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互联网视域下的中亚地区冲突 及域外大国立场研究
黄登学1刘洪正2
(1.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237;2.山东省电力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21)
摘要 :中亚地区是我国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的“首站”,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项目的实施前景。虽然中亚能源互联网建设具有良好的机遇及条件,但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制约性因素,这突出表现在该地区错综复杂的领土、民族、资源、宗教等矛盾和冲突方面;同时,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矛盾和冲突的立场与态度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一环。抓住机遇,降低或及时应对各种风险,是成功推进中亚能源互联网建设项目落实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全球能源互联网;中亚;地区冲突;风险;域外大国;立场
促进相关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其中区域合作尤其是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是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关键。我国作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的突破口及“试验田”,与中亚地区国家在电力能源领域的“对接联网”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进这一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之一。所谓“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指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在全球范围实现安全、清洁、高效电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与配置。
从地理位置上讲,中亚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今天则是联结东西方的“经济走廊”以及“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交通枢纽。就全球能源互联网在中亚的构建来说,一方面,中亚各国具有丰富的风能、水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同时这些国家也存在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国内经济的迫切需求,这为我国国家电网发挥自身技术和人员优势来实现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电力输送联网,达到双赢和共同繁荣局面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与机遇。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全球能源互联网在中亚地区的构建仍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与制约,其中该地区存在的诸多涉及领土、资源、民族、宗教等冲突性因素及其引发的不安全形势便是比较突出的方面。此外,具有特殊地缘政治地位的中亚也是域外大国关注的一个重点区域,因而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的矛盾冲突及安全形势的立场与态度也应是我国推进中亚地区能源互联网建设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一、中亚地区的冲突性因素
中亚地区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构成,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亚地区内部关系的冲突性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亚国家间边界争端,主要涉及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就中亚国家与其外部邻国的边界来说,已经不存在悬而未决的不确定因素,中亚国家与伊朗及阿富汗的边界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明确划定,而中国在1995~2012年间就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完成了划界工作。但就中亚国家间边界而言,实际上,自从苏联解体以来,除了哈萨克斯坦以外,其他中亚国家都没有进行全面的划界与标界,从而留下了众多可能引发摩擦与冲突的边界问题,其中最尖锐的边界争端存在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关系当中。到目前为止,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仍有将近四分之一的边界没有明确划分,这一现状导致两国边境地区武装冲突事件接连不断。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边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三国的边境线犬牙交错,形成了多块分属不同宗教派别的民族跨界杂居、人口密集的飞地①,有时候三国的边界线甚至是沿着居民点的街道穿街而过。在这种情况下,不明确的边界区分、众多的民族构成以及不同的宗教派别等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致使族际冲突、宗教矛盾不断发生,甚至不时引发严重的意外事件直至边防军人的交火事件。2000~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曾经在与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地区进行布雷工作。2004年,一些地段的地雷进行了拆除,然而由于在拆雷以及准确的布雷分布图问题上缺乏合作,边界地区村民仍然受到布雷问题的困扰,被地雷炸死炸伤的事件时有发生。2016年1月,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就两国520公里争议边界达成一致意见,但迄今为止,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之间仍有数百公里长的边界没有明确划界与标界,从而成为影响三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大变数。
