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铎》的艺术追求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谐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2-0048-07
在清代中期文言小说中，《谐铎》是名气颇大的一种。吴梅先生为沈起凤传奇《报恩缘》所作跋中谓其“生平撰述以《谐铎》一种最播人口，几妇孺皆知矣”[1]。蒋瑞藻《小说考证》引《青镫轩快谭》云：“吴郡沈桐威《谐铎》一书，脍炙人口，《聊斋志异》以外，罕有匹者。”[2](P236)可见此书受人喜爱的程度。《谐铎》是一部颇富才气与新意的作品，在古代文言短篇小说集中可谓独树一帜。“谐铎”这一书名既体现了作者寓教于乐的写作目的，亦是他写作原则与创作方法的概括，正如马惠在为《谐铎》所作跋中所言：“本恻怛慈悲之念，为嬉笑怒骂之文；借蛇神牛鬼之谈，寄警觉提撕之慨。”[3](P194)从艺术形态上看，全书是一部寓意小说集[4](P205)，它吸取了自先秦诸子中寓言故事、唐宋寓意作品以至《聊斋志异》中寓意小说的创作经验，借鉴了戏曲传奇的一些表现手法，自成一家。作者选取与构想了一系列能体现其思想观点的故事，从题材上保证了寓意的可能，又调动种种艺术表现方法以造成“谐”的效果，并以作者点评进一步突出其创作意图。本书的“铎”，大旨皆本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劝世警世之意，虽有一些流于陈腐庸俗的观点，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本书的“谐”，则指书中故事的趣味性与娱乐性，及其所体现的具有幽默与讽刺意味的喜剧风格。全书虽是短篇小说集，但其中篇章经过了作者精心安排与组织，体例一致，风格统一，非随笔杂录式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可比，在古代文言短篇小说集中堪称独步。
一、寓意的类型
中国古代寓意作品源远流长，战国时期诸子寓言的勃兴是寓意作品的第一个繁盛期，由此奠定了中国寓意作品的传统，唐宋寓意散文亦影响深远。虽然哲理寓言、寓意散文与寓意小说分属不同的文体，存在着本质区别，但前二者在故事类型与寓意方式上为寓意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范式。至于魏晋至清初的寓意小说则更为《谐铎》提供了直接参考。
纵观自先秦寓言以来的寓意作品，可以发现有几种常见的故事类型，广为历代作家采用，主要有动物或器物的拟人化故事、神仙鬼怪故事、梦幻故事、精于一艺或长于某技的人物故事。第一、二类故事主人公即非人类，能产生较强的陌生化效果，使人一见作品内容即知作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别有寄托，从而引导读者寻绎其或隐或显的寓意。梦幻故事则借助于梦这个人类至今不能作出完满解释的神秘的生理与精神现象，造成与现实疏离的幻觉。如果说前三种故事都具有相当程度怪异与幻诞的色彩，与现实拉开了距离，那么第四类是最近于常态现实生活的一种，主人公仅以其某一特长而有别于普通人。这四种典型的寓意故事类型在《谐铎》中均能找到。如卷一的《鸡谈》、《獭祭》故事即为第一种类型。前者将牝鸡司晨的成语形象化，以一只雄鸡与一只母鸡的对话，写出了司晨母鸡的心理，又以母鸡终遭主人烹杀的结局表明这种阴乘阳位的反常现象实乃祸阶。篇末作者以铎曰点明题旨，原来此篇乃其有感于阴盛阳衰的世风而作，用意在“愿天下处闺房者，持予雄辩，压彼雌风”[3](P5)。《獭祭》则写獭与鹯各陈其捕猎之道，獭善捕鱼，其术欲擒故纵，故取之不尽；鹯善捕鸟，每猎必聚族而歼，终以贪而丧命。獭哀其愚，设祭于江边，誓以鹯为鉴。此篇铎评仅谓獭欲贪故廉，阴谋更毒，对这个故事所影射的人世现象则任读者发挥联想。这两篇构思均根据动物的习性而寓意，以动物对话展开，与《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和斥
