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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9)04-0037-06
邓小平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理论来源和根本的理论基础，因此要科学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首先就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发展观的真谛。邓小平发展观的真谛就是依据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做出新的科学的选择，亦即对中国发展模式做出新的科学选择。这一科学选择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正因为有了这种新的科学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一、邓小平发展观是对我国以往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本着“以苏为鉴”的精神，力图从我国实际出发，选择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方式。这一探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路线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中。但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上述可贵的探索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我国仍然基本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政治和经济体制，确定了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并在此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得以延续。按照这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再加上当时又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违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激进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消极后果。如我们党在1958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实行了违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赶超发展战略，甚至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发展目标，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特别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弊端充分显露，同时由于毛泽东和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以及发展目标等根本问题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失误，以致我国走上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邓小平深刻感受并认识到了苏联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消极影响，在深入反思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从我国国情的客观实际出发，纠正了过去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上的偏差和失误，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选择了合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的发展方式。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1](P237)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犯的急躁冒进错误的根本原因，邓小平也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这是违背客观规律，脱离中国实际盲目选择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的结果。他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1](P139-140)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进一步找到了导致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问题上出现严重偏差的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根源。他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P139)总之，在不断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在对我国以往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得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2-3)在这个基本结论的指导下，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还对我国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二、邓小平发展观关于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科学选择的依据
首先，邓小平发展观关于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科学选择的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笔者认为，其理论依据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说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社会发展和自然的发展一样具有不可选择的决定性的一面。同时唯物史观又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主体的选择性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人们可以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做出符合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选择，即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做出选择。对社会规律认识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主体的这种选择的结果，主体的这种选择的性质及其总方向是由社会规律的必然性决定的。如果主体正确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做出了对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科学选择，就必然会对社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利益；相反，这种选择如果违背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就必然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也会对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因而也会遭到惩罚。当然，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曲折性，决定了主体选择的困难和复杂性，即便是主体在正确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情况下，能否对具体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作出科学的选择仍然是不确定的。是否能做出科学的选择，取决于选择主体能否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判断，取决于其能否确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和科学选择实现途径和方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充分证实，在中国社会发展紧要的历史关头，就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这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邓小平和我们党依照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作出了科学的选择，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邓小平发展观关于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科学选择的思想有着充分的客观根据。对我国的现实国情的正确把握和认识是进行科学选择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的发展观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P25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分析我国国情，作出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科学揭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我国虽然经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在不发达的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成熟、不完善，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生产力的不发达集中地反映为我国经济落后、教育科技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还不成熟、不完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等。不管从生产力的不发达还是从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来看，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都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同时，邓小平还对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深刻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使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决定了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当前最大、最根本的任务。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作出科学选择的根本依据。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2]
三、邓小平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的科学反映
邓小平发展观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如上所述，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客观规律，才能够依据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对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作出科学的选择。邓小平发展观正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胡锦涛曾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分析和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把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努力从推动我国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3]这也正是对邓小平理论揭示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基本途径和方法的科学总结。要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对现代化规律认识的科学成果。同时要注意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特别是要科学分析和判断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努力从推动我国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实践是科学认识的唯一来源，只有从推动我国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实践中，才能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因此只有科学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也才能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具体说来，邓小平的发展观体现了如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认识。
第一，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根本观点，实际上这也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一个客观规律。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P3)“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1](P29)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过去按照苏联这种固定的模式和统一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他说：“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292)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P95)这就深刻地揭示出，能否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正是遵循这一规律性的认识，邓小平和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做出了符合客观规律的创新性的科学选择。
第二，以生产力发展为重点，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替代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原因是它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又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的总量。邓小平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而来、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发展生产力就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和极端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4](P314)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就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的改革。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邓小平不仅十分注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须遵循全面发展、全面建设的规律。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P208)以发展生产力为重点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是邓小平发展观最根本的观点，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反映。
第三，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重点，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是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因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也是社会主义在发展目的方面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所在。因为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目的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金钱和财富的增长即“以物为本”的原则，而支配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邓小平的发展观自然也以此为最高目标，在他看来，只有生产力发达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由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社会才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们才能拥有比较充裕的自由时间，为施展自己的创造力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邓小平发展观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根本体现，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根本要求。
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邓小平充分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口多，底子薄，自然资源短缺，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点来制定发展路线和具体的方针政策，坚持做到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三者并重，努力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性的根本要求。
四、邓小平发展观在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上的创新
邓小平发展观是在深刻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后，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基础上提出的伟大科学成果，是对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做出的新的科学选择。其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开辟了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辟者和奠基者，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5](P57)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指导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路线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切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是适合中国需要的发展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在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基本路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它揭示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我国当前最大的实际出发，围绕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这个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这个强国之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遵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国方针，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达到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这一目标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到，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这是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超越和突破，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胡锦涛指出：“邓小平同志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6]党的十七大正是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完整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其次，科学地选择了符合中国实际并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邓小平发展观科学揭示了与苏联以及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不同的新的发展方式，即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式。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将在重点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我国的发展方式加以强调。此后，邓小平一贯高度重视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强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各领域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4](P250)他还提出要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等。除此，邓小平还高度重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努力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思想方面。他除了高度重视我国人口的增长之外，还清楚看到，资源短缺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大制约因素，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合理利用资源，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提出了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节约资源的思想。邓小平还提出要通过利用高新科技开发新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1](P363)邓小平还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他还提出必须把环境保护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严格依法保护生态环境，严厉打击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上述思想无疑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最后，充分体现了以人民利益为本亦即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邓小平发展观认为，科学选择我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把是否实现了人民的利益作为判断选择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P23)他还进一步认为，实践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人民高兴，指出：“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1](P29)邓小平认为，我们的选择如果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的科学选择，因此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他说：“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P142)因此，邓小平的发展观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亦即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他对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选择之所以是科学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一选择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发展观关于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选择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从而为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提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的真谛也在于对邓小平发展观关于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科学选择的坚持和继承，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系统化和完善化，二者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因此，要科学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不仅要全面把握其科学的理论体系，更要科学理解和把握其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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