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视野下的色差运用——以土地革命时期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地革命论文,色差论文,视野论文,时期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1)04-0028-05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自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了争夺对中国革命的主导权，同时也是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共产党开始广泛地使用红色、白色、黄色、灰色、蓝色及绿色等词来表达自己的方针政策。当然，与现在相比，除红色外，其他颜色的象征意义和内涵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从某种角度看，对色差的广泛运用实际上也是中国革命语境下的特殊产物。那么，它的产生在当时语境下究竟有怎样的含义？它的运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涉及较少。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加以研究，力求得出相关结论。
一、缘起
对“色差”的广泛运用，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史上特殊的一幕。它之所以能够兴起，与当时的环境是分不开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时的革命语境；二是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革命”的语境。“革命”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也成为时代的主基调。在这一语境下，国共两党都高调宣传革命并以“革命者”自居，以此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如孙中山指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在兄弟看来，只有革命。”[1](P423)而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即宣布：“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P5)之后，国共两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后来两党分裂，但蒋介石、汪精卫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的不耻行为进行辩解正名。而中共认为，蒋、汪已经背叛革命，要使中国革命得到继续，自己必须独自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有彻底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3](P426-427)随着革命重心的转入农村，“红军”、“红旗”、“红五月”等词开始广泛出现并逐渐成为革命的象征。那么，“红”在这里又该作何理解？1932年4月，《中少共湘赣省委关于红色五月宣传大纲》指出：“五月间的革命纪念特别多，因为工人农民的鲜血在往年五月早已把全世界染红，开辟了无产阶级的血战大道。”[4](P398)换言之，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而血的颜色是红的，因此，“红色”也就成了革命和进步的象征。在中国传统的京剧脸谱中，“红色”多用于描绘忠勇正直的人物形象，与“革命者”的身份并不矛盾。在自我革命化的同时，像“白军”、“白区”、“白色工会”等词则送给了国民党并成为“反革命”的象征。在传统的京剧戏文里，“白脸”也多用于刻画奸佞者的人物形象。因此，用“白色”来表达国民党投降、背叛之意，也就非常贴切了。
“色差”所以被广泛运用，还在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5](P250-251)对于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明确表示赞同，并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2](P7)说到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运用，毛泽东是党内的杰出代表。1925年12月，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全面分析后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6](P9)至此，“敌人”与“朋友”的阵营已是一目了然。此后，共产党对色差的广泛运用，实际上也是为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性贴上不同的标签。对此，李伯钊曾回忆道：“1932年，我们办蓝衫团戏剧学校……蓝衫团主要搞活报，由穿蓝衫而得名。胸前有白红黄黑四种颜色，白色表示反革命，红色表示革命，黄色表示改良派，黑色意示法西斯。一套衣服用四种颜色可以代表不同的人，而且适用简便。”[7](P220)结合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结果，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等颜色几乎可以和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性对号入座了。
当然除革命语境和阶级斗争理论外，落后的农村环境、知识贫乏的革命群众以及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影响等，也都是色差在当时得到广泛运用的重要因素。
二、内容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共产党坚持以“红色”阵营为核心，通过对“白色”、“黄色”、“灰色”和“绿色”等阵营分别动员以达到扩大革命力量的目的。
