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与分发：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炸弹评估组织_评弹论文

集散之间：20世纪50年代上海评弹界的组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弹论文,上海论文,年代论文,组织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5)06-0038-12

       苏州评弹(以下简称“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起源于苏州，盛行于江南的地方曲艺，被国学大师俞大纲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评弹渊源远溯唐宋，兴起于明末清初，后经文人与艺人的共同努力，渐成雅俗共赏的表演艺术而“风行于社会间”。①评弹艺人也依靠这一地方曲艺形式得以养家糊口、成就辉煌。然而，艺人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同行竞争的激烈，奔波劳顿的艰辛等原因，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到很大的束缚。种种不利因素也迫使他们走向联合，先后组建了光裕社(清嘉道年间)、润余社(1912年)、普余社(1935年)等民间行会组织。虽然这些行会组织于抗战胜利后合并为评话弹词研究会，但是仍然维持着相对自由的单干身份。建国后，国家将艺人纳入集体，以满足文化宣传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十八位名家响档先知先觉。建立首个国营剧团——上海评弹团，拉开了组织化运动的序幕。②然而相较于两百余人的上海评弹界而言，十八位艺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部分艺人仍保持单干身份，游离于组织之外。于是，如何将单干艺人全部纳入组织，成为20世纪50年代评弹界组织化运动的终极目标。

       一、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之成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由此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苏州评弹也进入了新的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环境之中”。③当艺人们看到“居民老太拎着吊子茶杯在慰问士兵，他们婉言谢绝，实践着不擅入民房、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条例”的时候，当艺人们亲自“向他们敬烟敬茶，他们婉言致谢”的时候，艺人的敬佩之情、解放之感油然而生。④于是，评弹界原有的民间行会组织——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成立乐队参加上海解放大游行，组织说新书的会书，开展募捐义演的书戏等活动，以慰劳解放军战士。

       1949年，剧影协会成立，下设剧艺委员会，办事机构是剧艺室，“通过适应群众进步程度，推动各剧种进行重组或改组自己的群众团体”。⑤就评弹界而言，剧艺室帮助评话弹词研究会筹备改选委员会，进行改造，结果“取消了那些封建性行会的组织，……成立了‘上海市评弹公会’”。⑥10月15日，筹备改选委员会成立，由杨斌奎、韩士良、顾宏伯、张鸿声、潘伯英、蒋月泉、刘天韵等七人任筹委会委员，25日于沧州书场召开筹备改选大会，出席会员百余人。在二次改选大会上又推选姚荫梅、薛筱卿、杨德麟、严雪亭、钱雪鸿、徐雪月、范雪君、朱雪琴等八人，连前共十五人为筹备委员；并推选潘伯英、唐耿良、曹仁安、张鸣声、黄兆雄、王振飞、顾月和等七人为改革脚本委员。11月18日在寿宁路元声里会所召开第三次大会，“杨斌奎当选为主席，钱雪鸿、祁莲芳、顾宏伯、汪云峰、唐凤春、俞筱云等六人为常务理事，曹啸君、曹汉昌、吴剑池、薛筱卿、张汉文等五人为常务监事”。⑦至此，筹委会的领导机构正式成立，领导和会员均为评话弹词研究会成员。

       1950年1月23日，上海市评弹公会成立，会址为寿宁路元声里五号，到会有全体评弹工作者150余人，“首由前理事长杨斌奎致开会词，顾宏伯报告会章，并由文艺处剧艺室刘厚生、英郁、洪荒、吴宗锡先后致词，……会后男女会员及玲珑乐队并举行游行，经过同孚路、静安寺路、西藏路、霞飞路、吕班路、辣斐德路至会所散会”。⑧可见，评弹公会是得到社会认可的、由艺人掌握的群众团体。至于会后的集体游行，则是该组织向包括评弹界在内的整个上海文艺界宣布一种符合时代需求的组织形式的诞生，可谓“百年来评弹会的第一大喜事”。⑨31日，评弹公会执行监察委员会成立，作为评弹公会的组织领导机构(参见表1)。

