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及若干相关历史与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拉夫论文,斯基论文,再谈论文,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斯坦尼体系的三大贡献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文化名人”第一批的评选是相当严格的，规定被评选者必须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和广泛影响的，评选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20世纪世界戏剧文化做了三大贡献。第一个是他的美学思想，第二个是他在导演工作上的革新，第三个才是演员工作体系的确立。
(一)美学思想
斯坦尼的美学思想我认为有四性：即“真实性、思想性、人民性、科学性”。首先是“真实性”。斯坦尼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真实的美，没有美的真实，都不可能存在；没有真实的美，没有美的真实，都不能算成艺术。”这个论点基本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他也有一句名言：“美即生活，生活即美。”周扬在延安时期就翻译过《生活与美学》，这本书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第二点是“思想性”。可以说斯坦尼开始从事戏剧工作时就很强调戏剧的社会使命和教育作用。他经常讲，戏剧不能够单纯为了娱乐消遣，应该告诉人们有益的东西，使人们的思想变得崇高、高尚。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又说，在工农国家里，戏剧应该为人民服务。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梅耶荷德。早期梅耶荷德是斯坦尼的大弟子，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斯坦尼也非常欣赏他。后来莫斯科剧院办了一所分院，分院里有一个研究所，斯坦尼就让梅耶荷德来负责这个研究所。梅耶荷德这个人才华横溢，但他对思想修养方面不太重视，比较注重艺术形式方面的实验，斯坦尼当时就让他搞实验去了。到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兴起，而那时梅耶荷德还在搞纯艺术形式的实验，所以斯坦尼就在会上讲：“在全国力量觉醒的今天，剧院不应该也没有权利为纯艺术服务，它应该响应社会的情绪，向观众说明这种情绪，成为社会的教师。”就在他这次讲话以后，梅耶荷德跟他分手了。他也把研究所关了。
第三点“人民性”。在1898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刚成立时，他就在开幕式上讲：“我们这个剧院要为贫苦阶级服务，在笼罩他们生活的黑暗中，给予他们幸福美感的片刻，我们要建立一个为广大群众服务的人民剧院，而且要为这个目标奋斗一生。”早在1898年他就提出来要建立一个人民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前期全名不叫莫斯科艺术剧院，全名叫做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一直到30年代末改成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模范”就相当于“经典”的意思。1911年，他帮助高尔基在工人区成立工人剧院。
第四点“科学性”。他发现了表演艺术规律符合客观的科学规律，还有一点更加重要，他吸收了巴甫洛夫的学说，使他的体系在自然科学范畴内，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二)导演工作的革新
斯坦尼对导演工作的认识大体上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导演专制阶段，在排演中一切由导演说了算；第二个阶段就是导演和演员共同研究，这个阶段对世界戏剧导演、电影导演都有影响；第三个阶段是导演扮演“接生婆”和“助产士”的阶段，斯坦尼常讲，导演就是要“死”在演员身上。就是说戏剧也好，电影也好，剧情毕竟是通过演员创造的形象来体现的，导演的风格、意图要融化在演员身上，因为导演不能够出场，戏剧演出或者电影也好，只能通过演员来体现。进行形体动作方法学说就形成于这个阶段。
(三)演员工作体系
1.演员工作体系的形成
演员的自我修养，一是演员创造角色，前者包括内部元素训练和外部元素训练，最后形成舞台自我感觉，其目的是训练，而训练是为了进行创造。对于如何创造角色问题，斯氏也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案头工作法，即案头分析法。演员要做很多案头分析工作，甚至要写角色的自传，第一个阶段主要以《智慧的痛苦》的材料为基础；第二个阶段是从案头分析过渡到形体动作方法，以《奥瑟罗》的材料为基础；最后是形体动作方法的阶段，以《钦差大臣》为基础的。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是《钦差大臣》。1936年，斯坦尼才写出《钦差大臣》导演计划，1937年加以实验，1938年他就去世了。应该说他这个形体动作方法以及他的斯氏体系并没有最后完成。他临终前不久说，形体动作方法应该叫做心理形体动作方法。
