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两面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面性论文,美国论文,入世后论文,经贸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加入WTO翻开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史上新的一页，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也有了相应调整与嬗变。但是双边经贸交往过程仍然波浪起伏、变数较多、稳定性差。症结何在呢？笔者认为一个“传统”因素就是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如同两只不协调却操纵着同一个方向盘的手，一只手把握着加强中美经贸合作的主导潮流，这是美国的利益之重；另一只手则总向“右转”用力，以中美贸易摩擦来寻衅滋事。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就是这样的矛盾统一体。“两只手”的交锋永无停歇，由此导致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入世后我们仍要高度关注这种两面性，切中它变化的脉搏，客观、清醒、从容地应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复杂局面，从而因势利导，促进两国经贸往来沿着互利共赢的道路不断发展。
一、实现了对华PNTR，但会出台新的替代法案以牵制和限制中国发展势头
从1980年直到2001年，每一年的5月至7月，美国政府都要上演对华贸易政策年度审议的“闹剧”，即由美国总统重新提出并经国会批准，才可将对华最惠国待遇“无条件”延长一年。2001年12月，在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后不久，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并于2002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至此，美国方面终于走出了延续二十二年之久的对华贸易政策年度审议的怪圈，声称不再把贸易往来与人权等问题挂钩。美国确立对华PNTR，消除了长期以来阻挠中美关系改善和中美经贸发展的重大障碍，为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业内人士心里都明白，美国绝不情愿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顺畅腾飞。过去有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说什么只要美国给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会“严重打击美国经济，企业将关门，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失业”；最近又有“中国崩溃论”新鲜出炉，说什么中国的统计数字和经济增长都是虚假的，中国经济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看似截然相反的论调交替登场，这或许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方的“应变能力”。
就PNTR议案来看，它原本就有针对中国的WTO协议执行监督措施，它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都向国会递交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情况的报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加重了美国对中国履约诚意与能力的怀疑。同时，作为对华PNTR的附属物，美国国会专门建立了两个有关中国的委员会一一“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足见其对中国执行WTO义务和对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视”程度。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兰普顿教授指出：“美国国会的确失去了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这根‘大棒’，但是美国国会还会寻找其他的‘大棒’，在不同的情况下‘敲打’中国……继续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发挥影响力。”现实情况表明，中美WTO协议启动后，美方已显露出利用其他新法案牵制和限制中国的端倪，要寻求授予我PNTR后对我施压的“新的平衡杠杆”。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国承担了超出世贸组织正常标准的义务”，这些“超世贸组织”承诺是美国提高“入门费”的结果，它包括在世贸组织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长达12年的“特保”条款和入世后前8年每年一次的“过渡性审议”。另外，美国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上也一直态度强硬，“9·11”事件以后有些“脆弱的好转”，但摩擦升级的隐忧始终存在。
二、同为WTO成员，却仍未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曾多次呼吁国会通过对华PNTR议案的美国商会主席史蒂夫·温安洛把中国入世看成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承诺继续发展市场经济”。2003年5月，美国发布的年度外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政府去年在履行入世承诺和经济改革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取得的进步。这确实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和普通民众中关心与赞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心声。可是，又有相当一部分与中国打交道的美国人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使中国加入了WTO，美国政府依然武断地坚持在15年内把中国归入“非市场经济国家”行列，确定市场经济的标准也以美国意志为转移。非市场经济定位带给中国的最大伤害就是在对华反倾销中采用传统的、歧视性的替代国方法计算倾销幅度。这种标准在实践中往往显失公平，比如经常被美国商务部用作中国“替代国”的有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韩国等，而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要高于中国若干倍，以此来计算倾销幅度，常使中国本来没有倾销的产品被裁定为存在倾销，或本来只有轻微倾销的产品被裁定为高额倾销，比如最近美国不考虑中国企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因素而选定印度为替代国，得出中国输美彩电84.17%的倾销幅度，并由此发起涉及金额近5亿美元的对华彩电反倾销调查。这样的对华反倾销实在有违GATT和WTO反倾销规则之初衷。
三、提高了对华投资的层次，加大了对华贸易的力度，但不迈过“技术锁定”和“出口管制”的门槛
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02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指出，在展望未来5年中国的商务前景时，接受调查的90%以上的会员企业都表示了乐观或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入世将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白皮书》提醒美国在华企业特别关注那些迅速成长的特定行业，尤其是服务业中的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媒体娱乐和建筑业等。实际上，此前美国国内最大的500家公司就已有300多家在华投资，美国也已连续三年成为对华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目前，在华各大公司又推出了新的投资发展战略，如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宣布了“2+3+3模式”，将在5年内把中国建成它的世界级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2003年3月，比尔·盖茨在第八次中国之行时宣布要进一步扩大经北京的投资，加强双方在电子政务、软件开发、人才培训诸领域的广泛合作。