      

       由表1可知，评弹公会的领导人员均为艺人，且都是筹委会的组成人员，因此可以说该公会是评话弹词研究会的延续，所不同的是该公会“直接受剧艺室指导”，使得传统的“游艺协会逐渐减低了它的作用”。⑩同时，剧艺室经常组织包括评弹在内的艺人进行学习，以致“经过学习后，旧艺人认识清楚了，纷纷脱离了过去旧的、落后的游艺协会和伶联会的组织而独立出来，加入剧影协，或成立了分会、公会、改进会等等”。(11)至此，以剧艺室领导的评弹公会的成立为标志，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正式纳入新的管理体系。鉴于解放初期原有行会组织仍有一定影响力，因此具体事务仍归艺人自行处理。

       如表1所示.评弹公会领导机构的人员都是原有行会组织的成员，一个小小的剧艺室无法完全管理包括评弹在内的整个曲艺界。1950年5月下旬至7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分会，又称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上海文联”)，并成立了委员会，下设上海文联各协办公室，该室的下设机构主要有五个：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中华全国音乐舞蹈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上海市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上海市戏曲改进协会(以下简称“上海戏改协”)。其中，上海戏改协的主席为周信芳，副主席为刘厚生、董天民，秘书长洪荒，会员来源有团体会员(即各剧种的职业戏曲工作者)和个人会员(即戏曲研究者)，任务包括改造会员、改造业务、改造制度。(12)就评弹界而言，即在上海戏改协的领导下成立评弹改进协会，任务是“领导会员学习，改进曲艺”，(13)会员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评弹职业工作者，即评弹艺人，原上海市评弹公会成员；二是评弹研究者，如“上海市新评弹作者联谊会”(14)等组织的人员，经常“与评弹改进协会联系，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创新改旧如何积极进行”。(15)关于评弹艺人与研究者的人员构成情况，在评弹改进协会制订的职业艺人登记表中有集中的体现。1952年秋季，上海市评弹改进协会组织艺人“向文化事业管理局进行登记”。(16)评弹改进协会的成立，一方面，像评弹公会一样，接受行政部门的宏观领导；另一方面，统计艺人情况，规范艺人管理，注重吸收评弹研究者，扩大了会员来源，从而改变了职业艺人“独霸评弹界”的局面，并为以后的评弹改革奠定了组织基础。

       评弹艺人登记完成后，在上海评弹团组织优势的影响下，特别是中篇的成功演出，促使单干艺人走向联合，于是，评弹改进协会“组织九个评弹实验小组(相当于演出团队)进行演出活动”，(17)自发地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参见表2)。

      

       由表2可知，九个小组中只有两个小组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第三组(1960年组成长征评弹团)、第五组(1957年成立常熟市评弹团)，其他小组在数年内，或被挖角，或被编入其他集体组织，或自行解散，单干艺人自由联合成立组织的生命难以维持。关于小组活动情况，曾有人评价道：在评弹改进协会领导之下建立的业务小组，“(除了)第一组以外，其他的几个小组都很少有具体的组织活动，……虚有一‘组’之名”，组员们往往各行其是，有些小组只开过一两次会议就完全垮掉，“连组的名字也不存在了。”(18)可见，传统的评弹艺人联合组织由于松散性的弊端，已为时代所不容。评弹艺人试图通过自由组合走上为行政所认可的组织化道路，但这一设想已难以实现，而且到了1957年，评弹改进协会本身“已处在一种瘫痪状态之中，……协会的工作更加没有人管，成了名存实亡”。(19)据上海评弹团档案史料记载：评弹改进协会的“第八组”、“第九组”重说禁演剧目，“滥放毒草，掀起歪风”而被指定为“评弹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股逆流”，后经过改造“提高了广大民间艺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才初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之后，如何推动评弹界整体完成组织化，结束长期以来的单干习惯，这一问题自然地摆在了管理机构面前。1958年7月，经过上海市政府的批准，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成立。该协会成立的原因及其领导机构如下：