后来有场大争论，才引起斯氏全集的出版。这场大争论发生在1953年-1954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参加的人主要是斯坦尼过去直接和间接的学生，斯氏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们了解到的侧重点很不相同。当时苏联报刊一共发表了200篇左右的争论文章，中国的《电影艺术译丛》刊物在1953年-1958年都开辟了“学习斯坦尼体系”的专栏，出版了60多期的《电影艺术译丛》，其后出了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创作遗产讨论集》，一共是80万字。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不少人认为，斯坦尼体系是“动作的体系”，甚至说演员都不要被告诉剧本的名称，只要按照形体动作方法就能创造出人物形象来，这是一种极为极端的观点。另外一部分人说，形体动作方法不重视思想性，不重视心理因素，所以它解除了演员的思想武装，这是两种极端的意见。但是后来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三点。第一点，方法有科学性，但是不是一切；第二点，形体动作方法和巴甫洛夫的学说有很大的关系；第三个结论就是形体动作方法不排斥心理分析，也不排斥案头分析，不排除心理因素，应该确切地叫做“心理形体言语动作方法”。这次讨论的结果表明，意见比较正确的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些演员和导演。从1954年开始，莫斯科艺术剧院主要是两位教授：一位是普罗科菲耶夫，另一位是克里斯蒂，斯氏全集的编辑者以他们两位为首，将斯坦尼的文稿加以整理，最后形成八卷本的斯氏文集。
2.“有机天性”论
斯氏体系中关于“有机天性”是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理解“有机天性”。关于这个问题，斯坦尼在各种场合谈得很多。他的《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序言里面就讲了，这个体系主要论述的问题就是如何自然地激起有机天性及其下意识创作。有机天性的规律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自然体验规律，就是有机动作规律。最重要的就是“自然”这二字，所以章泯同志和郑君里同志翻译《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的时候叫做有机自然，但是斯坦尼讲的有机天性还不光是讲有机动作规律，自然体验规律，还要求演员创作时，创作精神天性和形体天性要高度集中，这是指有机体及其功能在激发下意识创作。那么，有机天性有没有共同人性的因素？因为他讲的有机天性就是讲“多时代、多民族”的人。有机天性和创作天性是一回事。1908年斯坦尼与哥格兰之间有过争论。哥格兰写道：“艺术不是真实的生活，甚至于不是真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者。它创造自己的生活，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由于抽象变得美丽的生活。”斯氏就此说道：“当然，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对唯一不可企及的完美无缺的艺术家创作天性的自命不凡的挑战。”[1]
这一争论明显地说明了体验派与表现派之间的差别。因为哥格兰是法国表现派主要的人物。斯坦尼体系总结了欧洲戏剧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经验，包括他自己的经验，构成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但是斯坦尼早期确实受过唯心主义的影响，主要的是法国心理学家里波提到的激情记忆，还有一个是法国内省心理学家冯德的心理生活三动力。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瑜伽学说。瑜伽是公元前2世纪印度的一个宗教哲学学说，它的基本观点是追求纯粹不朽的精神，追求逃离现实的“解脱”。瑜伽学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当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出于习惯会做出另外的动作。斯坦尼特别注意这一点，他的关于注意力集中的学说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这个来的。他认为演员在演戏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在创作形象上时，由于习惯性，也可以很自然地做出自己并未意识到的很不随意的动作。这就是他所讲的习惯是第二天性。瑜伽派对心理学问题的看法尽管很幼稚，但是后来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证明这个是存在的，就是有意识活动的同时也可以有无意识、下意识的活动。后来，唯心主义的影响还有所谓超意识问题，我们现代的心理学讲意识、有意识、下意识，已经成为普遍认识了，所谓超意识根本是唯心主义的东西，跟下意识不是一个概念。斯氏体系里面讲人类生活特别是演员，十分之九是过着超意识的生活，只有十分之一过着有意识的生活。
3.巴甫洛夫学说的启示
形体动作方法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晚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研究巴甫洛夫学说以后才制定出来的。30年代初，他就研究过巴甫洛夫的学说。1934年，他跟巴甫洛夫有过通信，认为巴甫洛夫的学说对表演学很有指导作用，巴甫洛夫给他写信表示愿意看一看《演员自我修养》的手稿，那时候还没有出版，但是1935年巴甫洛夫就不幸去世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随之中断。[2]
还可以从原理方面去考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巴甫洛夫之间的联系。使体系具有科学根据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他们的观点在哲学上的共同性及其学说的唯物主义性质。在具体论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种联系：
