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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人是能够在观念引领下创造预设环境的非特定化（un-specialization）动物，这决定了观念形态的转型与构建在文明的透析中所具有的首位性地位和统帅性作用。实践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就不可避免”[1]。因此，现代性（modernity）危机归根结底是观念的危机。
观念作为由多要素组成的系统结构，包括宏观上的发展观和微观上的技术观。由于技术是发展的基本手段，使技术观不仅体现并影响发展观，而且也隐性地规定、支配发展的走向和进程。如果追本溯源，工业技术观对发展的现代性危机难辞其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明观——生态技术观，并在反思、批判工业技术观的基础上界定生态技术观的概念，阐释生态技术观的缘起、特点、功能及构建途径，是人类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必要先导，也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新型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2 生态技术观的概念与生态技术观的缘起
从概念界定的本质性、周延性、确定性和抽象性原则出发，“技术观”泛指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形成并流行的一套关于技术本身以及与技术有关的事物的信念、情感与态度，如技术的起源与本质、技术的特征及功能、技术的体系结构和运行机制、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等[2]。技术观是一个历史性范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技术观。农业文明的技术观体现神灵中心主义，工业文明的技术观体现人类中心主义，而知识文明的技术观则体现“适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即本文所言的生态技术观。
除具备技术观的一般特征外，生态技术观突破了具有封闭性、垄断性、排他性、征服性、二元对立性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诉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发展，而且诉求人、自然、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协调嬗变，体现出技术观的生态意识和生态导向。生态技术观物化的必然逻辑后果，是要实现技术发展的生态化转向，其底线是：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其更新速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其替代品的可持续利用的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社会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得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降解吸收能力[3]。因而，生态技术观及其“适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不同于绝对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去除人类自身的虚妄化的自然中心论，也不同于极端深绿派否定一切技术的生态原教旨主义[4]。
生态技术观产生的客观现实基础，是工业文明演进中不断凸显的现代性危机，如现代人格的缺失、“社会贫困”[5]的产生、工具理性霸权地位的扶摇直上、技术负效应的强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等。近代以后，现代化成为文明演进的主要途径。尽管现实中的现代化结果并不都是令人愉悦的，但人们追求现代化的原初动机是要利用最新技术成果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存环境。但现代化行进到今天，技术的发展却把人类推向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困窘中，并形成不胜枚举的技术悖论：技术既制造交通工具又酿造废气和噪音，既生产农药和化肥又减少农产品的营养与味道，既推动现代工业发展又过分消耗有限资源，既完善现代组织机构又压制和扭曲人性，既扩大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又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被动与惰性，既创造医学奇迹又不断丧失对生命的尊严，既发现原子能又孕育毁灭人类的危险[6]，既解放生产力又造成机器和劳动的对立和社会不同群体的分离，既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又导致发展的严重失控，既改变地球面貌又造成土地贫瘠和环境污染，既使人类成为自然主人又把人类推向钢筋水泥式的伪自然中[7]。
