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影响力提升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人论文,影响力论文,在美国论文,策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3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史蒂芬·沃尔特发表了题为《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以美国犹太人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中东政策制定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它在国会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关于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公开辩论都难以在国会发生；只要涉及以色列，任何潜在的批评者也会沉默寡言。①犹太人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引起了一轮激烈论争。关于这一问题，西方（尤其美国本土）学者有大量论述，相关著述呈现视角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西方，犹太人的权力或影响力之类的话题经常引发党同伐异的论战和关于“反犹主义”的指控。至于犹太社团提升社会政治影响力的策略，更显得讳莫如深。
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发挥强大政治影响的原因和手段。许多学者从美国犹太人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居住集中、积极参政、游说技能等方面探究了其政治影响力提升的客观原因。第二，美以特殊关系中的犹太人因素。关于美以特殊关系的原因，主要有“国家利益说”和“游说集团说”两种。前者认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是美以特殊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后者则认为，以美国犹太人为核心、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为主要代表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塑造了美以特殊关系。另一种视角则强调了美以特殊关系中的文化价值基础。第三，新保守派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所有这些著述都推进了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认知。但国内学界的研究仍然存在两个明显缺陷：1.题材和个案过于集中；2.薄古厚今倾向明显，缺乏对犹太人在美国参政历史进程的阐述。本文尝试对犹太人参与美国政治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进行简要述评，分析犹太社团为提升社会政治影响力所采用的重要策略，以及若干不利于其进一步提升影响力的因素。
一、犹太人在美国政坛的崛起
在“罗斯福新政”（以下简称“新政”）前，美国犹太社团尚不具备发挥重要社会政治影响的条件。对犹太人的偏见、歧视和排斥在当时的美国几乎无处不在，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高，新犹太移民对美国的城市政治还非常陌生。基于在东欧的政治经验，他们有的逃避世俗政治，有的则投身非主流的左翼激进社会政治运动（如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等）。尽管路易斯·布兰戴斯②等少数犹太人已经成功跻身政坛，犹太人在纽约等地方政坛也开始崭露头角，但他们总体上仍处于美国政治的边缘。与爱尔兰、意大利等族裔群体相比，犹太人承担公职、参与政治的比例在二战后的几年里仍然相当有限。③美国犹太人内部因为教派、来源地、意识形态差异而分歧重重，近乎无政府状态，并不存在政治共识和领导机制以充分动员犹太大众。犹太社团主要通过“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AJC)、“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ADL)和“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AJ)”等“防卫”组织发挥间接影响。这些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帮助犹太同胞尽快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变得更像“美国人”。这些组织在国内外承担抵御反犹主义、救助同胞的“防卫”任务，但其成效有限。1912年塔夫托政府中止1832年开始实施的《美俄商约》，这可以算作犹太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他们仍然难以对抗一战后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在移民问题上遭受重挫。重要媒体中的犹太精英（如李普曼等），也倾向于与主流社会一致，不太愿意表露犹太人的立场和诉求。