1.心理与形体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影响。谢契诺夫在《大脑的反射作用》中提出了一个原理，就是“人的一切动作的最初动机，是来自外界的”，巴甫洛夫进一步论证：在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大脑皮层所同时发生的两种兴奋中心存在着暂时的联系，根据这一点，动作和符合动作的情绪的发生，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可以找到解释的。由于条件反射联系的建立，无数的外界因素可以成为神经系统各种生理过程中及其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刺激物，同时，这些因素也可以成为内部器官反映的刺激物，成为决定情绪性质的各种过程和反应的刺激物。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所以注意巴甫洛夫的学说，注意条件反射的理论，并非出于偶然。他力求给体系提供科学的根据，力求对演员创作的现象得出科学的分析。以“真正的大脑生理学”为基础，以对人的高级神经(心理)活动严格客观的研究为基础，使他有可能来实现这种分析。
在1911年的笔记中，斯坦尼从演员创作实践中的体会出发，就已经认为表演艺术应该建立在“心理形体”的规律上，提出了“形体感觉与精神体验不可分割”的论点，但在后来由于资产阶级传统心理学的强烈影响，使他的这种想法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从1915年，虽然他开始注重外部技巧的研究，强调体现器官的训练，然而只是在研究了谢契诺夫、巴甫洛夫的学说之后，才从理论上得到了明确。
根据这些原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识到：
(1)任何心理体验都必定产生某种外部表达形式；
(2)如果能够再现体验的外在形体标志，这种体验就比较容易加以固定和重复；
(3)把过去某一情况中具有推动作用的成分加以再现时，也就部分地服从于演员情绪体验的再现：“要传达角色和情感，就必须认识角色的情感，如要认识角色的情感，自己就必须作类似的体验。”
(4)语言是由于暂时的联系而再现某种情绪体验的基本要素之一，情感可以借语言而表现。所以，他说：“言语，这也是动作。”
2.意识与无意识(下意识)的关系。巴甫洛夫关于无意识活动的神经结构的论述，证明了下意识与无意识活动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而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巴甫洛夫学说的精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演员创作的角度来考察意识与下意识的关系：
(1)强调下意识(无意识)在演员创作中的作用，是为了防范纯理性的表演。一个演员如果是在真诚地体验，而不是做作，他的面部表情、手势、语调等也就不会是随意的，也就是自然、下意识地流露。过于有意识地执行最细小的任务、活动和再现情感，会造成在创作中过分偏重理性的现象。这样一来，跟同台者活生生的联系将会失掉，动作和体验的有机性将会受到破坏，而演员也将走上表现形象的道路。这也正是自然、真挚的表演与纯理性的表演的区别之所在。
(2)强调下意识的作用，还为了使演员能把创作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要创作目的上。在《关于创作中的意识和无意识》一文中，他写道：“在演员的工作中有许多地方应该不被意识所照耀，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领域，在那里意识的工作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例如，剧本的主要标杆、基本的动作任务就应该被意识到，就应该确定下来而永不动摇……它们为创作指明正确的方向。但怎样去执行已经确定的任务，在各基本标杆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每一次都有变化并且由无意识来提示。”
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演员创作中意识和无意识(下意识)的辩证关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后期始终要求心理生活三动力——智慧、意志、情感统一起来，互相渗透，而同时保持意识(智慧、理智)的主导作用。所谓“剧本的基本标杆，基本的动作任务”，这在形体动作方法中就是构成“动作总谱”的东西，于他所说的“重要而必要”的“意识的工作”。
(3)“通过意识达到下意识”的含义及其具体途径。下意识的也就是自然的、真挚的创造，在演员创作中是最宝贵，但它必须通过大量有意识的工作，既包括对剧本和角色的大量研究，也包括对演员内外部技巧、内外部器官的有系统的培养和训练。这就是他常说的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技术去自然地激起有机天性的下意识创作。