”、《秋水》中“鹯井之蛙”等在故事类型上相似，但《庄子》中的故事是寓言，为说理服务，而《谐铎》中的《鸡谈》与《獭祭》等则是独立的小说，其描写也更为生动与细腻，情节更为复杂。
第二类故事《谐铎》中有不少，如卷三《老面鬼》与《遮眼神》，卷五《菜花三娘子》、《草鞋四相公》，卷十一《芙蓉城香姑子》、《扫帚村钝秀才》等等。神仙鬼怪类寓意小说始兴于魏晋六朝志怪。《谐铎》产生的时代，谈异之风甚炽，更因了《聊斋》的风行，狐鬼神仙故事大行其道。其时小说中神仙鬼怪类寓意故事甚夥。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意识地借神道设教，沈起凤亦将惩恶扬善的理想寄寓在具有超现实力量的神道身上。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谐铎》中更多的是有着与凡人一样的欲望与弱点的神鬼，有些甚至就是恶势力的化身。如《草鞋四相公》中的邪神草鞋四相，强占民女，盗穿读书人吉莫靴以充风雅，正是为患一方的市井恶霸的写照。
《谐铎》中的梦幻寓意小说《梦中梦》、《梦里家园》、《蟪蛄郡》等作品受唐代作品《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的影响而又自出新意，《梦中梦》和《梦里家园》的构思显然脱胎于《枕中记》。《梦中梦》写曾某梦中实现人生愿望的构思正与《枕中记》相同，但作者写曾某之梦仅抓住其富贵后即思淫欲，厌糟糠的典型场景，未像《枕中记》那样全面描写卢生发迹后的升沉荣辱。寓意亦有不同。曾某梦醒后“拥被大笑”，铎评谓：“人当春梦醒，未有不失笑者，岂知身犹在梦中耶？惟至人无梦，因其无富贵心；亦惟愚人无梦，因其无富贵福。”[3](P88)认为思富贵是普通人的正常心理，鲜有能看破者。此篇之意亦不在因梦而悟道，而是重在讽刺文士一朝得志后的卑俗心态。《梦里家园》记阮生梦中继父产，得艳妻，不到十年，扩充父业，为黑甜乡第一富贵家。阮生自谓“吾以醒为梦，以梦为醒。……且天下享富贵者，何必非梦中之人哉”[3](P154)。铎评亦曰：“吾尝谓富贵中人，不过做得一场好梦。然则做好梦者，亦当以富贵中人目之。”[3](P155)此篇富贵如梦之意近《枕中记》，但主题仍不是因梦而悟，而是婉讽“世之日在梦中者”。
《蟪蛄郡》的构思则从《南柯太守传》脱胎而来，对于梦人昆虫王国题材的处理颇有新意。作品主人公戴笠所入非蚁国，而为蟪蛄郡。《庄子·逍遥游》中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5](P11)，蟪蛄即蝉，春生夏死或夏生秋死，是一种生命短促的动物。此篇于此大加发挥，谓此郡“以日为年，朝则春，昼则夏，晚则秋，夜则冬”[3](P147)，将时光流逝的迅疾用蝉国纪年加以夸张的表现。全篇故事情节安排亦在突出此意，将《南柯太守传》“悟人世之倏忽”之意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此篇写戴笠于蟪蛄郡所历集中在其婚姻家庭生活，没有象《南柯太守传》那样写其政绩与武功，故无影射现实政治之喻意，内涵不如后者深厚、凝重，但别有一种轻倩、飘逸的格调。
《谐铎》中第四类故事有卷八《术士驱蝇》与《壮夫缚虎》两篇。前者写一客能以两只筷子将堂中飞舞的苍蝇尽数夹住，纳入袖中，待饮罢启袖放之，四散于堂外。此客临行时演此技于太守，希望刺史之治民如其治蝇，宽猛相济。后者写一缚虎壮士竟窘于一只小猫，以见大材不可小用，怀才者与用才者均宜知之。这一类型的故事《庄子》中已有不少，庖丁解牛（《养生主》》、轮扁
