术,作为旧词“艺术”(художeство)的形容词“艺术的”(художeствeнный),既可以用在艺术一般上,意为“艺术的”,也可用在狭义艺术上,意为“美术的”,还可以用在文学上,意为“文艺的”(即强调文学的艺术特性)。引而申之,文学作品可称为“文艺作品”(художeствeнная литepатуpа)。似乎可以说,当中国受日语影响进而接受苏俄文化时,不但“文艺作品”成为“文艺”,“文学科学”在中文里也成了“文艺学”(48)。更主要的是,与日语一样,“文学”、“文艺”、“艺术”三词是可以互换的。

我们看到,在20世纪20—30年代,日本有《论日本文艺学的树立》(冈崎义惠,1920)、《国文学与日本文艺学》(高木市之助,1931)等论著出现,苏联有《文艺学》(佩列韦尔泽夫、波斯别洛夫编,1928)、《列宁与文艺学》(卢那察尔斯基,1932)等论著出现,日苏以“文学”、“文艺”、“艺术”为名的论著大量译成中文,影响了中文的表述方式——

首先,在中文里有两套词语,一是按西方原义为“艺术”,一是中国新义为“文艺”。二者可以互换。但“文艺”作为艺术体系的总称是主流。在民国时期,有“三民主义文艺运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通俗文艺运动”等,刊物有《文艺月刊》、《民族文艺》、《文艺先锋》等。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在1930年1月1日《中央日报》上发表《三民主义的文艺底创造》。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里,30年代解放区有《苏区文艺》、《特区文艺》、《边区文艺》等,国统区《新华日报》有《文艺之页》副刊,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国前夕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建《文艺报》,改革开放以来创办有《文艺研究》等主流学术杂志。

其次,“文艺”可以用于(作为艺术的)文学,从而“文艺”与“文学”可以换用,而文学属于艺术,从而“文艺”与“艺术”可以换用,进而“文学”、“文艺”、“艺术”可以换用。周作人在《人的文学》(1919)中有“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49)。这里的“文艺”等同于“文学”。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1920)中,从艺术角度来讲文学,“文学”、“文艺”、“艺术”不断换用(50)。这三词既可等同又有所差别,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化的中西综合特征。自此以后,在郭沫若、田汉、梁宗岱、穆木天、梁实秋、李健吾、黎烈文、刘大杰等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话语中,在鲁迅、瞿秋白、郭沫若、冯乃超、胡秋原等关于革命文学的话语中,直至从共和国前期到改革开放时代关于“文艺”的话语,这一方式随处可见。

第三,以“文艺学”为书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不断出现,如钱歌川的《文艺概论》(1930),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1957),唐正序、冯宪光《文艺学基础理论》(1988)等。

“文艺”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关键词出现,并以一词三义的灵活性紧随着中国现代文化的演进而流动。然而,“艺术”作为艺术体系的总称依然存在。正如“文艺”一词有着多义性,“艺术”一词在与“文艺”的对照中也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艺术体系的总称,二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三是美术。第三义是由“艺术”一词的历史演变带来的,而第一、第二义的变换则是西方原义和与“文艺”并置而产生的。“文艺”与“艺术”并存和并置而产生的语义变幻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令人遐想,发人深省。

五、时代演进中的文学艺术换位与“文艺”一词的走向

中国现代文化关于艺术体系有两个词:“艺术”和“文艺”。用“艺术”指整个艺术体系时,包括所有艺术门类,这是西方文化的原义;用“文艺”指整个艺术体系时,艺术体系被分为文学与艺术两类。文学被单列出来并成为艺术之首的文艺体系,体现了中国在与世界互动之中的创新。这一创新也体现在中国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中,从清末的学科目录到1997年的学科目录中,艺术皆属文学门类。文学门类强调的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文”,而非西方文化中狭义的文学。艺术属于文学,不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而且是对艺术的抬高。然而,自90年代以来,在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影视上升而文学降位,视觉文化重要性提升,而文学则相对减弱。这一文化上的转变,反映在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上,是艺术学一再要求不能隶属文学,而要自立为艺术学门类。这一要求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2011年终于成功。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语言上讲,艺术学上升为学科门类,会对“文艺”一词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词汇既是现实的反映,又是主体对现实的态度。当初,鲁迅和周作人在表达西方艺术体系时,用的不是“文艺”而是“艺文”。鲁迅在《科学史教篇》(1907)中有“希腊罗马科学之盛,殊不逊于艺文”(51),“一若今之学术艺文”(52)。在《文化偏至论》(1907)中,有“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53)。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9)里有“希腊之化,重在哲理艺文”(54)。西方体系首先是艺术,然后才是作为艺术之一的文学。“艺文”一词在体现对西方艺术体系正确理解的同时,突出了文学的重要。后来虽然“文艺”一词业已形成并被普遍使用,但也用“艺文”一词。如1933年,上海国立音专部分师生成立了“音乐艺文社”,又如1938年延安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只有戏剧、音乐、美术三系,1940年加上文学系,学院因此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上面“艺文”和“艺术文学”的取名,盖因在这两所学校里艺术占多数。如果当今艺术的发展使其地位大大超过文学,曾经短时间出现过的“艺文”和“艺术文学”,会不会真的成为普遍的语用现象呢?