在“新政”过程中，犹太人开始改变激进立场，全面投入民主党怀抱，成为支持民主党的关键力量。从担任纽约州长开始，罗斯福就前所未有地将众多犹太精英招入麾下。其12年总统任期中任命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大约有15%是犹太人。④同样重要的是，罗斯福还充分借鉴了犹太社团行之有效的社会福利和救济经验，起用了大批有经验的犹太裔社会工作者执行其社会经济政策，以至于其政敌们将“新政”谑称为“犹太新政”。犹太人“帮助构建了‘新政’联盟并在此后三代人的时期内为这一联盟提供了许多黏合剂。而罗斯福……第一次邀请他们帮助制定公共政策。……（他）在最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中引入（犹太人），使美国犹太人实现了一代人的梦想：融入主流。”⑤“新政”教会了犹太人适应和妥协的智慧，使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使他们前所未有地（通过民主党）获得了接近权力的孔道；更是对他们作为美国人已经“成功”的一次官方确认。⑥“新政”由此标志着犹太人一举摆脱了边缘地位，大步跨向社会政治的主流。
与“新政”几乎同时发生的纳粹反犹、屠犹从另一方面改变了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政治地位。惨绝人寰的纳粹屠犹使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变成一种在政治和道德上“不正确”的行为，而某种程度的亲犹主义则成长起来。犹太教在美国开始受到尊重，“犹太—基督教传统”已经被广泛接受为美国乃至西方文明的共同基础。美国“熔炉”的基础已经变成了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三方。“三大宗教社群，即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构成了美国的三大宗教，即‘民主的宗教’”⑦。这种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既为犹太人在教育、职业和经济等各方面进一步提升地位打开了大门，也为他们积极参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美国犹太社团进入一个20年的“黄金时期”。犹太人迅速崛起为美国知识创新产业的主要承载者，文化知识精英荟萃，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中的影响尤其突出。⑧政治行动主义在美国犹太社团中扩展，积极参政蔚然成风，犹太人开始跳跃式地卷入或组建各种组织，参与政治。
犹太组织开始在数量上迅猛增长，功能也日益广泛，参政能力大为提高。除了原有的“防卫”组织，力量强大的犹太教改革派也于1949年建立独立的“社会行动委员会”，⑨积极投身美国公共事务。各地犹太社团也纷纷建立地方性的“社团关系委员会”。犹太组织的使命已经远远超越了“防卫”，开始在国内外积极推动建立一个有利于犹太民族安全和繁荣的整体环境。出于整合犹太社团力量、协调立场的需要，重要的防卫组织和其他地方性组织一起，在1944年建立了“全国社团关系咨询委员会”(National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Advisory Council,NCRAC)。⑩这一时期犹太人的主要目标，还是破除美国社会中的种种壁垒，顺利融入主流社会。重要犹太组织都积极致力于推进体现公平、自由、权利平等公益原则的自由主义议程。自由派犹太组织积极参与关涉政教分离原则的立法和司法，在捍卫和推进政教分离原则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重要犹太“防卫”组织在反对就业、居住、教育和休娱场所等领域的社会歧视中非常活跃，成为美国各级政府改善民权的重要支持者和合作者。这些犹太组织还积极参与了黑人民权运动，成为民权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纳粹屠犹带来的全球犹太人的权利和安全问题使得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迅速觉醒，锡安主义在美国犹太人中获得广泛支持。1942年，强硬派领导人西尔弗拉比对美国锡安主义组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使之成为一个拥有强大草根支持、富有战斗性的政治压力集团。美国锡安主义运动一改此前的温和节制路线，克服对抗政府带来的恐惧心理，不断公开与英、美政府发生冲突。战后二十余年中，犹太人要求美国修改移民法以庇护欧洲犹太难民，要求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要求美国提升美以关系并结成联盟。但除分治决议和承认以色列外，犹太组织试图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愿望大多并未实现。锡安主义者只是偶尔获得成功，国会通过的亲以宣言也基本上是姿态性的。(11)美国尚需要在阿以之间采取一种平衡姿态，以色列尚未强大到成为美国的“战略资产”，以色列游说组织影响弱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非常担心以色列建国可能带来的“双重认同”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限制了犹太社团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出于争取犹太选民的需要，美国政客们这时已经不能不认真对待犹太组织的要求，但他们基本上尚未将犹太组织视为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助推犹太人社会政治影响力的提高。经历了两代人的努力，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全面提升，向着精英化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美国最成功的宗教或族裔群体，其在美国的成就和贡献也获得了广泛认可，成为少数族裔群体中的“模范”。族裔认同政治的抬头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使白人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迫使他们进一步接纳力量壮大而且已经顺利融入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作为他们的特殊组成部分，即属于“白人”。犹太背景不再阻碍一个人在美国走向成功，反而成为有利因素。犹太人在美国不再是访客，而是主人。