       “(评弹改进协会成立)以来，七年多，一直没有改组过。今天国家的形势大大地改变了，原来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因此，在评弹界整风学习后，……把原来的‘上海市评弹改进协会’，改组为‘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通过了新的会章，改选了理事，在新的理事会中，有党员3人，团员3人。其理事名单如下：主席：唐耿良，副主席：李庆福、严雪亭、祁莲芳，理事：丁乃文、王振飞、刘天韵、刘韵若、朱慧珍、吴宗锡、李伯康、唐雪霞、徐天翔、徐雪竺、浦剑峰、张振华、张鉴国、陈希安、杨仁麟、杨振言、邹剑峰、蒋月泉、蒋开华、钱雁秋、严祥伯、顾又良、饶一尘。”(21)

       可见，该协会的成立是在“评弹界整风学习”的基础上，来“适应新的要求”。在领导机构中，不仅出现了党员(3人)和团员(3人)，而且上海评弹团的成员占了13位：唐耿良、李庆福、严雪亭、刘天韵、刘韵若、朱慧珍、吴宗锡、张鉴国、陈希安、杨仁麟、杨振言、蒋月泉、饶一尘。通过这一努力，评弹团艺人在评弹行会组织的领导人员中占了半壁江山。

       二、整顿思想与种植“试验田”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评弹界，单干艺人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在政治思想方面)大多数评弹艺人自安于单干；如单干评弹艺人的不合理的过高收入，如某些人视学习评弹为个人猎取名利的捷径面争先恐后地投拜评弹艺人为师……他们老是抱着‘说一回书，拆一笔账’的算盘，觉得继续走向资本主义路线‘方便’得很。”(22)

       “(在艺术追求方面)今天的这些评弹艺人将拿什么去教育他们的听众、鼓舞他们的听众呢?这里是‘炒冷饭’式的几部传统书目。‘纺棉花’式的什景唱腔，‘小热昏’式的无聊乃至黄色噱头……(在生活作风方面)目前的一部分民间评弹艺人……对上午的时间大约有两种安排法：一是睡觉，一是喝茶、谈闲天、谈生意。接场子。据说有一部分人每天连报纸也不看的。午后开始了演出，他们的演出一般安排得较紧，有了时间呢，或者是吃东西，或者买东西，或者还是谈生意。晚上演出之后，又是吃东西和谈生意。这里面还有个别的艺人沉湎于赌博和酗酒等等。”(23)

       由于单干艺人的思想、艺术追求、生活作风等方面问题，导致大多数艺人仍游离于集体组织之外，按照各自的生活习惯安排日常工作和起居。对此，艺人王振飞曾说：“在组织起来前，生活是很散漫的，在谈论时，总是闲文野章，接生意，上茶馆”。(24)然而这一情况并未持续多久。1958年，整顿思想的步伐加快”，2月14日，江浙沪文化局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如何做好对上海评弹界的整风运动。会议指出：“目前开展对评弹界整风，是一件急不待缓的事情了”，在江浙文化局的支持下，上海市文化局在春节之后便开始对评弹界进行整风学习，“时间为四个月”。(25)

       这场整风运动始于1958年3月6日，到18日告一段落，在这不足半月的时间内，严肃批判了存在于评弹界的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涂改介绍信、利用书台宣传反动思想等严重的坏人坏事，结果，顾宏伯、何学秋、赵兰芳、王荫春、朱小祥等人受到处理。面对同业受到处分，其他艺人亦公开表态：“陈莲卿：‘我活了六十多岁，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这次相信领导上有决心的。’杨星槎：‘我进入评弹界五十多岁，对坏分子从未见过这样严正的处理。’”(26)3月下旬，艺人进一步揭发了评弹界内部存在的各种坏分子。经过近四个月的努力，评弹界单干艺人的风貌有了很大改观。对此，《新民晚报》有详细的报道：

