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介入罢工处理的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会论文,策略论文,角色定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规模的增加和劳工意识的觉醒，以停工、怠工为主要特征的罢工事件不断增加。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大体描绘出这次工潮的发生脉络。2010年1月，5次规模较大的罢工首先在苏州工业园区相继爆发。2010年2月，罢工潮的中心开始从长三角转向珠三角，在东莞、广州、中山、佛山、深圳、惠州、珠海等地相继爆发连锁性的工人罢工事件，其中，5月份爆发的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由于被媒体大量报道而成为2010年罢工潮中影响最大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7月，罢工潮中心又转向大连开发区。从5月末到8月末，大连开发区曝出自建立以来第三次“罢工潮”，波及企业73家(其中48家日资企业)，参与罢工的工人达七万多人。此外，上海、北京、江苏、山东等地也发生多次罢工事件。
这些被西尔弗称之为“马克思式劳工抗争”的罢工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的罢工行动都是工人自发发起的，都没有工会的组织和引导。甚至在很多罢工事件中，工人是故意绕开工会来进行抗争的，工会不但对此毫不知情，甚至还被工人当做防范和警惕的对象(陈伟光，2012)。争议发生后，工会介入处理时也被工人抵制。工会还时常成为罢工工人抨击的对象，甚至有些罢工工人还提出了改组工会的诉求。在法律上，《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都规定：工会的性质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工会有“维护”、“建设”、“参与”和“教育”四项主要职能，其中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那么，为什么在现实层面上会出现上述这些现象？工会在介入罢工处理时会如何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工会会采取“维权”策略介入还是会采取“维稳”策略介入？在罢工事件日益增加，而工会又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的背景下，这些问题都成为急需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拟结合理论梳理和案例探讨，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和解答。
二、理论框架
工会的角色属性与职能一直是中外工会研究争论的中心话题，但争论焦点中外有别。在西方，这一争论主要聚焦于西方工会角色的“两面性”：垄断的一面，与其争取提高工资的垄断能力有关；代言人的一面，与其代表了企业里组织化的工人有关(理查德·B.弗里曼，詹姆斯·L.梅多夫，2011)。在国内，这一争论则主要聚焦于中国工会角色属性与职能的“双重性”：工会发挥连接党和政府与工人之间的管道作用，自上而下代表国家的集体利益，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因此工会具有作为国家工具的国家属性；工会作为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其基本职责，工会要自下而上传递工人要求和保护工人权益，因此工会又具有作为工人组织的社团属性。
而陈佩华(Chan,1993)则认为，中国工会“这种被Pravda和Ruble称为‘古典双重主义’(classic dualism)的双重性格是有内在矛盾的”。她借用“国家组合主义”的概念对工会职能“古典双重主义”进行了阐释和推进，通过列举分析自建国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工会与国家发生的五次矛盾冲突指出，只要中央的控制减弱，工会就会为自己争夺权力并保护工人的利益。张允美(2003)则进一步指出，工会的双重职能具有对立的性质，双重职能的制度安排是工会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原因，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摆脱“顺从与冲突”的怪圈。陈峰(2003)也认为，在市场化改革以后工会的这种双重身份产生了直接和尖锐的冲突，并通过分析劳资纠纷场域中的工会行为，指出当两种身份明显冲突时，工会会坚定地站在国家一边。
但是，也有学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游正林(2010)通过对60年来中国工会三次大改革的背景、理想以及结果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学者都夸大了工会与党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性，他们往往把党对工会的要求(代表并反映职工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理解为工会独自的欲求，从而过分强调了双重功能之间以及工会与党之间的冲突。陈伟光(2012)也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因为这种说法把党和职工群众对立起来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始终把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因此工会联系群众、保护工人的权益也是党的要求，也是更好地维护党的领导。许晓军和吴清军(2011)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批判，认为上述观点“过分强调党、政府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企业或资本与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忽视劳资关系中另一个重要的主体，即企业或者说是资本的利益，对分析市场化条件下的工会必定会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基于此，他们认为中国工会在性质上是一种类行政机关。