“六日战争”则极大提升了以色列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美国的中东战略开始向偏袒和倚重以色列的方向倾斜。7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政府将以色列界定为“关键盟友”和“战略资产”，建立和维护美以战略关系、加强美以政策协调成为美国历届政府的现实需要。在美以两国政府产生政策分歧时，美国犹太社团实际上被双方赋予了调解者的地位。美以特殊关系与美国犹太人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相辅相成。(12)“六日战争”还前所未有地重新唤醒了压抑已久的纳粹屠犹的历史记忆和悲情。在非裔与犹太人关系恶化、以前亲以的自由派和“左派”转而批判以色列的占领政策的情况下，美国犹太人的自助意识急剧抬头。“六日战争”使全球犹太人为以色列、为自己的犹太身份自豪和自信，几乎所有的美国犹太人都将他们的命运跟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联系起来。以色列成了他们共同的纽带，成为他们团结与忠诚的新源泉。(13)美国犹太人的政治认同和核心议程发生了改变，与此前谨慎的自由同化主义立场不同，犹太人更大胆地声张其作为犹太人的诉求。他们对自由主义议程的热情消退，一些自由派成员转向了犹太民族主义。新保守派、锡安主义者和正统派这三类民族主义强烈的“新犹太人”在许多犹太组织中的影响大为增强，以色列安全、大屠杀教育和苏联犹太人成了美国犹太社团的三大中心议题。一个强大、自信的犹太社团，已经不再过于在意他人的指责。
这一时期美国犹太社团最显著的变化是影响高层决策者的能力增强。犹太人在国会中实力明显增长，使国会成为犹太人发挥影响的最重要舞台：尽管犹太人在美国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但犹太裔议员却从1960年的10名众议员和2名参议员分别增加到1994年的24名和9名。(14)在2006年则进一步上升到30名和13名。(15)犹太组织领导人努力与所有国会议员建立起一张迅捷的联系网。正如著名的改革派拉比萨普斯坦所称：“在535位国会议员中，我能在数小时内通过关键联系人接触到500位”(16)。犹太组织还积极为国会议员举荐助手，几乎每一位议员都有一名以上的犹太裔助手。犹太人传统上以民主党为其主要政治阵地，但随着新保守派投入共和党怀抱，犹太人在共和党内也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力量。由此，犹太人在两大政党内部都成了有重要影响的角色，进入政府高层的犹太政治精英明显增加。民主党总统任期往往会任命不少犹太裔部长级阁员；共和党总统擢升犹太裔部长级阁员的不多，但也会任命大批犹裔高官，而且往往集中在与安全和外交相关的部门。如老布什时期，国务卿贝克的中东政策专家团的4个成员都为犹太裔，而且1991年的19名助理国务卿中，也有7名为犹太裔。(17)
犹太组织的数量、规模和影响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扩展。“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Cord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PC)等组织都迅速成长为强大的游说组织。到70年代末，美国犹太人已经有能力向任何政治势力发起挑战。随着80年代众多亲以的“公共行动委员会”纷纷建立，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力量进一步膨胀，主导了关于中东政策的舆论塑造和政策辩论。美国犹太人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三大议题上都发挥了强大影响：美国迅速提升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与以色列结为战略同盟，长期推行一种有损于自身国际形象的偏袒政策；设立专门的总统大屠杀纪念理事会（1978年），并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建立“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1993年，U.S.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USHMM），将促进大屠杀教育上升为全国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使国会通过瓦尼克—杰克逊修正案（1974年），将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与美苏贸易关系长期挂钩。美国的中东政策是犹太人最为关切的问题。“围绕美国在中东的活动，美国国内存在政治博弈，而有组织的犹太社团是其中唯一的主要角色”(18)。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中东外交常受犹太组织的掣肘，有时甚至被迫采取与美国战略利益不一致的行动。(19)数十年来，这些组织成功促使美国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亲以立法，长期对以色列提供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利用国会的支持一再挫败总统领导的行政当局推行不符合以色列政府意愿的政策。在米尔斯海默等人看来，国会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总统在制定中东政策中的权力。(20)为避免受到犹太组织梗阻，行政和立法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或任命相关官员时，往往主动了解这些组织的立场，将它们纳入决策过程。
