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天使与被禁闭的疯女人——《啼笑因缘》中沈凤喜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因缘论文,疯女人论文,形象论文,物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2×(2001)01-0065-05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欧美国家的一种西方文艺批评思潮，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到文学领域里的产物。它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文学传统，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强调追求女性的价值、尊严与独立；它发现了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它声讨了男权主义传统对女性创作的压抑，第一次对几千年来以男权制为中心的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覆。女权主义批评在80年代传入我国，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头。它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女作家的作品上。其实，分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正如中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锦华所说：“真正的女权主义文学和艺术批评，重要的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用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的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观点引发下，所有的作品都是我们批评的对象，特别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更是我们批评的对象，甚至包括一些通俗作品都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实际上，女权主义批评可以对一切作品进行分析。”[1]下面笔者试以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来解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出身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大鼓世人家庭，在当时的社会里，她是一个赤贫无产者。她的独特之处是偏偏生有令男人神魂颠倒、渴望据为己有的女人的“花容月貌”，而这正铸就了她命运的急剧起伏的变化。在沈凤喜人生的前后两个阶段，她分别扮演了“天使”与“疯妇”两个不同的角色，而这正是樊家树、刘德柱两人作为两性性别对峙中的男性完成了对作为第二性——女性角色的认同与转换。
撇开樊家树、刘德柱这两个人物的政治、文化、道德内涵不谈，我们先着眼于他们与女性对立的男性共同点上。两者对沈凤喜“天使”形象的认同与界定都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樊家树在初次相识沈凤喜时，一下子就被沈的少女青春魅力所迷住：“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虽然十分寒素，自是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看的人。”樊家树在当时的社会里算得上是高高在上的，樊沈之间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悬殊极大，然而是什么使沈凤喜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樊家树的心、并且使樊家树摒弃一切世俗利害关系而死心塌地爱上她呢？答案正如上面所说，沈凤喜的“色”是维持两人爱情的唯一纽带。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双方爱好、兴趣、文化层次、精神情感等和谐一致的基础之上的。保加利亚伦理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把产生的爱情“吸引力”因素分为五个层次，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五：社会特征（阶层、阶级等属性）；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思想和世界观的信仰；道德准则和价值体系；审美价值体系；智力水平、文化程度；天分、教养、日常社会交往的举止、服饰、外表”[2]。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文化精神层次的门当户对原则更具备相当的合理性。用此观点来分析樊沈的爱情实质，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份爱情致命的缺陷：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没有相互的理解作为基础，而缺乏精神文化共振的爱情必定是飘浮无根的空中楼阁。