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手与稳定的经济增长--从我国的实践看政府的宏观调控_宏观调控论文

看得见的手与稳定的经济增长--从我国的实践看政府的宏观调控_宏观调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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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是各国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在这一过程之中,如何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又恰当地运用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到近年来金融危机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再次受到批判,人们不得不重新认真反思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各国政府不得不借助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挽救经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的历史表明:市场有缺陷,但资源的配置仍要以市场为主体;政府也并非完美无缺,但经济运行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注:萨缪尔森:《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一般说来,当经济比较稳定、经济危机和失业不十分严重的时候,自由主义容易抬头;相反,当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的时候,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主张往往会得到大量的拥护者。搞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宏观调控,二者缺一不可,只是如何努力寻找到“政府解决”和“市场解决”这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

按国内生产总值的口径,从1958~1978年的20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不到5%,而从1978~1997年的近20年的时间内,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近10%,速度翻一倍。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一方面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努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加强宏观调控,不断完善调控手段,提高调控水平。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使我国经济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经济的运行表现为周期性波动。而经济的波动又是与宏观经济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都努力追求经济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中运行,竭力避免脱离均衡增长轨道,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在近20年来,我国经济已经历了3次波动,目前正处于第四次波动之中。这4个周期分别是1978~1984年、1985~1987年、1988~1992年、1993年至今。从前三次周期来看,经济波动的幅度非常明显。一方面,经济年均增长率近10%,另一方面,经济效应低下,更多地依靠生产要素的积累,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货膨胀相伴随。

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这种波动,是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分不开的,在运用扩展和收缩的政策时,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度,政策导向总是呈现一种良性循环:扩展—收缩—扩展。在过度收缩之后急剧扩展,在经济增速和通胀率过高时,又急剧收缩,以“硬着陆”的方式进行,使经济运行遭受严重损失。

1993年以来,中央在制定宏观政策方面一直强调“适度从紧,稳中求进”的方针,压低投资增长率,使之逐步进入适度增长区间;压缩货币供应量,使之进入适度增长区间。适度从紧,并不是全面紧缩,并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在一种比较平稳的态势中推动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一是在总量上,紧缩控制货币与信贷总规模,财政支出总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严格把住货币关和财政预算关,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在此前提下,还要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二是在结构上,有紧有松。该紧的紧该松的适度放松。对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于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对于“泡沫经济部分”,一定要从紧;而对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加强农业、交通通讯、能源以及重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发展,增加有效供给的部分,对于有效益、有市场、有利于培植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则给予支持。

二、运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

自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呈一种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14.2%的高峰,下降到1996年的9.6%,但1997年的GDP增幅仅为8.8%,而且有继续下滑的趋势。虽然这在世界上也算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比较认同的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8~10%。这既是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向好的战略性目标,也是诸多社会关系(如促进就业增长等)趋于协调的重要保证。

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有固定资产投资、国内消费需求以及外贸出口需求3个主要因素。从1998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买方市场已是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我国一般工业品在90年代初就已出现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目前不仅一般工业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产品,也大都供过于求。这些产品从传统的自行车、普通服装,到技术含量稍高的家用空调器、电视机、摩托车。以1996年为例,彩电产量为2100万台,而需求量为1700万台;汽车产量为155万辆,而实际需求量为150万辆左右。由于市场饱和,半数以上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在60%以下,即使如此,许多商品的库存积压仍有增无减,短缺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已基本结束,代之而来的是许多产品的市场趋于饱和,许多行业出现相对过剩。同时,消费需求由于缺少新的消费热点及居民收入增长减缓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难以有过快的增长。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已由1993年最高时的9.5%降至1997年的2.9%,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有减缓的趋势。

再看出口需求。从1997年5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仍在延续,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这次危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据估计,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都会因此而下降至少0.5~1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幅度至少要下降2个百分点,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这次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很大。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后,增强了其出口竞争力,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我国商品出口的竞争力就相对减弱。加上我国的出口商品中一部分与东南亚国家相似,出口也受到不利影响。另外,东南亚也是我国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场,1997年我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的出口为530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29%。而1998年已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出口贸易预计为零增长。1998年以来,居民零售物价及主要生产资料价格继续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物价并非越低越好,对我们这样一个需要经济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国家来说,3%左右的物价指数是比较合理的,负增长既影响居民的及时消费,又影响投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现存结构内大部分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各类投资主体都难以找到能够获得较好效益的投资项目,投资积极性有所减弱。

针对“软着陆”成功以来国内经济运行走势出现的新问题和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宏观调控进行某些措施和力度的调整,完全是必要的。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旧体制惯性尚未根除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把宏观调控措施在力度上的短期调整置于中长期政策之下。

