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全盛期的道德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论文,道德论文,危机论文,全盛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奴隶制文明的发展而言，公元1 世纪前后无疑是罗马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罗马人不仅把地中海区域众多的文明国家及地区吞噬殆尽，而且把帝国的疆域推进到周边的荒夷之地，罗马的政治版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限。与此同时，罗马元首政治也在共和体制的废墟上牢牢地扎下了根，这种新的统治形式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动，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导致了经济与文化的全面繁荣。
然而，罗马奴隶制向西部世界胜利进军的凯旋曲终于成为祭吊罗马文明的哀歌，罗马的快速发展加速了自我否定的步伐，其繁荣的外表再也无法掩盖住内在的危机。最可怕的是，这场危机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呆滞，而是毁掉整个时代精神的道德衰败过程。这场危机有何特殊表现？促成危机的内外动因又是什么？这便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在公元前88年苏拉进军罗马城以前，公民自觉遵守国家法纪的罗马精神仍然牢牢地支配着整个罗马社会。虽然罗马文明并等于罗马人的文明，但是共和国、元老院及罗马人民则总被看作是这一文明的物化与象征，罗马人的荣辱的确与罗马文明的盛衰休戚相关：只要罗马公民集团能够维持其内部统一性，地中海区域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而当这种统一性遭到破坏的时候，古典文明便走到崩溃的边缘。罗马人用以领导和推动古典文明的动力之一是它的那一套独特的政治道德。众所周知，罗马人历来以保守著称，他们把祖先传下来的共和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动物。希腊学者喜欢漫无天际的哲学沉思，罗马贵族对于希腊人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书呆气常常嗤之以鼻。在一名共和国的罗马公民看来，个人的德行、家族的利益必须与国家的荣誉取得一致，真正的美德只存在于为共和国服务所表现的一系列伟大行为当中，人生成功的标志是“职务、声望、美德、荣誉和与生俱有的天才”；如果个人的行为没能导致公共的成就，那么这种行为就只是恶行而不是善行；拒绝在公共生活当中担任角色的公民，不仅仅使自己蒙受耻辱，而且使自己的家族——包括已死的祖先及未出生的后代——遭受亵渎；尽管狩猎和农作也是一种高尚的消遣，但它们不应该占据一位有教养的罗马人的全部时间，因为只有奴隶才会倾尽全力去从事这种事情；甚至像哲学研究或编史这类追求知识的工作，也只是在服务于共和国这一目的之下，才算得上是高尚的。总而言之，真正的罗马人应该具有这样的抱负：使自己成为一名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好的雄辩家、最勇敢的将军，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好最伟大的事务，享有最大的荣誉，拥有最高的聪明才智，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元老，以高尚的手段获取巨大的财富，留下大量的后代，并成为国家中最著名的人物。（注：Donald Earl,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of Rome,New York,1967,第24;17—19页。）
这样一来，罗马人便把政治与道德紧紧结合一起，政治激情净化着道德行为，道德规范则约束着政治声誉，并保证了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和政治手段的合法性及廉洁性。这也许是罗马文明能够全面扩展并达到极限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罗马人如此执着和痴心地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使得他们未来的政治命运显得更加悲怆和凝重。当严酷的现实敲响了共和国的丧钟的时候，建立在这一体制之上的政治道德便土崩瓦解了。这时的罗马人如同死囚从天堂梦中醒来一样懊丧。他们在巨大的社会变动面前茫然失措：祖祖辈辈追求的政治理想，如今被证明是永远不能实现了；先前被公认为高尚的事物，现在却遭到了普遍的嘲笑和遗弃；投机钻营的奸诈小人在仕途中青云直上，耿直不阿的谦谦君子则受尽多方排挤。在经过了大半个世纪政治风雨的荡涤之后，最正统的罗马人也不得不放弃徒劳的抗争，他们终于找到了恢复心理平衡的办法——以对于国家的劫掠代替先前对于国家的服务与贡献。而当国家的保卫者同时成了国家的劫掠者的时候，整个社会便被拖入了腐败的深渊。尽管元首政治的建立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为罗马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丝毫也改变不了古典社会走向衰败的进程，而像奥古斯都的和平或图拉真的繁荣这样一类令人振奋的伟大事件，充其量不过是日薄西山的罗马文明的一种回光返照罢了。