       “正在进行整风学习的上海评弹界的三百多个民间职业艺人，于5月中旬掀起了一个创作新书的热潮，以‘人人动手、各个创作、场场开花、欣欣向荣’的口号，号召全体艺人创作，并订出了创作规划，提出了具体指标，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拟创作短篇评弹1051个，开篇966个，中篇评弹10左右，长篇评弹3个。”(27)

       有160多位评弹艺人要求参加挑‘货郎担’。……这种‘货郎担’形式对评弹界来说还是‘第一次’，……‘货郎担’是根据评弹艺术轻便灵活的特点，使评弹艺术下乡更好地为政治、生产服务。从评弹艺人组成小组一星期来工作情况来看，由于农业社的支持，艺人们做到了边劳动、边宣传鼓动、边创作、边演出。上午由社安排参加田间劳动，下午有时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在田头流动宣传，内容都是就地取材，主要是演唱农业社的新人新事。……‘货郎担’的活动，在农业社受到了社员的欢迎。艺人们虽然只挑了七天‘货郎担’，但收获不少，除了在思想上得到帮助外，还能丰富创作内容。”(28)

       由以上两则材料可知，在生活作风方面，艺人需要进行必要的学习，以提高思想认识的水平；在艺术追求方面，掀起了创作新书的热潮，并制定了具体的改进计划；在政治思想方面，明确了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并开展挑“货郎担”的活动，利用评弹轻便灵活的特点，下乡为政治、生产服务。可见，这次整风的影响是巨大的，为接下来的组织化进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对此，蒋云仙曾回忆说：“我们单干艺人通过学习，政治的觉悟上都有所提高，因为有个上海评弹团作为样板，我们也希望是走那个集体化的道路。”(29)

       1958年7月，经批准，评弹工作者协会成立，结束了艺人单干状态，推进了评弹界的组织化进程。与上海评弹团“试验示范”的建立初衷相类似，这一进程也是从种“试验田”开始的：

       根据国家举办的人民评弹团建团以来的经验，考虑评弹艺人长期来单干的习惯势力，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以既有积极引导，又是照顾自愿的原则，通过办试验田的方法，把民间艺人组织起来。当时组织了“红旗”和“解放”两个评弹队。(30)

       可见，根据评弹团的经验，评弹界采取典型示范与逐步推广、积极引导与照顾自愿相结合的办法，“在新的(评弹)工作者协会的领导下”，(31)“领导按照资历和声誉将艺人们组织起来”，(32)建立了两块“试验田”。即红旗评弹队和解放评弹队，为结束艺人单干迈出了第一步。关于两队的组织机构，见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评弹工作者协会的领导下建立的红旗评弹队和解放评弹队是以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以厚今薄古为创作思想的集体组织，从工作计划和近期任务上，也可以窥见两队的工作宗旨，而且在1958年下半年的实践工作中，也确实起到试验示范的作用：

       建队四个月来，在江苏、浙江二省各城镇巡回演出，赴工地、农村进行宣传慰问工作，分头在常熟、无锡农村劳动锻炼一月，空余时辅导群众文艺活动，并搜集材料进行创作，二队已积累了现代中篇、短篇五十篇以上。“红旗”、“解放”评弹实验队一月份在本市汇报演出，“红旗”队演出现代中篇评弹《虞山脚下》，这个中篇评弹反映常熟农民迎接人民公社把水稻翻一番的动人事例。……“解放”队演出中篇评弹《吼山》，这个中篇描述吼山脚下广大农民庆祝人民公社成立，接受了炼钢的新任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妇女，以冲天的干劲解决了炼钢工地上种种困难，终于在国庆前夕完成出钢的光荣任务。该剧系解放队全体同志在下乡劳动锻炼中创作出来的，富裕生活气息。(33)

