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婷婷[1]2011年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浪潮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全球爆发了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10年代的美国次贷危机等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危机的阴霾,令人们倾向于将“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与“金融国际化”直接挂钩。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维护作为世界性经济难题,受到了各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中国,虽然自2001年底入世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迅速提速,但却从未爆发过金融危机,金融业反而因对外开放提升了运行效率。中国的现实,仿佛又在暗示我们,积极参与到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才能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金融安全。国内外这些相悖的事实,引发了本文对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二者关系的思考：第一,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对一国金融安全而言,产生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若是正(或负)效应,那么产生这种正(或负)效应的作用路径是什么?第二,一国不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是否就不存在金融安全问题?如果仍然存在,那么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的不同条件下,金融安全问题的表现特征有何差异?第三,二者之间的关系与金融国际化推进国的国家类型和形态是否有关(即是否具有国别效应)?第四,二者间的关系是否与金融国际化的推进阶段有关(即是否具有时变效应)?第五,就中国而言,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总体影响是净的正效应,还是净的负效应,二者关系有何特征?第六,未来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地获得净的正效应?应重点关注哪些因素?基于这六个核心问题的引导,本文的研究欲采用下述思路逐层推进：首先,界定金融国际化、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探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金融安全问题,并分析前者正、负向作用于后者的路径,以厘清其内在机理；然后,基于美、韩两国的案例,分析其各自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较其共性和差异性,以总结出有益于中国的政策启示；接着,以中国为样本,研究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与特征；随后,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划分阶段,并分析每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中国金融国际化未来的宏观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并初步设计出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模式、次序和方向。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将研究分为理论、案例、实证、政策分析四大篇,各篇具体的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结论如下：第一、二章是理论分析篇。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且理清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下,为全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重点想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核心问题。本篇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1.从国别视角,定义了金融国际化。其核心内涵是“两个经济体之间金融融合的双向过程与状态”,主要表现为资本运动、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货币的国际化。其中,货币国际化是大国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最高层级。2.基于金融国际化的视角,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安全。同时,厘清了个体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四者之间逐层递进的关系。3.回顾了国内外有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视角、方法上存在的研究倾向与不足,以此找寻到了本文的研究切入点。4.从金融国际化的表现维度入手,分析了资本运动国际化等七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并较系统地梳理出金融国际化正、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路径。正向作用路径主要有助推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弱化制度落差三大路径。负向作用路径主要有资本外逃、增加外源性风险导入渠道、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国际监管套利、监管与金融国际化进程错配、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特里芬难题、货币国际化进程逆转引发国内通胀等多重路径。同时,指出大、小国在各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大国在货币政策协调、监管国际协作、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小国突出；小国主要面临的是资本运动、金融机构、业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隐患问题。5.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的关系。指出,虽然同时存在金融国际化正、负向影响金融安全的渠道,但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国际化并没有必然联系。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情况下,一国都可能存在金融安全隐患,甚至爆发危机。只是两种情况下,金融安全问题表现出的特征有所差异。因此,不能因为爆发金融危机,就因噎废食,中止金融国际化进程。一味地“闭关锁国”,反而容易使一国金融系统中已经出现的金融风险,暂时隐匿并囤积起来,从而得不到及时释放,而一旦遭遇冲击,便易引发危机。第三章是案例分析篇。本章想重点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异同,总结出值得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借鉴的共性与差异性启示。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选取美国、韩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国,梳理了各自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发现,伴随着资本运动国际化的美元国际化启动于20世纪初期,而美国其他维度的金融国际化则集中发端于1960年代末期。其采用的推进模式是,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美元国际化,并以美元国际化带动金融业务、机构、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而韩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发端于1980年代的利率管制的放松,随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国际化进程陆续启动,并于1990年代提速了资本运动国际化进程,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进而以此为契机,开启了韩元国际化进程。2.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二者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金融国际化具有“松-紧-松”螺旋式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然演进特征,与韩国在政府主导下赶超式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有着本质不同。一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的初始目的不同,所以立场不同；二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起始点不同,从而开放的受益情况不同；三是美韩两国大、小国的不同国家形态决定了其开放策略的不同；四是美韩两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国情决定了其金融国际化各维度推进的先后次序不同。3.阐释了美韩两国各自在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危机问题,并总结出几点启示。