二
当代学者亨廷顿认为：腐败本质上是指政府官员违背公约的准则以牟取私利的行为。（注：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如果这一定义能够成立，那么一切的社会腐败都应是从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开始的。罗马人既然确立了政治优先的原则，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腐败首先就是意味着政治道德的败坏。例如，根据罗马的习惯和法律，代表共和国权力与尊严的元老贵族不得从事包括航运与金融在内的商业活动。这一规定到了共和末年便成了一纸空文。首先，作为罗马商业活动主要组织者的骑士阶层大多数与元老贵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当中不少是贵族的亲属，元老们常常通过他们间接参与商业活动；其次，某些贵族被派往行省任职，他们常常勾结当地包税商向行省人民征收各种摊派款项，从中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随着共和末年大量经商致富的“新人”进入元老院，亦官亦商的贵族日益增多，因为要新人们真正与商业活动脱钩是办不到的。于是，政治权力便从各种不同的渠道被引进到流通领域中去，法制的败坏就从这里开始。
最糟糕的是，破坏法纪和惯例的始作俑者往往是政府的高级官员。政治强人肆意践踏既定法制，公开进行权钱交易，这正是罗马社会陷入政治腐败的第一个迹象。
无庸讳言，官场上以钱权交易为核心的营私舞弊几乎贯穿于整个罗马史。早在公元前第2世纪末， 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就曾狂妄地断言：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整个罗马城也可以买下来。（注：阿庇安：《罗马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4；463页。）然而，真正危及罗马现存政治体制并震撼古典社会的腐败，却是从公元前88年苏拉进军罗马开始的。苏拉公开抛弃了共和国的法律与制度，用暴力取代了合法斗争，并打破了独裁官的任期限制，为以后流行的种种恶习开辟了先例，“从此以后，廉耻心或法律，制度或国家对于暴行都失去了约束力”。（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196、201、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
如果说在过去，收受贿赂是可耻的犯罪活动，那么现在它就成了一种合法和公开的政治竞争了。政治强人们早就透彻地理解了金钱与政治权力的相互转换关系：金钱可以换来政治上的显赫，而政治权势则是获得金钱的最有效的手段。借个人的名义向人民施以不恩小惠，以博取他们的拥戴，最后攫取社会的最高权力，这是共和末年钱权交易的主要形式。苏拉的权力主要依靠元老院的扶持，但是他的短暂成功与他善于贿买军团士兵不无关系。（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196、201、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恺撒更是讨好士兵的行家里手，他的每一个胜利几乎都是用金钱和土地从士兵手中买来的。克拉苏则把交易对象从士兵扩大到广大平民，在执政官任期内，他曾拿出私产的十分之一摆了100桌酒席宴请罗马公民，并给予他们每人3个月的粮食作为补贴。（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78、591；578、598页。）在这方面出手最大方的要数屋大维，为了与安东尼争夺权势，他拍卖了大部分私产，用以举行赛会、宴请和施舍。（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196、201、206、207； 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当然， 这些特殊公民决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他们一般是在罗马或军队里进行必要的政治投资，而在行省及意大利收取加倍的报偿。苏拉在第二次密特里达提战争胜利结束后强令小亚细亚各邦向罗马缴纳5年的赋税及战费， 这些款项大部分落入了他的私囊，而劫后余生的小亚细亚则把一切有用之物典当殆尽，城乡各地充满着悲惨。（注：阿庇安：《罗马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4；463页。）恺撒与屋大维也常常通过包税商把政治债务巧妙地转嫁给行省和意大利。（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196、201、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克拉苏则习惯于趁打劫，普鲁塔克称他“把公众的灾难当作个人致富的最大财源”，据说他的最后失败就是因他过分专注于搜括民财、忽略战务而造成的（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78、591；578、598页。）。