关于自然地激起体验和情感的问题，在原理上跟巴甫洛夫学说的联系究竟何在呢？情感，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大脑皮层下构成物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不能由有意识的意志的努力直接引起。但是大脑皮层下构成物是服从于皮层的，后者“指引着在身体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巴甫洛夫语)。由于在皮层中有自己的控制机构，大脑皮层下的神经中枢就与两个信号系统的活动相联系。因此，人的任何情感都与引起了这种情感的具体情境的表象相联系，与对这一情境以及自己对它的态度的认识相联系。思维与想象的联合工作，可以使情绪记忆活跃起来，并从中取出所体验的情感的元素，按照演员心理出现的形象重新加以组织，使演员的思维和想象活动起来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动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不要想到情感，而要在各该规定情境中动作。在合乎逻辑地动作的时候，你都不会察觉到，你所需要的情感怎么来临，形象怎么出现。”既然演员在角色中的动作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从而导致情感的不随意的、下意识的产生，那么这样也就是实现了体验艺术的要求：“从意识达到下意识。”
所以，从心理与形体的有机统一，意识与下意识的辩证关系以及通过意识达到下意识的科学根据这三者都可以看到形体动作方法与巴甫洛夫学说的联系。[3]
形体动作方法不取消心理因素，不排斥案头分析方法，就是强调即兴创作，从小品创作入手，然后进入角色。不能先背诵角色台词，斯坦尼说言语也是动作，要通过形体动作的逻辑来引起情感的逻辑，不是从情感到形体，而是从形体引起情感，还有一点就是演员创造角色的时候不要过早地确定角色的最高任务是什么，而是一定要模模糊糊，就是最高任务、贯串动作是怎么样，然后通过即兴创作，小品练习，把角色的台词变成自己的言语以后再确定最高任务是什么。
二、斯氏体系与布莱希特理论和中国传统戏曲理论的比较
(一)斯氏体系与布莱希特理论的比较
布莱希特的两个理论最重要的即“叙事戏剧理论”和“间离效果”。叙事戏剧理论主要是来源于歌德、席勒的叙事文学理论。该理论的特点是把文学作品看成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不是当前发生的事件，所以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也好，戏剧作品也好，必须冷静地来对待，不必掺杂自己的情感，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了。布莱希特后来把这个观点移植到他的戏剧理论上来了。
另外因为他长期在美国生活，美国30年代虽也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文学界、戏剧界很多人都在搞批判现实主义。但是美国绝大部分的戏剧是以纽约百老汇为代表的，主要是粉饰美国社会的现实，以娱乐消遣为主。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经济大萧条，美国的电影为什么能在30年代得以大发展，就是因为人们希望能在贫乏拮据的生活以外从影片中得到些许的安慰。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要观众冷静地观看剧情，不要被卷进剧情里去。他说，剧场要打破对现实的幻觉，你在剧场里就是看戏，而戏是虚假的，不能像斯坦尼、梅兰芳所说的那样讲求真情实感，让观众与舞台上演的戏剧发生共鸣。这就是所谓的间离效果。
布莱希特作为剧作家，最重要的剧作就是《三分钱戏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布莱希特还写过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一篇是《应该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习什么》，还有一篇是《中国戏曲中的间离效果》。他提了九条应该向斯坦尼学习的理由，但恰恰没有讲最重要的东西，即“真情实感”，这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重要的精神。他在第二篇文章中，讲中国戏曲里的自报家门，龙套的脸上毫无表情，演员直接向观众说话，他认为这就是中国戏曲的间离效果。
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有很多共同点，主要是在戏剧领域思想的先进性方面。因为布莱希特不光讲了间离效果，还讲了观众、演员都要保持一种党性态度，或者叫做社会态度。就是说对一些不好的、特别是反动的东西要反对，对进步的、先进的要赞成、要支持。另外布莱希特的文章里提到，《戏剧小工具篇》是1949年在东德出版的。他说人家曾问他，你这个《戏剧小工具篇》里所谈的，特别是最高任务，跟斯坦尼有什么关系。他说，看起来斯坦尼已经领会到小工具篇里面讲到的强调思想性，即最高任务。其实斯坦尼在1937年《演员自我修养》里，比他早了12年就已经提到最高任务和贯穿动作。特别是1930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英国大百科全书写的一个条目叫“导演和演员的艺术”里面就提到最高任务了。这也说明了他们思想上的共同性，思想都是相当先进的。
关于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理论和方法的具体分歧及不同之处，是否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生活”与“表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戏剧舞台就是生活舞台，演员在那里是生活，而不是表演。他在晚期既反对导演给演员预先规定舞台调度，更提出在排练时演员自己也不要有固定的舞台调度，“第四面墙”是可以移动的，这样来激发演员更大的创作积极性和即兴性，以便更加自然而真实地在舞台上生活。“导演要死在(即消融在)演员身上”，这是丹钦科的提法，也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极力主张的。导演的构思和风格要通过各位演员在剧中扮演的人物所组成的形象体系来加以表达，而演员个人的形象、气质和表演尺度、演技水平的高低是消融或融化在这个形象体系里的，因为剧作者的思想和导演的处理毕竟要通过演员们的创造来体现。