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的演变与当代“国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国学论文,学问论文,当代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理解中国传统学问的分类体系，先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基本精神。相对于古希腊知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知识和近现代科学知识系统而言，中国传统学问系统的基本精神是“以治道为中心”来组织各种学问门类与知识谱系。战国后期、秦汉之际，众多思想家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学问体系的核心精神，如荀子在《劝学》篇说：“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淮南子·泰族训》说：“六艺异科而同道”，所谓“六艺同道”，即是说“六艺”均贯穿着“德教”的教化精神。司马迁在《滑稽列传》中引孔子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这些重要的典籍均揭示一个共同的道理，即中国传统的学问门类均以治道为中心。
《左传》上所说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能既是学问与知识的分类系统，也是典籍的分类系统。就传世经典的学问分类传统来看，《尚书·洪范》篇提供了最早的信息。先秦文献中有关学问的分类范式，说法不一。战国中期，诸子百家对于分类的理论问题均有所涉及，详略不同。在中国传统学问分类体系整合与建构的奠基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汉书》“十志”中学问的分类体系，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传统学术框架。《汉书》以后，中国“正史”志部的学问构架损益程度不同，大体上给出了传统学问的基本系统，并反映了传统学问系统与时俱进的特点。《隋书·经籍志》初步形成了传统学问的四部分类系统，到《四库全书》时期，四部系统的学问分类系统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体系。清末民初，伴随着西方文化大举涌入，中国固有的学问分类系统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西方哲学学科传入后，对中国人文学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当代中国的学问分类体系，从主流的方面看，主要是按照西方的学术与知识的分类原则、分类体系进行架构的，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甚至国家人文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均依傍西方的知识架构而建。在这样强势的西方文化环境里讨论中国传统学问的分类体系，尤其是讨论“国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本文只是在前贤与时贤所论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先秦学问(知识)、典籍分类的五种范式
1.《尚书·洪范》的“九畴”。可以说主要围绕治道来展开学问分类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
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九畴”是上天赐给大禹治理人间的九个方面的大法，每一畴中的大法又都有具体的二级学问内容。依今人观点，“九畴”就是九大类知识，也可学看做是九大学科。每一大学科内部都有自己的二级知识体系，如五事、八政、五纪等。很遗憾的是，《尚书》仅仅是周代官方文诰的部分选编，其他篇章很少再给后人提供有关周代学问分类的更加详细的内容。所以对于周代的学问分类体系，我们很难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2.《左传》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处所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究竟是典籍之名还是学术类名，学者颇多争议。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认为是类名，非典籍之名。他说：“著者则以为既有数字，必非书名而为类名，如后世之合称《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诸子为‘九流’之例。倘此说不谬，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为楚府藏民书之分类名称。”①
这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根据。《尚书·舜典》上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之说。《周礼·天官·冢宰》说：“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正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南北朝时阮孝绪亦有类似的说法。他在《七录序》中说：“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保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②不过，即使是类名，即典籍分类的类名，也与今人的学问分类有内在的关系。换句话说，传说中的三坟、五典等典籍分类法，即是通过典籍分类的方式来实现学问分类的。
3.《论语》中的“四科”说。《论语·八佾》篇曾说：“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可见，学问的分科在孔子时代已有明确的认识。而后世所说的孔门“四科”其实有两种说法，一是《论语·述而》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二是《论语·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就是以《先进》篇的“四科”来分类叙述的：“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种“四科”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但至少体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学问方式。