二、犹太组织在美国参政的成功经验
总体而言，犹太组织是犹太社团影响美国社会政治最坚实的基础。美国犹太组织提升其政治影响力的历史过程中运用了许多有效的策略。
第一，高举“美国信条”，注意维护并展示其“忠于美国”的形象，减轻主流社会对其“双重忠诚”的担忧。认同的分裂和主流社会“双重忠诚”的指控是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经常面临的问题，忠诚问题上受到怀疑不利于群体和组织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与许多少数族裔群体一样，美国犹太人也因其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和支持受到诟病。美国犹太组织对忠诚问题的敏感性全然明了，一直小心翼翼地塑造和维护其“爱国”形象。与“美国信条”保持一致是犹太组织的行为准则，即使在体现犹太人特殊利益的事务上，他们也往往对之进行重新包装，强调其要求符合美国人所钟爱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观。以色列建国以前，在美国公共事务中最为活跃的以犹太教改革派为背景的组织（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基本上持反锡安主义立场，他们坚持同化主义，期望顺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即使那些明确支持锡安主义的犹太领导人也往往对锡安主义和美国主义进行综合，将锡安主义重铸为“美国信条”的延伸，以美国的价值观去阐释和实践锡安主义。因此，美国锡安主义从一开始就吸收了“美国信条”，以适应美国爱国主义的要求。(21)以色列的建立对美国犹太人政治忠诚的统一带来了严峻挑战。以色列成立伊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普劳斯库(Joseph M.Proskauer)就于1948年1月19日致信《纽约时报》，澄清美国犹太人只忠于美国，宣称美国犹太人是“美国人中的美国人”(bone of the bone and flesh of the flesh)(22)。此后，该组织领导人代表美国犹太社团就美国犹太人政治忠诚的唯一性问题多次与以色列领导人交涉，要求后者加以澄清。(23)在冷战期间，美国犹太组织还非常明智地将拯救苏联犹太人这样一个关系到犹太民族特殊利益的问题，重新阐释和包装成一个带有普世性的国际人权问题。
第二，长期致力于教派和族裔群体间的对话与合作，积极建立跨族裔、跨教派联盟。少数族裔的群体欲有效参与并影响美国公共事务，就需要有长期的联盟战略。整个20世纪，美国犹太组织一直致力于推进与基督教的对话、和解与合作。“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组织还建立起推进跨教派对话和交流的专业部门和团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犹太教和基督教就一起建立了许多相关组织，与基督徒一起在国内开展旨在增进善意和理解的活动，消除宗教偏见，增进共有理想。在第二届梵蒂冈大会（1965年）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领导人努力与教皇沟通，还成功争取到了肯尼迪总统、腊斯克国务卿和美国大主教的支持，为推动和促进梵蒂冈转向与犹太人和解与对话发挥了关键作用。(24)在以色列安全问题上，犹太组织获得了基督教福音派的强烈支持；在政教分离、妇女权利和堕胎等问题上，他们则与自由派基督教团体结盟；在福利国家问题上，他们与天主教结盟；在民权问题上，则有非裔为其盟友。犹太组织与非裔联盟的主要载体就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e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该组织一开始就获得了犹太组织的大量财政支持。
第三，利用公众对“反犹主义”和“大屠杀”的同情，占领道义高点。20世纪中期以来，主要犹太“防卫”组织一直在对美国反犹主义进行研究、调查和打击。随着相关法律的通过，打击反犹主义已经获得美国的法律保障，(25)从犹太社团事务升格为美国的公共事务。20世纪末期以来，犹太组织还积极在美国推进大屠杀研究和教育，许多高等院校都开设了相关课程，各州也纷纷推广大屠杀教育课程。以大屠杀研究、教育为使命的组织成长迅速，大屠杀题材的学术和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犹主义和大屠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工具化了。许多犹太人强调纳粹屠犹在历史上的特殊性以及犹太民族在其中所受劫难的独特性，从而为犹太民族争得“20世纪最大的受害者”地位，获得了扩大在美话语权力的道义资本。借助这一利器，犹太组织可以使犹太人加强内部团结，使许多基督徒愧疚并支持或默认犹太组织推进符合犹太民族利益的议程。近年来，前总统卡特、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等都因为他们的著述抨击了以色列政策或以色列游说集团而被犹太组织指称为反犹主义，使他们遭受沉重的舆论压力。