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本研究发现，关于中国工会角色属性以及职能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如下的演进脉络：(1)早期研究是仅仅在“工会－党政关系”一个关系维度下来分析工会性质与职能的，尽管在这一维度下又分别出现了“古典双重主义”、“国家组合主义”、“‘顺从－冲突’论”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关注的都是同一个关系维度，即“工会－党政关系”；(2)吴清军、许晓军等人基于对沃尔玛建立工会现象的研究，提出了分析工会性质与职能的另外一个关系维度，即“工会－资方”关系；(3)2010年罢工潮发生后，基于对工人罢工过程以及工会介入处理罢工过程中出现的工会信任危机问题的分析，陈伟光等人又提出了分析工会性质与职能的第三个关系维度，即“工会－工人”关系。结合现有的理论及其发展脉络，本研究认为，应该把工会置于劳动关系系统中，通过在三个关系维度，即“工会－党政”、“工会－资方”关系和“工会－工人”关系，来分析工会与其他劳动关系主体的博弈关系，来理解工会在具体的劳动关系情境中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本文将按照上述分析框架，以G市N区总工会和D开发区总工会为例，分析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情境下的工会角色定位和策略选择，并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
三、案例分析
1.案例介绍
2010年G市N公司罢工事件成功处理是工会有效介入罢工处理的一个典型案例。2010年6月21日，位于G市的N有限公司因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资待遇问题引发1100多名工人罢工。这次集体行动主要由班组长发起，组织动员过程绕开了工会，是他们在参加公司培训和凑钱聚餐中完成的。罢工开始后，工人既不和资方对话，也不和政府对话。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人之前约定了一定要先罢够三天(累足筹码)再谈判；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罢工工人没有明确的领袖和代表人物，也没法开展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工会了。基层工会的最大优势就是熟悉工人，同工人个体之间有熟人关系。但在开始阶段，企业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去做工作，工人认为工会是代表公司的，觉得工会没能发挥作用，提出的意见诉求解决得不多，所以还是要靠工人自己。但工会一方面通过为罢工工人提供送水的服务，另一方面则不断地找工人谈话，慢慢地取得了工会小组长(30多人)的信任，逐步摸清情况并说服工人。24日零时40分，部分工人开始复工。在这个过程中，N区总工会L主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去罢工现场说服工人，并给企业工会提供指导；另一方面还顶住压力，极力和警方沟通，承诺由工会出面去劝说工人，以防警力介入；地方政府要求区工会副主席带着几个领头的工人去派出所谈话，也被拒绝了。在接受笔者访谈时，L主席提到：“工会的位置也决定了我们不能用维稳的心态处理问题，我们的工作原则是既反映诉求，又要保护员工。公安介入会让工会以前做的工作前功尽弃，因为如果有后顾之忧的话，工人肯定不谈。”在区工会和企业工会的共同努力下，25日工人全部复工。之后，工会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帮助工人召开职代会选举职工代表，再在职工代表中选举谈判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区工会传授一些谈判技巧，告诉工人代表怎样才能合理合法地争取诉求。经过这样的工作后，谈判代表变得更理性，更有谈判策略，从而促成了谈判的最终成功。
D开发区在工会介入罢工处理方面也有非常成功的经验。由于该地区2005年已经发生过规模较大的罢工潮，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会介入罢工处理的经验。2005年D公司率先罢工，起因是公司迫于劳动局执法大检查的压力而大规模缩减加班，进而导致工人收入迅速降低，从而增加了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的生活压力。导火索则是企业选了一条生产线做生产测试调整线速，由于工人不适应导致生产线停工，结果其他生产线也都跟着停了下来，7月26号就正式罢工了。此事一传出，其他的企业也开始跟着出现罢工。最后共有包括16家日资企业和2家韩资企业在内的18家企业发生罢工，参与工人达2万余人。此次罢工潮中，罢工的动员和发起也是绕开工会，通过“墙壁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动员的。D公司的罢工有2000多工人参与，罢工也很彻底，有20多个带头组织者，工人对这些组织者非常信任。企业工会完全不起作用，处境很尴尬，没有任何的应对经验。在这种情况下，D开发区管委会与开发区总工会迅速介入该事件的处理，经过开发区管委会同意，区工会主席在劳资之间协调与斡旋，日方雇主同意给工人月工资增加150元，年底厂庆每个人发放1000元奖金，罢工事件才得以平息。在此次罢工潮的平息中，区工会M主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2010年再次爆发罢工潮的时候，区工会和企业工会都有了一定的应对经验，区工会带动企业工会积极介入罢工处理，最终罢工得以解决。关键就是企业工会迅速组织工人选举谈判代表，收集并迅速统一工人诉求，同时说服日方雇主与工会主席及工人代表，就工资的增幅问题进行反复谈判。在谈判过程中，D市政府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以及区工会直接介入部分企业劳资谈判的过程中，都为成功处理罢工提供了条件和支持。2010年罢工潮事件平息之后，D开发区工会T主席开始对工会组织结构和集体协商制度进行改革，意在提高工会介入罢工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2.案例讨论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工会都有了明确的角色定位和行动策略，即工会是工人的组织，所以首先要维护工人的合理利益，同时通过维护工人利益来维护社会稳定。基于此，在征得地方党政领导或上级工会领导的认可和支持后，积极介入罢工处理，帮助工人推进集体谈判，最终实现了工人的经济诉求。依据本研究提出的三个关系维度的分析框架，上述两个案例中的工会之所以都能够准确地自我角色定位，并作出正确的介入策略选择并取得很好的介入效果，是由工会在三个关系维度上分别与党政、资方以及工人等主体的博弈状态决定的。