       在四个月的时间内，红旗、解放二队，一方面，到江浙城镇巡回演出，下工地、入农村“进行宣传慰问工作”，另一方面，还参加农村劳动、辅导群众文艺，积累创作素材，“二队已积累现代中篇、短篇五十篇以上”，尽管与工作计划相距甚远，但毕竟是有成绩的。除此之外，二队还计划在1959年1月份在上海市进行汇报演出，节目有红旗评弹队的中篇评弹《虞山脚下》，解放评弹队的《吼山》，均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艺人们“在劳动锻炼中创作出来的”。因此，两块“试验田”的建立及其实践活动，是成功的，使评弹艺术为人民服务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34)

       总之，在1958年上半年，评弹界成功扭转了单干艺人的诸多问题，7月，通过组建上海评弹工作者协会，接着根据上海评弹团的建团经验，在8月中旬顺利的种植了两块“试验田”——红旗评弹队和解放评弹队。在文艺为人民服务和厚今薄古的工作方针指导下，两队在编创上演新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而为推动整个上海评弹界单干艺人的组织化提供了实例。

       三、评弹界区级团的建立

       红旗评弹队和解放评弹队建立后，先后深入工地、农村，注重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积极编说新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1958年底到1959年初的实践，评弹界认识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也生动的教育了其他评弹单干艺人，抓紧对‘试验田’的总结，扩大了影响，艺人要求组织起来的自觉性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成了五个评弹队。”(35)1959年3月，在两块“试验田”的基础上，已有红旗队、长征队、解放队、先锋队、星火队等五个评弹队建立，并“制订个人的红专计划”。(36)

       在艺人逐渐走上组织化道路之际，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召集了五个评弹队的全体演员和未参加评弹队的民间艺人代表共80余人，以过夏令营的方式进行了20多天的学习和劳动，结果艺人纷纷要求组织起来，申请加入评弹队。面对这一新情况，评弹工作者协会通过总结五个评弹队的经验，“对今后组织评弹队的经验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准备在五个评弹队的基础上，再成立“四至六个评弹队”。(37)于是，“在1959年8月通过下乡休整，并推广总结5个评弹队的经验，上海评弹艺人全部走上了集体的道路，建立了10个队”。(38)新增加的五个队为：实验一队、实验二队、实验三队、实验四队、实验五队。十个评弹队由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统一领导。至此，“民间评弹艺人，也改变过去分散的，以个人演唱活动为主的方式，……在政治和艺术上都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这些演出队的组织形式，在组织制度、艺术力量等方面都还存在缺点”，(39)而且“这些组和队，由于人数较少，领导力量薄弱，在接受和运用人民评弹团的经验方面，还有着一定的限制”，(40)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组织起来，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评弹整风工作组的身上。

       “在党的领导下，1959年一年的本市的民间评弹艺人工作，无论在思想、组织、艺术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从实际工作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41)12月23日，上海市文化局领导的评弹整风工作组提交了《关于建立二个民间评弹团的请示报告》，要点如下：

       “(在主要任务方面，)运用评弹团的集体力量，使团比队更具有独立性，有利于发挥一切积极因素，使之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促进评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以团为主，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共青团支部，使评弹团从政治上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组织机构方面，)评弹团的性质，属于‘新国营’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属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领导。1、正付团长二人，由政治上可靠的艺人担任，由领导提名，群众讨论，最后由领导批准产生。2、建立团委会，加强集体领导。团委决定5-7人，产生方法同上。3、团委会下设立创作组、演出组，组长由团长或团委兼任，不设立艺委会。4、五个队全体演员79人，以红旗、长征队为主，建立‘上海市长征评弹团’，全体演员34人(计21档，每档即一个演出单位)以先锋、星火、解放队为主，建立‘上海先锋评弹团’，全体演员45人(计24档)。”(42)

       可见，评弹整风工作组提出在红旗、长征、先锋、星火、解放五个评弹队的基础上建立两个评弹团——上海长征评弹团、上海先锋评弹团。在主要任务方面，依靠集体优势，评弹团比评弹队更具独立性，便于加强领导，“从政治上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在组织机构方面，两个团由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共同领导，正副团长、团委会成员及组长人选由领导决定。