第四，注意在不同组织之间开展分工、协调，以实现犹太社团内部力量整合和优化配置。美国犹太组织数量众多，各组织难免在关注重点、行动策略和手段、社会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矛盾和竞争。以“三大防卫组织”为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擅长在国内外高层构建人际关系网，开展“静悄悄的外交”即精英游说，有“犹太国务院”之称。(26)“美国犹太人大会”较注重基层民众动员和街头抗议，还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在政教分离等问题上捍卫犹太利益。该组织积极影响美国最高法院对与宗教和公民自由等问题相关的关键判决，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美国犹太社团的“律师”之职。而“反诽谤联盟”则主要致力于反击反犹主义，通过教育反对宗教和种族歧视，以维护犹太人的安全。
众多的犹太组织之间往往倾向于按功能领域联合建立伞状组织加以协调：如社团关系方面有“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锡安主义运动方面有“美国锡安主义运动”(American Zionist Movement,AZM)；筹款和慈善活动方面有“联合犹太社团”(United Jewish Communities,UJC)；“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和“主席联席会议”则代表犹太社团分别对国会和总统开展游说以获得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救助苏联犹太人有“全国救助苏联犹太人大会”(NCSJ:Advocates on Behalf of Jews in Russia,Ukraine,the Baltic States and Eurasia)。尽管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全国性政府这样的职能广泛的机制和组织，但这些协而不同的多元化机制和组织的存在，使美国犹太社团承担着准政府的职能。在20世纪70年代，“全国犹太社团关系咨商理事会”和“主席联席会议”还倡导了涉及以色列的三条规则：唯有以色列有权决定以色列的政策；在公开场合，美国犹太人必须联合支持以色列，分歧只应通过私下交换；以色列不应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谈判。(27)这些规则在犹太社团内部颇受尊重，即使一些重要组织的领导人，若不遵守这些规则也会变得不受欢迎。犹太组织也不会轻易让外部力量破坏其内部的默契。1977年，在卡特与犹太社团因中东和平进程关系紧张时，卡特派其白宫对犹联络官越过“主席联席会议”直接与地方性犹太组织领导人沟通。结果，犹太组织很快阻止了这位“钦差大臣”的活动。犹太社团已经将与白宫交涉的任务交与“主席联席会议”，不愿受到白宫的渗透。(28)
第五，非常熟悉美国政治体制，善于在美国多元分权的政治体制中寻找缝隙。积极参政并顺利融入主流社会使犹太人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圈内人”。他们非常熟悉美国多元分权政治体制，并善于利用其带来的机遇。犹太人遵守美国体系的游戏规则，而且运用得当。(29)在不同时期，美国犹太人往往利用行政、立法、司法和舆论这四种权力机制之间的制衡和缝隙，扬长避短，扩大并发挥自身独特的影响。一旦行政部门不遂己愿，犹太组织可以利用其他部门施加压力，甚至制造既成事实。美国犹太社团有大量的政策分析家、资深记者和评论员、行政官员、议员和议员助手、律师、社会工作者等优秀人才，而且许多人会在各种角色间流动转换。那些在多个部门有过任职经历的人才既熟悉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流程和规则，也有广泛的精英关系网，是能力出众、精力充沛的实干家。作为政坛的“行家里手”，那些人往往在犹太组织中深孚众望，长期担任组织的骨干和领导者。1944年，“美国犹太人大会”雇佣了从“总统公平就业委员会”总法律顾问一职离任的威尔·马斯劳(Will Maslow)，他为“美国犹太人大会”建立了一个由7名律师组成的“法律和社会行动委员会”，其中就包括列奥·帕菲福(Leo Pfeffer)。(30)此后，该组织成为美国捍卫政教分离最强大的组织。“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既重用议员助手，也经常为国会议员物色和推荐助手，这对其发展壮大有着重要意义。犹太组织还高度重视培养公共事务方面的人才。“希勒尔(Hillel:The Foundation for Jewish Campus Life)”等犹太学生组织积极培养犹太青年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一直致力于以犹太价值观引导他们的参政活动。
第六，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和调查。重要犹太组织领导人对社会科学在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中的作用早有认识，高度重视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非常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在二战前反对反犹主义的斗争中，犹太“防卫”组织都建立起相关的机构，运用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研究群体偏见产生的原因和削除偏见的方法。(31)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战前就建立了“调研委员会”，其领导人理查德·罗斯查尔德(Richard Rothschild)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强调不断评估社会舆论，并随时调整组织活动和宣传策略。