对于“白色”阵营，党内这一时期的政策始终是一贯的：一是军事斗争。1932年6月27日，“苏区中央局”指示称：“要派得力的干部领导独立师、独立团特别是游击队，去到白区中和敌军后方积极行动，侵蚀并破毁敌人的根基和武力，组织农民暴动，号召并组织白军兵暴，普遍的繁殖新的游击队，发展新苏区。”[8](P241)二是士兵运动，即争取国民党士兵倒戈。1931年4月，中央决议指出：“必须特别加紧白军士兵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白军士兵经过的地方，必须利用传单标语鼓动他们，不打自己的兄弟，想法由当地工农同他们开联欢会，或是利用他们的家属来做宣传鼓动的工作。”[9](P40-41)至于鼓动的口号，则是多种多样。据徐大妹回忆：“白区工作还有一个是做敌军士兵工作，一般是通过俘虏提供线索，再派人去宣传：‘兵不打兵，穷人不打穷人’。宣传苏维埃政策，什么‘苏区每人三亩田，讨老婆不要钱’等等。”[10](P297)三是争取群众。如闽西特委就曾要求：“A.利用亲戚朋友来往机会进行宣传组织的工作。B.附近白色区域的乡村，要派定同志限定时间督促他做进去。C.保存白色区域的干部。暴动时或游击队到时，该干部可和群众一同跑到白色区域内秘密去工作，暴动过后或游击队去后，即设法和赤色区域取联络。D.尽量优待白色区域出来做生意的人及逃亡的人，并向他们宣传。……G.利用妇女做交通送信并打进工作。”[11](P210-211)四是疏通贸易，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除上述工作外，还有统一战线、隐蔽斗争等工作，这里就不做一一的介绍。
至于“黄色”阵营，党内这一时期的政策虽有所反复，但总体上是一致的。早在成立之初，共产党即在纲领中明确要求“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2](P5)在这里，黄色既非古代“高贵、尊严”之象征，亦非当前“色情、低俗、淫秽”之代名词，而是泛指具有改良主义和中间立场之阶级。1927年12月，中央复函陈独秀时指出：“黄色的工会农会的力量，正在于他们的秉承国民党的命令，使工农不要政权，而只要经济上小小改良，……我党只有这样指出这种事实，告诉工农，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能得着改良，如此才能打倒黄色运动。”[12](P29)1929年12月，中央通告再次指出：“在黄色工会中，不仅要坚决的反黄色领袖，并且要反黄色工会，以赤色工会的纲领，来对抗黄色工会的纲领。因此在反黄色工会与黄色领袖斗争中，不应与反国民党分开，只有坚决的在反国民党形势之下，才能坚决群众反黄色领袖的力量，达到驱逐黄色工会的领袖消灭黄色工会的目的，才不致被国民党欺骗。”[13](P516)那么，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在这方面，中共福建省委的做法比较有代表性。它曾指出“在黄色工会中夺取群众的方法：第一，在群众中揭破黄色领袖的欺骗。第二，在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宣传，每个工人支部，每周必须经常的按工人要求定出鼓动口号，并使鼓动口号与宣传口号相联系。第三，在宣传影响扩大之后，就要着手组织群众中干部分子的组织。第四，反对国民党的委派制度，提出工会民主化的口号，工会要工人自己来办、工会一切问题要工人自己解决等等。”[11](P29-30)
至于“灰色”阵营，主要是指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阵营。在革命初期，多指合法或半合法的非斗争性组织。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限制，凡是带有斗争性质的组织往往被查封、禁止。因此，要推动革命的发展，就必须另辟蹊径。1929年6月，中央决议指出：“利用或创造一切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团体，例如体育会、读书班、俱乐部、疾病失业婚丧互助会等在他们的掩护之下工作，发展群众斗争，加强党的政治影响，以加重工会的作用而生长到赤色工会组织，并力争工会公开存在。”[13](P246-247)实际上，这里所提到“体育会”、“读书班”等都是灰色组织。那么，如何利用灰色组织来开展革命？对此，鄂东北苏区联席会议曾提出：“农民对于党信仰薄弱的地方，或者精神情绪消沉、怕斗争的地方，可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智识组织及灰色团体(如重阳会、兄弟会、拳术会、锣鼓会等)，甚至开始的时候，简直可以不提革命二字，俟到团体成立以后，时常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加以土地政纲和政治口号的宣传，遇着农民与豪绅地主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鼓动引起斗争。这样自然可以转变成农民委员会。……争取旧的农民组织，如枪会、兄弟会、拳术会等。首先派人加入或与之接交，一面用上述办法使之逐渐革命化；一面用挑拨手段分化其不良分子。”[14](P73)随着根据地的建立，“灰区”的称呼开始浮出水面，用于涵括赤区与白区之间的区域，也称游击区。党在这一区域的政策先是立足于宣传，之后才着手各项军事政治工作，以达到打破国民党政府封锁苏区的目的。
至于“绿色”阵营，它与红、白、黄、灰等色代表不同阶级的革命性不同，多指土匪或绿林人士。1930年4月，王国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虽不是土匪，其实也戴着‘绿客’的帽子。”[15](P121)在土地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互相指责对方为“匪”，但这只是政治宣传上的需要，实际上与“匪”并无关联。而共产党更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认识得很清楚。他曾告诫部属，“绝不能以旧式打家劫舍之土匪看待。”[16](P122)所以，当时的“绿色”，主要是指国共两党之外的非法农村武装。对于这一群体，共产党最初的策略是争取和利用。1927年8月，中央致信闽南、闽北临时委员会时强调：“土匪运动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影响他，使他能帮助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假使他要反对农民帮助地主，我们要能破坏他，土匪是失业的农民，假使我们的策略好是能够使他帮助农民斗争。”[15](P54)但在中共六大之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六大决议指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17](P242)不过，对土匪的下层群众仍实行争取的政策。1931年4月，中共闽北分区委曾指出：“打入土匪中，实行分化政策。派遣同志去松溪、浦城、建瓯、顺昌等处股匪中，建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消灭其不好领袖，发动群众斗争，改造士兵成份，逐渐的转变为红军。”[15](P288)
除上述颜色外，还有一个蓝色。它与绿色一样，也代表固定的人群，即普通劳动者。之所以称之为“蓝色”，其中亦有着浓厚的苏联色彩。据李伯钊回忆：“开始剧团叫‘蓝衫团’，学校叫蓝衫团学校，这是受苏联的影响，那时工人、农民、劳动人民穿蓝衫的很多，所以叫这个名字。”[18](P75)由于“蓝色”出现的频率不多，且多在舞台上出现。这里，就不作具体分析。
三、意义