共和时期的领袖人物大多来自贵族家庭，因此，他们的堕落本质上就是贵族阶级的堕落。元老贵族丢弃既定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在政治斗争的风浪当中左右逢源，这是罗马政治腐败的第二个征兆。
元老院历来是共和政治的中坚和独裁主义的死敌。可是到了共和末期，它开始丧失了先前那种活力，日益屈从于政治强人的个人淫威。经过从苏拉到屋大维的一系列血腥镇压与清洗，贵族阶级的政治原则近于荡然无存，像西塞罗那样为重温共和梦而大声疾呼或像小伽图那样因理想的破灭而杀身成仁的事迹已被看作是罕见的例外。随着一批商界出身的新人进入元老院，商业上唯利是图的原则逐渐被引进到高层政治领域，结果便彻底破坏了元老院的内部统一性。既然人们都根据利益原则及个人的政治前途来选择政治态度，那么政治态度就不得不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而左右摇摆。在腐蚀贵族的心灵方面，金钱甚至具有比暴力更大的效力。尽管元老院历来与恺撒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当后者于公元前56年带着辉煌的战功和巨大的财富从不列颠返回山南高卢时，仍有200多名元老亲临他的驻地，其中一些人是前来讨取金钱和利益的，另一些人则是前来对已获权益表示谢意的。（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 196、 201、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有人把恺撒遇刺看作是元老院仍在发挥重大政治作用的一个例证，可是按阿庇安的说法，虽然多数元老对于该事件持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事先却既不知道这一阴谋，也没有参与阴谋。（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196、201、 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 因此恺撒之死谈不上是元老院政治抗争的产物。一贯被誉为共和国与元老院的最后台柱的西塞罗，其政治立场也不见得始终如一。在恺撒死后的政治斗争中，屋大维曾以执政官职位为见面礼向西塞罗伸出和解的橄榄枝，后者则投桃报李，一反常态地在元老院里为前者讲起了好话。由于妥协未能达成，屋大维便诉诸暴力，在他兵临罗马城下的关键时刻，元老们忙于互相责备，而显赫的西塞罗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元老贵族们成群结队地跑去向屋大维致敬的时候，西塞罗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请求会见屋大维，并在这位宿敌面前卑劣地为自己辩护。（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 196、201、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
元首政治确立以后，元老院甚至丧失了仅有的那点政治协调的作用，现在元老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在皇帝面前呼喊诸如“由于您我们才拥有荣誉、财富和一切”等口号。他们对于皇帝的吹捧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连皇帝本人都感到过分肉麻而不予接受。（注：塔西佗：《编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7页。）屋大维死后， 新皇提贝里乌斯继位，元老院迫不及待地把各种荣誉加在新皇的头上，在遭到拒绝以后，元老们便把皇帝的母亲里维娅当作大肆诌媚的对象，有人建议给她加上“太后”的尊号，有人主张给她“国母”的光荣。（注：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174—177、270—271；131； 12页。）
经过长期内战的浩劫，罗马人民丧失了先前那种政治热情，为了一己之利，不惜出卖公民权利和破坏公民集体，这是罗马政治腐败的又一重大迹象。
共和末年强权政治的出现使政治与阴谋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反之，政治与阴谋的结合则造成了政治的专业化及政治生活的封闭性。为一个人效劳的行政官员开始取代了为整个国家服务的公务员，普通公民则相应地日益远离国家政治。在政治最黑暗的年头，担任公职甚至成为一种令人生畏的负担。阿庇安报道说，在前三头统治下，一般善良的人根本就不愿意担任执政官，这使得共和国空缺执行官职位达8 个月这久。（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196、201、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元首制确立以后， 拒绝担任公职的情形更加严重，已担任军职的公民则纷纷向皇帝提出辞职，因为“到处都是刀光剑影，到处都是威胁的声音”，（注：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1；38、49页。）无情的暴力迫使广大公民自动离开政治漩涡。