（沈凤喜后来与刘德柱结合，也有一方面是沈的原因。）樊家树到北京来投考，而后在一高等学府接受了许多的新思想新观念。而沈凤喜经济地位低下，没有进过学堂，只“稍微认识几个字”，文化层次差异使她无法和樊家树在内在精神层次上取得沟通，这种无形的裂痕注定在以后的爱情发展过程中产生负面影响。樊沈产生爱情的出发点是绝不相同的，车晓勤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动机理论）分析樊沈之间爱情的实质，他认为：“导致樊家树沈凤喜之间爱情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俩对爱情的需求不同……樊家树迷恋的是沈凤喜的朴实、清秀的自然美，而沈凤喜及其家人惊喜的是樊家树慷慨解囊的金钱……一个爱自然美，一个爱铜臭钱。”[3]此说言之有理。樊家树后期用钱供沈凤喜上学是潜意识里觉得沈凤喜的文化层次太低，那股清纯之色缺乏相应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刘德柱倒无所谓），也就满足不了男人潜意识里膨胀的虚荣心。中国传统的“士”（才子）理想中的女子应才貌双全，既貌美绝伦，又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样样略通一二；既可了却男人红袖添香伴读书的心愿，又可满足其占有秀色的欲望。樊家树自然不能排除此列，他心想：“这女子实在可人意，只可惜出在这唱大鼓书的人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温柔之间总不免有点放荡的样子。”“等她上学之后，再加上一点文明气象，就越发的好了。”他的表面动机是为沈凤喜着想，实际上他的潜在动机是使他所嗜好的“色”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以期显得更体面光彩一些。总之，樊家树产生及追求这份爱情的心理动机是建立在他对沈凤喜“色”的欣赏与占有的基础上，当然也不排除樊家树本身也有急公好义、救危济难的无私品格。
刘德柱对沈凤喜的“爱情”（甚至不能称之为爱情）实质就使人一眼能看穿。刘德柱对沈凤喜的着迷及霸占更是赤裸裸地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他第一次见到沈凤喜时，“……早是浑身的汗毛管向上一翻，酥麻了一阵，不料平空走出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来……”刘德柱和樊家树一样，对沈凤喜几乎是一见钟情，一见心动。所不同的是，樊的慕“色”套上一层对少女清纯之美渴望的诗情画意。樊平民化了的大少爷的身份，樊沈所谓郎才女貌的相配，两人年龄的相当，及张恨水对笔下人物的褒贬导向，使读者把同情宽容的目光投向了樊家树。刘德柱对沈凤喜“色”的霸占完全撒破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他不像樊家树那样一点一点地投资，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及金钱轻易地霸占了沈凤喜。正如小说中写道的：“刘将军道：‘有主儿要什么紧，漫说没出门，还是人家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而后又投其所好地选择了金钱这种手段来笼络沈凤喜及其一家人（当然还有强制的手段）。他的财产数额是樊家树只能望其项背的。在刘德柱兼施各种软硬手段之后，沈凤喜欣然接过了刘德柱的家私账本，从肉体到精神被她人生中的第二个男人所俘虏。
在樊和刘的眼里，沈是一个天使，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樊家树虽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大少爷，却始终看不惯表嫂何丽娜华贵、奢侈、铺张的生活作风，也不欣赏秀姑那老老实实的样子，而对沈凤喜的清纯、淡雅的女性之色深深沉醉。刘德柱的需要显得更赤裸裸更动物化一些。两人一旦有了这种需要，就欲将之付诸实际。这时，沈凤喜在他们的眼里不再是一个有独立的尊严、价值、情感与意志的人，而是一个男人能轻易得到的天使般的“物品”。沈作为一个悲剧性别角色注定无法逃避这一被占有被操纵的命运。当这两个男人如愿得到这个“物品”，就一方面怜惜爱护这个物品，另一方面挥霍无度地使用摧残这个“物品”。其中，樊多怜惜，刘多摧残，但两者的共通点是建立在对“物品”赏玩的态度之上。樊送沈上学，花钱帮沈家把旧屋装饰一新，每月供给沈家五十块钱的家用，给沈买手表、两截式高跟鞋、白纺绸围巾、自来水笔、玳瑁边眼镜、金戒指等，不能说他对沈没有感情，但是潜在动机还是建立在樊觉得沈这件“物品”可赏玩的认识上。他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使这件“物品”更加赏心悦目，更加符合他的审美标准，更符合他对女人这件“物品”的构思与想象。樊自始至终都珍爱这件“物品”，一直到沈被刘霸占之后，樊还是念念不忘。如果说沈这件“物品”在与樊的关系中还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那么在刘那里，沈是被更彻底地“物品”化了。在沈被霸占的初始阶段，刘对这件中意的“物品”倒是十分怜惜的，他让沈锦衣玉食、仆役服侍，其豪华奢侈是沈以前所不敢想象的。刘这种炫富式的疼爱无非是让这件“物品”更大程度地归顺于自己。刘想使沈象个温驯的金丝鸟，仅仅在自己所圈定的金丝笼里走动，以其小巧可人的清媚来讨得金丝笼主人的欢心。当这只金丝鸟稍有出格不安份之举，就有被逐被抽打被消灭的危险。既然这样，那么，当沈与樊的秘密会见被刘得知之后，沈这件可任意处置的“物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们再谈谈樊家树、刘德柱这两个男性人物对沈凤喜疯妇角色的认同与界定上。