“并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认识到的任何一种真实，对于剧场都有好处。”“舞台上的真实必须是真正的、不加粉饰的但又是剔除掉多余的日常生活细节的东西。它必须确实是真实的，但又为创作的虚构所诗化了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两段话，对于某些人把他的体系定性为“自然主义”或所谓“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很有力地驳斥。演员作为形象的创造者，必须判别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什么是非本质的东西，他用以进行创造的材料必须根据剧本和角色的规定情境所要求的去进行选择和提取，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而随心所欲地选择。关键在于演员要将已确定能够在自己的角色塑造中成为创造的材料选择符合剧本和角色的规定情境，还在于演员要作为“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作为“表演者”出现在舞台上。
布莱希特认为，戏剧舞台就是戏剧舞台，演员在那里就是表演。1952年，他更明确地写道：“观众不是意识到他是在剧场里，才称得上是文明的演剧艺术。”演员要意识到他是在演戏，观众要意识到他是在看戏，这是他的基本要求。他认为，这样一来，演员就可以对他所扮演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观众也就可以从“催眠状态”中解脱出来。其目的都是为了使演员以及观众具有批判剧中人物的可能性。
2.“间离”与“化身”
这是跟“生活”和“表演”问题紧密联系的一对矛盾。布莱希特在1952年就化身问题所发表的看法，较之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他是完全排斥演员入戏及其与角色相融合的，到了这时他主张：1.在排练阶段可以入戏；2.在演出时可以作“不完全的化身”。他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张“完全的化身”和“演员要忘记自我”，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主张的化身，是演员不失掉自我的化身，是性格化条件下的化身。它与布莱希特后来所说的“不完全的化身”其根本区别在于：演员在角色中究竟是以谁的名义行动？以“我”的名义，还是以“他”的名义？布莱希特主张演员在角色的规定情境中用“我”随时来观察和监督“他”，但具体在行动的还是“他”。演员随时应该去验证自己演得是否不够充分或者过分了。所以，他所说的化身或不完全的化身跟斯氏体系所要求于演员的并不相同。布莱希特之所以提“不完全的化身”，很可能是包括他夫人魏格尔在内的演员创作实践使他认识到，由于内部元素和外部元素的有机联系，由于理智与情感的有机联系，要让演员在舞台上始终保持冷静，保持跟角色的距离，而不同角色做一定程度的融合，这也是难以做到的。所以，他后来对于柏林剧团有的演员“仅仅表演了对形象的批判，而不是形象的本身”表示不满；作为对比，他引用魏格尔表演的例子，说她“全身冻僵了，坐在咖啡炉旁时，看来已进入形象了”。然而，归根到底，他还是要求演员们在排练的一定阶段入戏时，应该再加上“你对你所进入的这个形象应持的态度以及对它的社会评价”。
3.“意识”与“下意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演员创作中的意识和下意识的关系以及通过意识达到下意识的途径等问题的阐述，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他说，“剧本的主要标杆、基本的动作任务就应该被意识到……”这里所说的“意识”当然是演员自己的意识。有人更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说成是“下意识表演至上”，就因为他讲过，在像萨尔维尼这样才华横溢的演员那里，真正的体验或所谓充满灵感的下意识的创造在每次演出中至多都不会超过一刻钟，一般有五分钟就很不错了，而观众就为了这五分钟来到剧院。其实，这一刻钟或五分钟，就是演员和角色完全融合为一、也是使观众完全入戏的瞬间，是演员创作中最可宝贵的。它比起那种所谓“有意识的宣传”也就是纯理性、干巴巴的表演来，在感染力和说服力上不知要胜过多少倍。
按照布莱希特的理论，他是排斥情感的下意识、自然的流露，他认为这样一来，将使观众在演员后面失去了对形象所应持的态度以及对它的社会评价。将魏格尔主演的《母亲》和马列茨卡娅主演的《母亲》做一对照观摩时，更有此感。原因之一就在于布莱希特对高尔基小说的理性化的改编处理以及对他所倡导的理性化的表演方法，限制了演员真情实感的下意识的自然的流露。
归结起来，对于“生活”与“表演”，“间离”与“化身”，“意识”与“下意识”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反映了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剧理论和方法上的基本分歧。这种分歧不禁令人回想起了恩格斯所说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里强调要“更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在要求达到戏剧的思想深度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时，恩格斯还指出，倾向性应该通过剧情本身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这里当然都是对剧作而言。但我想，恩格斯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同样适用于演剧领域。布莱希特的演剧方法可以称之为“席勒式”的，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方法则与“莎士比亚化”较为接近。