不过，如果认为普通罗马人完全与政治脱离了关系，那只是一知半解的认识。问题在于政治已不再被看成是维系公民集体的纽带和体现个人人格的力量，而是被当作是一种可以牟取私利的手段。现在，普通公民手上掌握着两项可以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选举权与对于军事首领的忠诚。政客们可以用金钱从选民手中买到执政官职位，将领们也可以用金钱从士兵手中买到皇帝的宝座。当然，公民们在出售自己的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就把个人的自由及政治良心一起出卖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穷无尽的奴役与盘剥。阿庇安曾惊叹前三头时代人心不古：“贿赂和腐化最无耻地流行着，”人们是为了金钱才去投票的，野心家花上800 个塔连特就有望买到一个执行官的职位。（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196、201、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元首政治建立以后，选民接受贿赂的现象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马略的军事改革在罗马历史上造就了第一个归将领个人所有的专业军团，从此在公民与士兵之间便出现了一道鸿沟。士兵开始以金钱和土地为索价，向野心勃勃的将领拍卖勇敢与忠诚。当交换原则被引进军队的时候，军事活动的高尚目的便变得无足轻重，只要有利可图，士兵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替将领们去卖命，而不在乎是劫掠国库还是屠杀同胞。对于罗马这样的军事大国来说，军队中的卑劣行径往往最集中地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堕落。屋大维以后，罗马军团中的法纪已荡然无存，各种旨在敲诈勒索的陋规纷纷出台。例如士兵请假外出时向百人团长馈赠的小费逐渐变成固定的捐税，为了缴纳这笔税金并拥有可供挥霍的款项，士兵们一离开军营，往往就干起小偷小摸和拦路抢劫的勾当；而当他们返回军营并发现自己仍一贫如洗时，便开始密谋要挟将领或参与兵变。士兵的骄横常常迫使皇帝作出巨大妥协，奥托和维提里乌斯就曾先后下令由国库替士兵向百人团长支付“请假费”。（注：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1；38、49页。）过去是执政官听命于元老院和人民，现在的情形恰好倒过来：元老院服从皇帝，皇帝则听命于士兵。到了帝国后期，罗马士兵实际上是一群无业游民和无赖，国家命运由这样一些人来决定，表明了文明的衰败已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法纪的败坏、集体主义的崩溃及个人主义的猖獗必然激起整个社会的物欲，而拜金主义及享乐主义的盛行则是罗马政治腐败的最突出的特征。
过去的罗马人虽然不排斥金钱与财富，但仍把安贫与节俭视为有道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对于那些必须经常与金钱发生关系的公民，则要求施予高尚的手段。随着政局的变迁与法制的败亡，人们开始把发财致富与尽情享受当作唯一的人生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诉诸最卑劣的手段。共和末期开始流行的卢克莱修庸俗唯物主义到了屋大维时期更加深入人心，御用诗人荷拉斯就曾明确地表达了一般罗马人对于物欲与快乐的追求：贞洁、真理或任何其他我们过去认为是善行的东西，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痛苦和带来愉快，那么它们就不是善行而是恶行。（注：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M.A,History of European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Yol.1,New York,1872,第 13—14;179页。）当时罗马世界最流行的一句格言是：“且尽生前乐，明朝未可期”。罗马作家佩特罗纽斯曾借其作品中的角色发出这样的呼吁：“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个装得满满的钱袋和钱所能买到的酒肉歌舞”，“……我们全都是芸芸众生而已，谁也免不了要见阎王的，所以，趁现在还活着，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活吧”。（注：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8、89页）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罗马社会奢侈成风，贵族阶级在消费上争奇斗艳，一掷千金。公元前22年，屋大维在《优利乌斯法》中曾对饮食上的浪费行为进行限制，但没有产生多大效力，到屋大维死时，奢侈之风更盛，人们仅在吃喝方面的高消费就足以引起黑市物价的直钱上升，因而造成市场及金融秩序的混乱。有人建议新当政的提贝里乌斯进行立法限制，却被这位皇帝礼貌地拒绝了，因为皇帝本人就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纵欲主义者。（注：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 174—177、270—271；131；12页。）到了尼禄时代，由于皇帝身体力行的带动，人们简直是搅尽脑汁挥霍金钱和寻求刺激，一般的饮宴已显得过时，频频举行的各类赛会增添了许多新的花样，皇帝与贵族已不再甘心充当观众，他们抛掉惯例直接登台亲自扮演角色。