4.《周礼·地官》“六艺”说。《周礼》上说：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德、六行均属于伦理与政治方面的知识，而六艺则是六种学问体系。此处“六艺”，当是“旧六艺”，而与后来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新六艺”不同。
5.《庄子》中的知识分类与学派分类。《庄子·天下》篇最为集中地讨论了战国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学问系统与战国时代学派分类的问题。庄子认为，中国古代的“道术”是统一的，到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这种统一的“道术”开始出现分裂，各以自己擅长的“方术”为是。而未来的趋势是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对理想中的“古之人”充满了敬意：“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这里所说的“本数”与“末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都是知识。前者是根本的理论知识，而后者是具体的技术性知识。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旧法传世之史”的典籍之中，而在《诗》、《书》、《礼》《乐》这类典籍之中的本数、末度知识，邹、鲁的搢绅先生，即广义的儒生们还有很多人能够说清楚，而这些数、度知识散见于天下而分设于周天子辖域之内的中国之中，诸子百家的学者有时还能零星地加以称道。
《天下》篇中的这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中国古代的学问系统是以治道为中心的；其二，这一学问系统分成本数和末度两类；其三，《诗》、《书》、《礼》、《乐》仅仅保存了古代系统学问的一部分，还有比这一典籍系统更加广阔的“旧法传世之史”的典籍系统。对于这一点，以往讲学术史的人多有所忽略；而《左传》中提到的“三坟”“五典”之类的著作，可能就属于此处所说的“旧法传世之史”的大范畴。其四，在周天子的辖区内，除邹、鲁儒生之外的其他诸子各家，对于古代的学问系统中的有些知识也还可以零星地谈论。
《庄子·天运》篇还提出了“六经”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奸七十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无所用。”这是先秦诸子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六经”概念。这虽然是古代典籍的分类，但也与知识与学科分类有关。
上述所列传统学问、典籍分类的五种范式，可以代表先秦时期对周代及以前学问、典籍分类的基本模式。这些类型的具体而详细的内容今天已经很难知晓，但它们对于后人认识中国传统学问、典籍分类思想，还是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七略》的学问(知识)分类及其流衍③
1.从旧“六艺”到新“六艺”。旧“六艺”是周王朝及其诸侯国的贵族阶层用来训练子弟的一种知识与技艺的体系。新“六艺”则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类典籍，孔子教学生时采用过，《庄子》一书中称之为“六经”。汉代刘向、刘歆的《七略》所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指六种典籍。若依照《孔子家语》所言，孔子采用六种典籍教学生，其实只是用六种典籍做教材而已。
2.《七略》与秦汉的知识分类。汉代刘向、刘歆所著的《七略》一书今天已经不存，其主要内容见之于《汉书·艺文志》。“七略”实际上只有“六略”。“略”本有封略、疆界的意思，引申为“类”的意思。“七略”第一略为“辑略”，是全书之总要。余下六略对先秦至西汉末年的学问与典籍进行分类，参见表1。
《七略》所分的六类学问，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学科，也不同于今天的知识门类。但从这六类学问体系可以看到，传统社会的学问是以治道为中心。新“六艺”基本上是后来的“经学”的学问体系，而当今社会特别重视的军事、科学技术、工程技术知识、医学知识处于“六略”之末。
3.《七录》对《七略》的继承与改变。南北朝时期，刘向的“七略”分类法又有所发展。王俭《七志》(已佚)的内容保存在《隋书·经籍志》之中，其分类如下：
“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典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
比较而言，《七志》多出了“图谱”类学问、典籍和道教与佛教两种宗教类型的学问、典籍，这与魏晋以降中国传统学问类型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从大的学问类型来看，“七志”实际上将传统的学问分成了九类。
南朝阮孝绪在综合刘氏父子的《七略》与王俭的“七志”分类法基础上，作《七录》，正式建立了七类分类法，参见表2。
4.“四部”之雏形与《隋志》四部。最早采用“四部”分类法的是西晋荀勖。他在《新薄》之中将当时典籍按照甲、乙、丙、丁四部分类。
甲部：纪六艺及小学诸书
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数术
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
荀氏分类法与《七略》显然不同，将《七略》中兵书、数术、方技合于诸子，立为乙部；丙部为史书、类书。
荀氏四分法可以看做是后来四部分类法的雏形。到《隋书·经籍志》成书之时，“四部”分类法初步确立，参见表3。
实际上，《隋书·经籍志》中国书籍分成六大类，反映了隋唐时期传统学问的基本系统。这一学问系统内部又有各类学问与知识的内部系统，如道教、佛教两类书籍。深究之，这“四部六类”的书籍分类法，仍然沿袭着传统六艺、特别是新六艺重视六经治世功能的分类逻辑。
《隋书·经籍志》综合吸收了《七略》、《七志》、《七录》、荀氏四部分类的书籍分类法，为后来的四部分类奠定了新的基础。
5.郑樵《通志略》的典籍分类。从《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到《四库全书》的“四部”学的正式形成，中国传统学问、典籍分类的学问还在变化发展，其间，南宋初马端临的《通志略》一书的分类最为值得关注。该书将传统的学问、典籍分为12大类，将以前列入诸子类的著作单独列出来，新增了很多细目，其中大类有“艺术类”，小类“经解”，细目类更多，如家传、烈女、科第；断狱；立乳；弹棋、打马等杂技类。而大类“医类”中有眼药、品齿、妇人、小儿、粉泽等，与现代医学与化妆术等知识相通。诸子类除道家、释家两类有较大的发展外，其他九家，除兵家外，几乎发展不多，参见表4。
6.《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法。清代乾隆三十二年(1773)，由纪昀主持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分类法，将中国的旧有学问、典籍分为4部、44种、67属三级分类体系，参见表5。