轮（《天道》）、梓庆削鐻（《达生》）、痀偻承蜩（《达生》）等均脍炙人口。作者以这些精于一艺的能工巧匠故事宣扬道家思想，将深邃精微的哲思寓于人们习见的活动中。唐宋古文家们有类似作品，但所寄托的则是作者的政治思想或某种生活哲理，如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卖油翁》等。《术士驱蝇》的立意与《种树郭橐驼传》相近，均由一种技艺之理引申到治民、养民之理，因二者之理相通。但柳文重在说理，通篇借郭橐驼说养树之道阐述作者顺民天性的治理之道，而沈作重在描写驱蝇的场景，只在篇末点题，不失小说本来面目。
《谐铎》中上述四种类型寓意故事在继承先秦以来寓意故事基础上，以新颖的构思赋予传统故事类型以新鲜感，在文体上又避免了寓意作品常见的重理轻事的倾向或理胜于事的毛病，保持了小说的文体特征。
除这四种传统故事类型外，《谐铎》还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富于哲理与教育意义的故事。蒋瑞藻《小说枝谈》卷下引《抟沙录》中评论云：“《谐铎》一书，风行海内。其中记载，颇多征实，非若近代稗官，徒以驾虚张诞，眩人耳目者可比。”[6](P164)书中有不少当世人物的故事，如卷三《烧录成名》所记即其好友石韫玉故事；卷八《死嫁》所记女伶磐儿殉情故事，亦见于时人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卷九《村姬毒舌》所写是作者内姑丈陈永斋事；卷十一《片言保赤》写袁枚折狱故事，亦见于多家笔记，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则袁枚轶事；卷十二《天府贤书》所写则是作者夫人张灵往事，等等。鲜活的生活事件不仅使作者的情感受到触发与震动，还使他从中获得某种人生感悟，这种感悟或是哲学层次的，或是道德伦理方面的，加深了他对于现实的理解。他将自己的感悟与理性思索融入作品，使之具有更深刻的内蕴。即如《村姬毒舌》篇，写一对农家母女面对状元的名利诱惑不仅不为所动，反而以锋利的言语将其嘲弄得下不了台。故事以此讽刺了倚仗名利财势骄人而自取无趣者，颇有警世之意。《片言保赤》和《死嫁》中的故事在其他作品中只是当作轶闻记叙，而沈起凤却能挖掘出故事中的深意，发现人物精神上的闪光点。如《片言保赤》故事，其他笔记均直叙故事梗概，而《谐铎》则不同。正文故事中简要交待讼事缘由之后即写袁枚审案经过，其中又主要写袁枚对妇翁与听审众人的两段话，突出表现他熟知古代典籍的博学和折狱的机智。铎评中沈起凤除以酣畅的评论对这两点大加称赏外，更对袁枚舍身以保赤子的慈悲心肠深表敬佩。作品以此故事为临民者树立楷模，用心良苦，较之纯将此事当作轶闻记叙者，不仅艺术水平，其思想深度亦不可同日而语。《谐铎》中现实题材的寓意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把握生活的艺术功力和独创性。
二、谐趣产生的途径
《谐铎》是一部充满谐趣的寓意作品，作者对世事有着犀利、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将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或人性的弱点以极端或荒谬的形式展现，并纯熟使用各种讽刺手法，使作品在愤世嫉俗的冷峻基调上有一种诙谐的喜剧色彩。与写实型的讽刺作品不同，《谐铎》的讽刺手法是漫画式的，善于抓住特征进行夸张、变形、对比，使之更为突出。作者又能将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加以艺术化处理，使之在谐趣的表层下隐含讽世的深意。