美国女学者吉尔伯特和古巴尔合写的女权主义批评经典名作《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一章里，评述了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她们认为，关在大庄园顶楼里那个蓬头垢面、形同野兽的疯子伯莎·梅森其实就是简，这两个表面对立的人物其实就是一个形象的两个侧面。吉尔伯特和古巴尔从多方面论述了简和伯莎的关系。她们从书中意象、事件、情景、词语的前后照应与互相渗透来找出两者之间的各种联结点。她们认为，《简·爱》的中心故事不是关于简和罗彻斯特的爱情，而是“简与伯莎相逢遇相认知并相冲突的过程”。[4]伯莎的每次出现都是简感到愤怒或必须压抑愤怒的时候。例如，简梦到过桑菲尔德的毁灭，照吉尔伯特和古巴尔的说法：“桑菲尔德是罗彻斯特权力的象征，是简的被奴役地位的象征，简摧毁这大宅的潜在愿望，后来由伯莎付诸实施[4]。”伯莎所做的一切，正是简无意识中想做的事。综观《阁楼上的疯女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简是个追求女性独立价值的女子，她自幼便对男权社会的压迫本质有一种高度的直觉，而这正形成了她沉重的思想负担。于是，她感到窒息，以至被折磨得快要发疯，胸中有股怒火在猛烈燃烧，而疯狂的伯莎一次次替简把不可遏制的反抗怒火猛烈烧向这禁锢压迫女子的男权社会。总之，每个温顺、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狂癫的影子。吉尔伯特和古巴尔把囚禁在阁楼上的伯莎拖到前台，置于聚光灯下，意在抨击传统的男权文化对妇女的精神毒害和摧残，并揭示妇女身上被压制、被异化的一面：她们超常的痛苦与愤怒。
我们再回到《啼笑因缘》。当沈凤喜这件“物品”突然在刘德柱的眼里不再有赏心悦目的新鲜感时，也就是说刘玩腻了这件“物品”时，它就随时有被弃置的危险。事情起因于沈寻盟旧地和樊了结旧情，遭到刘的无情蹂躏和毒打。他在疯狂地摧残这件本要对他俯首贴耳的可远观亦可亵玩的“物品”时，何曾有半丝怜惜？我们且看小说的描述：“这里秀姑看凤喜身上，左一条红痕，右一条红痕，身上犹如画的红网一样。”沈的遭遇可令我们联想到《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伯莎是男权社会中金钱交易和资产阶级婚姻契约制度的牺牲品，罗彻斯特父亲为了把全部财产留给罗彻斯特的哥哥，就给他找个愿出3万英磅嫁资的小姐伯莎·梅森。在这场没有任何爱情的婚姻中，受害者只能是作为第二性的伯莎·帕森。而沈凤喜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财产化、物品化牺牲品。在男权社会中，女子是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的。沈在刘一顿惨无人道的鞭打下，在刘公馆那样阴森可怕的环境里，变成了男人眼中的“疯妇”。男彻斯特把疯了的伯莎·梅森禁闭在庄园的第三层阁楼上，刘干脆把致疯的沈送到医院就了事，然后又迫不及待地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件他中意的“物品”——关秀姑，然而，他在攫取关秀姑的过程中，却令人惊异地丢掉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关秀姑似乎不是刘能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物品”了。在反抗男人操纵女人这一点上，关秀姑似乎充溢了女人所独具的活生生的生命力。她作为几千年来一直被歧视被压迫的第二性，不再扮演沈凤喜、雅琴那样甘愿充当男人玩物的角色，更不是沈大娘那样沦为男权主义的符号，她深深同情凤喜悲惨不幸的命运，把熊熊的怒火燃向扼杀摧残女性的男权主义的集中代表——刘德柱，高度蔑视刘可能给她带来的沈凤喜及旧社会许多女子所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在《啼笑因缘》中所描写的男权社会里，她是一个唯一张扬女性生命力、活得醋畅淋漓的女子。但是，真正女性所具备的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等意识的缺乏，使关秀姑的反抗带上了很大的狭隘性与局囿性，其反抗更大程度地建立在除暴安良、济危救难的层面上，很难自觉地上升到有意识地对男权社会彻底颠覆与反叛。沈致疯之后，从病理上说患的是一种精神病，沈的种种症候（例如胡言乱语等）无不和精神病的症候有着对应关系。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就更明白潜意识和神经病症候的关系了。原来不仅症候的意义总是潜意识的，而且症候和潜意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互相代替的关系，而症候的存在只是这个潜意识活动的结果……我们每遇到一个症候，便可断定病人内心有某种潜意识的活动，包含着症候的意义。反过来说，这个意识必先为潜意识，然后症候才能发生，症候不产生于意识的历程，只要潜意识的历程一旦成为意识的，症候必将随之而消灭。”[5]沈凤喜被致疯之后，她的潜意识其实展示了一个脱离男权文化囚制的女性灵魂深处最真实最自然的女性独有的愿望和欲求。这里我们再运用一下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弗氏认为：人的意识可分为三层：上层为意识，中层为潜意识，底层为无意识。一个观念的意识转瞬即逝，但消逝了的观念一旦需要时可再次进入意识，这便是随时可召回或浮现到意识中的潜意识，无意识则因其内容被意识反对，所以它一欲出现，就遭到意识的抑制，被压抑下去而摒弃于意识领域之外，无意识虽隐而不现，却是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依据这个理论，我们再进行文本分析。