《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法，相对于《隋志》而言，更为细致；相对于郑樵的分类而言，更为简明。它代表了清代乾嘉时期知识对于中国传统学问、典籍分类的主流看法，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从学问、典籍分类的思想来看，它仍然保持着传统学术“以治道为中心”的分类体系。“经部”书籍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其主要内容没有多少变化，但增加了“四书类”与“五经总义类”两类，反映了传统学问在两宋以后的变化情况。而史部地理类、子部杂家类著作、集部别集类数量激增的事实，反映了两宋以后学问急骤膨胀的现象。而经部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五经总义”类是以往所没有的新内容。纪昀在《经部总叙》中道出了经部分为十类的理由：“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矣。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小学。”对于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的著作，纪昀即使有新想法也不敢深论传统学问、典籍的变化情况，但后人从传统典籍分类的客观变化中，还是可以看到学问的变化趋势，即史、子、集部中一些部门知识的急剧膨胀，从中国传统学问内部促使经学传统的自我变化。
从《汉书》之“志”到《明史》“诸志”的分类
从传统目录学的角度看，一般学人都更加重视《汉书·艺文志》的典籍与学问分类，如果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笔者认为《汉志》十篇本身倒是一个更值得重视的知识分类体系。班固的《十志》继承发展了司马迁的《八书》，有因袭有创新。刘昭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云：“昔司马迁作《史记》，爰建八书；班固因广，是曰十志。”④这一说法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今将《汉书·十志》及《后汉书》、《新唐书》、《明史》诸志的分类内容列表如下，从而可看出传统学问分类的大体情况，参见表6、表7、表8、表9。其他诸吏书中的志类分类，因篇幅关系暂时不表。
“二十四史”中的“志书”皆是基于《史记》“八书”发展起来的，虽然详略不一，但是作为“纪一代之大制度”⑤，记述一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书体例，备受历代著述所重视。志书按照“每事以类相从”、“书以类事”的内容进行分类，兼顾时间次序编目。从现代知识谱系的角度看，“志书”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传统人文、社会知识的大致分类。因此，“志书”目录的因革与发展过程，暗含着中国人文、社会知识不断丰富膨胀、分化和独立的历史消息。这一点从《汉书》诸志到《新唐书》诸志再到《明史》诸志，内容与分类皆不断增加、扩张的趋势中可见一斑。在不少人看来，在清代考据学盛行的年代，人们似乎只斤斤计较于文字、音韵和训诂等工具性知识，似乎忘记了使用这些工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真知，别致新知，以便实用的更高学术目标。清儒对于历代正史，尤其是诸志中几乎每一种典章制度知识都有专门研究著作出现，有的甚至出现叠床架屋式的群体性研究团体，类似于现代学术中的某些知识性的社会共同体。例如，梅文鼎、钱大昕、戴震、焦循、李锐等人的天文历法与数学研究，顾祖禹、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人的历史地理研究，沈垚、张穆、龚自珍等人的边疆史地研究，刘文淇、包世臣、魏源等人的漕、盐、河政以及水利财政研究，汪辉祖、沈家本等人的法律研究，江永、秦蕙田、孙希旦、黄以周、孙诒让等人的礼学研究等，都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传统学问的视野，为现代诸多中西合璧的“专门之学”奠定了本土文化的基础。
张之洞《书目答问》与国学学科分类的新尝试
1.《书目答问》与传统学问分类的变化。张之洞《书目答问》成书于光绪元年(1875)，该书所反映出的学问系统在整体结构方面仍然沿袭了《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法，但也增加了“丛书目”一栏。而四部分类的二级目录中，与《四库全书》的分类目录有所不同，反映了清末部分知识人士在西学的影响下自觉调整传统学问与典籍分类的历史意识。其附录部分收入“别录目”与“国朝著述姓名略总目”两个类型，是《四库全书》目录中所没有的新内容。
经部二级著作目录分成三类，其中第二类“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部分书目最多，应当说，这是乾嘉考据学兴盛以后经部研究类著作与知识激增的结果，参见表10。
2.王国维与“哲学”知识的引入。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以欧洲文科大学与日本文科大学学科设置为榜样，坚持提出要设立“哲学”一科。通过对张之洞不设哲学学科三条理由的批判与驳斥，论述了设立哲学学科的三条理由：
其一，驳斥“哲学为有害之学”的观念。王国维认为，当时提倡自由革命之说的人，虽然与18世纪欧洲哲学史上的自然主义有关，但自然主义仅是哲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真正的哲学“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而当年的洪、杨，今之孙、陈，难道都是哲学家吗？
其二，对“哲学为无用之学”的辩护。王国维说：“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⑥如果仅从有用的角度看，经学、文学也属于无用之学，当与哲学一样废除不讲。但是大学不是工场闤，不能用这种做买卖的方式来对待学术。更何况有些学问，如教育学，“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⑦即使哲学真的一无所用，也不能废除，更何况还有“无用之用”呢？
其三，驳“必以为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也。”王国维认为，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正如中国传统社会诸子哲学与儒教哲学的关系一样。要想了解中国哲学本身的价值，“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固可决也。”⑧