该组织1943年接任副执行主席的约翰·斯劳森(John Slawson)进一步发扬了他的思想。斯劳森本人就是一名心理学家，他为该组织建立了“社会研究与统计部”和“犹太信息图书馆”（1930年），组织专家编写每年一卷的《美国犹太年鉴》，他还积极帮助和吸纳流亡美国的欧洲犹太裔社会科学家。阿多诺、霍克海姆等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都曾参加该组织的研究项目。1960年，该组织还建立了“人际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开展群体形象研究以消除群体偏见。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又筹建了“专家委员会”规划该组织的活动范围和策略，该委员会的顾问团由12名著名思想家和学者组成。(32)实际上，该组织在其从事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活动领域都起用，信赖相关专家担纲领导职位；建立起独立的研究团队及机构，其人权、宗教对话等许多领域的负责人尤其享有国际声誉。该组织还于1945年创办了在美国很有影响的刊物《评论》(Commentary)。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评论》成为新保守派最重要的喉舌，为犹太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重要平台。(33)
余论
尽管犹太人在美国政坛仍然强大，但20世纪末以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其继续维持在美政治影响力的变化。
第一，美国犹太人口出现了增长停滞、居住分散、通婚加剧和脱离犹太教等趋势。埃利奥特·阿布拉莫斯(Elliott Abrams)在1997年出版的《信仰和恐惧》一书中，就描绘了美国犹太社团出现的“人口灾难”景象：犹太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由最高点的3.7%降为2%；1/3的犹太后裔宣称他们不再信仰犹太教；1985年以来结婚的犹太人中，大多数选择与其他族裔的人通婚(52%)，而且非犹太配偶改宗犹太教的比例正在下降（20世纪40年代为20%，而1990年为5%）；通婚家庭出生的孩子，只有28%作为犹太人抚养；预计在今后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犹太人口将缩减100万到200万。(34)随着美国经济版图的重构，犹太人还大量地向环境优美的西部和西南部的“阳光地带”迁移，不再集中在纽约等东部少数几个大城市。这种分散化的趋势将使现有的犹太社团成员减少，削弱美国犹太社团的政治影响力。对这种“人口灾难”的广泛担忧，还使美国犹太社团在后冷战时期将更多的注意力从美国公共事务转向其自身在美国的延续问题。尽管犹太人进一步精英化有助于提高其政治影响力，但人口比例缩减仍将使犹太选票对选举政治的影响力减弱。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出的选举财政改革，以及近年来网络在民众动员和选举筹款中展现的强大功能，都会减弱少数犹太裔捐款人的政治影响力。
第二，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六日战争”曾使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空前团结，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及其与以色列之间都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大部分美国犹太人属于非正统派，在社会政治上属于美国自由派阵营，崇信“美国信条”；而立场保守、强硬的正统派则在以色列宗教事务中占据着垄断地位。对于以色列右翼政府在巴以关系问题上推行的咄咄逼人的政策，前者深为不满，一些自由派犹太领导人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政策；而正统派等“新犹太人”则强烈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政策。另外，犹太教正统派在以色列压制和排斥非正统派的做法也破坏了宗教自由，引起非正统派的强烈不满。1997年，以色列政府试图通过“改宗法”(Conversion Law)进一步确立正统派在认同问题上的垄断地位，结果引起了波士顿、克里夫兰、旧金山等许多城市犹太人联合会的强烈反对，它们纷纷削减对以捐款，或将捐款转向与它们意识形态相近的组织。(35)这些内部分歧使得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间越来越难以形成共同的立场和议程，也难以共事相处，以至于正统派在1993年退出“美国犹太会堂理事会”，导致该组织在延续近70年后解体。这些分歧还往往被美国政府所利用。克林顿政府就对对立犹太组织施行操纵，削弱了“主席联席会议”等组织领导人在巴以和谈问题上的影响力。(36)另外，犹太自由派对以色列政策的抨击也会“外溢”，并影响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公众舆论，削蚀美国国内同情和支持以色列的民意基础。
