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与“利害”——夏夫兹伯里美学思想新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害论文,美学论文,趣味论文,思想论文,夏夫兹伯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夏夫兹伯里(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 III,1671－1713)，于政治学、伦理学以及艺术哲学方面都颇有建树，他的美学思想在经验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在17世纪、18世纪的哲学思潮中独树一帜①。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声称：“18世纪英国美学的真正领袖们皆从夏夫兹伯里那里吸收营养，并自认是他的学生和继承者，但他本人的哲学却并未仿效同时代的任何模式。”②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者在论及夏夫兹伯里时，多沿袭了卡西勒的观点，尤其指出夏夫兹伯里首先提出了“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这个关键的美学范畴，对后世的美学发展影响深远。“当夏夫兹伯里对‘无利害性’概念进行系统论述时，他迈出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就是把美学作为经验的一种特殊模式。那样的一种经验模式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观念”③。 本文试图论述两点：其一，夏夫兹伯里关于“无利害性”这一重要概念的阐述，植根于其复杂而独特的思想整体之中，后世学者多强调这一概念与康德美学的渊源关系，而其中的经验主义色彩同样值得重视和厘清；其二，从近代美学的角度来看，夏夫兹伯里关于“趣味”(Taste)和“利害”(Interest)的论述很容易被解读为“无利害性”在美学上的发源，但对夏夫兹伯里其人及其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后，就会发现夏夫兹伯里所言的“利害”并非是人们获得审美体验的阻碍，事实上，夏夫兹伯里借此概念探讨了审美与道德的联系，并且强调了艺术与批评(Criticism)对人们锻炼心智、完善道德的重要作用。 夏夫兹伯里被许多学者视为新柏拉图主义者，首先是因为他关于“第一性美”的论述同柏拉图的美学思想颇为相似。夏夫兹伯里认为，人是自然整体秩序的组成部分，人心中善良品质所构成的和谐或“内在节拍”反映宇宙的和谐。这宇宙的和谐才是他所说的“第一性美”，而人在自然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见到的美则是“第一性美”的投射与影子④。下面这段话很能见出夏氏美学思想中所包含的新柏拉图主义要素： 你难道看不出你已经列举出了美的三种形式吗？……首先，你可以将第一种称作死形式(Dead Form)，它们由人或自然赋予一种形状，但是它们本身却没有赋予形式的力量，没有行动，也没有智力；第二类是赋予形式的形式，它们有智力，有行动，有作为；这类形式有双重美，一方面有形式(心灵的效果)(The Effect of Mind)，一方面又有心灵(Mind)；第三类形式不仅赋予形式于物质，而且赋予形式于心灵本身，所以就是一切美的本原和泉源，建筑，音乐以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要溯源到这一类美⑤。从夏夫兹伯里的这段话中，尤其是对美的“三种形式”的划分上，我们可以看出鲜明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他是把物质(材料)和精神(心灵)看作不但对立而且彼此独立的两部分。在这两个对立面之中，精神是首要的。因为精神高于缺乏生命的物质，精神贯注到物质里，物质才能有形式，有生命。而独一无二的神之精神又高于独立的个体精神，神是使物质具有形式的最后因，所以说神是一位“至上艺术家”“是他造成了宇宙这个和谐整体”⑥。“美”与“善”都是源自这个“和谐整体”(System)，这与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十分相似，带有很明显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同样为个人的道德与审美留下了足够的地位。夏夫兹伯里指出：宇宙之中，天地万物各有所序，各安其位，而整个宇宙的和谐秩序是最高的善(Good)。而“德行”(Virtue)则是个人与宇宙秩序相互沟通，天人相应的桥梁，个人的嘉德懿行会促进整个秩序的和谐，反之如果个人败德逾矩，则会破坏整个自然秩序的稳定。夏夫兹伯里之所以赋予道德这样的地位，原因在于他把道德视作个人独特气质与人类种族本能的重合，因此德行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彰显，更是人类在宇宙舞台中的伟大成就与表演，这一成就并非只是对人类自身而言，最终也是对充斥于世间，全知全能的“神”而言。 