生态技术观缘起的哲学和理论基础，是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说：“人类的文明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 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又进一步揭示了戏剧的神秘性，将人类文明史归结为“一部生死搏斗的神秘剧”，认为“每一种文明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壤中勃兴起来，然后，在不断的挑战与应战中生成、发展、衰亡、解体”[8]。这些真知灼见所体现的哲学原理和理论内涵是：任何文明形态都并非永恒和绝对，都要在文明观引领下，在历史变迁和文明搏斗中历经由盛及衰的过程。旧文明没落、衰朽之时，恰恰是新文明萌芽、诞生之日。因此，特定时代的某种文明步入穷途，不是人类的末路，而是人类希望之所系。如同工业技术观是农业技术观的征服者，生态技术观应运而生于工业技术观受到普遍置疑、挑战和冲击之时。
文明作为“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深刻而复杂的矛盾运动，在绝对时空意义上具有多样性、民族性、对抗性和冲突性，在纵向维度上呈现承继性和渐进性，在横向维度上凸显时代性和相对性。对抗性和冲突性是文明演进的动力和手段，多样性和民族性赋予文明走势的复杂化和个性化，承继性和渐进性决定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可能会有多种文明形态杂糅共存，时代性和相对性意味着杂糅共存的多种文明形态一定不是同位等价的，必定要有一种文明形态处于主导地位。而由盛及衰的其他文明形态，则因落伍于时代而退居从属位次。就当下世界而言，可以预期，工业文明势必要逐渐淡出主流舞台，生态文明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导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维度。工业文明的渐渐淡出和生态文明的登堂入室，都与技术观的转型与构建息息相关。
3 基于工业技术观批判的生态技术观的特点
生态技术观之所以能在与工业技术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代表着文明演进的新趋向和时代发展的新潮流。这些新趋向和新潮流，又是通过生态技术观的特点体现出来的。
特点一，绿色化。绿色化是生态技术观的特点，也是生态技术观物化的结果。绿色化的水平，是衡量生态文明的一般尺度。尊重绿色、创造绿色、保护绿色和享受绿色，是生态技术观的主旨及使命。绿色化既现之于“形”，又体现为“质”，是形与质的统一体。在“形”的层面，有视之可见、抚之可感、触之可得的青草和树木等；在“质”的视阈，有内含于技术实践和技术成果之中并需要一定技术检测手段才可以证明的有机农业、绿色食品、生态工程、无污工艺和低熵技术等。不同成色的绿色观念，决定了绿色化的发展水平和演进方向。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过程中，形成了“浅绿”和“深绿”两种绿色观念之争。一般认为，“浅绿色”建立在环境与发展分裂的思想上，其理论特点是反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技术，偏重于从技术层面讨论环境问题，较少关注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结果只能是在悲观的或反发展的情绪中实现对工业文明的治标层面的修补。“深绿色”建立在环境与发展双赢的理念上，重在从技术到经济社会和体制文化等角度多方位地透视环境问题，强调从发展的机制上预防、堵截环境问题的发生，体现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治本层面的创新[9]。如此看来，深绿色观念更能体现生态技术观的特点， 更有益于中国的新型现代化。
特点二，低熵化。在一般意义上，可将生态技术观的绿色化和低熵化等而视之，或从绿色化源自于低熵化的因果关系上审视两者。但由于低熵化是基于熵定律所解读的生态技术观，这又使低熵化具有了与绿色化截然不同的分析视角和理论力量。“熵”作为某一系统中存在的一定单位的无效能量的总和及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单位，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演化进程及规律，揭示了污染产生的作用机理，也打破了能源万世不竭的神话与幻想。熵定律表明：能量的每一次转化，人类都将受到产生熵的惩罚。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发展进程和能量转化的无限延续性，世界的熵总是不断增大。虽然地球最终的热寂还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但“由矿物燃料和特殊金属组合构成的物质—能源基础正濒临枯竭“却是人类必须正视的不争事实”[10]。强调生态技术观的低熵化，必然使业已流行的某些工业文明信念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如“地球上有几乎取之不尽的财富”；“人类的幸福在于拥有最新、最有效和最使人感到舒适的产品及奢华的环境”；“进步的真正标志是拥有更大的城市、更高的建筑物、更多更大的工厂、更大更机械化的农场、更多更宽阔的公路以及在更大更豪华的购物中心有更多可选择的商品”等[11]。因此，揭示生态技术观的低熵化，更有益于警示人类，使其放慢急驰的增熵脚步。