其次,围绕水资源利用所展开的争议也是中亚地区冲突不断的一个问题领域。中亚地区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决定了水资源主要供应国(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主要消费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希望利用自身丰富的水资源来进行发电,以满足自身需求并出口到第三方国家;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则是坚持和强调现在正在运营以及未来计划修建的水力发电站的灌溉性质。当前,中亚地区跨境水域到底是应当用于农业灌溉还是应该用于开发电力?协调和解决两者之间矛盾的主要方案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至于欧盟,正如欧洲议会理事会对外政策报告所承认的那样,虽然欧盟几十年来制定了一系列与中亚国家政府的合作机制,但在今天,欧盟在中亚仍然是一个影响力最小的“选手”。就连欧盟自己也承认,它没有能力同时也不应该在中亚地区与中俄展开竞争,而是需要将精力集中在一些能够取得成效的具体方案上。除了数量有限的经济方案与安全合作以外,欧盟应当把精力放在教育方面,继续推动改善人权状况和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政治与金融支持。总体而言,中亚并未列入欧盟优先关注的地缘政治板块,因此,它重点考虑的是与前者的长期战略目标,而不是短期战略目标与短期结果。
再次,中亚地区内部政治形势的动荡与恐怖主义问题。中亚地区国家独立以来的20多年间,政治形势一直动荡不定,比如塔吉克斯坦曾经爆发内战、吉尔吉斯斯坦多次政权易帜、乌兹别克斯坦则多次遭遇武装叛乱,如此等等。中亚国家分布着大量伊斯兰秘密组织的分支机构,尽管各国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甚至采取了一系列的镇压措施,伊斯兰秘密组织的成员依然是组织有方、铁板一块,并且行动果断有力。伊斯兰秘密组织最激进的那部分势力曾经不止一次采取针对政府以及护法机构人员的暴力行为,甚至发动武装骚乱,比如2005年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对于中亚地区国家来说,有效的政府治理以及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依然是一个问题。
此外,中亚地区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政治与经济精英之间的矛盾也对国家的内部稳定提出了挑战。根据美国两家资深研究与分析机构——“和平基金会”和《外交政策》杂志共同发布的《世界各国能力匮乏排行榜(2015)》,三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位列第51位)、塔吉克斯坦(位列第57位)与吉尔吉斯斯坦(位列第62位)以及老挝、柬埔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同被列入到了所谓“高战争风险国家”的行列。“该排行榜反映了国家政权管控国家领土完整以及人口、政治与经济形势的能力”[1]。
第二,中亚地区矛盾冲突的暴力及残酷程度历来极高。中亚地区冲突对抗的各方曾经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敌人使用酷刑甚至判处极刑,枪杀、强暴和平居民、焚毁他们的房屋等极端行为在冲突期间可谓司空见惯。
二、中亚地区矛盾冲突的特点
第三,当前阶段中亚地区的矛盾冲突具有潜在性,这是因为,冲突各方都倾向于以各种形式向对方施加非直接的影响:从密集的信息宣传到开展军事演习,从支持对方的政治反对派到实行交通封锁,再到能源或者水资源停供,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在地区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中亚邻国——俄罗斯与伊朗,而且相距遥远的地区外势力如美国以及欧盟都“跃跃欲试”,干涉中亚地区的内部事务。在中亚地区,俄罗斯发挥影响力的传统手段首先是军事力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杠杆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在2014年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虽然减少了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却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所谓的“软实力”手段——媒体渠道、教育项目、非政府组织以及职业社团等而对该地区施加影响。此外,欧盟也对中亚地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第一,中亚地区的矛盾冲突构成非常复杂,其中的每个矛盾冲突都同时具有多个维度。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边境冲突同时反映了国家间矛盾、领土争端以及土地与水资源利用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不仅如此,这种冲突还牵涉到了民族与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此外,在中亚地区,各种内外部因素相互交织并且错综复杂,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次严重冲突都无一例外地牵涉到域外“选手”——地区邻国以及世界大国的利益。
最后,普遍而严重的民族冲突问题。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发生的造成几百人伤亡的大规模骚乱事件再一次表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亚地区共有近七千万人口,从数量上超过了从爱沙尼亚到乌克兰的整个东欧地区前苏联共和国人口数量的总和,并且民族构成复杂多样、宗教派别五花八门,同时中亚地区的人口密度也极不均衡,加之中亚地区水及土地资源、社会性福利(电力、基础设施等)以及就业岗位严重匮乏的现实,最终导致该地区族际关系紧张几乎成为一种常态,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及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盆地不时爆发的民族冲突即是明证。最近十年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与南哈州也曾经不止一次成为族际冲突的场所,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
中亚地区的矛盾冲突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特点:
第四,与前苏联的外高加索共和国或东欧国家不同,中亚地区不存在所谓“未被承认”或者“部分承认”的国家。中亚地区所有国家都保全了自身领土的完整性,甚至在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候,比如1990年代初的塔吉克斯坦以及2000年代后半期的吉尔吉斯斯坦,分离主义势力也并未效仿第聂伯河沿岸、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做法而谋求独立的地位。