紧接着这段文字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言说：“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都是真实的，凡是既美而又真实的也就当然是愉快的和善的……所有善都伴随着美的享受。”⑦这是夏夫兹伯里典型的“美善合一”观点，夏夫兹伯里借此试图探讨道德与审美之间的联系。“品质”(Character)、“荣誉”(Honor)以及“德行”一直是夏夫兹伯里反复论述的对象，他声称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美只是幻象，而道德才是真实，因为“道德在一切精华瑰丽之中是最可喜的，那是人间万事的支柱，它推扩团体，保护团结、友谊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由于它，国家一如私人的家庭昌盛而幸福，如缺少了它，则任何美妙、卓越、伟大和有价值之事必凋残毁灭”⑧。我们不难发现，夏夫兹伯里这些关于美的观点受到了很深的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许多学者由此将其称作新柏拉图主义者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并不能忽视夏夫兹伯里匠心独运的思想特色，他对于个人道德和修养的强调，意在通过道德的磨砺而达成个人与社会、与世界，乃至宇宙的和谐，而不是为了获取某种形而上的知识。与普罗提诺以及剑桥新柏拉图主义的玄思有着根本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构成了夏夫兹伯里思想的独特之处。 第一，新柏拉图主义在论及认识问题时认为：“个人是被动的，只有少数人借助神启才能认识世界……天人感通是一种超越个人自我意识的境界，因为它的对象超越了一切特殊的规定。它沉溺于神圣的本质中，完全丧失自我意识：它完全为神所占有；它的生命与神合二为一，它嘲弄整个描述，整个知觉。”⑨新柏拉图主义抛弃个人感官和意识，以求获得神启，因而摒弃艺术，认为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惑乱人的心智。夏夫兹伯里恰好在这一点上与其背道而驰，他的道德和美学思考始终集中于发现和改善人的自身品质和能力，因此夏夫兹伯里重视艺术，认为艺术能够帮助人们去发现“纯形式”(The True Form)，而非局限在人的想象或是事物外在的表象。夏夫兹伯里从政坛抽身后在那不勒斯休养，这期间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绘画、诗歌以及雕塑等艺术的短论杂评，其主旨一以贯之，即：“艺术真正应该做的，是让那些理想的情感与德行以具体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当真实的品质和内在的形式展现出来，外在的表象就应该让位于它们……人物的匀称和气质在诗歌中只能通过他们的道德表现出来……冲突，对比，阻碍，行动。”⑩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于艺术的观点。艺术并非人们为了获得快感而营造的玩物，而是磨砺趣味、塑造情操的渠道。这段话暗示了夏夫兹伯里对于趣味的认识，艺术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让人们的趣味在谈话中、在思考过程中公共化——成为自我审视的镜鉴、社会联系的纽带。 在《独语，或对作家的忠告》中，夏夫兹伯里称赞古代的杰出诗篇“是对时代的一种殷鉴或一面明镜”，对于人的道德、心灵和性格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他说：“这些诗篇不仅从根本上讨论道德问题，从而指出真实的性格和风度，而且写得栩栩如生，人物的音容面影宛若在眼前。因此，它们不但教导我们认识别人，而且，它们还教导我们认识自己。”(11)这段话深刻地体现了夏夫兹伯里美学思想的道德诉求，新柏拉图主义教导世人摆脱尘世物质的羁绊，追求灵魂的飞升，认为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者是不能够拥有真理本身的。夏夫兹伯里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泛神论倾向，但同时指出，人完全能够探索人类天赋的官能(Faculties)，而艺术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渠道。夏夫兹伯里坚信，通过艺术可以纠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与认识，“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改善我们的趣味”。