《谐铎》一书内容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却并非现实的简单再现，无论是征实的题材还是有较多幻诞怪异色彩的故事，作者都依照谐而铎的写作原则，进行了精巧的提炼与加工，体现了自觉的“谐”的审美追求。
1.众恶集于一身的漫画写意式手法
作者对于当时社会上昧心敛财的鄙吝之徒深恶痛绝，他在卷七《鄙夫训世》篇中对于这类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嘲笑。作品写一个富翁自道其致富之术。此翁认为求富不难，须先治外贼，后治内贼。外贼指人眼耳鼻舌身的各种欲望，而内贼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信条。作者以此高度概括了这类人致富的要诀，将这类人的悭吝与不讲道德暴露无遗。作品虽不能像《欧也妮·葛朗台》和《悭吝人》那样精细地刻画某一个吝啬鬼形象，具体描写其如何不讲道义地敛财及出乎常理的吝啬行为，但却将这一类人的本质特征做了漫画式的集中表现，在一个富翁身上浓缩了所有同类的恶德丑行。富翁对其致富之术津津乐道，自以为是无上妙谛，要求乞其术者携钱来作谈资，不忘其贪吝本色，不料一番高论讲完，钱皆变为纸灰，听者尽现鬼相，原来均为追命之鬼。此翁做尽一生富翁，临死遍查积蓄，无一物可携，仍向穷鬼队中捣鬼。这一情节如颊上三毫，将这一类人至死不悟的贪吝本性表现得更为生动、传神，也为这幅自暴其丑恶嘴脸的自画像增添了更多谐趣。
2.荒诞而不失艺术真实的夸张
惧内是清代小说与戏曲中常见的题材，沈起凤作品亦屡屡写到。沈起凤传奇《伏虎韬》故事，吴梅先生谓即袁简斋《子不语》中“医妒”一事而加以点缀[1]，而事实上早在李渔小说《连城璧》第七回《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中已写到这一故事，同一故事在不同文体中有了三种不同版本。《谐铎》卷一《鸡谈》篇如上所述也是以动物寓言的方式对其时惧内现象的一种讽谕。卷三《镜戏》篇则以想象奇特的夸张手法又一次触及这一问题。作品写冯野鹤家有悍妻，一日有一个书生往访，自称善识人胆，冯始犹自负其胆，不料其妻闻言狮吼大作，冯乃变色，书生怪其胆始大如卵，继小如芥，恐其妻再喝一声，胆将破。书生言未毕，冯妻自屏后飞杵击中书生左臂，化为古镜，原来书生是秦代的一枚照胆古镜所变。“妇夺以自照，胆大如瓮，犹蒸蒸然出怒气。及照冯，细如半黍，青水滴沥，验之，盖已碎矣。”[3](P43)作品将胆识这一无形之物具象化，写出了冯野鹤之胆由大变小，终于被其妻吓破的过程，并从外形上将冯野鹤及其妻的胆作了夸张的对比，将一个惧内丈夫为壸威所慑的故事写得生动有趣，既有现实的真实感，又因了这种奇特的夸张，给人一种荒诞的感觉。而这正是作者所要造成的效果，因为在作者看来惧内正是一种违背自然之理的怪异现象。
3.颠覆常理以制造富于谐趣的陌生化效果
合乎常理的事物，即使是新鲜事物，也不会带给人太多的惊奇，因为它在人们意想之中，而与常理背道而驰的事物对人的常识与想象力则是一种挑战。沈起凤在《蜣螂城》中就描写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世界，此城以粪土涂墙，四面附蜣螂百万，城里的居民有着与正常人相反的嗅觉，以臭为香，以香为臭。荀生竟体芳兰，有香留三日之誉，偶入蜣螂城，不料城中人一见即狂奔骇走，谓其臭不可闻，喧逐之。荀生失足堕溷藩，城中人对他的态度立即改变，马上待以客礼。城中人的名号官职尽是常识中臭的事物，如铜臭翁、乳臭小儿、鲍鱼肆主人等，城中人辟恶气的名香则是牛溲、马勃，甚至轩名“藏垢”，书屋题曰“纳污”。作者让蜣螂城中人对香与臭的常理与常识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并以他们的嗅觉来衡量外人，于是荀生遭遇了一系列不可理喻的事件。在这里，一种荒谬的感觉被当作准绳而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读者在错愕之后的直接反应是滑稽可笑。作品结尾处，作者写到荀生因在城中浴池就浴，臭气已透入肌里，当他重返正常人的世界，人见之均掩鼻。他抱着从城中带来的臭不可闻的赤金郁郁而没。至此作者的用心方才显露，原来他并不仅仅是想以一个荒谬的故事引人发笑，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寓意：人一旦受铜臭熏染，则“生于香者，亦必死于臭”[3](P151)。
