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说以全球视野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历史上论文,重大事件论文,视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认为：“通过历史学习，使学生增强历史意识，汲取历史智慧，开阔视野，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使命感。”培养学生以全球视野来观察中国历史，是实现这一理念的重要途径。在近年来的历史高考试题中，中外历史交互穿插的学科内综合已成为历史材料题命制的基本思路。单一的中国史或世界史材料题已基本消失。甚至在试题信息容量有限的选择题中，也出现了中外历史穿插的现象。事实上，中外历史的穿插主要关注中国历史事件发生的世界历史背景，即世界历史背景是怎样影响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把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联系起来观察也是近年来史学界较为流行的全球史观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体现，它对于培养学生形成历史发展普遍联系的观点特别是世界主义观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有效方式。
在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开始联为一个整体。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日渐密切，凡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大事，几乎都可以在世界历史背景中找到依托。因此，在我们学习16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时，把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大事放在世界史范畴内来考察是极为必要的，这能帮助我们找到一把解开中国历史发展动因的钥匙。
例如，明朝中后期的1581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规定以白银来征收赋税。在此前后，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那么，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从哪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白银呢？事实上，当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白银大量进入欧洲，欧洲通过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贸易，使其中很大一部分白银流入中国，中国白银的总量迅速增加，这就为中国普遍使用白银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也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也由于新航路便利了欧洲与亚洲的交通，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也被带入中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献的《坤舆万国全图》就是新航路开辟后，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探索发现的新成果。因此，要在教学中用全球历史的眼光来引导学生观察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对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原因，除了从中国内部来寻找之外，更要从全球角度来发现。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相对停滞问题的探究，我们一般习惯于从封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特征来寻找原因。认为是封建小农经济以及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中国社会失去了产生新动力的机会，这样导致社会发展的全面停滞。但是，我们只要把眼光投向世界，则可以发现其他一些有价值的因素。首先是明清时期，在我国周边的亚洲地区，基本上不存在能够对中国构成挑战和威胁的国家。这样，就使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严重地缺乏促使其进行自身变革的外部刺激因素。与此相关的是，一些来自遥远区域的殖民主义因素却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这些因素相对微弱，不足以引起明清帝国的高度警觉。而明清帝国余威尚在，完全有力量应对这些干扰，当这些殖民侵扰被击退之后，帝国进一步采取闭关政策苟且偷安。这种苟且偷安的时间甚至长达两三百年，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在这种状态中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如果当时来自周边和西方国家的外来冲击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则传统的封建统治或许会被震荡，封建统治的轨迹抑或被改变，国家也许能在较为短促的时间内对世界作出迅速的反应。正是这种不温不火的国际氛围有如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地把老大的中国带入苦难的深渊。外界的冲击越猛烈，主体的反应就越剧烈，它能得到变革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明清中国社会的相对停滞，与其处于遥远的东方以及周边国际环境相对平静而缺乏挑战性有关。
在中国进入近代历史的时候，全球已经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此间发生的很多大事无不与世界局势紧密相连，对这些事件原因和结果的分析决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而是要把它放在全球的视野内来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历史学家费正清说：“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历史学家，也掌握着远东近代历史的线索。”其意思是日本近代历史的演变可以反映出远东地区的近代历史进程。在这里，费先生较多考虑的是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充分西化这一特点而言。事实上，中国近代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远东地区近代历史的特点，而且，中国的历史也许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之后，没有像日本那样幸运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命运，而是像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在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与之相关的世界历史背景。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政府以及英国在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也颇值得联系起来观察。一般在学习中国近代史时，清王朝在此间的政治作为很难让学生联想到几个事件是同时发生的。首先，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851-1864年。而在此期间又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1856-1860年间既要对付太平天国，又要对付英法联军。例如，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恰是天京变乱之时；而《天津条约》签订时又有三河镇大捷对清王朝的打击。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北京条约》签订之时，太平天国主力向常州、苏州以及上海进攻，并在上海外围打败洋枪队。此种情景对于清王朝而言正所谓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其统治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把这些史实结合到一起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会出现借师助剿，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局面。如果再把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此间发生在亚洲南部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相联系，则又可以对历史特征有新的认识。印度民族大起义发生在1857-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56-1860年，很显然英国几乎要在同一时间内应对两个事件，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而这两场战争在客观上也就存在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古老最庞大的国家同时面对大英帝国的侵略，两国人民的行动在客观上是相互支援的。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英国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了一年的时候，印度发生了民族大起义。紧接着在1858年英法与中国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之后，中国的战事暂告一段落，英国此时可以全力应对印度民族大起义。至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基本平息，而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展开。这一次，英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一直打到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并迫使中国签订更为苛刻的《北京条约》。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出完成工业革命后空前强盛的英国所具有的强大国力，也同时反映出在工业文明强有力冲击之下的古老东方世界土崩瓦解的情形。这恰好验证了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汤因比这里所说的“世界”应该指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当然也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东方地区。当把以上这些因素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原因及其与世界背景之间的联系就有了一个十分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了。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但是毕竟使清王朝垮台，两千年的帝制也随之结束。其间尤为引人注目者是，西方列强面对中国所发生的这种损害其利益的政治变故并没有真正地进行军事干涉，这是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原因。