特点三，整体化。如果对生态技术观的整体化进行电脑文件处理式的层级释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人类与自然之间演化的整体化，即突破工业技术观中“假定人类是至高无上的，是最能懂得和控制事件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自大预设[12]，以开放平等的姿态对待自然，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这两大系统视为既有各自运作规律又彼此依存和作用的共生共存的命运共同体。二是世界范围内国家间与地区间的整体化。由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通讯联系的加强、交通工具的改进及巨大物质流和信息流的形成，使技术问题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在预防、控制和应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需要各国和各地区的真诚合作。三是一国之内技术与社会其他层面的整体化，即从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和技术成果运用的负效应两个角度审视技术，使技术与社会有机结合，使技术与人类的目标融为一体。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有机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技术观的整体性也包含着同步变迁的系统性和统筹发展的协调性，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生态技术观复合性和非线性的内在结构及实践路径。
特点四，理性化。理性作为一个与感性相对的概念，既体现在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也体现于事物内在的和本质的必然联系。马克斯·韦伯（Max.Weber）曾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层面对理性做了富有启发性的划分，认为前者体现工具理性，即体现“达到一个预定目标的最高效率或最有效途径”；后者包含价值理性，即包含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判断、“价值合理性或实质目标合理性”[13]。由于人类生活在技术的风险和益处同时显现的世界体系中，由于技术还内涵着巨大物质功能之外的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14]，因此生态技术观的理性化趋向，除了具有理性的工具化特征外，更突出地体现为对技术统治论的诘难；对工具理性至上原则的批判和对“工具化理性物化的影响力”[15]的反抗；对价值理性缺失弊端的思考和对价值理性意义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判定技术之与文明所具有的双向互动和二律背反关系，不仅强调技术的社会功能，也关注技术的社会问题；既反对片面强调技术正向功能的技术乐观主义，也反对将技术负向功能绝对化的技术悲观主义。虽然人类“没有办法把蘑菇云收回到闪着迷人光亮的铀球里去”[16]，但我们可以依靠理性所指引的逻辑思考，去抑制源自于欲望或爱好的本能冲动，以便最大限度地张扬技术的合理内核与进步价值。
4 基于工业技术观批判的生态技术观的功能
以工业技术观为参照，生态技术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自省性、修正性、自救性。“自省”直面工业文明的种种危机和风险社会[17]的各种恶兆。“修正”既以工业文明为对象，又扎根于工业文明的现实成就基础上，即在发挥工业文明物质优势和张扬技术之与文明所具有的正效应的基础上，完成对工业技术观的继承、发展及创造性转换。“自救”具有双重内涵：在自然系统内，指拯救人类赖以栖息的地球；在社会系统内，指对人类自身的拯救。
作为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技术与科学一道构成工业文明的基石，也成为生态文明赖以发展的保证。生态文明的历史使命，是在人类的自省自识中修正工业技术观，在实现生态技术观的自救功能中弱化技术的异化倾向。在因果关系上，生态技术观的自省性、修正性与自救性是生态技术观所具有的理性化、低熵化、绿色化、整体化、系统化和协调化趋向的必然产物。在功能结构中，自省性是修正性与自救性的认知前提，修正性体现在介于自省性和自救性之间的实践过程，自救性则是自省性和修正性的必然逻辑后果。这些功能的体现形式不是单一或线式的，而是彼此寓于和互相强化。
工业技术观的主要偏颇和局限，是技术观的神化、西化和简单化倾向。技术观的神化，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内将技术的意义与价值绝对化，认为技术是神圣而万能的，技术发展“为产生于基本人类需要之中的明确规定的问题提供了惟一有效的解决办法”，社会因素对技术领域的干预仅仅具有“边缘性”[18]，“技术进步必然会自动实现自由和进步”[19]。技术观的西化，是西方中心论思想的折射，指在构建新型文明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忽略文明的多元性和不同民族文明的独特性，在内容和形式上对西方文明无条件地全盘模拟或移植，包括模拟或移植西方先行现代化国家乐观主义的“增长第一”理念和技术经济发展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并将西方文明演进的水平作为衡量非西方文明的惟一标准，其致命弱点是将事物的有限性和特殊性夸大为事物的无限性和普遍性[20]。技术观的简单化，是指就技术论技术，线性审视多维复杂的技术问题，简单地将技术发展等同于物质增长或GNP的高低，完全无视“人类的特性、共同体、相互联系和文化等问题”[21]。正如怀特海所言：在工业技术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文明通过扩展我们不假思考就能采取的重要行为的数量而进步”[22]，结果难免要陷入客观主义的绝对化误区。
生态技术观的自省性、修正性和自救性功能，赋予其深厚的可持续发展意蕴，而且这些功能的体现程度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之间呈现正度量的关系。无论是在意向结构上，还是在建构方式上，生态技术观都与可持续发展巧妙交织、彼此契合。