4.以喜剧收场突出现实的矛盾与悖谬
名与实、动机与效果、现象与本质等是一组相互依赖的概念，在理想化的世界秩序中它们应该是彼此一致而非相互矛盾的，但在现实世界中名实不符、动机与效果相悖、现象与本质表里不一等却广泛存在。人们对此往往习焉不察。沈起凤则既有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又有艺术家的表现才能，善于将生活中的这种矛盾与对立加以集中和强化，让读者从中看出其悖谬可笑之处，并揭示出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桃夭村》。作者在此篇中写到了现实中的两对矛盾，一是桃夭村以榜次定婚配的习俗表面公平与实际不公正的矛盾。二是才貌榜名与实的矛盾，造成两组矛盾的原因正如作者总结的乃“钱神弄人，是非颠倒”。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局则制造了作品的第三对矛盾，即马贾与丑女动机与结果的矛盾。作者自称此乃“造化弄人，更有颠倒钱神之柄”[3](P60)，以理想化的秩序将现实的矛盾与悖谬化为一出喜剧。不过，与其说是造化，不如说是作者借造化之巧表明了他的倾向与态度。
5.笑话与笑料的艺术化处理
笑话与笑料常由对词语因同音歧义而造成的误解、乱用词语[7](P41-42)而产生，《谐铎》卷五《泄气生员》与卷七《巾帼幕宾》是比较典型的两例。《泄气生员》是一则由于同音歧义而引出的笑话。学使某公奉命督学西安，临行辞其座师某尚书，尚书西安人，学使意其有心属士，乃极力请教。尚书“下气偶泄”，乃随口言曰“下气通”，学使误以此三字为人名，谨记之。后学使按临西安，果有厦生名器通者，其卷词理纰谬，但以座师所托，乃强加评点，定为案首。正如柏格森所言：“凡与精神有关而结果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的身体上去的事情都是滑稽的。”[8](P31)科举考试本是其时士人心目中显亲、扬名、进身的头等大事，而夏生以如此不雅的偶然因素得中，科举考试神圣庄严的外衣剥落殆尽。《巾帼幕宾》则是乱用词语产生的笑话，故事述蒋生学浅才短，为某县令司笔札，在为抚院太夫人作的寿文中杂以男人寿言，为抚院本人作的寿文中则杂以女人寿言，如“巾帼增辉，璇闺益寿”之类，令人喷饭。故人呼其为巾帼幕宾。这两个故事或恐是当时实事，但作者叙述时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泄气生员》欲谐故庄，渲染学使对其座师的恭敬，使他的误解更为可笑，对他徇私情而不顾公义、不惮人言的讽刺也更加辛辣。《巾帼幕宾》则以县令与蒋生相映衬，活画出了一对草包的形象。县令以纳粟升官，目不识丁，故蒋生能以大言欺之得聘，蒋生文中的讹错可笑之处他亦无从发觉，反因抚公览文大笑，以为蒋所作寿文之妙，高出群辈，归而述之，并为其加薪。作者将对当时科举制度、官场请托之风及官吏任用制度的尖锐讽刺隐藏在两个读来轻松诙谐的笑话中，达到了谐而铎的写作目的。
从以上对《谐铎》中数篇代表性作品的分析中可见，作者制造谐趣的手法多种多样。几乎篇篇不同，充分展现出作者的创造性与艺术才能。
三、戏曲传奇手法的引入