在消费需求和外贸出口需求难以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投资需求。增加投资,一方面可以启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另一方面可以拉动钢铁、建材等生产资料市场。按一般规律,基础设施投资带GDP增长的比率为1:4,即投资1亿元可带动相关产业增加4个亿,而GDP每增加1%,大致可以安排80万个就业岗位,这对于解决好我国目前面临的比较严峻的再就业问题来说,尤为重要。此外,投资的40%可以直接进入消费领域,进一步启动消费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是价值形态的调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针对我国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这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措施。

1997年上半年,我们主要通过银行采取一系列微调措施刺激需求,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连续降低利率,但效果并不明显,消费市场并没有启动,银行储蓄持续增加。据美兰德信息公司对北京居民就1998年7月1日降息后的消费、投资、储蓄心理动向的调查显示,该次降息对居民在银行的现有存款的影响不大,63.9%的居民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因为利率的下调而变动他们在银行的存款。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日益健全的情况下,以往那种“投资饥饿”的软约束扩张机制已明显减弱,银行不可能无限制地贷款,企业不可能再不计效益地盲目投资。中央审时度事,实施了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于1997年6、7月份,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综合运用财政、货币和投资等宏观调控手段,据国家统计局预测,1998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7.8%,接近于年初8%的经济增长目标。

1999年,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不容乐观。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显现,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步履维艰,即使有些国家经济好转,也将加大与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压力。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走势,甚至有再次发生区域性震荡,进而冲击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可能。从国内看,市场需求不振,城乡居民消费意愿不强,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大量生产能力过剩,经济结构矛盾突出,企业经济效益不好,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等等。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中央提出1999年7%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要达到这样一个速度,必须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扩张内需,开拓国内市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把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结合起来,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采用宏观调控政策与手段,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产业结构作支撑,必须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态,经济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又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经济增长越快,产业结构变换率越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续增长,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不断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首先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动是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与1978年相比,1996年第一产业的经济规模仅扩大了25倍,第二产业的规模扩大了76倍,其中工业经济规模扩大了78倍,第三产业的经济规模扩大了63倍,工业、服务业的迅速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次大规模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大增强,粮食生产登上了4500亿公斤的台阶,我国的交通、通信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大幅度增长,缓解了“瓶颈”制约。制造业的发展也取得了新的成效,仅以消费品工业而言,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较大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音响及其他家用电器的生产国之一。同时出口业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以每年平均17.4%的速度增长,1997年的出口额达到16.6亿美元。总之,由于从8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九五”期间,国家出台一系列加大投资力度的政策,我国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结构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多,经济效益差,仍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这些问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目前结构矛盾主要表现为:首先,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与盲目建设。这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也是粗放型经济的突出表现。这种状况造成企业规模不经济,职业化程度低,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的要求,这在汽车、机械、钢铁和石油化工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布局不合理,互补性差,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产品质量差、档次低、成本高、竞争力不强,资源损失浪费惊人,经济素质和效益难以提高。据测算,东部与中部结构相似率为93.5%、中西部结构相似率为97.9%;第三,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严重的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近几年经济增长回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结构升级迟缓。在经济运行矛盾由总量不足转为结构矛盾,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由供给方转为需求方的时候,结构调整没有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因此,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适当扩大投资规模,必须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这次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支撑。从各方面因素判断,机械电子工业的改造提高将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从能源原材料为主转向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产业为主。在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要逐步加大机械电子工业的技术改造投入,增强我国装备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关键在于把立足点放在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上。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日俱增,远远超过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经营工作将会带来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依赖,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50.3%下降为1996年的14.5%,同期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则从49.7%上升为85.5%。但总体水平比较低,多数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比较小。

加强宏观调控,必须加紧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产业技术政策。才能在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我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不高,产品能耗,物耗高,性能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同时,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如机电工业)发展滞后,影响着国内企业开发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能力的提高,制约了产业链条的延伸,使经济增长缺乏后劲。多年来,我国装备进口呈上升趋势,一些耐用消费品在工业技术上一直没有摆脱对国外的依赖,专用材料、关键零部件、元器件也长期依赖进口。因此,技术进步既包括传统产业的设备更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增加投资,一方面要从我国传统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大余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大力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另一方面还应不失时机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提高国民经济总体素质。

我国还处在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市场发育还不充分,不成熟,市场分割现象仍相当严重,市场机制作用还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包括进行市场预测、合理制定规划,完善产业政策、地区布局政策和技术政策等。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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