第三，美国主流社会对以色列政策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批判和顾虑增强。美国犹太人仍然担心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复活，这使他们不能不有所忌惮。“在美国，跟以色列有关的问题被犹太人视为反犹主义复活的最大的潜在源泉。如果美以关系恶化或者支持以色列被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美国公众看作违背了美国的利益，而美国犹太人继续为以色列大力游说，这种（反犹的）诱因就会出现。”(37)“9·11”事件的发生，美国陷身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潭，以及棘手的伊朗核问题都促使美国社会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影响进行反思。美国有许多现实主义者认为，以色列并不值得美国为其“火中取栗”，它已经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负担。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也日益引起美国许多精英的不满。在《牢墙内的巴勒斯坦》一书中，前总统卡特将以色列修建的“安全墙”称为“牢墙”(Aparheid)，他猛烈抨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隔离和殖民统治，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基本人权，一直是谋求圣地全面和平的主要障碍。他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损害美国的国际威信，糟蹋美国的善意，也使全球反美恐怖主义活动增长。(38)这种批判声浪都包含着对美国犹太人“双重忠诚”的指控，给美国犹太人进一步提升其政治影响力蒙上了阴影。更何况，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族裔认同抬头等也正导致美国社会本身出现“巴尔干化”的趋势。相对亲犹的白人在社会政治中影响减弱，而反犹情绪较高的非裔和西班牙裔则不断上升，这也是犹裔面临的新挑战。
注释：
①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史蒂芬·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对外政策》(John J.Mearheimer & Stephen M.Walt,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报告，2006年，第16页。2007年，两人进一步推出了同名专著，2009年，该书中文版由上海世界出版集团翻译出版。
②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1856-1941年），犹太社团的重要领导人，曾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重要顾问，1916-1938年担任首位犹太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③丹尼尔·艾拉扎：《美国政治理论和美国犹太人的政治观念：融合和冲突》(Daniel J.Eiazar,"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Notions of American Jews:Convergences and Contradictions")，《犹太社会学刊》(The Jew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第9卷，1967年第1期，第18页。
④L.桑迪·梅赛：《美国政治中的犹太人》(L.Sandy Maisel,ed.,Jews in American Politics)，兰哈姆和牛津：2001年版，第35页。
⑤马克·多林格尔：《渴望接纳：犹太人和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Marc Dollinger,Quest for Inclusion:Jews and Liberalism in Modern American)，普林斯顿和牛津：2000年版，第20页。
⑥马克·多林格尔：《渴望接纳：犹太人和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第40页。
⑦维尔·赫伯格：《基督教、天主教和犹太人》(Will Herberg,Protestant-Catholic-Jew: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ey)，纽约：1960年版，第246页。
⑧纳塔尼尔·维尔：《美国政治中的犹太人》(Nathaniel Weyl,The Jew in American Politics)，纽约：1968年版，第176、186页。
⑨1962年，改革派的“社会行动委员会”又在华盛顿设立“宗教行动中心”(Religious Action Center of Reform Judaism)。1975年大卫·萨普斯坦(David Saperstein)拉比担任主任后，该中心成为影响力仅次于“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犹太游说团体。
⑩该组织于1963年更名为“全国犹太社团关系咨询理事会”(NJCRAC)，1988年更名为“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Jewish Council for Public Affairs,JCPA)。
(11)乔纳森·J.古德伯格：《犹太权力：美国犹太当权派》，第15页。
(12)乔纳森·J，古德伯格：《犹太权力：美国犹太当权派》，第342页。
(13)乔纳森·D.萨纳：《美国犹太教史》(Jonathan D.Sarna,American Judaism:A History)，纽黑文和伦敦：2004年版，第316页。
(14)罗伯特·B.福勒、艾伦·D.赫茨克：《美国的宗教和政治》(Robert B.Fowler & Allen D.Hertzke,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Faith,Culture,and Strategic Choices)，伦敦：1995年版，第121页。