色差的广泛运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一幕。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下，它某种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是有利于简化群众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过程。当时的苏区，多是中国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区域。像湘鄂赣苏区，“农民同志文化程度太低，尤其是江西修、铜、万、宜，简直还带一点原始状态，部落思想非常之重。”[19](P75)而在鄂豫皖苏区，“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黄安县青壮年中，文盲占95％，适龄儿童很少有上学的。”[20](P20)这一状况的存在，是不利于革命动员的。对此，涂振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村中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落，所以在支部教育上，是很困难。如在讨论上海事变，有的说：‘上海事变，是上海兵变’；或者说：‘日本人变到中国来’。”[15](P496)我们知道，农村的革命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党员和群众的素质。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博大精深，这就远远超出了群众的理解能力。因此，要加深群众对革命的理解，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像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就被简化为“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21](P46)。在江西宁都，当时有条标语是这样写的：“万户欠我钱，千户安心眠，穷人跟我走，打土豪分田！”[22](P57)运用色差来划分各阶级的革命性，不仅仅通俗易懂，而且也符合农民群众的潜在意识。因为，对红色、白色、黄色等阶层的划分本身并没有严格的科学界定，各阶级的革命性不过是遵行“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23](P75)的简单逻辑，但这一逻辑却较好地适应了当时农民心目中“为富不仁”的传统观念和“穷则思变”的心理。事实上，由于农民与地主间的内在紧张，其内在的不满和潜在的阶级意识在上述宣传后比较容易在短期内从主观上被激发，并自觉不自觉地以集体的行动表现出对革命的支持。
二是有利于群众正确判断敌友关系。前文提及，色差本身就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反映。通过对色差的宣传，广大群众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目了然。在革命过程中，白色、黄色、绿色阵营的领袖及其帮凶自然被打入“另册”，并成为革命群众的阶级敌人。通过对色差的运用，共产党不仅将暴力方式的革命描绘为历史的必然，而且将国民党政府与剥削阶级的利益捏合成一个整体，并将其置于红色阵营的对立面，从而在苏区逐渐形成了一个阵营分明的“敌人”与“朋友”的阶级对立。在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围剿”期间，大批外逃的土豪劣绅往往尾随“围剿”军返回苏区。为了弥补自己在土地革命中的损失，他们大多采取割禾、洗劫财物以及牵牛等行动，并剥夺革命群众在土地革命中的既得利益。这样，不仅进一步将农民的利益与共产党的革命紧紧地绑在一起，而且反过来验证了色差划分的正确性。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中指出：“以往中国苏维埃与国民政府的战争，在共党的宣传中，完全是个阶级战争，是工农阶级和地主资本家的战争。国民政府以往剿共的政策就给了这种宣传顶好的证据。以往官军是与所谓乡绅—就是地主合作的。官军依乡绅为向导。官军收复一区之后，乡绅就假官军的威风来图报复，来收回土地。乡绅旧日的私敌概成为共党的巨魁；别人的土地也可指为乡绅的旧产。白色恐怖反过于赤色恐怖。”[24](P7)这样，苏区内部就形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一个是以共产党为领导有工农群众支持的红色阵营；另一个是以国民党为领导有地主豪绅等支持的白色阵营。这种简化，事实上有利于群众对敌友关系的辨别。
三是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目标建设。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动员群众，不断地将国统区变为根据地。1932年10月，湘赣苏区决议指出：“在已有白区工作基础的地方，特别是湘南白区的党，要立即进行党的改造，坚决洗刷动摇、悲观的机会主义份子，坚决从斗争中吸收大批雇农工人贫农入党，发展新的基础。”[25](P29-30)对于“黄色”阵营，中央指出：“赤色工会应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反对派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目的绝不是占领黄色工会的机关，绝不是单纯的反对工会驱逐几个黄色领袖，而是争取在黄色工会中的广大的会员群众。”[26](P90)对于“灰色”阵营，湘鄂赣省指出：“注意利用济难会、兄弟团、体育会、反帝大同盟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在白色区域或灰色区域争取群众，团结广大的群众于党的周围。并须随时注意发动斗争，以推动群众组织的发展。”[19](P182)由上可见，共产党的策略是以群众动员为中心，对白色、黄色、灰色阵营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壮大红色阵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下，“红色”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革命和进步的象征。而以扩大“红色区域”为中心目标，则有利于群众动员。对此，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霍弗曾指出：“在一个深受‘进步’观念浸染的社会，这种吸引力特别强烈。这是因为进步的观念会把‘明天’放大。”[27](P30)运用色差来凸显革命的中心目标，其积极意义已是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对色差的广泛运用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也较好地满足了残酷战争环境下的动员需要。虽然，除红色外，其他颜色的象征意义和当代相比已是大相径庭，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策略、目标建设以及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理解等，不仅有着时代的特色，也有较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