综上三点，王国维认为，不仅哲学不能废除，而且经学科中不能不讲授哲学。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一点也不亚于文学与经学的关系。⑨他没有深论当时小学、中学医、法、理、工、农、商等六科，而专就大学文科的课程设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可以“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中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⑩上述五科之中，除史学科之外，其他四科均设有“哲学概论”的课程。除史学学科之外，其它四科均设有“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课程，参见表14。
就王国维所列文科科目而言，其中依傍西洋与日本学科之处甚多，而对于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特征的分析偏少。其贡献在于为新来的哲学找到了一个立足的理由，并为哲学学科移入中国人文学世界做出了贡献。但当时还不可能认真反省中国学问的固有体系与谱系，因而也谈不上现代国学学科体系的建立问题。
当代“国学”学科分类的思想原则及其形式初探
1.“国学”学科分类的原则及其反思
如果说，传统中国学问、典籍分类体系是“以治道为中心”的，而当代中国大学的学科分类原则整体上是以分立的、客观化的自然、社会、人文现象与事象为依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是以人物、学派的思想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当然，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学科的边界也不是很清楚。“国学”虽然有自己的客观对象，即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总和，但由于其对象范围过于庞大，学科的承载媒介过于复杂，因而在现代学科分类原则下无法找到自己的内在逻辑根据。但就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国学作为一级学科又有自己的现实基础。其理由如下：
第一，当代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的分科现实，严重地割裂了传统学问固有的内在联系。中文系、历史系基本上按照自己学科的内在要求研究中国历史上属于经学内容的《诗经》、《论语》、《孟子》等著作，而历史系则按照历史学的学科要求来研究《尚书》、《春秋》及“三传”，而哲学系、历史系的中国哲学、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基本的小学训练。文、史、哲三科分立的现状，严重地肢解了“经学”和传统学问的完整性，因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传统文化的精神。要理解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必须从学科建制上恢复“经学”的学科地位，从而为完整、准确地理解传统文化提供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
第二，国学作为一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级学科，主要强调学生在文、史、哲三方面整体素质的培养，为日后的分科研究提供一个宽广的学术基础，弥补现代大学文科分科培养所造成的思想的片面性与知识结构的单一性的缺陷。
第三，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认同感，提供基本的伦理共识，(11)同时也为当代社会人格培养、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建设提供丰厚的中国文化原素与特色。
第四，为当代世界文化提供一个鲜活的文化范型。从逻辑上说，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学问体系。然而从现实性上讲，并不是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成系统的、而且延绵三千多年的学术与文化传统。美国就是一个只有现代史的民族国家，它就没有自己的“国学”，而只能有源于欧洲的古典学学术传统。其他很多国家也都缺乏自己的、成系统的、延绵三千多年的学术与文化传统，如亚洲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就是这样。因此，当代欧洲的一些民族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很难说有什么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国学”，他们有的只是共享的古典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传统。
当代“国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分类原则，主要是现实性的要求，而不完全是要服从现代中国以西方知识分类的抽象逻辑为学科分类的准绳。实际上，中国当代学科的设置也并非完全按照这一知识分类逻辑实施的，如作为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作为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需要设置的。这正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学问、典籍分类“以治道为中心”的核心精神。如果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来看，逻辑的原则不可能完全外在于历史的要求，而所有的分类逻辑都是人根据自己的认识而确定的分类体系，并不存在超越于人的客观逻辑。如果硬要寻找“国学”学科在知识分类上的逻辑基础，交叉知识与综合知识当是其合理的逻辑基础。在当代社会，交叉学科正在方兴未艾。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需要交叉，而且也有所交叉，“心理学”、“考古学”在这三大类知识系统之间成立了自己的一级学科。那么，“国学”则在人文学的几个一级学科之间——文、史、哲、艺之间实行小的交叉，当然也具有自己固有的学科合法性地位。
2.学科分类与知识分类的关系