“席勒式”的亦即理性的表演方法可能比较适合于德国民族性格的特点，对于表现派艺术传统悠久而牢固的法国表演界也较能被普遍地接受。依照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国的演剧界和广大观众接受起来似乎还有些困难。
布莱希特的剧作在20世纪的世界戏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布莱希特的剧作恐怕也只有用“纯粹布莱希特的方法”才能够较为准确地加以体现。我们主张各种风格流派独立发展，自由竞赛。有比较，才有鉴别。[1]138-143
(二)斯氏体系与中国传统戏曲的比较
在谈中国戏曲以前，我请大家注意几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就是“程式”，一个就是“假定性”，这两个词在俄文里是同一个字，但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含义。一个就是指假定性，一个就是指程式。这在苏联发生过很大的争论。程式就是多年形成的表演的一种传统，也可以说是表演的一种模式或套路。这种传统就是虚假的传统，与假定性不是一回事。所以苏联专家来讲课的时候，主张取消程式，他们的主张我认为很不对，我们中国戏曲必须讲程式，取消中国戏曲的程式就等于取消中国戏曲。我们戏曲里的程式的形成是经过多年的舞台表演实践提炼发展下来的，也是来自于生活的。我们比较古老的剧种，像南戏、昆曲、京剧是比较讲究程式的，有些地方剧种像评剧、闽剧、湘剧、花鼓调、黄梅戏等等有一些比较接近话剧，程式化的东西少一些。但是戏曲演员的唱腔、身段是多年形成的，你如果不以这种程式去演出，观众就会认为你功夫不到家，早就轰你下台了。假定性就不一样了，话剧要讲假定性，因为舞台跟观众有一定距离，舞台演员念台词时提高一点声音，观众不会反感，因为后排观众听不见，这就是假定性。还有就是布景，话剧里有时比较虚，不像真实生活，这也是允许的。还有就是舞台上有聚光灯，有时候为了突出演员的表演，就用聚光灯打在演员身上，让观众看清楚演员的表演。话剧要讲假定性。但是电影既反对假定性更反对程式化。
中国戏曲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就如某位学者所说是一幅中国山水写意画，就是“虚实结合，形神兼备，设身处地，似我非我。”我们讲虚实结合，斯氏就讲生活真实必须提炼为艺术真实，他有一句有名的话，不是任何真实对舞台都有好处，要把创作虚构加以诗化。第二，讲形神兼备，他讲心理和形体的统一。我们讲设身处地，斯氏说今天此时此地我就是角色，最后我们讲似我非我，斯氏就讲，既成为别人，又保持自我。我们的戏曲与斯氏学说完全是不谋而合。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戏曲讲程式，为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么欣赏梅兰芳的演出？梅兰芳1935年到莫斯科演出，布莱希特当时也在莫斯科，他写的那篇论文就是在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受到的启发。斯坦尼说梅兰芳的表演是“有规律的自由动作”。这个评价很高。为什么我们中国戏曲的程式，斯坦尼那么欣赏？就是因为中国戏曲的16字真言，可以归纳为真情实感，以情感人。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有一段话，可以说跟斯坦尼的形体动作方法不谋而合。他说，有一些朋友说我喜欢改身段，我哪里愿意改呢，演到那里临时发生一种理解，我就觉得必须有所变化。俞振飞是梅兰芳的老搭档，在《白蛇传》的《断桥》片断里演许仙，他讲，许仙不是负情了嘛，那时候梅兰芳就向他额头上一点，俞振飞说，许仙当时往后一仰，白娘子赶快去扶他，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做得很自然，觉得很舒服，原来动作设计里没有这个动作，后来演《断桥》时都加进这一段。这种临时发生的变化，根据情境的规定发生变化，就是斯氏所讲的即兴的创作。所以说，梅兰芳与斯氏体系在很多地方不谋而合。
三、斯氏体系在电影中的运用
(一)斯氏体系在电影中的运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生一百周年之际，苏联《电影艺术》杂志1963年1月号发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电影(言论片段)》这一资料。其中有些言论已见于《全集》第6、第8卷，另一些则是初次发表。
早在20世纪10年代初，斯氏就敏锐地觉察到了电影的巨大表现力，尤其是在“其自然性甚至于风格特点方面”。他指出，“现代的电影演员教会了真正的演员如何生活。在银幕上，一切都会历历在目。任何刻板都要永远留下印迹。”“你们要是想看到表现艺术和体验艺术之间的差别，就去看看电影吧”。
当有声电影刚出现不久，他又指出，“随着‘声音’进入银幕的，有思想、话语、细致得多的心理和动作……我敢肯定，有声电影演员应该比舞台演员更熟练得多，在技术上更完善得多，如果所要求于他的是真正的艺术，而不仅仅是匠艺的话……”他甚至预见到“发明立体彩色有声电影的时候不远了”。
他同时也指出，“好的戏剧将永远存在，并且将永远站在我们表演艺术的前列。请注意，我说的是好的戏剧，因为坏的戏剧是无法与好的电影相匹敌的”。在指出“只有卓越的戏剧才能够存在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这一前景时，他号召“许多剧场都应该急起直追，才能使自己不至于被抛弃。”[3]729