生态技术观的终极关怀，是在“擅理性”（rationalization）的前提下“奴自然”（world mastery）[23]，并由此弱化“技术圈”对“生物圈”的冲击，缩小建设与治理的裂痕，解决经济和环境、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建立低度消耗、低度污染、适度发展的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完成由传统的“对立模式”向现代“共生模式”的转型。
与工业技术观的“平面近距离伦理”不同，生态技术观所展示的伦理观是体现时间正义和空间正义[24]的“立体远距离伦理”。在时间维度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各个环节不再是彼此割裂的单向的非一体性关系，而是在已有的技术成果基础上体现“代际公平”的诉求，既考虑当代人的权利，又要关注下代、下下代人的权利。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在空间维度上，不仅要调节“人与自然”及“我与我周围”，还要考虑更远的国家与地区，在“代内公平”框架内实现人与自然的本质性统一，并由此促进具有世界性的技术异化问题的解决。可见，在生态技术观视阈里，只强调现代与将来之间代际公平的布伦特兰（Brundtland）夫人的著名的可持续发展定义，虽有意义但却不是完整的。
技术作为自然界所蕴藏的能量的转化器，必然会在把能量从“有效态”转化为“无效态”中生成熵。所以技术的负效应不仅仅体现在技术成果的应用层面，同时还体现于技术本身。这个层面的负效应，需要在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实践中加以弱化。如果没有合适的技术手段，生态技术观无论怎样符合时代的潮流，都只能是海市蜃楼。生态技术观的物化，有赖于低熵技术。该技术大致有两类：一是适中技术（又称自助技术、民主技术和大众技术等），即“当地制造的，操作上劳动密集型的，分散化的，可修理的，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燃料，合乎生态环境，有利于社会”。在功能上，这种技术“无限优越于以前的原始技术，但同时又比珍贵的超技术简单得多，便宜得多”[25]。二是体现绿色或生态意蕴的高新技术，即有助于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垃圾产出率最小化、废物回收率最高化、污染形成率最低化的技术，如低熵材料开发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等。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难题，这使前一种低熵技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只有蕴涵生态价值的高新技术，才能肩负起既推进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又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
技术兼具建设性和破坏性，有些技术风险可以通过研发低熵技术加以弱化甚至化解，但有些技术风险则难以通过技术手段本身加以解决，例如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卷入核武器或其他新式武器的创造，那么就必然孕育着大规模毁灭性战争的可能，这有力地验证了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一个逻辑：技术既不是工具主义理论意义上“中性的工具”，也不是本质主义理论意义上的“自主的力量”，而与其他制度一样“是社会的”[26]。因此，建立在纯粹技术手段基础上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预警及控制机制，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可能会酿造更大的风险和无序。生态技术观兼具预防性与应对性，强调生态技术观，意味着传统的生态治理和恢复方法将让位于低熵技术和“社会技术”[27]的合力运作，即生态技术观的最终物化，不仅有赖于低熵技术，还要有赖于社会技术。社会技术包括针对环境的技术创新、制度安排、政治决策[28]、国际磋商、军备控制、现代人格的培育等。构建生态技术观，必须在克服工业技术观非此即彼二维逻辑推断的前提下，倡导全球伦理、推重共生观念、培育以人为本意识和协调发展意识。需要指出，“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完全不同于夜郎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因为以人为本不仅体现在通过技术发展不断满足人们物质上的主观需求与嗜好上，同时更强调兼具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现代人格的培育。以往中国现代化的失误，在于过分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改造和利用而忽视两者间的协调。协调的实现所以艰巨，是因为这个过程要以在主体的“是非之心”战胜“好利之心”的基础上理性地舍弃自己的主观利益为前提，因此现代人格的形成是生态技术观的必要支撑。如果人的理性缺失，“好利之心”战胜“是非之心”，并导致技术成果被非道德地使用，就必须有赖于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文明。除此之外，政治文明对技术的保障和推动作用还表现为：技术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需要法律加以确认，技术活动引起的社会关系变动需要法律加以调整，我国参与国际技术竞争与合作需要法律加以保护等[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