在罗马城内，养娼纳妾达到公开化的程度，某贵族妇女甚至跑到营造官那里去申请卖淫执照。为了安慰极少数正派贵族的自尊心，元老院于公元19年对上层妇女的淫乱行为进行干预。（注：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174—177、270—271；131；12 页。）但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淫乱现象有增无减。有人估计，在“贤明君主”图拉真时期，仅罗马城就有娼妓32000名。（注：E.M.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页。）过度的物欲使罗马人丧失了求生的本能，政治气候的变换无常更把他们弄到随意轻生的地步，连一贯注重养身的元老贵族也开始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平静态度，如小伽图、喀西图、布鲁图及安东尼等显赫一时的人物，都先后以体面的自杀结束生存的痛苦。到了公元第一世纪，由于尼禄的鼓励，自杀便成为男性美德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受到普遍模仿。（注： Robert Garland，DeathWithout Dishonour：Suicide in the Ancient World， 见 HistoryToday，Vol.33 ， Jan.1983。）
罗马人的放纵也毁掉了传统的宗教信仰。从共和末年开始，宗教的道德影响逐步消失，虔敬的情感陷于灭绝，各种急功近利的迷信活动却趁机大行其道，正如哈特普勒·利基所描述的：“许多人宣称不存在任何神，或神从来不干预人的事务，却以同样的口气承认完全相信所有的预兆、占卜术、梦幻及奇迹。无数的自然现象，如慧星、流星、地震或怪异生物，都被设想为具有某种神秘的或巫术的效力，它们预示并有时影响人的命运”。（注：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M.A，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Yol.1， New York，1872，第13—14；179页。）最后，个人崇拜则把罗马人的迷信推向顶点。恺撒死后，人们把他的棺架当作神物运往卡皮托神庙安葬，并为他设立了祭坛。（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196、201、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显然，这种做法是打破常例的，它为以后历代皇帝的神化提供了一个榜样。例如屋大维在世时就要求人们在神殿里给他竖立神像，在他死后，元老院立刻宣布他为神，并决定单独为他建造神殿。（注：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174—177、270—271；131；12 页。）迷信是理性生活的对立物，它的盛行表明了罗马社会已陷入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不能自拔。
三
罗马精神的毁灭者无疑正是罗马人自己。可是，罗马人何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对于这一问题，古典作家毫无例外地从东方的风气当中寻找原因。他们认为：随着在东方作战的军团胜利归国，当地奢侈的生活习惯和不良的价值观也被带回了罗马，它们最终毁掉了罗马原有的生活方式。（注：Donald Earl，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ofRome,New York，1967，第24；17—19页。） 这种见解今天看来未免流于肤浅。外部的影响的确加剧了罗马社会的腐败，但是，如果没有罗马自身提供滋生腐败的土壤及适宜的气候，东方奢侈的种子就无从开花结果。对于罗马来说，造成这样一种土壤及气候条件的关键在农业。约翰·瓦切尔指出：“农业在帝国的经济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而它被看作是唯一令人尊敬的行业。在整个时代里土地是唯一安全和持久的投资形式，它为国家提供了巨量税收，这些地税满足了主要行政管理的需要，……从帝国土地中获得的地租还养活了其他的部门。”（注：John Wacher，The Roman World，Vol.2.，London &.New York，1987，第482—483；484页。）罗马人既然以农立国，土地问题自然成为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罗马史上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都与这一问题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罗马人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方法就是向外扩张，在外族人的土地上安置本族的失地者。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为扩张提供了原动力，共和政体为社会的内部活力与稳定提供了政治保障，地中海区域其他文明的衰微则为罗马人的崛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这种种因素促成了罗马文明的高度繁荣。