共性启示有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是—国推行金融国际化战略的首要条件；奉行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丧失了调控、干预的作用和功能,相反地,政府应主动、适时地调整金融国际化的推进进度；超越监管边界的金融创新必将带来风险的集聚；放松金融管制与强化金融监管并举,不断修正、改进、更新监管方式方法,动态地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使其能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的进度相匹配。差异性启示有二：其一,美国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国际化进程是一种“松-紧-松”式的螺旋循环。这种具有自然演进特征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往往伴随金融危机的产生,这要求我们关注金融制度建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合理边界,并能有效地对虚拟经济予以管理,保持社会信用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适当比例。能否对虚拟经济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影响政府宏观调控和危机救助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二,韩国作为与美国不同的赶超型国家,其经验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合理次序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须以政府主导为主,具备计划性、渐进性的特点；一旦危机爆发,采用政府干预、激进型、彻底性的金融改革方案,能更快地走出危机困境。4.基于美国和韩国,分别具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类别和大国、小国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其实施的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到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关系具有“国别效应”的结论。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探寻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二者之间在长、短期内存在的数量关系及其特征,从而为现有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来自中国样本的证据。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三个部分的工作：1.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一,运用经济指标法,利用包含官方外汇储备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度量了中国的“广义金融开放度”；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构建了能较全面刻画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子进程的“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沿用法规描述指标法的思想,对各指标进行赋值,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样本数据提取主成分,从而构建出综合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CFII)。进一步地,通过分析该指数在[1979,2010]区间段上曲线斜率、趋势与波幅的变动情况,全面描绘出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在入世前后的变化特征。2.对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环境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中国微观、中观、宏观金融安全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国1982-2009年间的宏观金融安全状况。通过对由此合成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CFSI)的走势予以分析,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二：(1)随着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内源性危机(外源性危机)爆发的概率分别会降低(增加)；(2)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具有时变效应。二者间的关系会随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在金融国际化初始阶段,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负向影响效应通常会起主导作用,使得二者呈现负向关系；在中后期,正向影响效应往往会起主导作用,从而令二者间呈现正向关系。3.对量化研究得到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实施了计量经济学分析。将CFII和CFSI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引入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中,对二者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内CFII与CFS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内二者间存在误差修正关系。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t时刻二者之间均呈现出正向的数量关系；(2)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每变动1%,CFSI将平均同向变动18.05个基点；从短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增长率每变动一个单位,CFSI波幅将平均同向变动15.26个基点,而当CFSI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49的调整力度把这种短期波动导致的非均衡状态,反向拉回至长期的稳定状态。第五章是政策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六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以期尽可能地发挥金融国际化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状态的正向作用。为此,本章进行了四个部分的工作：1.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回顾了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分析了各维度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表明：(1)虽然自入世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对应的国际化程度均从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但不同维度的国际化程度却有着非一致性变化。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最高,业务次之；金融监管国际化程度虽稳步提升,但仍略滞后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货币政策国际化进程因1993、1994年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显著提速,这种相对于其他维度的领先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而此后,该子进程推进得相对平稳；资本运动的国际化程度,随经常账户的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而逐渐提升,但其推进进度相对于前述五个维度,更为审慎；人民币国际化在入世前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而自次贷危机以来却显著提速,更在2009-2010年一举超越了其他六个维度的国际化程度；(2)每个维度包含的各子国际化进程呈现出非对称的发展格局。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例,其虽自2008年以来显著提速,然而“重贸易、轻金融”的问题依旧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进程远远领先于金融进程,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发展状态。2.结合CFIl在不同时间段中斜率与数值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历史的回顾,将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划分为了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金融抑制阶段(1979-1991)、金融运行机制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阶段(1992-2000)、走向金融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2001-2005)和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阶段(2006年至今)。3.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未来金融国际化的宏观发展方向予以了展望。