在前苏联电影界，率先对斯氏体系与电影演员创作的联系问题做了系统深入研究和实事求是评价的，当推前苏联电影奠基人之一弗·伊·普多夫金。早在斯氏逝世的第二年即1939年，他就撰写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长篇研究文章，继而在1952年又发表了《电影中的演员工作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另一篇长文，对这位他称之为“现实主义戏剧的第一个学者”所创立的体系及其在电影表演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针对当时有人指责斯氏体系是“妄图建“造没有地基的大厦”的“自然主义”，普多夫金写道：这种指责是十分愚蠢的。首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正是把自己关于导演工作与培养演员的体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一出戏或演员行为的一切局部，直到最微小的细节，都要服从于已经找到并确定下来的而且首先是统一的、‘贯穿的’发展过程。其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一开始从事戏剧工作的时候起，就一直与那些属于他所说的‘刻板公式’作斗争，他对‘刻板公式’一词的理解是极为广泛的。他以‘刻板公式’一词来加以斥责的并不仅限于演员‘匠艺’式的陈腐不堪的手法——他们要演悲剧，就老是手捶胸口，要表白爱情，就一定要手贴在胸前。凡是偶然‘从旁’得来而直接‘生活于’形象之中的演员本人并无有机联系的任何表演因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都称之为‘刻板公式’。凡是由演员剽窃或臆造出来而脱离演员生活在角色中的有机发展的单独的噱头，他也称之为‘刻板公式’。对演员表演中的这些东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往往报以他那著名的导演用语：‘我不相信！’”
普多夫金接着写道：“否定‘刻板公式’，就是意味着这位伟大的戏剧大师根本反对在演员表演中以任何机械的刻板公式去顶替接近现实生活，即使是非常有趣、表面上很精彩的刻板公式也要不得。由此可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正是以其整个理论活动与实际创作，为捍卫现实主义反对自然主义而不断进行斗争。”
关于戏剧工作中的斯氏体系，普多夫金将“其决定性的基本原则”归纳为二：“第一，必须从一出戏中找寻并确定整出戏在内容上的发展过程，并确定这个发展的方向，确定这个发展所奔赴的目标；第二，必须找寻并能够确定一出戏中的各个形象的发展线索以及这些线索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最后还要确定各个形象的一切发展线索对于整个戏的‘贯穿动作’的从属关系。由此可见，‘体系’的基本原则是真正现实主义的，非常辩证的。‘体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还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经使它成为精确可靠的在多方面的长期经验中检验过的实践指南。”
电影拍摄工作中的场景经常变换和前后倒置，往往被某些人认为是舞台上的“不断的线”不复存在，因而戏剧与电影的性质根本不同，体系也无法运用于电影的“重要论据”。普多夫金就此指出，“(电影)演员要多么明确而牢固地掌握他所找到的形象及其行为的内心线索，才不致于面对所有这些复杂而紊乱的外部条件而使形象受到歪曲或破坏，才不致于惊慌失措！滋养着演员所塑造的形象的根子该扎得多么深，才能使他在一个月前开始拍了一部分而拖到今天才又继续拍下去的场面中，不致忘记自己的内心状态！在两个分别拍摄的镜头中，应当多么鲜明地再现出演员的内心状态，才能使这两个机械地粘接起来的镜头融合成为活人的统一的、不间断的、自然发展的行为！”“正是由于电影中存在着这种远较戏剧中严格得多的工作条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实践部分对我们才正是不可缺少的、十分宝贵的。”
另一位前苏联电影奠基人谢·爱森斯坦早年是梅耶荷德的门生，在斯氏体系问题上，他所走过的道路相当有趣。“从他彻底否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说和公开对它采取嘲笑的态度，到后来竟承认‘体系’是达到创作灵感瞬间的最好的方法，而且不仅对于演员们，甚至不仅对于导演是如此，对于任何艺术家也都是如此。”爱森斯坦在三四十年代拍摄的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伊凡雷帝》中先后邀请斯氏学派的杰出演员契尔卡索夫担任主角，并从莫斯科艺术剧院邀请碧尔曼扮演雷帝之妻斯塔里茨卡娅，邀请马萨尔斯基扮演波兰国王西吉斯蒙。据这些演员回忆[4]，爱森斯坦所采取的指导演员的方法，在很多地方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甚至认为他的电影导演方法是“建立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总结出来的原则之上”。
1944年，苏联电影学院成立了导演联合工作室，其领导人有爱森斯坦、库里肖夫、普多夫金、罗姆、尤特凯维奇、莱兹曼、巴保其金、罗沙里、亚历山大洛夫、齐阿乌列里等。而在学院的教师中，有许多来自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斯氏学派培养出来的学员。“最卓越的戏剧教师的经验，与纯电影派教师的经验融为一体了，而这一传授表演技巧的原则证明是对的。”
早在30年代，扮演列宁的苏联著名演员史楚金就曾指出：“在电影里，必须从心理上非常准确地表现出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像戏剧中那样(在戏剧中，为了能让观众厅中间的人看表演，我们常常不得不舍弃许多中间因素)。电影是证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的准确性的最好的检验者”。[1]191—194
(二)斯氏体系与美国“方法派”的联系
