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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行23种高中《国语综合》教材中都选了数量不等的中国古诗。有的按诗体分类，如大修馆的《精选国语综合》、数研出版的《国语综合·古典编》、桐原书店的《探求国语综合·古典编》等；有的按主题、题材等分类，如东京书籍的《精选国语综合》、第一学习社的《高中新订国语综合·古典编》等。迄今为止，汉诗仍然是日本高中国文教材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就其中汉诗选篇及教学设计的现状进行归纳和分析。 一、汉诗选篇分析 （一）诗体分类及数量 表1显示38首汉诗中只有1首是古体，几乎都是唐代的近体诗作。所选绝句为27首，占71%；律诗为10首，占26%。不管是从诗歌数量还是选录次数来看，绝句远远多于律诗。如此青睐唐诗不仅在于唐诗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也在于世代日本人对唐诗的熟知，正如国文专家奥村郁子（1994）所指出的： 仅限唐诗的第一大理由，自不待言，唐代是以绝句、律诗为代表的近体诗完成的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古诗之外，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汉诗”，几乎都是唐代的绝句或律诗。[1] （二）诗人及诗作的入选率 由下页表2可知日本高中国文教材中共选录了18位唐代诗人的38首汉诗，其中多为盛唐和中唐诗人。从选录篇数及次数来看，李白位居第一，杜甫名列第二。而白居易虽然对日本平安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当今23种高中教材中仅选其两首汉诗：《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和《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汉诗的选篇存在某些内容的集中性和偏爱，如王维以3首汉诗及23次选录次数位居第三，但其所作的一首《送元二使安西》被选录21次，入选率高达91%，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和《竹里馆》则仅被选录1次。柳宗元以一首《江雪》被选入16种高中《国语综合》教材，入选率高达70%。而李白的9首汉诗中以《静夜思》的入选率最高，共选录15次，入选率为65 %，杜甫的7首汉诗中以《春望》的入选率最高，也选录了15次。
（三）诗作内容分类及数量 日本23种高中《国语综合》教材中选入的汉诗，其内容分类如下：
总体而言，所选汉诗内容以描写自然风光、个人情感及日常生活为多，而东亚社会中传统的忠君爱国等政治观念较少表露。比如杜甫诗，日本高中教材就不选“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而较多选录《春望》、《春夜喜雨》、《绝句·江碧鸟逾白》、《月夜》等。 二、从白居易到李白的影响消长 （一）白居易 白居易是较早对日本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唐代诗人，无论是《枕草子》、《十训抄》、《和汉朗咏集》，还是《源氏物语》、《平家物语》古典名作，都明显受到白居易诗作的影响。李白的诗在唐代就传人了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教授认为“与李白约略同时的日本奈良时代的万叶诗人大伴旅人曾写过《赞酒歌》13首，其中有些诗句明显模仿李白的《月下独酌》诗歌。”[2]但直至江户之前，日本诗坛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则非白居易莫属。 在日本汉文教育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平安时代，当时汉文的主要学习接受者是皇族、宫廷文人及官宦子弟，他们格外推崇《白氏文集》。而李白在当时则显得黯然失色。“平安汉诗中几乎没有提及李白，虽说如此，也不能认为平安汉诗人中没有人阅读过《太白文集》。这只是与平安知识人广泛、普遍、深爱阅读的《白氏文集》相比，《太白文集》的阅读人群局限于小范围。”[3]平安时代的文人把学习白居易的诗歌作为文学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认为《白氏文集》是博学之士必读书籍，而对于李白及《太白文集》则涉猎较少。相对于白居易和《白氏文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李白并不出名。自然而然，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汉文教育中占有明显优势。 到了镰仓、室町时代，白居易诗在日本已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苏轼、黄庭坚、韩愈等宋型派诗人。同时，由南宋周弼选编的《三体诗》也开始在日本流行，“作为众多诗人的合集来说，出版最多的当属《三体诗》和关于《三体诗》的讲义手抄本。”[4]但在这部唐诗选集中并没有李白的诗作，白居易诗也只有三首。 江户时代，诗坛风气改为尊唐，《唐诗选》独领风骚。佐藤正光（2007）指出：“如果列举江户时代文化人作为修养所需阅读的主要汉籍，则有以下几类。《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文章规范》等文学作品。”