一是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化演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制度落差,以降低被风险转移、危机转嫁的可能性；二是要借后危机时代世界金融格局变革之机,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以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三是要突破原有局部性思维模式,转货币政策决策的一国视角为全球视角,加强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协作,并根据自身与其他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国的经济融合度,确定选用规则性还是相机性政策协调模式；四是要在动态修正自身金融监管框架的基础上,强化在监管细节方面的国际合作,强调国际联合监管的及时性与实效性,将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落到实处；五是要把握国际监管的演进趋势,及时将监管模式、方法、技术的最新变化吸纳到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以各种监管模式、方法、手段并举的方式,构筑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防线。4.结合美韩两国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的经验、启示与中国金融国际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推进次序、方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可采取“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以货币政策国际化为先导者,以金融机构、业务、市场、资本运动国际化为助推者,以金融监管国际化为并行者”+“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联动、共振”的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即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中国金融国际化的终极目标,需要首先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金融国际化创造利益驱动源,并通过逐一推进金融机构、业务、市场国际化与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借四维度之合力,为人民币搭建起“走得出、留得住、流得回”的循环途径,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由于前述六个维度的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及时的更新与修正,以实现相互间的动态匹配,因此需要将金融监管国际化作为其余国际化维度的并行者；另外,一国金融要实现国际化需要充足的原始动力源,因此单一从金融领域出发,促进某一个或几个子维度的国际化进程,不足以持续性地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必须从实体经济领域寻找动力源,即应以实体企业的海外扩张带动金融企业“走出去”,以发挥实体企业国际化与金融企业国际化之间的联动效应,最终实现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共振的目标。本文可能有的贡献之处如下：1.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金融国际化七个表现维度下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及其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一般路径,与此同时,基于金融开放性收益,提出了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一国金融安全的三个主要路径。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分门别类地梳理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子进程中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具有的“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其三,初步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探讨了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金融国际化终极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应如何通过其他维度的国际化,辅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推进的先后顺序、主次关系应如何安排?每个维度应重点推进的方向是什么?2.实证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首次比较系统地测度了中国在1979～2010年间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大小与变化趋势。在对金融国际化的量化研究中指出,金融国际化是个多维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开放度,因此,在量化其程度时需要从其表现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界定。本部分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全面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法规描述指标法予以了一定修正,弱化了事件赋值的主观性；三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可用于纵向比较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由此创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时序数据库”,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动态演进的视角,分宏观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三个层面,构建了宏、中、微观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现有研究的主要差异在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强调是在金融开放条件而非封闭条件下,并且突出是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动态而非静态地考察金融安全状况),从而指标选择与设计的侧重不同,以此反映中国金融国际化加速进程中金融安全状况的动态变化特征。其三,基于包含相关系数与交叉系数在内的相关性检验、正态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异方差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与建模手段,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较全面地刻画了二者长、短期关系具有的数量特征。
林静[2]2000年在《论开放经济下的金融风险》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格局。各国纷纷解除金融限制，开放金融市场，以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但在开放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要面对风险。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中国的金融业也面临着对外开放的问题，在开放过程中，也面临着收益与风险的选择。 本篇论文立足于开放经济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首先从理论上对金融体系内在的缺陷及政策选择进行分析，进而具体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与传导机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的规律性总结，结合我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和自身特性，对业已存在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加以分析。最后提出建立金融安全网、构建风险预警系统，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分析开放经济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成因及传导机制，第二章分析我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第三章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网与风险预警系统。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数理模型与客观实例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信息经济学等新的角度对金融风险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宏观经济数量指标进行分析，以求得出适用于我国的结论。