       1960年1月12日，评弹整风工作组向上海市文化局提交了第二份报告——《关于建立五个评弹团的请示报告》，文中指出：

       1、对群众要求组织起来的政治热情估计不够，缺乏热情，前怕虎后怕狼，强调艺人水平低、骨干少等困难，因此在建队的态度上拖、拉，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2、对已经建成的五个队亦缺乏发展的眼光，满足于现有建队的组织，实际上对建队的目的并不明确，没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要求采取更上一层楼的措施，……我们根据检查对评弹工作又作了重新的安排，准备在60年春节前要单干艺人参加组织，并将十个评弹队分组为五个评弹团。”(43)

       为了满足“群众要求组织起来的政治热情”，工作组制定了“更上一层楼”的措施：准备在1960年春节前要单干艺人参加组织，将十个评弹队改组为五个评弹团。就《关于建立二个民间评弹团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建立五个评弹团的请示报告》相比较而言，在主要任务和组织机构方面是相同的，区别之处在于组建评弹团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关于五个评弹团的组织机构、人员构成等内容(参见表4)。

      

       由表4可知，五个评弹团是在原有十个评弹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包含197名成员，几乎囊括了所有在上海的评弹艺人。1960年2月26日，评弹整风工作组向文化局提交了第三份报告，叙述了五个评弹团的建团筹备工作，并指定了剧团组织的领导：

       “五个评弹团的成立大会，确定在3月2日上午举行。……名称分别为海鸥(第一团)、海燕(第二团)、海鹰(第三团)、海星(第四团)、海马(第五团)。……(在领导方面)加强新建评弹团的政治、艺术领导是当务之急。在(政治)领导上没有分配干部和曲协没有成立以前，为了加强对新建团的领导，把现有整风工作组的干部作如下分工：海鸥团：由丁乃文同志负责；海燕团：由邵华同志负责；海鹰团：由邵华同志负责；海星团：由唐雪霞同志负责；海马团：由唐雪霞同志负责。……关于五个评弹团的行政管理等工作，仍由整风工作组代表文化局进行工作。艺术方面，以国家评弹团为领导核心，通过统一的艺委会予以领导。”(44)

       这份报告确定了五个评弹团的成立时间和名称，明确了由评弹整风工作组代表文化局进行管理：丁乃文负责海鸥团、邵华负责海燕团和海鹰团、唐雪霞负责海星团和海马团，在艺术领导上，也要以国家评弹团为核心，由艺委会予以领导。可见“民间评弹艺人的建团工作，自始至终是在上海市文化局密切关怀下进行的。”(45)至此，评弹工作者协会领导的10个评弹队已转变为上海市文化局领导的五个集体所有制评弹团，协会仅在艺委会领导下进行艺术方面的管理。3月2日，五个评弹团召开成立大会。对此，《新民晚报》作了报道：

       昨天上午，在仙乐书场，本市评弹艺人举行了很有意义的集会：长征、先锋、星火、凌霄、江南等五个民间职业评弹团的成立大会。评弹界……分散的评弹艺人，先后组织成了十个演出队，现在，在组织形式上又有了提高，组成了新的五个评弹团。从今天起，本市二百多评弹界艺人，将在集体生活中，在政治上、艺术上继续提高和迈进。(46)

       可见，经过改造，评弹艺人政治、艺术思想都有提高，先后组成了十个演出队，后又组成五个评弹团，被纳入到集体生活当中。(47)当时，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发来贺信：首先，赞扬了五个评弹团的成立是“上海市评弹界的一件大喜事”；其次，归纳了五个评弹团成立的意义：把艺人组织起来，有利于交流艺术经验，有利于教导青年演员，有利于规划工农业余评弹活动；最后，为五个评弹团定下了未来的发展方向。(48)