沈起凤的好友石韫玉在为其传奇所作序中记载，沈起凤“既不遇于时，则所有芬芳悱恻之言，一切寓诸乐府”[1]。他在传奇写作上倾注了极大的心力，“所制不下三四十种，当其时风行于大江南北。梨园子弟登门而求者踵相接。岁在庚子、甲辰，高庙南巡，凡扬州盐政、苏杭织造所备迎銮供御大戏皆出先生手笔”[1]。但作者后来因习禅，“不敢似歌场绮语，至疑生平之有遗行”[3](P143)。于是烧掉曲谱，自此不作传奇，但要一个好骋词华的才士就此搁笔则是不可能的。他转向了小说。于是有了《谐铎》。小说与传奇虽是两种文体，但文心则是相通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传奇作家，沈起凤在小说写作中也不免有意无意地运用了一些传奇的作法，使得他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打开《谐铎》，各卷的篇目标题首先就给人以深刻印象。文言短篇小说集的篇章标题一般采用三种办法，一是以主要人物的姓名标目，这是较为通行的办法，《聊斋志异》、《夜谭随录》等均有不少篇章如此标目；二是拈首二句作题，如青城子（宋永岳）《志异续编》凡例所谓“遵古体”，实际多为首一句中关键数字，或为主要人物姓名，或为故事发生地点，或为故事或事件要点；三是以篇名提示一篇故事概要，如《新齐谐》、《续新齐谐》中的绝大多数篇章。事实上，小说集多是三种办法兼而采之。《谐铎》标题方法虽不出三种范围，但作者别具匠心，以一卷之中两两相对或一组互对的形式，将互相没有必然联系的篇章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标题形式不同于文言短篇小说的通行方式，因后者并不讲究标题的对仗工整，又与章回小说的回目有别，因回目字数一般来说在四字以上，而《谐铎》的标题则以两字、四字为多。两字标题如卷三《镜戏》、《帖嘲》，卷五《恶饯》、《奇婚》，卷八《死嫁》、《生吊》、卷十《鬼嫖》、《神赌》等近似于传奇的齣目标题，因齣目多为两个字，并有固定的词语搭配习惯。这些标题正符合齣目的规范与习惯。《帖嘲》与《死嫁》这样的标题更是典型的齣目式标题。若依章回小说回目的习惯，则有可能标题如下：《陈小梧论帖嘲俗例》、《痴情女死归钟情人》。若依文言短篇小说的惯例，标题则可能是：《陈小梧》、《詹湘亭》（《死嫁》男主人公）之类。由此可见，《谐铎》标题借鉴了传奇齣目的标题形式，与一般文言短篇小说集的标题不同，凝炼而新颖。
李渔论填词一道，首重结构，谓“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9](P4)。吴梅先生评沈起凤的传奇，亦屡赞其结构煞费经营。《谐铎》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全书由一百余篇小说组成，每篇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自然无法像传奇那样有统贯全书的情节构思与布局。但《谐铎》内容虽然杂而散，却并不显得芜乱。仅从各卷篇章安排上即可看出作者煞费苦心，与其传奇作品一样，是惨淡经营的结果。卷四酒、色、财、气四戒后接以《侠妓教忠》、《雏伶尽孝》、《丐妇殉节》、《营卒守义》四篇，这显然是按故事的题材与主旨以类相从，构想尚在人意中，篇章安排亦较易处理。卷一的八篇标题为：《狐媚》、《虎痴》、《鸡谈》、《獭祭》、《蚁封》、《龟鉴》、《兔孕》、《雉媒》。从题目看，这八篇各与一种动物有关。狐媚、獭祭与龟鉴是成语，但作者并不拘于其原意，而是仅借其字面，构思了三个故事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蚁封》、《兔孕》两篇则与蚁与兔这两种动物毫无关系，蚁与兔在篇中分别指田房交易作中者与娈童。