在沈被刘霸占之后致疯之前，沈的一言一行及她的意识都无不禁锢在男权文化所允许的范围内。她全部意识是如何讨得刘的欢心与宠爱，臣服于刘，甘心做一个任他赏玩的“物品”，就连无辜被毒打，心中想的还是自己的不对，竭力为刘着想：“我现在不是决计跟着你过吗？……我想我是姓刘的人啦……我不肯让他到我家里去，就是为了不让他沾着……”，这正显示了沈受男权文化毒害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此时，沈潜意识或无意识里对男权社会及其文化的仇恨与反叛只能深深潜藏隐匿起来。等到沈疯了之后，她的正常的心理结构层次被打乱，潜意识与无意识浮出，沈脱离了男权文化囚禁后的另一真实的灵魂自我侧面展示出来。沈疯了之后唯一念念不忘的是樊家树，每次见到生人的时候口中都叫樊大爷，这种潜意识只有在沈致疯之后才有可能显露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沈骨子和灵魂里的对樊的一往情深。樊的济危救难、温厚、善良与关爱毕竟是她难以忘怀的。可是，自从她被刘霸占之后，在强大的男权文化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面前，这只能是份不能拨云见日的潜意识。总之，沈的这个潜意识的显现是沈对男权社会“从一而终”观念一次曲折的颠覆与反叛。沈还有更令人惊骇的无意识，按照沈的心理逻辑推理，沈可能想把刘杀掉而解心头之恨。（这个无意识太可怕了，张恨水还没挖掘到这方面深层次的心理内容。）沈一生的幸福都被刘无情毁灭，女性的尊严、独立、自我价值等被刘蹂躏殆尽。当沈一旦抛开男权文化制约的（显）意识，进入无意识领域，沈就无理由不想把刘杀掉。但是她由于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将刘杀掉，怎么办呢？于是，这儿我们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正如伯莎是简自我的一个侧面，关秀姑也就是沈凤喜自我的一个侧面。她的某些特定行为和处于无意识状态下的沈凤喜存在某种对应关系。通观《啼笑因缘》，沈和关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两个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一与母相依为命，一与父相依为命；一是以唱大鼓书为生，一是以卖武为生；两人（家）都得到樊的雪中送炭似的帮助；两人都青春貌美；两人都爱樊家树；两人都出现在刘的公馆里……正如《简·爱》中，伯莎在简需要的时候出现，简想摧毁权力象征的桑菲尔德庄园，伯莎就一把火将之烧毁。沈无意识里想把刘杀掉，于是关秀姑就来个“山寺除奸”，除掉刘德柱，代替沈泄出了怒火，满足了沈无意识的心愿。由此可知，唯有在无意识层面里，沈和关才可能站在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男权制社会及文化的对立面上，以女性的独立姿态，把愤怒的报仇血恨之火烧向积孽深重的男性，去践踏男人、蹂躏男人、杀戳男人，女性也在这里高扬了自己。但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女性生命力的张扬仅仅出现在沈凤喜疯了之后的无意识状态下，而不能贯穿她的一生。
沈凤喜悲剧性的一生是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统治下无数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透视沈我们了解到女性在男权桎梏下哀戚的面容、痛苦的呻吟、惨绝的呼号、被男人辗转赏玩的无奈之甘、随时惨遭弃置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男权统治的势力太强大了，男权文化的渗透力与毒杀力太可怕了，它能麻痹在男权主义牢狱中的从古至今无数女性的意识，使她们乐意把头伸进男权主义的枷索，心甘情愿地枯萎了自己鲜活的生命，泯灭和扼杀自己的女性独立、平等、自尊与自由等意识……沈凤喜基本上属于这类女性。同时，我们又能看到，在男权主义一统天下的社会里，毕竟还有在无边的黑暗中反抗男权和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微熹。前者如沈凤喜人生后期的无意识反抗，后者如《啼笑因缘》中另一重要人物何丽娜。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虽然她价值的实现对象依然是男人，然而，她所受的现代教育，她不受别人左右的独立价值观（例如她拒绝了另一个比樊家树权势显赫的年轻军官沈国英的求爱），她的执着追求等都使她和沈凤喜、关秀姑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由于篇幅关系，这一点就不详论了。张恨水用他特有的通俗小说笔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独特的男权社会的“女性真象图”，他没有明确指出女性寻求出路的自我解放途径，对此我们是不能苛责的。张恨水独特的贡献是提供给我们一个从男性角度观照女性、并进而观照整个传统社会男女两性关系的机会，让我们理解女性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触发和诱导我们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女性生存状态，寻找女性自我解放之路，消弥两性差别，进入两性平等的理想社会。在这一点上，张恨水作出的努力不容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