第五,中亚地区不存在难民问题。虽然族际冲突以及内部政治动荡也不止一次地造成冲突地带的民众大量出走,但重回原住地的问题并没有成为政治性议题。难民或者重新回到家乡,或者永远离开家乡并且不再要求返乡的权利。
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历来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2016年12月普京刚刚批准通过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明确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优先考虑的就是“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多边及双边合作以及进一步巩固独联体空间有俄罗斯参与的一体化结构”[2]。俄罗斯既是中亚地区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传统伙伴,也是中亚地区最大军事政治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主导国家。迄今为止,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政治稳定的主要保障。目前,俄罗斯非常担心中亚地区爆发严重冲突包括军事对抗,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俄罗斯将不得不作出反应,甚至面临卷入地区武装对抗的风险,因为中亚五个国家当中有三个是集体安全组织成员国,如果这三个国家遭受外来侵略,俄罗斯是有义务出兵保护的。
三、域外大国的立场
中亚地区作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无论是就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而言,还是从地缘安全的角度讲,都堪称地区及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枢纽,同时也成为众多域外大国关注的对象,实际上,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等都在大力扩大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存在。
1.俄罗斯
第六,劳动移民对地区冲突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相关资料统计,目前,居住在中亚国家以外的来自中亚地区的劳动移民达到了六七百万人,其中大约400万人生活在俄罗斯;此外,对于中亚地区劳动移民颇具吸引力的国家或地区还包括土耳其、欧盟以及波斯湾国家;与此同时,中亚地区还有大约500万劳动移民奔赴本地区国家首先是哈萨克斯坦寻找工作。简言之,中亚地区向内及向外的劳动移民数量共计大约1100万人,约占到中亚地区总人口的15%和劳动适龄人口的四分之一。一方面,这种情况促进了中亚地区的稳定,降低了人口密度过大的农业区的紧张形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穷与失业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很多政治与宗教反对派代表也因受到排挤而加入了移民的行列。鉴于劳动移民所处的特殊环境,警察对这一群体的监控比较薄弱,情报部门也很难在其中构建一个有效的情报网络,因此,各式各样的反对派组织——从温和到最极端的组织,便在这个庞大的移民大军当中积极开展活动,比如,来自中亚地区为“伊斯兰国”而战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在俄罗斯与土耳其境内招募的。
最近几年,中亚国家内部政局趋于紧张,国内冲突连绵不断,对于这种情况,俄罗斯则是极力避免直接干预。例如,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发生严重骚乱,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请求俄罗斯出面干涉,但莫斯科方面最终还是“婉拒”了这一要求。长期以来,俄罗斯向中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与技术援助,实际上担当了一个向中亚国家“输血者”的角色。然而由于近年来自身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极其不确定的经济增长前景,俄罗斯已经是自顾不暇,很难指望它还会进一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因此,“俄罗斯下一步很可能不得不将中亚地区主要经济伙伴的地位让给中国”[3]。显然,“在可望的将来,中国必然成为中亚地区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而俄罗斯则将通过动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机制而成为中亚地区安全的主要保障”[4]。其他域外“选手”在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时候将不得不考虑这一现实。
2.中国
中亚国家自从独立以来,其在中国对外战略棋盘上的分量与价值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背景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经济层面,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互补性很强,中亚国家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而拥有充足财政资源的中国则能够弥补中亚国家资金与技术的不足;在安全方面,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形势与中亚地区更是密不可分。众所周知,中亚与中国(主要是新疆地区)有大约33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中亚与新疆在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相通相融,新疆大多数穆斯林与中亚国家一样属于逊尼派,全球伊斯兰复兴浪潮背景下日益猖獗的中亚恐怖主义外溢对中国新疆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长期以来,境外“东突”势力与中亚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暗中勾结,不断向我国新疆地区渗透,严重威胁新疆地区安全。虽然中国对于中亚国家之间以及中亚国家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一直坚持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原则,但对于中亚地区不断泛起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些人类公害,中国则应当与中亚国家通力合作,共同应对。