因此，若仅看卷一八篇标题，读者预期将是八篇动物故事，并以为由题目即可大致推测其内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预期与文本之间的这种差距造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效果。而内容与主旨互不相干的一组故事由如此富有匠心的标题组织到一起，也就不仅具有形式上的联系，更体现出作者对这一组故事有一个整体构想，即以动物为喻、以动物为鉴或让动物现身说法，讽谕世态人情，表达作者的某种看法或揭示某一生活哲理。因此，《谐铎》标题的对仗与整齐并不仅仅是为了形式美，更是出于作者对全书体式的总体构想。一组或一对标题互对的故事共同体现作者的创作思路。
吴梅先生在为沈起凤传奇《伏虎韬》所作跋中称赞他“小小科白，亦不使一懈笔”[1]，又在《才人福》跋中谓“笠翁自负科白为一代能手，平心论之，应让薲渔”[1]。沈起凤作传奇重视宾白，《报恩缘》通本白多曲少，与文人传奇为骋才情而曲多白少的情况恰恰相反。宾白在他的传奇作品中不仅起着交待人物身份、推进故事情节的作用，还能表现出人物个性，“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10](P18)，尤其是其中丑角的科白，常常令人绝倒，造成很强的喜剧效果。《谐铎》中的人物语言与其传奇作品中的宾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全书人物语言多，而作者叙述语言少。不少篇章中人物语言有很强的动作性，能显示出人物的身份与神态，具有舞台化效果，如《龟鉴》中的风鉴家借龟说法，口角伶俐，声貌毕现。此人因风鉴之道得益于对乌龟处世之方的揣摩，故同业者叩其妙诀时，他答以必现龟身而说法，教以“靠背硬”、“趁脚进”、“扯架子”、“软火囤”等法。作者虽未描写此人动作，但从此人对这些妙法的介绍中不难想象他口讲指画兼以摹仿乌龟动作的自得之态，恰如戏中丑角的一段科白，令人忍俊不禁。
综上所述，《谐铎》作为一部寓意小说，在寓意的故事类型上既继承了此前寓意文学的传统，汲取了前人有益的创作经验，又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新鲜的材料，并予以独具匠心的艺术表现，将故事中蕴含的哲理与深意充分挖掘出来。作者还借鉴了其他文体的形式与手法，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与安排上，谐趣的制造手法方面自出手眼，充分发挥其富于独创性的艺术才华，使全书成为一部具有鲜明个性与独特风格的佳作，在清代中期文言小说中独树一帜，可称这一阶段寓意文学作品的新创获。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谐铎》归于纯法《聊斋》者，但事实上它在写作手法与作品风格上与《聊斋》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鲁迅先生指出它的缺点是“意过俳，文亦纤仄”[11](P211)，严肃、沉重的情感与思想是很难表现得富于谐趣的，而《谐铎》对谐趣的刻意追求不免影响情感投入的浓度和思想表现的深度。“谐”在尺度把握不当时，还有过火的毛病，这些均使之流于“俳”。《谐铎》每个故事篇幅不长，绝大多数为数百字至千余字的短章，人物只设主角，情节务求简洁、集中，不枝不蔓，这虽与它作为寓意小说的艺术形态相适应，但构思与文字过于精巧，格局不开阔，就病于纤仄。“谐而铎”写作追求本身的缺陷与某些处理的不当造成了鲁迅先生指出的两个缺点，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追求也正是作品个性的标志，是它能在《聊斋》之后自成一家之处。
收稿日期：2002-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