张喜玲[3]2006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我国银行监管的思考》文中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尤其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银行监管职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从单纯的合规性稽核监管到目前以防范金融风险为核心的审慎性监管,标志着我国的银行监管正逐步走向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我国自2001年12月11日起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成员,享有WTO的基本权利,同时承担与之相适应的义务。我国政府承诺在2006年底按照WTO的规则全面放开国内市场。这意味着我国银行业也要在短时间内全面开放,届时中资银行必然面临空前的机遇和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同时面对国际规则以及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这就要求银行监管更有效地担负起提高银行业运行的效率和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的重任,以促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银行监管正日益表现出独立性,反映了银行监管职能在既定的监管目标和监管环境下的作用程度和能力大小。这些年来,我国经济金融理论界对银行监管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种种探讨,并且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然而当前面临金融经济的全面开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银行监管理论及实证的分析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我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能力与监管水平也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因此,如何正视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监管的现状与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应对开放经济提高监管部门监管水平、促进国内银行业长期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全面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工作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适应现代银行业发展要求,且与国际金融业监管惯例和规则接轨的现代银行业监管模式和监管理念。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入手,对开放经济与银行安全、我国经济开放过程中的银行风险的关系以及银行监管的动因加以分析。第一节指出国外理论界学者专家对开放经济的概念界定,以及开放经济对银行安
穆春荣[4]2007年在《论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家安全威胁多样化日趋明显。金融安全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的枢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笔者结合金融学、国防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理论,深入阐述了国家金融安全的概念、内涵和层次。笔者对影响金融安全的国际国内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金融安全网特别是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和方法。通过对国内外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模型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难以及时、灵敏、准确地反映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因此,笔者把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建立了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把区域金融安全指标体系纳入中观层次的范围,着重加强了对金融开放度、金融生态环境、泡沫程度等指标的设计,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层次综合模糊评判法构建了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模型。
戴学来[5]2003年在《中国证券市场开放：国际比较与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为主要特征,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为核心内容,改变了整个世界乃至各国经济运行机制,对各国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成为各国必然的政策选择。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全球证券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中国正在推进经济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最终走向全面开放是一个必然趋势。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建立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基础上不成熟的年轻市场来说,全方位开放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而且,它又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既获得国际投资收益又有效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问题。证券市场开放实质上是资本以证券为媒介的跨国交互流动,属于资本帐户自由化的范畴,是在一国金融开放的后续阶段完成的开放任务。一般来说,证券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即收益与风险并存。不同的开放战略选择是一组收益与风险的交替曲线,而最佳选择是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开放收益的最大化。国际证券资本的特性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复杂关系决定了证券市场开放必须在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协调中推进其进程,开放状态要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策搭配、金融改革等保持一致性。而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世界证券市场开放史的考察有助于寻求这种一致性的标准和方案。因此,本文认为在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选择的研究中必须基于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为使中国证券市场安全顺利地开放,不走或少走弯路,必须参照海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必须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证券市场开放史;二是从系统论思想出发把中国证券市场开放问题放到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金融市场系统中进行系统化研究,考虑整个系统的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研究才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本文应用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金融经济学等理论,围绕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选择的主题,对证券市场开放问题进行研究。概括而言,本文是以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为主线、以证券市场开放与宏观经济环境协调为框架、以证券市场开放收益与风险为思路、以海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验与教训为参照,以中国特殊性分析为重点,较为系统地探索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环境、条件、选择以及实现途径。内容由8章构成。 第1章从证券市场开放、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均衡的关系构建了研<WP=8>究证券市场开放问题的理论框架。本章分析了证券市场开放相关理论的应用、证券市场开放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以及国际证券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构建了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开放问题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本论文研究的切入点。第2章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研究了证券市场开放收益风险论。开放收益分析是以开放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标准,分析了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并对已经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开放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券市场开放客观上也会带来风险,本章分析了证券市场开放潜在的风险表现及其成因、国际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及其行为以及开放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关联性。由于开放证券市场最应防范的是金融危机发生,本章从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角度,以亚洲和墨西哥金融危机为案例,重点探讨了证券市场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联性。第3章从新的视角较为系统地考察世界证券市场开放史。对海外证券市场开放的背景和进程进行了回顾,比较分析了证券市场开放的规律性,包括证券市场开放的时序、速度和模式选择,并总结概括了成功开放证券市场的前提条件,为较为系统地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依据。