就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学科分类体系来看，其主流是依托西方的知识分类来设置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与三级学科的。不过，学科分类又不是完全按照知识分类的逻辑展开的，有些学科很难有知识分类的逻辑基础，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如果按照事物的逻辑来对知识进行分类的话，很显然那些分立的客观事物更容易成为知识的研究对象，如现代的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农学等。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度发展，学科交叉日益明显，而且越发变得需要。那些处在多学科交叉带的“关系实体”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如生物化学、物理化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心理学等就成为新兴的学科。“国学”作为人文学内部的交叉学科地带理应当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这一新兴的学科边界虽然不易确定，但大致的范围还是清楚的，那就是以中国古代学问为研究对象，其依托的主要载体是古代的书籍、绘画、书法等有形的物质媒介，还有非物质的、口头的、现代还流传的各种技艺。
大学学科分类固然要以知识分类的逻辑为基础，但出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以治道为中心)，有些新兴学科可以在交叉学科的门类下设立，为人类解决自身的问题提供一种带有较强综合性的方案与思路。
3.学科分类与课程体系的联系与区别
基于知识分类逻辑的学科分类，从原则上划定了该学科的课程体系边界及其主要内容。但是，课程体系又不完全依照学科分类来展开，这与大学教育的自身功能密切相关。大学教育一方面是通才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知识教育，另一方面还是成人的教育，即以人格的养成为自己的任务之一。因此，课程体系中那些逸出学科分类要求的部分，既是成人教育的需要，还有突破学科边界，培养人的全面认知能力的需要。因此，学科分类与课程体系之间的区别可以简化为如下几点：第一，学科分类是课程体系设置的出发点，这是满足大学知识教育要求的。第二，课程体系有逸出学科体系的内容，这是满足大学成人教育要求的。第三，相同的学科，在不同的学校可以有不同的课程体系。其基本内容可能是相通的，但其辅助的课程，甚至是不同院校的侧重点都可以不同。因此，课程体系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第四，具体到“国学”学科而言，不同的学校可以在分享核心课程的前提下，设置不同的课程体系。这既取决于该校的办学理念，也取决于该校办学的传统、现有的师资力量等现实情况。以武汉大学国学院为例，其课程体系偏重于国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培养与训练，过于专门的知识，如边疆地理、国艺、国技之类的知识暂时无法纳入其中。
现代哲学认识论非常重视事实与价值之分别，从而在事实描述与规范判断之间确立一分界线，(12)也间接地在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确立了一道明确的界线。
事实与价值之分，主要起源于现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得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然而也不是在现代社会突然出现的人类精神现象。至少，就中国古代哲学而言，《易传》中天文与人文的区别，庄子哲学中的“知天”与“知人”的区别，乾嘉时代戴震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实体实事”与“纯粹美好”两种概念的区别，都可以看做是事实与价值区分的中国式表达。17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知识论的发达，对于知识的分类理论更是不胜枚举，如波普尔在“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将知识分成两类，主观的知识与客观的知识。迈克尔·波兰尼则站在后批判主义的立场，对于所谓普遍的、客观的科学知识进行批判，提出了“个人的知识”新观念，(13)马克斯·舍勒根据知识的人为性程度的高低，将知识分成七种类型。(14)
本文无力对古今中外有关知识的理论作一系统研究，而仅是以此为例，作为笔者对“国学”学科分类认识的切入点，即试图从知识谱系的认识视角出发，来讨论“国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当代社会成为一级学科的可能性。在前人有关知识理论的认知基础上，结合国学学科的自身特点，特别是为了服务于大学本科教育的要求，我们将国学知识初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基础理论知识，二是具体艺术知识，三是具体技术知识。依此知识谱系，我们可以将国学知识分成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国学、国艺、国技。国学着重于探讨传统的理论知识，国艺着重探讨通过具体媒介表现出来的艺术性知识，如国画、书法、传统戏曲的唱腔及各种器乐。国技主要探讨传统技艺中的术数类的知识，中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至于占卜、堪舆、风水、相术、单方等民间方技，在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成立小型的研究中心。这些初步的认识是否能够成立，还有待更多的学术同仁加入此行列，作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索。
①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0页。
②参见自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③本节参酌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一书甚多，致谢。
④见《后汉书》十二《志》二，中华书局，1965年。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29页。
⑥⑦⑧⑨⑩王国维：《王国维集》第四册，周锡山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3、13、14、16页。
(11)此点受郭齐勇教授的启发，参阅郭齐勇《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年)。
(12)参见孙伟平：《事实与价值》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参见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的知识·前言》，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4)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6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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