[5]《唐诗选》取代了之前《三体诗》的地位，今人宋再新（2005）论述： 《唐诗选》共收录了128家唐代诗人的465首唐诗，李白的诗有33首，杜甫的诗有52首，王维的诗有31首，王昌龄的诗有21首，岑参的诗有27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诗选》里居然没有白居易的诗。[6] 《唐诗选》收录较多的是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被大量选入，而白居易的诗歌居然一篇未收。可见进入江户时代后李白诗的影响逐渐扩大，李白在日本诗坛的地位也开始超越白居易而居榜首，这一格局至今未变。 （二）李白 统计日本现行23种高中《国语综合》教材中李白诗选篇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23种高中《国语综合》教材中共选录了9首李白诗，选录次数为36次，是所有诗人中入选率最高的。其中《静夜思》以15次的选录次数高居榜首，这也成为日本人最为熟悉的一首汉诗。教材中选录的李白诗以“思乡”、“送别”内容为主，这与日本的浓厚“人情”息息相关，究其原因如下。 1.李白的“思乡”、“送别”诗作数量很多。以《静夜思》为例，将深沉的游子思乡通过月亮意象表现出来，意境优美，形象鲜明。李白交友广，送别诗多，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等皆为惜别名篇。渡部英喜（2000）拓展了松浦友久对李白“离情诗”的研究，将李白的送别诗与其他重要诗人的送别诗进行对比，发现“李白诗总数约1，050首，送别诗总数为160首，约占15.5%；杜甫诗总诗约1，450首，送别诗总数为130首，约占8.5%；白居易诗总诗为2800首，送别诗总数为180首，约占6.5%；韩愈诗总数为370首，送别诗总数为30首，约占7.8%；王维诗总数415首，送别诗总数为73首，约占17.5%。”[7]显而易见，李白和王维的送别诗所占比率均高于其他唐代诗人。虽说王维送别诗所占比率略高于李白，但从送别诗总数和写作质量来看，李白诗不仅是王维的两倍多，而且多为名篇。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思故乡和重别情的文学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其选篇的情感天平自然就容易倾向于李白诗篇。 2多选李白诗也符合日本的人情观。这一传统的人情观定型于江户时代，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正如寺泽正晴（1985）所述：“从相知相识的人际关系层面来看，义理人情能给予生活的人以安定的情绪。正因如此，人们之间的义理人情就包含着憧憬、乡愁等念想。”[8]而李白的“思乡”、“送别”诗饱含着深厚人情味，一轮明月，是游子对故乡及亲人思念的寄托；一叶行舟，承载的是难分难舍的别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仍不及朋友间的深情。将“月”、“舟”、“水”、“酒”等常见意象，构成多重意境，自然流露出人间真情，这便契合了日本社会自古以来推崇的人情观。 3从诗体来看，所选李白诗以绝句为主，有8首，律诗仅《送友人》一首。李白绝句造诣极深，正如胡应麟《诗薮》所云：“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李攀龙也在《唐诗选序》中这样论李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顾失焉。”[9]绝句的妙处与日本的传统诗歌形式俳句非常接近，都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韵味绵长，而且在日本俳句形成过程中，深受中国古诗尤其是绝句的影响。日本高中国文教程中对俳句的教学非常重视，继而多选五七言绝句圣手李白的诗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李白诗名后来居上的因素分析 日本高中教材中多选李白诗，与近世以来日本诗坛越来越重视李白的风气密切相关。从平安时代的推崇白居易诗，到江户时代的推崇李白，李白诗的名声在日本后来居上。促成这种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有二。 1.受日本社会审美观变化的影响。平安时代的日本汉诗创作，并不重视中国“诗言志”的传统，而是更加注重诗歌寄情四季、吟咏情感的功能。以当时规模最大的《千载佳句》为例看，共收了一千多联诗句，分四时、时节、人事、居住、草木、别离、隐逸等15部，内容明显与宫廷贵族生活密切相关。他们热爱生活，时光流转、四季变化、自然万物都成了他们观察的对象。他们又享乐生活，歌舞升平、宴游唱和又是贵族生活的重要部分。不过在骄奢淫逸之后，他们又不断追寻隐逸禅居的生活以及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贵族汉诗整体上呈现的是“风雅”与“物哀”、“幽玄”的结合；“宫廷”与“隐居生活”的对照。《千载佳句》超越了对唐诗格律形式上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出在日本文化语境中的内心感知与审美情趣倾向。白居易诗歌恰恰契合了平安时代贵族的这些审美特点，特别是其闲适诗和感伤诗，传递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淡泊与乐观，透露着对季节变迁的敏感与细腻，表达了失落、孤独、无常等内心的伤感与忧郁，这些都极易在日本贵族社会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到了江户时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扩容繁华，随着汉文教育的普及，庶民阶层的知识教养得到提高，充满庶民情趣的“町人文化”走向繁荣。