(15)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年鉴，2007年卷》(AJC,AJYB,2007)，纽约：2007年版，第64页。
(16)艾伦·D.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17)乔纳森·J·古德伯格：《犹太权力：美国犹太当权派》，第231、234页。
(18)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埃尔·拉布：《犹太人和美国新图景》(Seymour Martin Lipset & Earl Raab,Jews and the New American Scene)，剑桥：1995年版，第145页。
(19)亚伯拉罕·本-泽维：《伙伴关系面临紧张：美国犹太社团和以色列》(Abraham Ben-zvi,Partnership under Stress:The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and Israel)，特拉维夫：1998年版，第9-11页。
(20)杰罗米·斯拉特：《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著作中的两大主题》(Jerome Slater,"The Two Books of Mearsheimer and Walt")，《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第18 ,2009年第1期，第4-57页。
(21)杰罗德·S.欧巴切：《我们命运与共？美以犹太认同比较》(Jerold S.Auerbach,Are We One? Jewish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新布朗斯维克：2001年版，第65、66页。
(22)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年鉴，1949卷》(AJC,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1949)，纽约：1949年版，第257页。
(23)玛丽安妮·R.萨诺：《显示力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1945-2006》(Marianne R.Sanua,Let Us Prove Strong: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1945-2006)，哈诺弗和伦敦：2007年版，第58-66页。
(24)玛丽安妮·R.萨诺：《显示力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1945-2006》，第131-133页。
(25)如2004年，《全球反犹主义评估法》(The 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并经小布什签署为法律，该法要求国务院每年评估并报告全球范围内的反犹主义情况。
(26)该组织的年度大会往往能邀请到许多国内外政要参加。2006年举行的成立百年大典，就有2000名贵宾出席，美国总统布什、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重要政要纷纷发表演讲。参见玛丽安妮·R.萨诺：《显示力量：美国犹太人委会，1945-2006》，第342、343页。
(27)乔纳森·J.古德伯格：《犹太权力：美国犹太当权派》，第208页。
(28)乔纳森·J.古德伯格：《犹太权力：美国犹太当权派》，第209页。
(29)罗伯特·B.福勒、艾伦·D.赫茨克：《美国的宗教和政治》，第47页。
(30)乔纳森·J.古德伯格：《犹太权力：美国犹太当权派》，第120-122页。
(31)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年鉴，1946年卷》(AJC,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1946)，纽约：1946年版，第280页。
(32)玛丽安妮·R.萨诺：《显示力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1945-2006》，第15、48、151页。
(33)《评论》杂志创办后，一直实行独立编辑方针，早期倾向自由派。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其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主持下转向保守，成为新保守派的主要阵地，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温和自由派立场背离。近年来，该杂志编辑部已经与该组织脱钩而完全独立。
(34)埃利奥特·阿布拉莫斯：《信仰和恐惧：犹太人如何才能在一个基督教的美国生存》(Elliott Abrams,Faith or Fear:How Jews Can Survive in a Christian America)，纽约：1997年版，第1、2页，第99、100页。
(35)亚伯拉罕·本—泽维：《伙伴关系面临紧张：美国犹太社团和以色列》，第36、37页。
(36)亚伯拉罕·本—泽维：《伙伴关系面临紧张：美国犹太社团和以色列》，第30页。
(37)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埃尔·拉布：《犹太人和美国新图景》，第194页。
(38)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