首先，从“工会－党政”关系来看，无论是G市N区还是D开发区，党政领导人及相关政策都为工会介入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拿G市N区来说，省、市、区三级党政领导都给工会提供了相对宽松的介入空间。N公司罢工事件之前，该省省委书记已经就“南海本田罢工事件”表过态，即“第一，停工是工人维权的传统方式，是转变传统经济的催化剂；第二，停工是调整分配格局的转折点；第三，停工是加强人文关怀的新契机。因此，只要可控，不一定是坏事”(孟泉，路军，2012)。这一表态无疑对全省处理类似事件定了一个基调。N公司发生罢工后，G市并没有直接警力介入，而是副市长亲自到现场与工人沟通，这一做法也间接表明了政府态度，为工会组织的介入提供了宽松空间。N区政府在处理该事件过程中，虽然态度相对强硬，但也始终没有出动警力，这也无疑给工会介入提供了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N区地方工会以及N企业的企业工会才没有选择“维稳”的策略介入处理此次工人罢工事件，而是选择了“维权”的方式介入处理。D开发区的情况也类似。
其次，从“工会－工人”关系来看，罢工工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结社力量，进而给工会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和倒逼机制。从N公司工人的罢工过程来看，工人能坚持罢工三天，并且在罢工过程中没有暴露罢工领袖和代表，反映出工人不但具备一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而且还具备一定的抗争策略。这种团结起来并进行有策略的集体行动的工人无疑会给工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并进而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工会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站出来为工人维权。D公司工人不但组织和团结起来，而且有一定的抗争经验。对工会而言，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在工人的压力机制下也会延续传统的“维权”介入方式。
再次，从“工会－资方”关系来看，无论是N公司还是D公司都属于日资企业，“工会－资方”关系既没有国有企业中的那种利益一体关系，也没有私营企业中的那种个人情感层面的相互认同。因此，当劳资争议发生时，从个人情感认同上资方基本上无法给工会施加压力。从利益角度来看，基于历史的原因，日资企业中的劳资利益争议在很大程度上会被理解为中外利益之争，作为工会而言，自然也乐得为中方争取利益。从上述分析来看，在“工会－资方”关系维度上的博弈状态来看，资方较难施压压力。
通过上述三个关系维度的综合分析来看，在N企业和D企业发生罢工后，工会在自我角色定位和行动策略选择时面临的是这样一种情境：政府提供的相对宽松的介入环境、工人结社形成的集体压力和倒逼机制以及被情感认同上敌对化和利益争议上外群化的资方。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境，这两个案例中的地方工会和企业工会才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工会是工人的组织”的自我角色定位和以“维权”方式介入的行动策略。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修正，提出了一个分析工会行为逻辑的三维关系分析框架，认为工会在介入罢工处理时的自我角色定位和介入策略选择取决于工会与其他劳动关系主体在三个关系维度上的博弈状态。通过对工会介入处理N企业和D企业工人罢工的案例的分析，本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基于这样的行动逻辑，本研究所分析的两个案例中的工会在介入罢工处理时都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包括：首先，各级工会要积极介入罢工处理；其次，要争取党政的支持，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再次，介入时要坚守立场，角色定位清晰，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身份任何时候都不能变；第四，工会介入要积极引导和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但是必须看到，本研究中所分析的工会在介入罢工处理时的自我角色定位、介入策略选择以及介入效果取得都是特定的三维博弈情境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或然性。也就是说，这些看似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其实存在偶然性和局限性。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效机制来看，这些做法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会介入罢工处理的制度化挑战。G市和D开发区尽管在2010年工潮的介入处理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工会介入罢工处理的制度化机制并未成形。因此，如何建设一种新的解决劳资纠纷的机制应该是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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