近年来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日益猖獗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及其不断扩散的激进主义思想都引起了中国的高度关注,“对于中国来说,极其迫切的任务就是与中亚国家合作遏制极端主义和维护地区稳定”[5]。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大力发展与中亚国家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同时,并没有宣称中亚国家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没打算要主导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而更倾向于在现有机制首先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参与中亚地区事务。虽然目前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仍然保持着紧密的人文联系和重要的军事存在,但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乃是一个日益“远去的大国”,至于中国,其经济及政治的地区影响力却在不断增长[5]。
3.美国与欧盟
对于美国与欧盟来说,中亚地区的冲突并不是其优先考虑的问题。对于欧洲人而言,东欧、中东以及北非地区的发展形势远比中亚地区重要得多。就美国来说,随着特朗普新一届政府的上台执政,美国人正在试图形成某些新的对外政策原则,尤其是在美国及北约大幅度减少在阿富汗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中亚地区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价值也将下降;况且,美国与欧盟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欧亚中心地带正在发生的巨大地缘政治变迁,其结果就是:在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亚地区与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持续弱化。
2015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中亚五国进行了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访问,克里与中亚五国外长共同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并以此开启了所谓的“C5+1”(中亚五国+美国)关系发展模式。声明着重强调,有关各方应当坚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如地区贸易、交通、过境运输、能源、改善商业环境、刺激投资和形成稳定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发展能源技术等。声明最后列举了一系列合作清单:合作解决跨境安全挑战(恐怖主义、贩卖武器、毒品走私等),在中亚地区建立无核地带以及发展人文合作(包括文化合作及扩大教育和商业领域的交流等)。
作为脱硫废水的深度处理工艺,蒸发结晶工艺、膜浓缩和炉渣废热利用工艺是建立在脱硫废水的预处理环节之上的,良好的软化水质,对防止后续工艺结垢、提升蒸发率具有积极意义。
实际上,早在2001年,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以及“北方供给线”的建立,美国就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中亚地区的事务当中。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有着密切的合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玛纳斯空军基地(该基地直到2014年才关闭),在塔吉克斯坦也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虽然美国在中亚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但长期以来美国企图使中亚地区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实现多元化”以及阻止中俄地区影响力增强的目标追求却一直未变。当前,虽然特朗普政府麻烦缠身,但其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特别是反恐形势依旧是非常关注的,这是因为“反恐也许是美国与中亚地区国家主要的利益契合点所在。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有大约2000名来自中亚地区国家的战斗人员在为伊斯兰国效力”[6]。显然,阻止中亚地区进一步极端化的利益乃是美国深化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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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不同,日本并没有将自己在中亚地区的项目及计划与中亚国家履行什么政治条件挂钩,这一点使得日本变成了一个比美国更具吸引力的中亚国家伙伴国,尤其是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此外,中亚国家也很少怀疑日本的中亚政策具有什么地缘政治目标。总体而言,日本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未来几年会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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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类古时不知熟食,不开化。人类在原始时期是茹毛饮血的,即生食食物,包括原始人生食采摘的野菜、植物种子、花朵、谷物、昆虫、嫩树叶、杂果,包括狩猎后连毛带血地生吃禽兽的生活。人类生食食物的时代其实就是处于没有开化的状态。反映的人类生产力低下和生活水平的原始蒙昧。
4.日本