斯坦尼于1922年-1924年在美国巡回演出，《我的艺术生活》先在美国出版，后来才出俄文版。1924年他留下了两位年轻演员，就是波列斯拉夫斯基和渥斯本斯卡娅，他们在美国开班讲斯坦尼体系。1931年，美国成立了一个美国团体剧院，院长就是创始人李·斯特拉斯堡。他1947年在纽约成立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研修所”，开始培养方法派演员，他当了38年的所长，一直到1982年去世后才由保罗·纽曼接任。他对美国电影表演艺术的贡献非常之大。斯特拉斯堡没有读过斯坦尼的《演员创造角色》，但是他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演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美国的《洛杉矶时报》评价李·斯特拉斯堡说，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发展起来的，由李·斯特拉斯堡延续的表演理论对美国的表演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机构熟悉早期关于心理体验的方法，但他强调，即兴创作和形体行为，这个又与斯坦尼不谋而合。
在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电影中比较进步的影片有越战片和社会批判片，《现代启示录》《矿工的女儿》《被告》《沉默的羔羊》等等，还有好多对美国政府进行批评的影片，还有家庭伦理片像《克莱默夫妇》《金色池塘》等等，演员都是方法派的演员，像马龙·白兰度、简·方达、梅里尔·斯特里普等等。据记载到1984年为止，方法派的演员中有74个人得到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表演奖的提名，其中有十几位演员最后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因此布卢姆在《美国电影表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遗产》中说，“方法派”决定了几十年美国电影表演的主要面貌。
美国方法派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德尼罗在《猎鹿人》《不可饶恕》《美国往事》等影片里扮演的是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1987年莫斯科电影节请我当评委，我参加的是长故事片的评选，评委会主席就是德尼罗。我问过他，你们方法派运用了斯氏体系，你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他说，第一就是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演《猎鹿人》时角色原先是炼钢工人，他不熟悉炼钢工人的生活，就到一个炼钢工厂里生活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仔细观察这些工人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的。而炼钢工人在影片里不过是短短的几个镜头。演《愤怒的公牛》的时候饰演一个拳击手，他找了很多机会去看拳击比赛。不仅看拳击比赛还去看比赛以后拳击手是怎样放松自己的，他还在房间里体验吊儿郎当的放松的状态。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他说，你创造一个角色时要搞很多动作的设计，可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动作设计，但你最后要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你准备最后拍时电影时的最后的动作设计。这个动作设计必须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他做了一个比喻，就像一块黄油放在桌上，那黄油非常顺畅地溜到地板上去，意思就是很自然、有机地做出来的动作。
四、对表演教学的建议
我觉得大家学习研究斯氏体系最重要的是把握两点，一是最高任务和贯串动作，一是形体动作方法。我不认为斯氏就是一家独放，一家独鸣，我也希望大家也研究一下布莱希特，还有比如波兰的贫困戏剧，法国的荒诞戏剧，残酷戏剧，他们都有一套表演理论，可以加以比较、鉴别。但据我个人看，还是斯氏体系最适合于电影表演。
对表演教学的建议，一是请大家特别注意形体动作方法跟电影表演的密切关系。
二是经典剧目和即兴创作相结合。教学中还要指导学生多做些即兴创作，即兴创作对正式搞电影表演的演员进入角色相当重要。
三是要从“人学”的高度来研究表演学的问题。演员是三位一体，既是创造者，又是创造的工具，又是创造出来的形象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人。要研究这种“人”应该从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作为学生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看那么多书，研究那么多东西。但是作为表演教师应该研究这些问题，不光是教学生表演技巧，表演技巧当然很重要，更要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要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就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再一个就是现代生理学，具体来讲就是巴甫洛夫学说，有一些跟表演有关系的可以看一看。还有一个是电影美学，这个特别重要，电影美学跟电影表演学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注：本文根据郑雪来老师演讲稿整理、剪辑而成，整理人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张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