       新成立的五个评弹团，由上海市文化局统一领导，艺术方面是由上海评弹团作为领导核心。然而由于评弹艺人的众多，管理工作的繁杂，“市里管不过来，那么说要下放到几个区”。(49)为了加强管理的力度，1960年12月，“这五个评弹团交区领导：长征评弹团交黄浦区，先锋评弹团交静安区，星火评弹团交杨浦区，凌霄评弹团交徐汇区，江南评弹团交闸北区”(50)。至此，五个区级评弹团正式形成，标志着评弹艺人由单干到集体的组织化进程的完成。上海评弹工作者协会，也在1962年上海曲艺工作者协会(51)成立之后，自行停止活动，并被裁撤。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江南流传数百年的评弹艺术以单干艺人走街串巷的形式得以广布。为了维护群体的共同利益，艺人们结成一些团体组织——如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等，并制定相应的行规和章程。这既是维护评弹界良性发展的需要，又是艺人适应时代变迁的自我调节，虽然艺人实现了某种形式的联合，但是他们仍保持着相对自由的身份。随着时代的演进，以上海评弹团的建立为起点，以试验示范的实践来带动评弹界的组织化进程渐次展开：首先将评话弹词研究会重组为评弹改进协会，接着通过种植“试验田”，建立区级团，最终完成了上海评弹界的组织化进程，从而为扭转艺人思想、改造评弹艺术、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终极目标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注释：

       ①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社，1929年版，第305页。

       ②关于上海评弹团的创建过程与现实意义，请参见王亮：《由单干到集体：上海评弹艺人国营化的心态研究(1949～1951)》，《都市文化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20-334页。

       ③夏玉才：《建国后的苏州评弹》，《评弹艺术》第34辑，2005年，第168页。

       ④参见唐耿良著、唐力行整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3、55页。

       ⑤《关于上海戏曲界群众团体的情况和意见》，1950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18，第15页。

       ⑥《沿革(评弹发展史)》，1980年，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第23卷第6件，第2页。

       ⑦《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成立经过》，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第24卷第32件，1960年，第3页。

       ⑧《文娱新闻：弹弦子说书的组织团结成功了——评弹公会今晨成立·玲珑乐队沿街弹奏》，《上海新民报晚刊》，1950年1月23日，第2版。

       ⑨《评弹公会廿三举行成立大会》，《上海书坛》，1950年1月18日。

       ⑩参见《关于上海戏曲界群众团体的情况和意见》，1950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18，第15页。

       (11)《姚芳藻：旧戏改造工作的回顾(下)》，《文汇报》，1950年2月14日，第3版。

       (12)参见《关于上海戏曲界群众团体的情况和意见》，1950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18，第10、16页。

       (13)《文娱新闻：评弹改进协会准备纪念成立周年》，《上海新民报晚刊》，1950年12月27日，第2版。

       (14)“上海市新评弹作者联谊会”，简称“新评弹作者联”。评弹作者团体。1950年初成立于上海，负责人平襟亚(秋翁)。成员以专业、业余评弹作者为主体，有陈灵犀、张健帆、周行、陆澹庵、杨振言、黄异庵、钱雁秋等人。该会旨在繁荣评弹创作，改革评弹艺术，以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参见吴宗锡、周良、李卓敏等编：《评弹文化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15)《文娱新闻：新评弹作者联谊会后天举行常务会议》，《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4月13日，第四版。

       (16)《尚未办理登记手续的评弹艺人·应向文化事业管理局进行登记——评弹协会已普遍通知各会员迅予办理》，《上海新民报晚刊》，1953年7月14日，第2版。

       (17)沈鸿鑫：《上海五、六十年代的评弹的新发展》，《评弹艺术》第28辑，2001年，第152页。

       (18)《短评：评弹艺人小组应该发挥组织作用》，《上海新民报晚刊》，1953年7月29日，第2版。

       (19)《评弹协会处于瘫痪状态·领导上轻视曲艺，文化局对民间艺人视若无睹——上海市评弹改进协会主任委员严雪亭》，《新民报晚刊》，1957年5月17日，第2版。

       (20)参见《上海评弹艺人组织起来专题总结》，1960年，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第24卷第33件，第2页。