第4章从全球视角分析中国证券市场走向全面开放的必然性,并具体分析了国际证券市场的虚拟性、中国加入WTO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融资环境的近期变化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影响。第5章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历程与现状进行了回顾与评价。从证券投资开放、证券融资开放、证券服务业开放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业已形成的证券市场开放格局和路径,概括了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现状特征,客观评价了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效果、开放程度,并且对现阶段推进中国证券市场开放若干政策进行了利弊分析。第6章客观评价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条件,包括市场条件、宏观经济条件、相关金融改革的基础条件。通过评价中国现阶段证券市场开放条件,本论文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中国快速推进证券市场开放进程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更不具备成功开放证券市场的前提条件。现阶段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主要任务不是快速推进开放进程,而是大力发展证券市场使其更加完善。通过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条件分析,为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选择提供了现实依据。第7章是对本文实证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的总结。在证券市场开放与宏观经济环境协调的框架下,从收益风险论思路出发,参照海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开放证券市场面临的国际环境、业已形成开放路径、开放条件,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时序选择、开放模式和开放目标、以及分阶
张智慧[6]2005年在《论开放经济下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持续发展,外资银行不断拓展在华业务,占据我国金融体系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外资银行的进入是我国加入WTO的必然要求,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必然选择。银行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外资银行的跨国经营更增加了这种不稳定和风险。因此,研究对外资银行进行持续有效的监管对维护银行业稳定和金融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紧密结合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最新动态和中国的现实情况,在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上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尤其是风险监管措施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外资银行发展现状及监管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文章从七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现代监管体系的具体措施。
帅晋瑶[7]2006年在《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管理》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讨论如何控制证券投资基金风险的问题。对于投资基金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从理论角度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针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同时，运用实证的分析方法，对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控制及本文的论点进行验证和肯定。其次，在探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控制管理的问题时，结合世界投资基金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国外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归纳，得出符合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和运作的基本规律，以此来对比分析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现状，并借鉴国外的经验以及本人在港澳地区的实际工作经验来讨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包括七章内容。第一章导论，探讨了论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介绍证券投资基金风险管理研究的概况，以及本文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二章主要介绍证券投资基金概念和发展历程，分析资本市场的发展深化对风险管理产生的影响。在进入具体而深入地分析各种风险之前，对证券投资基金风险及其管理自身的性质和构成以及风险管理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为随后的研究确立起基本的框架。第三章具体分析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风险形成机理及其治理结构。运用规范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来具体分析证券投资基金管理风险的形成机理，并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提出制衡管理风险的制度安排，重点是构建防范管理风险的公司治理结构。第四章具体分析市场风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运用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证券投资基金市场风险形成的机理，资产组合理论在我国运用的条件，并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具体分析和衡量我国证券投资的市场风险，针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风险的状况提出防范措施。第五章是分析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风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分析和研究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风险的形成机理，对我国现存条件下的流动性风险进行衡量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流动性风险的防范提出建议。第六章研究证券投资基金产品的创新发展。通过证券投资基会产品的创新，完善证券市场机制，增加市场的流动性，提高避险的工具。
王智博[8]2016年在《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选取及有效性检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危机的爆发会给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创伤,因此,金融危机预警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而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选取与检验工作作为金融危机预警问题的基本流程,自然而然成为了广大学者关注的重点。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金融风险,立足于我国金融风险生成机理选取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金融危机预警指标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以金融危机生成机理和金融危机传导机制为理论指导,寻找我国自身爆发金融危机和遭受金融危机传染的金融风险来源与危机潜在路径,并据此选取了31个初选预警指标,再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和单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对这些预警指标进行科学筛选,最后借助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对筛选后保留的指标进行有效性检验,最终确定了9个适用于我国金融危机预警的有效指标,并利用这些指标对我国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指标选取分两部分完成:指标初步确定和指标科学筛选。指标初步确定的依据是我国的金融风险来源与危机潜在路径,而风险来源和潜在路径的理论基础是金融危机生成机理和传导机制。指标科学筛选借助的工具是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和单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对于初步确定的指标,首先将其与金融危机压力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选出与金融风险存在因果关系的指标,再将通过格兰杰检验的指标与金融危机压力指数进行单变量线性回归,筛选出对金融危机压力指数有显著影响的指标。本文的指标检验的核心思想是检验指标是否在金融风险峰值前一段时间(24个月)异常波动,借助的工具为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对已经选取的指标,依据金融危机压力指数找出风险峰值以确定时间节点,并根据时间节点选择样本区间,对于呈正态分布的指标采用T检验判断其是否异常波动,对于非正态分布的指标采用非参数检验判断其是否异常波动。