早在2004年,“中亚+日本”对话机制就已启动,该对话机制的原则是“尊重多样性”“竞争与协调”“开放与合作”。在总体上关注中亚形势并与其开展合作的同时,日本还竭力打造与中亚地区“领头羊”——哈萨克斯坦的友好合作关系。2016年11月6~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日哈两国签署了《亚洲繁荣世纪扩大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从而把日本的地位提高到了与俄罗斯及中国同等水平的主要战略伙伴的层面。该文件特别强调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问题,包括就地区形势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问题积极交流看法等。考虑到近来日本修正国防与安全战略这一情况,日本正在逐步地努力提高自己参与该领域国际合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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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虽然是中亚地区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并且也由于恐怖主义以及中亚国家公民站在了伊斯兰国军事行动一边而让欧盟严重不安,但它并没有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欧盟促进中亚边界安全的主要项目是所谓的“中亚边界管控计划”,为了落实该计划,欧盟专门拨出了500万欧元。近期来看,欧盟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仍将非常有限,不外乎继续实施“中亚边界管控计划”以及其他一系列防止冲突的计划而已。同时,欧盟中亚战略的一个基础还可能是与中亚地区国家一道,防止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的蔓延,并通过社会、专家机构、宗教组织等多方面系统性的合作实现这一目标。此外,欧盟还在认真考虑建立欧洲与亚洲的共同安全地带问题,而中亚国家则在这个空间具有重要地位。
“在这里我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解到当前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各项重点工作,越听对永济发展越有信心,对未来充满期望!”家住永济市城东街道孙李村65岁退休干部侯晓华说。
在地缘政治层面,与2000年代初不同,现在日本并不谋求改变中亚地区的现状及平衡俄罗斯或者中国的影响。日本在中亚地区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安倍政府正在从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目标转向追求开展实际合作。与过去日本政府试图在所谓“自由与繁荣之门”的框架下在中亚推广民主思想、共同价值观以及人权的做法相比,近年来日本领导人变得更加务实,在对自己在中亚的机会与限制因素的判断上也更加谨慎,更加重视发展经济与人文联系[7]。
同时通过图6可知,4种样品的柱型图随热处理时间的增加逐渐变矮,其中最高的为未处理材,最矮的为热处理4 h样品,两者差值为0.49 μm。热处理过程中,1 h与2 h粗糙度数值接近,但1 h样品粗糙度略大。样品表现出随热处理时间的增加,其粗糙度逐渐变小,但数值的改变并不大的现象,说明杉木在180 ℃时对热处理不敏感。
从经济角度看,全域旅游是以旅游业为龙头,整合旅游资源,融合相关产业的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从旅游者的角度看,全域旅游又是一种沉浸式、广尺度的旅游体验模式,这里的广尺度不单单指旅游活动在空间上的拓展,更强调旅游体验产品上的多维。
四、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俄美欧日对中亚的安全形势、经济发展与政治生态仍然非常关注,但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包括中亚能源互联网建设)一般不会构成直接的挑战,虽然其中与其利益直接相关的俄罗斯“未必会对中国在中亚地区不断加强的地位安之若素”[8]。换言之,真正对中亚能源互联网建设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来自于中亚地区的内部问题。
就中亚地区矛盾与冲突及其复杂的安全形势而言,未来发展态势及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但总体来说不外乎是两种情况。其一是冲突模式,也就是冲突形势伴随大面积的暴力而急剧尖锐化,并且按照“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快速发展,逐渐将新的“选手”卷入到冲突中。如果发生类似情况,主要的任务应是竭力避免事态按照“叙利亚脚本”来发展,即多种外部势力(包括若干大国)介入内部冲突,并且各自支持对抗的一方。协调一致地开展行动以将消极后果降到最低程度方是外部势力的理性选择。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几年中,中亚地区的暴力行为仍会发生,最主要的是不能让这些暴力行为自发地升级转化为严重的和没完没了的对抗。其二是风险管控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中亚地区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共同合作,目的就是防止可能导致地区形势恶化的风险发生。在这里,所有主要风险大家都非常清楚,冲突地带及其当事各方也有足够明确的划定与认识,不过实现这种前景需要极其复杂的利益协调过程。
对于中国在中亚的能源互联网建设来说,前一种情况无疑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梦魇”,对此,我国宜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以防万一。考虑到中亚地区不可能彻底化解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后一种前景自然就是较为理想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各方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有冲突也有协调,在相对平衡中推动地区形势向前发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若中国的中亚能源互联网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并造福于中亚各国民众的话,或许它将成为有关各方“化干戈为玉帛”进而推动地区和谐与共同繁荣的契机也未可知。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
①素有“中亚火药桶”之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盆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在该盆地中,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就有四块乌兹别克斯坦的飞地和两块塔吉克斯坦的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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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5;D8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699.2019.01.003
收稿日期 :2018-07-17
基金项目 :国家电网科技项目(编号:SGSDDKOOKJJS1600067).
作者简介 :黄登学,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外交战略与大国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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