江户时代的审美情趣由风花雪月、寄情四季转变为注重日常庶民生活，“生”成为江户审美意识的中心。这种“生”是町人创造出来的审美意识。在唐诗国度中，李白是不遵守世俗规矩的诗仙，他始终用飘逸风范对抗世俗的道德标准，充满着强烈的浪漫色彩和潇洒之风。李白诗的流传与“生”审美意识的兴起不谋而合，相辅相成，李白诗在江户诗坛流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2江户时代的主流诗学观，深受明代七子“宗唐”说的影响。特别是中期，以荻生徂徠为代表的萱园派大力倡导古文辞学，接受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思想，此时《唐诗选》也得到广泛传播。据村上哲见（1994）介绍：“嵩山房（江户时代的书房）的小林新兵卫看到《唐诗选》爆发性的发行畅销，就相继成功地推出了有关书籍。其中有在带有训点的《唐诗选》的基础上一字字添加假名的；有只含原文汉字的版本；更有在汉字上加注汉字原读音的《唐诗选唐音》。”[10]李白的诗名随着《唐诗选》的流行而在江户时代广为人知。有关李白的人物生平及传闻的描写渐多，很多人开始推崇李白，李白的诗文作品也被广泛引用，如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芜村的《咏琼脂》、井原西鹤的《日本永代藏》等。文学观念的改变，也直接影响到了汉文教育，随着《唐诗选》作为汉文教材被广泛使用，李白在日本诗坛的地位也日渐隆盛。 日本教材中由独尊白居易到李白后来居上的转变，是中国诗歌在日本传播所出现的特殊现象。这当中既反映出了异文化语境中的审美差异变化，也体现出了文学与文化的碰撞及融合。近世以来李白诗名大噪的背后，还有着众多因素及力量的推动，比如汉文教育的普及、商业出版的兴盛、阅读接受人群的扩大等，都为李白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三、日本汉诗教学设计的特点 首先，非常肯定吟诵朗读在汉诗教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学习训练。近体诗是很讲究声律的，对平仄和韵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也让其音乐美更好地表现出来。五言诗一般每句有三个节拍，“二二一”或“二一二”；七言诗一般每句有四个节拍，“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因此，这便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注重吟咏朗诵环节的安排。从溪水社出版的《汉文教材研究·汉诗篇》中的指导案例（教学设计）来看，可以发现所有的汉诗教学中都安排了吟咏朗诵的环节，其形式包括范读、指名朗读、个别朗读、齐声朗读、分组朗读等。这样的教学环节有的在诗作内容分析的开始部分，也有在中间或结尾部分。如《峨眉山月歌》内容展开部分的第一点便是：“通过指名朗读和个别朗读的形式掌握训读。”[11]《静夜思》教学的第一点也是“训读：个别朗读——范读。”[12]而《送友人》的展开部分和结尾部分都设计了指名朗读、范读、个别朗读的环节。[13] 其次，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在汉诗教学中的作用，多采用情景创设法。汉诗的形象性特点要求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展开联想与想象。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与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拓宽思维，展开想象。在李白《送友人》教学设计中，可以看到有三处关于想象的明显安排。第一为导入部分，给出诗题《送友人》，让学生想象汉诗所要传达的主要内容。第二为内容展开部分，对“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所描绘的地点及情景进行想象，并且可以用绘画方式进行展现。第三为想象描绘“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的场面。[14]在杜甫的《登岳阳楼》教学设计中，将想象这一方法也运用到了课外练习的设置上。“从杜甫的角度试写该诗所吟咏的内容（字数为400字左右）。可以以‘我现在……’的口吻撰写，无论侧重哪一联皆可。”[15]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景创设法，将自己置身于杜甫所处的位置与环境，看杜甫所看，感杜甫所感，想杜甫所想。这不仅将阅读、思考、写作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还有利于加深对汉诗内容的理解与把握。 再者，注重文史地相结合，将古代地图、中国史的知识带入教学环节，也是日本汉诗教学的特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空间方位及地理位置的明确标示。比如在《峨眉山月歌》教学指导案例的导入部分，先指出通过地图明确峨眉山的位置。而在内容展开部分则提示：通过地图及简单的板书确认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这五处位置。