注释:

①如苏俄学人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与电影艺术》(1923)、K.B.皮加诺夫的《文学与造型艺术》(1966)和《文学与音乐》(1976)。

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

③参见张法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7页。

④英语世界文论最初定型为文学批评,20世纪50年代改用文学理论欲一统西方文论,60年代文学理论从美国的几所名校到向外扩张,到80年代成为英语世界的普遍话语。对此,笔者有专文《西方文论:多样命名、内容绞缠、复杂演进》(将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⑤钱歌川20年代留日,回国后出《文艺概论》(1930),可能受日本影响。延安时期,周扬主编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44),1948年编《苏联文艺问题》。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定规定》,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学院各系》,“文艺学”为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的“基本课程”。

⑥关于“art”一词的演化,可参见邢莉、常宁生《美术概念的形成——论西方“艺术”概念的发展和演变》(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

⑦杨适说:“Guthrie,Kirk对它(指)作过研究考证,指出它有多种用法如:说话、言辞、表述、说明、理由、原理、尊敬、声誉;采集、点数、比例、尺度等等。”(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4页)杰米·詹姆斯说:“比例的希腊单词是(逻各斯)。”(杰米·詹姆斯:《天体的音乐——音乐、科学和宇宙自然秩序》,李晓东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⑧参见邢莉《中西“美术”概念及术语比较》,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⑨(11)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9页,第1页。

⑩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1页。

(12)(4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页,第523页。

(13)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14)徐振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1页。

(15)梁鸿选编《礼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6)(1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页,第187页。

(17)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3页。

(1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5页。

(20)参见林晓照《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吕澎《历史上下文中的“美术”和“美术革命”》,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9期。

(21)参见王琢《从美术到艺术——中日艺术概念的形成》,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7期。

(22)《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5页。

(23)《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7页。

(24)(51)(52)(53)《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第25页,第26页,第45页。

(25)(26)(37)(38)叶朗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近代卷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第320页,第340页,第605页。

(27)李心峰主编《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8)见邵琦、孙海燕编《20世纪中国画讨论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吕澂所论与吉川秀雄在《美术概论》(1907)所论“美术”和“艺术”的异同大致相同,也许是受其影响,也许是中日接受西学共同的内在逻辑,只是中国比日本慢一点而已。

(29)《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30)1867年,曾国藩幕僚徐寿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向会办沈宝靖、冯焌光提出“设一便考西学之法,至能中西艺术共相颉颃”的翻译处,好“将西国要书译出”。“艺术”一词,应指各类工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1877)讲西欧各国兴起之时,“艺术相摩而善”。这里“艺术”指的是机器工艺。正如日本接触西学之初,“艺术”一词用于一切技术。室田充美译《经济新说》(1873)第二篇“人类奇巧艺术”是指农术、工匠术、通商术。中村正直《赏罚毁誉论》(1875)告勉少年人要“立大志,各从其才之近处专心学习一学科—艺术,不顾时俗之毁誉,砥砺自己之品行”,这里“艺术”是技艺。福泽谕吉《帝室论》(1882)强调帝室要立足于政治社会之外,成为高尚学问之中心,同时要保存各种艺术,这些艺术有书画、雕刻、剑枪术、马术、弓术、柔术、相扑、游泳、各种礼仪、音乐、能乐、围棋、将棋、插花、茶汤、熏香等,其他木工左宫之术、盆栽植木之术、料理烹饪之术、莳绘涂物之术、织物染绢之术、陶器铜器之术、刀剑锻冶之术等,并说“这些艺术为日本固有之文明”。相关资料可参见林晓照《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吕澎《历史上下文中的“美术”和“美术革命”》;王琢《从美术到艺术——中日艺术概念的形成》;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载《美术研究》2003年第4期;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第五、第六章。

(3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93页。

(32)参见林晓照《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

(33)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548页。

(34)(35)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第196—198页。

(36)(45)吴松等:《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0页,第227、283页。

(39)《鲁迅译文全集》第四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4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

(41)张岱年、敏泽主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三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42)《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43)不仅中国如此,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也如此,高山1895年有《日本民族的特性与文学美术》,其义与梁启超同。

(46)(49)(50)(54)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第36页,第45—46页,第4页。

(47)参见罗明《李叔同文艺审美教育观发微》,载《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8)本文中关于俄语和日语的术语知识受惠于四川外语学院俄语教授朱达秋和湖北大学日语文论教授梁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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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一词的产生、发展及其意义_文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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