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采取军事干预，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已经高度对峙，世界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他们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欧洲，而对于亚洲中国发生的一切则尽可能采取稳定控制的态度。事实上，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各次国内政治运动中西方国家干预较少的一次。这种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放松政策，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条件。后来，列强扶持袁世凯作为新的代理人，这是一种非军事手段的干涉，与太平天国的直接的武力干涉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辛亥革命的结果，不考虑世界局势和国际背景是不能全面地进行分析的。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这一问题，各种历史教材都进行了陈述，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结合最经典的一个案例。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详细地研究这一联系时，仍会有新的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不特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且，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也进一步兴起，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也对旧社会有严重冲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民族国家之间高度对立，民族主义达到泛滥的程度。民族主义成为各国政府用以号召本国人民投入战争的宣传动力。第二国际也正是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以“保卫祖国”的口号来号召工人阶级参加战争。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空前发展对中国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使得在民族和国家意识方面相对蒙昧的中国得到了某种启蒙。也就是在一战期间，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广泛传播了“爱用国货”、“实业救国”等思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得以加强，这不仅推动了更多的官僚绅商投资近代民族工商业，而且也第一次使每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把日常生活中的购买之需与国家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一社会思想的变化对于1919年发生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五四运动”无疑是一个必要的准备。没有一战间的民族主义发展，就没有一战后的“五四运动”，而一战期间中国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潮流是分不开的。
民主主义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所发生的大事主要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和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那时候，袁世凯称帝之所以没有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列强的不支持、不承认有关。在当时，列强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只是希望中国稳定。对于袁世凯的称帝行为一开始采取默认态度，而一经护国战争的爆发，列强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害，他们就断然反对袁世凯称帝。日本尤其如此，起先因为获得“二十一条”，日本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而引发中国国内动荡之后，又警告袁世凯去帝号，否则后果自负。另外一方面，列强忙于大战，无法对中国实施武力干涉，这样，护国军就得以胜利进军，袁世凯本人遂在国人的一片咒骂声中死去。这一系列情况，促成了此间中国成长中的民主主义力量较少受到外国反动势力的压制和干涉，能够迅速发展，并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获胜的反侵略战争，如果我们固执于民族主义而单纯地把中国获胜的原因分析局限于中国国内的话，我们就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客观正确的结论。众所周知，从抗日战争开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多时间里，中国军民同日本单独作战，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始终未能在战略上扭转不利的局面，亡国灭种的危险始终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太平洋战场对在华日军兵力的分散与吸引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随着日军兵力在西太平洋各地区的全面展开，中国亦获得喘息之机。发生在太平洋以及东南亚各地区的战事也在客观上支援着中国的抗战。战争后期，美军的全面反攻以及原子弹投放、苏军对东北地区的进攻，都极大加速了中国抗战的胜利进程。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所面临的规模最大也最危险的战争，但也是近代唯一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不从全球观察的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是无法说清中国的获胜原因的。
中外历史联系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相反情形的对比。例如，1944年欧洲反法西斯战场的节节胜利与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的溃退局面。1944年，欧洲东线苏军在广泛的战线上彻底击溃德军的防御体系，将德军赶出苏联国境，战线推进至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一带。西线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解放了法国大部，在粉碎了希特勒的阿登攻势之后继续向德国本土推进。而中国战场日军所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则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出现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这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似乎是不应该的现象。这一历史事实似乎找不到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作为一种对比学习是可以的，它所反映的是在不同情况下，反法西斯战争进程在各战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然，对于此间中国战局的判断也不能太绝对，因为在滇缅战场和中共敌后战场，日军则被不断击退或歼灭。
在讨论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方针的演变时，也应该注意外部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从1949年到1953年，我国所实施的经济政策类似于苏俄1921年以后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即以农业发展为核心，兼顾商业和轻工业的经济政策，其着眼点在于使残破的国民经济恢复，并保证国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如果坚持这一方针，则新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在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特别是前苏联的不断强大等诸多世界历史因素影响下，从1953年以后，我国很快放弃了这一政策，而是采取经典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50年代末，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美国继续与中国对抗，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片面发展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就成为经济政策的倾斜点。对战争临近的估计以及摆脱对他国工业依赖的强烈愿望使我们产生了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大跃进”即是以革命战争和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实现钢铁产量的增加。这一政策在1959-1961年间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封闭状况，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十分有限。但是，此间世界格局的演变及全球经济科技的发展则非常迅猛，这不可能不对中国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仍然在高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1964年的原子弹爆炸、1965年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功、1967年的氢弹爆炸、1972年的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等。这些科技成果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实这说明，封闭的中国仍旧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科技潮流的影响。而且，由于这事关国家命运和安危，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而获得发展。另外，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发展了这些产业，使其经济获得长足发展。而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赶上这一波发展机遇。但是，80年代初，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西方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量进入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期仍然大受其益，并没有完全丧失发展的良机。
综上所述，由于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大事发生的原因与国际形势的关系极为密切。单纯研究中国内部的情况很难彻底弄清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因此，培养学生以全球视角来观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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