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以地理位置转移为切入点对汉诗进行鉴赏的教学形式，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千里蜀江的自然风光，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构思形成一个整体流动空间，传达出诗人的远游漂泊之感以及望月相思之情。这种图文结合的教学设计，在明确地理信息的同时，培养了学生构图理解能力。此外，对李白《春夜洛城闻笛》的教学指导案例指出：“在介绍李白故乡及25岁雄心壮志，辞亲东去时应该利用地图，说明其行径是由四川出发，沿长江而下，再北上洛阳。”[17]而王翰《凉州词》的教学指导案例指出“了解‘凉州’在地图上的位置以及长安与凉州间的大致距离。士兵是由中国中心地区被派往凉州的。”[18]在《早发白帝城》的教学导入部分也指出“借用地图确认‘白帝城’、‘江陵’的位置以及两地大致距离。”[19]在《登岳阳楼》教学设计的导入部分也明确表示“通过地图确认岳阳楼位置及由成都出发的路径。”[20]类似上述在教学设计中关注文地结合，掌握地理信息的案例还很多，特别是在对诗人身处之地、方位转移、风土景观等描述上。而教学设计中注重文史结合主要体现为对世界史教科书的使用。如在杜甫《春望》的教学指导案例中，教师在导入部分“借用世界史教科书介绍‘安史之乱’以及与杜甫的关系。”[21]王翰《凉州词》的教学指导案例指出，“利用世界史教科书查阅中晚唐的政治形势。”[22] 最后，无论是何种题材的汉诗，日本的教学设计都非常注重对自然风光的感受，特别是对色彩的解读。毕竟日本四面环海，季节感强，而且森林面积覆盖率高，这样的一种自然生存环境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基本性格和审美意识。叶渭渠（1997）曾讲到：“人对美的感觉和感动，首先是与自然和色彩的美的素材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意识也是首先与色彩和自然的美的素材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美的相位，首先是自然美和色彩美的相位。没有最初的自然美和色彩美，就没有其后的艺术美和精神美等位差。”[23]日本在汉诗教学中格外注重对色彩和自然的解读。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教学目标第二点便是：“注意色彩语，读取诗人情。”在分析诗句时也是贯彻落实了这一点。“‘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表现的是红色，让人感受到的是艳丽的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中的色彩感更为丰富，‘孤帆’白，‘碧空’蓝，‘长江’水之色，‘天际’空之色。通过前后色彩的比较思考李白的心情。可以说，色彩是李白心情的表现。”[24]在《绝句·江碧鸟逾白》的教学中同样设立“注重色彩表现，描绘具体画面”的目标。“第一句给人展现了‘碧江白鸟图’的美丽，‘碧’是背景，‘白’是映衬，‘群鸟’是春的信使。第二句描绘的则是‘青山红花图’的鲜艳。通过色彩的对比，给人丰富色彩感的同时，让人感受春天的生机繁荣。‘鸟’和‘花’是对春天的讴歌，是春天的象征，也是大自然的营养。”然后再由此引入杜甫置身于如此之美妙的春天大自然中所触发的情感。[25]李白《早发白帝城》的教学目标中同样有“注意色彩表现，欣赏吟诵汉诗”。[26]最后，杜牧《江南春》的教学目标为四点：“熟悉训读，尽量背诵；注意色彩表现，思考表现效果；能够描绘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的情景；一边思考汉诗构成，一边读取作者怀古心情。”不过，从整个教学设计来看，更多是偏重对前三个教学目标的落实，对怀古之情只是在最后点到说明。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能够描绘出一幅生动形象、色彩丰富的江南春景，感受人世间的变幻无常。[27] 在东亚文化圈内，以汉字为载体，中国文化长期影响着周边诸国。日本在保留汉字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汉诗文的教育，可以说汉诗文教育是日本国语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诗体、诗人、内容等视角对日本高中《国语综合》中的汉诗选篇进行了分类统计。并将“诗仙”李白作为个案，分析日本教材中多选录其“思乡”、“送别”主题的绝句，其根本原因在于李白这类诗作的艺术价值极高；也在于该内容的诗歌符合日本社会的“人情”观。 本文还对教材中对李白与白居易的不同选篇进行分析，从探究日本汉诗史的角度，发现李白诗后来居上，与日本社会审美观的变化以及中国文学思潮的东渐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汉诗教学方面，日本除了重视朗读、想象这一普遍环节外，还呈现出符合民族个性的特点，即非常注重文史地的结合以及对自然风光的感受，特别是对色彩的解读。 通过对教材的研究，既可以窥探当今日本汉文教育的现状和教育理念，又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日本汉文教育研究介绍到中国的同时，希望能给中国国内语文教材资源的开发和古诗文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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