在贸易方面，本来就举足轻重的中美贸易在中国入世后更是重上加重，成为双边关系的主要基础和运转轴心。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002年中美双边贸易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贸易额971.8亿美元，是1979年两国建交时的40倍，其增幅之大、增速之快令人瞩目。
不过，美国公司依然有对华“技术锁定”情结，美国政府依然有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技术锁定”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更巧妙、更高级的技术产品效益外溢补偿方式。“技术锁定”水平越高，其所花费的成本就越小。美国公司对中国产品的“技术锁定”很普遍，而我们一般很难打开这些“锁”，比如汽车、手机、电脑的关键部件与核心技术还是要依赖通用、摩托罗拉、微软等美国公司。专家们认为，这种“留一手”、“安钉子”的策略“诱引”中国技术发展多靠跟踪模仿为主，创新日益匮乏，长期受制于人。与“技术锁定”相关的最新案例是今年5月美国劲量集团借知识产权之由发起“337调查”，阻击中国碱性电池出口美国，这还是在耍技术牌、收专利费、后发制人。再从美国政府来看，近几年虽然放宽了对中国等国家高速电脑的出口限制，但仍未摈弃对华高技术产品歧视性出口管制，比如，早在1999年中美达成中国入世协议前后，美国政府就制造出“考克斯报告”以及“李文和案”。2003年初，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风波又起，美国国务院指责休斯电子公司和波音卫星系统公司非法向中国提供了可能用于制造洲际弹道导弹的火箭和卫星技术，并就此向联邦法院提出指控。与“出口管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有别于其他发达国家，至今尚未制定系统的技术性支持方案帮助中国实现世贸组织义务。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决不因为中国入世而取消对华歧视性出口管制的既定政策，不会根本改变漫长的许可证批准程序和出口商难以得到金融信贷支持的状况。
四、有合作、共赢意识，却免不了依仗“超级大国”地位搞贸易单边主义
当前美国十分注重对华经贸合作并希望互惠双赢，动因之一在于“中国是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支点”和“外国投资者的优选之地”，也在于全球经济低迷之时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甚至在中国发生“非典”疫情之时，《华尔街日报》仍刊文指出这次“危机并未夺去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光泽”，美国制造商还是把中国经济看作“一个罕有的亮点”。2003年3月，WTO的全球贸易统计报告显示，2002年度中国货物进出口额居世界第五位，服务进出口额居世界第十位，综合计算的话，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四大贸易体。所以，饱受国内恐怖袭击、假账丑闻和复苏乏力之苦的美国各大公司便纷纷拓展对华贸易。
不过，与此相伴而行的更有美国政府随心所欲的贸易单边主义行径。且不说它退出《京都议定书》和藐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等“大事儿”，单就与中国有关的“小事儿”而论，美国也有置他国反对于不顾，单边增加农业补贴和限制钢铁进口的法案与措施出台，这已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谴责为“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和市场自由化进程”的“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限制钢铁进口的201钢铁保障措施案，是中国入世后遭遇的“第一战”。照理说，美国是GATT和WTO的老资格与最高端成员，深谙50多年来GATT和WTO主张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之精髓，以及发展中国家所享受的差别待遇和优惠待遇。可是，2002年3月后的钢铁贸易争端进展状况却总令人感觉到美国在“说一套，做一套”。一方面，美国政府坚持认为限制钢铁进口符合世贸规则，一再声明其恪守国际贸易带头人和贸易自由化之承诺；另一方面，又一意孤行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国家实施钢铁贸易制裁，仅中国就至少有3亿美元的输美钢材受阻。虽然我国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产业合法利益，但与欧盟、日本相比，我们打世贸官司缺乏经验与技巧，在经济实力、讨价还价能力、报复能力、技术和法律人才等方面也处于相对劣势，使得美国对华贸易单边主义有机可乘。
五、冷战早已结束，“冷战思维”照旧，并时常展现“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套路
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取代军事和意识形态对立成为各国的“第一要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讲求“实惠”的美国重整了敌我阵线，收敛了对华敌意，甚至一度与我结成“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过，从骨子里说，美国没有一时一刻“麻痹斗志”。不打冷战了，却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延续着“冷战思维”，并且软硬兼施要中国接受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在双边经贸关系上，美国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中国，把贸易问题与和贸易不相干的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动辄以报复或制裁相威胁，以施加政治压力来获取经济利益。前面提到的对中美贸易协定的年度审议和围绕对华PNTR展开的激烈纷争，恰恰是美国政客“高度政治觉悟”的典型表态。“鹰派”和“蓝队”的所谓“论据”往往是中国人权状况、知识产权保护、中美贸易逆差、武器扩散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等等。
其实，谁都清楚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中“最具共同利益和发展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中美经贸关系的“升温”常常能在双方政治和外交关系处于低潮时发挥“稳定器”与“促和器”的作用，这完全符合两国之间互补互利、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根本利益。既然如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一对正在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国家，就应该排除非经贸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尽力消除误解与对抗，注重双边友好磋商和沟通谅解，注重利用WTO相关机制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只有务实、互惠做生意，才能健康、稳步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