由于战争是人们艰苦创业的主要手段，它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死存亡，作为个体的公民只有与共和国这个最大的公民集体保持高度一致，才能有望通过胜利的战争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而要实现这种一致性，首先必须尽量缩小内部差别——尤其是经济上差别。据说罗马早期的立法家是把土地平均分给公民的，孟德斯鸠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这就是说，造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这一点还能造成一支精良的军队，他们每个人都能同样充分的关心保卫自己的祖国。”（注：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页。）早期罗马人那种安贫、守法、克制和勇敢的品格，即令后人羡慕不已的罗马道德，归根结底是以这种平等主义为基础的。
但是，经济关系的发展迟早要打破平等主义的美梦。以战争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就如同用安眠药治疗失眠症那样具在严重副作用。胜利的战争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加剧了公民内部的土地兼并；而奴隶制的发展和土地兼并反过来又推动了更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显然，只有在战争与对外掠夺的步伐至少能够赶得上土地兼并的速度时，罗马的经济繁荣、政治体制及传统道德才能继续维持下去。不过，历史上既没有常胜将军，也没有常胜民族，对外战争总不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当战争的步伐滞后于土地兼并的速度时，社会矛盾便因兵源问题而受到激化：破产农民无力负担兵役，大地产主则力图逃避兵役。马略的军事改革虽然暂时解决了兵源危机，但它却直接诱发了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这些危机因经济关系的变更而进一步加深。
到了共和末年，地中海区域经济的发展使罗马及意大利在农业上的优势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过去，意大利农民世世代代以种植谷物为生，可是随着北非与叙利亚的征服，意大利的谷物种植业便趋向衰落，东方的谷物大量输入使得本地的谷物无利可图，农民们开始以种植葡萄和橄榄为主。（注：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23—224页。）然而好景不长，从公元前1世纪起， 由于行省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行省不得经营葡萄种植业”的禁令被废除之后，各地质优价廉的葡萄酒和橄榄油源源进入意大利市场，意大利农民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一再败北， 最终不得不把土地改为牧场。 （注： JohnWacher，The Roman World，Vol.2.，London &.New York，1987，第482—483；484页。）这一方面造成大量土地的丢荒和农业的衰落， 另一方面造成了大批农村的富余人口。拉丁地区的都市化无疑也加速了这一进程。在当时的条件下，富余的农村人口只能涌入城市，他们在城市的出路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人以经营工商及其他服务性行业为生，他们当中的个别人因从事投机冒险活动而必财致富，并借助金钱的力量跻身于贵族行列，成为元老院中的“新人”。另一类人则应征进入罗马军团，成为职业军人。这些城市新成员的到来，是罗马政治与道德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他们既然直接来自农村，就必然会把农村的落后习气带进城市，因而引起与原有城市居民的深刻矛盾：作为新人，他们那种投机钻营的本领受到正统元老的嫉恨；作为一般公民，他们唯利是图的品质为老资格的罗马人所不齿；作为士兵，他们的散漫与贪婪则引起整个传统的罗马社会的恐惧与不安。此外，由于行省经济的发展，进入元老院成为新人的不仅有意大利人，还有日益增多的行省贵族，他们在元老院内与正统的罗马贵族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而随着罗马公民权最终扩散到行省，罗马人一贯享有的各项特权逐渐消失。旧的公民长期处在国家的特殊保护之下，这种保护体系一旦被撤除掉，严重的失落感便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而新的公民过去一直处在罗马的压迫之下，当压迫的绳索因体制的混乱而放松一些的时候，新公民身上长期得不到伸张的活力便自然会转换为百倍的疯狂来参与对于社会的掠夺。总而言之，在新人与旧贵族之间、地方总督与元老院之间以及行省的公民与罗马的公民之间，差别在一天天拉大，旧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这就为种种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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