       (21)《评弹界整风中的一大收获——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成立》，《上海曲艺》(内部刊物)创刊号，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1958年8月16日，第5页。

       (22)狄思：《评弹界的歧路》，《新民报晚刊》，1958年1月20日，第5版。

       (23)廖望：《书场中来：评弹艺人的时间安排》，《新民报晚刊》，1958年1月9日，第五版。

       (24)《各评弹团建团二周年座谈会纪录》，1962年，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第22卷第8件，第1页。

       (25)参见《上海市文化局关于评弹界工作会议纪要》，1958年2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案卷号：B172-4-926，第5～6页。

       (26)《评弹界反坏斗争的情况和体会》，中共宣传市委宣传部文艺整风办公室编：《整风简报》第18期，1958年3月18日，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第17卷第6件，第1页。

       (27)《克服困难写新书·四面八方找材料——民间评弹艺人创作干劲大》，《新民晚报》，1958年6月11日，第2版。

       (28)秀：《评弹艺人挑“货郎担”》，《新民晚报》，1958年7月18日，第3版。

       (29)蒋云仙访谈，时间：2012年12月25日上午，地点：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332室。

       (30)《上海评弹艺人组织起来专题总结》，1960年，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第24卷第33件，第2页。

       (31)《评弹艺人种“试验田”》，《上海曲艺》(内部刊物)创刊号，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1958年8月16日，第6页。

       (32)蒋云仙访谈，时间：2012年12月25日上午，地点：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332室。

       (33)福：《“红旗”“解放”评弹实验队上山下乡创作好中篇》，《新民晚报》，1958年12月26日，第2版。

       (34)明：《进一步提高演出节目的质量——评弹民间艺人创新整旧》，《新民晚报》，1959年3月26日，第2版。

       (35)《上海评弹艺人组织起来专题总结》，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1960年，第24卷第33件，第2～3页。

       (36)明：《进一步提高演出节目的质量——评弹民间艺人创新整旧》，《新民晚报》，1959年3月26日，第2版。

       (37)参见《下乡学习劳动·总结建队经验——民间评弹艺人要求组织起来·积极准备国庆演出好书目》，《新民晚报》，1959年9月7日，第2版。

       (38)《上海评弹艺人组织起来专题总结》，1960年，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第24卷第33件，第3页。

       (39)《戏剧界的喜事——五个民间职业评弹团成立》，《上海戏剧》，1960年第3期，第14页。

       (40)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市委文教工作会议发言之五十九：关于评弹工作的发言》，1960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3-2-529，第129页。

       (41)《1960年民间评弹艺人工作计划要点》，1959年12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58，第2页。

       (42)《关于建立二个民间评弹团的请示报告》，1959年12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58，第6、7页。

       (43)《关于建立五个评弹团的请示报告》，1960年1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58，第12页。

       (44)《报告》，1960年2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58，第28页。

       (45)《民间评弹艺人走上集体化道路——星火、长征、凌霄、江南、先锋评弹团昨天成立》，《文汇报》，1960年3月3日，第3版。

       (46)《二百多评弹艺人走向集体化——五个民间职业评弹团成立》，《新民晚报》，1960年3月3日，第2版。

       (47)《民间评弹艺人走上集体化道路——星火、长征、凌霄、江南、先锋评弹团昨天成立》，《文汇报》，1960年3月3日，第3版。

       (48)参见左弦：《组织起来，发展人民评弹事业——祝贺民间职业评弹团成立》，《新民晚报》，1960年3月3日，第2版。

       (49)蒋云仙访谈，时间：2012年12月25日上午，地点：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332室。

       (50)《沿革(评弹发展史)》，年代不详，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第23卷第6件，第3页。

       (51)上海曲艺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62年，统一领导上海地区的曲艺工作者(包括苏州评话、弹词、苏北评话、鼓书、沪书、堂锣等曲种)。参见《上海市曲艺工作者协会章程(草)》，1961年6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84，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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