张荣峰[9]2007年在《开放经济下银行稳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各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都在逐步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开放状态,试图通过经济开放实现要素最优配置,从而提高本国经济福利水平。适应经济开放要求,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金融开放程度逐步提高,但是在开放经济中获取利益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业都先后在经济开放中,发生了银行危机、货币危机等金融危机事件,尤其是银行危机给这些国家造成了沉重的经济损失,甚至引发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传统的有关银行稳定宏微观理论分析,并不能有效解释这一系列银行不稳定事件的发生,因为各国银行业所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各国经济金融的开放程度都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如何在开放经济中实现一国银行稳定是一个全新课题,正成为国内外经济学者的关注热点之一。通过对近期国内外关于银行稳定研究的大量文献梳理中发现,目前对开放经济中银行稳定的研究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认为从制度层面看,在开放经济中影响一国银行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首先,本文利用Mundell-Fleming-Dornbucsh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即IS-LM-BP模型,对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健及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效应溢出影响本国银行稳定的内在机理进行详尽分析。分析表明,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健将引发利率、汇率、收入及价格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异常波动,进而直接、间接对银行稳定产生不利冲击。并且与本国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大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效应,也将通过利率差异、收入增长等路径传导给本国经济,对本国银行稳定造成影响。其次,经济高度开放必然要求金融管制的取消,具体而言,就是利率、业务、市场准入、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和取消即所谓金融自由化。这些措施使得银行业竞争性增强,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更为复杂多变。尤其是资本流动自由化所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货币替代、资本外逃等问题,导致银行业面临的潜在不稳定增加,而对欧美、拉美及亚洲等18个国家1976-2005年间相关金融指标的实证研究则为理论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持。最后,开放经济环境中,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一方面给银行业创造了收益,另一方面又造成货币政策效力降低、银行经营行为的风险偏好加剧等一系列宏微观负效应,致使银行不稳定性增强。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在开放经济中实现银行稳定需要一系列制度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内部风险控制制度、金融安全网、银行业市场约束等制度建设。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的适度性,并注意与汇率制度有效搭配。二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弱化国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对本国银行稳定的负面冲击。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是维护其稳定的微观制度基础,主要由内部控制环境建设、识别和评价风险等基本要素构成。制度有效运作取决于组织上设立高效的内控组织机构、对象上明确内部控制系统组成以及方法上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方式。银行监管、存款保险、最后贷款人等制度构成的金融安全网能有效维护系统性银行稳定。现实中金融安全网还存在许多亟待完善之处,如强化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功能,消除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存款人等市场力量对银行风险经营行为的约束,可最大限度降低政府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增强市场约束力量,需要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以及有限的金融安全网等制度安排。即使有了微观到宏观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也难以完全避免银行不稳定特别是银行危机的发生,因此,监管机构必须拥有一套完整的从危机控制、银行重组到资产负债处置的应急处置程序。通过对开放经济中影响银行稳定的关键因素,以及应对银行不稳定的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初步构建了开放经济中银行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这一理论框架,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对开放进程中影响我国银行稳定的因素、应对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开放进程中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正逐步下降,银行业经营效率有所提高,但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无论在收益性、安全性等经营指标上仍存在差距。目前,不良贷款偏高、汇率政策转型、金融自由化取向、金融创新深化等因素,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我国开放进程中的银行稳定。根据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最后提出了降低不良资产、稳步实现汇率政策转型、创建金融安全网等一系列策略,以实现开放进程中维护我国银行稳定的战略目标。本文试图从开放经济视角构建实现银行稳定的理论研究框架,为银行稳定研究开创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期望联系我国银行业发展实情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能够为开放进程中实现我国银行稳定的战略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李宏[10]2003年在《论开放经济下中国的金融管制》文中研究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金融业处在一个不断加快开放的过程中 ,这是我们制定各项金融管理法规、制度和政策考虑的基本前提 ,金融管制亦不例外。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 ,金融业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如何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实施有效的金融管制 ,就成为一个事关金融业稳定发展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而要建立在开放经济下高效的金融管制 ,首先就必须准确界定金融管制及其存在的制度背景 ,然后才能针对开放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建立更为有效的金融管制。
参考文献：
[1].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D]. 吴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2]. 论开放经济下的金融风险[D]. 林静. 天津财经学院. 2000
[3]. 开放经济条件下对我国银行监管的思考[D]. 张喜玲.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4]. 论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D]. 穆春荣.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7
[5]. 中国证券市场开放：国际比较与战略研究[D]. 戴学来. 复旦大学. 2003
[6]. 论开放经济下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D]. 张智慧. 南京理工大学. 2005
[7]. 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管理[D]. 帅晋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6
[8]. 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选取及有效性检验研究[D]. 王智博. 云南财经大学. 2016
[9]. 开放经济下银行稳定研究[D]. 张荣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
[10]. 论开放经济下中国的金融管制[J]. 李宏. 经济评论.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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