艺术不再是惑乱人心的幻象，而是人们获取真知、理解世界的工具，因为艺术一方面揭示的是世界纷乱表象背后的内在秩序，另一方面又是人们观照自己、锻炼理性的工具，而艺术由此可以成为人们与宇宙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桥梁。 第二，夏夫兹伯里对新柏拉图主义重个人冥想玄思的方法持怀疑态度，与之相反，他提倡个人情感与思想的抒发和表现。如他所说：“有人认为了解我们自身的想法、能力、动机和欲望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实际上这恰恰是最难的事情。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让它们自己表现出来，自己对我们说话。”(12)夏夫兹伯里在这里摆脱了简单的经验主义，他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接受外在的印象，而是需要个人的反思，广泛的观察，并且接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公众的判断总是对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普遍判断、大众趣味和老练的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准则来修正自己的趣味并且发表言论，这样的人死后才不至于受到谩骂和惩罚”(13)。这也是夏夫兹伯里美学理论中独特的地方，在审美过程中个人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和感知外在，而更多依赖的是自身的观察和见贤思齐的反思以及摹仿。摹仿的范本可能是外在或是内在的特质、较高或是较低的形式，如何选取要靠自己的观察和练习： 很多杰出的作品源自摹仿，无论是摹仿自然，还是摹仿历史上的佳作。自然中的各种特质，各种形式，各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人们对各种事物的思考，不同的行为方式，人们的热情和努力：如果我们觉得其中有所缺陷，无益于人，我们就将其记录下来，警示后人；如果其中有一些有益于世，我们也将其一一实录并加以改进。这就是文学作品的规条和精义所在(1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夏夫兹伯里重视文学艺术，他强调艺术作品的感官特质，艺术作品如果不植根于具体的感官体验，就一无是处，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不只文学艺术，对于绘画，他同样坚持好的绘画应该将理想与德行融于形象之中，但他反对巴洛克艺术的矫饰风格，认为不应该把艺术的作用太过拔高。艺术在其眼中相当于人与宇宙相互感应沟通的桥梁，通过艺术人们或能一窥宇宙真理的玄妙，如果将艺术当做真理，就是舍本趋末，买椟还珠了。当时很多评论家对巴洛克艺术赞不绝口，将其拔高到神启的高度，夏夫兹伯里的针砭就是缘此而发。 第三，夏夫兹伯里的思想在美学史上影响深远，其弟子弗兰西斯·哈奇生就从其理论中提炼出了著名的“内在感官”(Internal Sense)说。夏夫兹伯里认为：“人天生就有审辨善恶和美丑的能力，而且审辨善恶的道德感和审辨美丑的美感根本上是相通的，一致的。可称为‘内在的感官’，‘内在的眼睛’，‘内在的节拍感’等等。”(15)夏夫兹伯里在《道德家们》一文中将“内在感官”解释为对美的直接感知，是一种感官的能力，它的效用与目辨形色、耳辨声音具有同样的直接性，而并非思考和推理的结果，即： 眼睛一看到形状，耳朵一听到声音，就立刻认识到美，秀雅与和谐。行动一经察觉，人类的感动和情欲一经辨认出(它们大半是一经感觉到就可辨认出)，也就由一种内在的眼睛分辨出什么是美好端正的，可爱可赏的，什么是丑陋恶劣的，可恶可鄙的。这些分辨既然植根于自然(“自然”指“人性”——引者)，那分辨的能力本身也就应是自然的，而且只能来自自然(16)。夏夫兹伯里在《道德家们》之前的《论德行或善良品质》一文中也对“内在感官”进行了相似的阐释： 不可能设想有一个纯然感性的人，生来禀性就那么坏，那么不自然，以至到他开始受感性事物的考验时，他竟没有丝毫的对同类的好感，没有一点怜悯，喜爱，慈祥或社会感情的基础。也不可能想象有一个理性的人，初次受理性事物的考验时，把公正，慷慨，感激或其他德行的形象接受到心里去时，竟会对它们没有喜爱的心情或是对它们的反面品质没有厌恶的心情。一个心灵如果对它所认识的事物没有赞赏的心情，那就等于没有知觉。所以既然获得了这种以新的方式去认识事物和欣赏事物的能力，心灵就会在行动、精神和性情中见出美和丑，正如它能在形状、声音、颜色里见出美和丑一样(17)。朱光潜先生认为，这两则材料都表现出夏夫兹伯里“把审美看成一种不假思考的近似感性直觉的活动”(18)。然而我们在审视夏夫兹伯里的美学思想时，不能简单地根据他著作中的一两段话断章取义，而忽视了他思想的整体性。以他的《论德行或善良品质》为例，这部著作的用意在于将“德行”和“品质”与个人本能的“善”区分开来。夏夫兹伯里认为，人们在自己心中的“善”被激发时，一定伴随着感官愉悦的体验，但这是被动的感受。而美感和道德感之为用，在于人们主动“通过反思，把公正、慷慨、感激或其他德行的形象接受到心里去”。并且对其进行评判，或赞赏或厌恶，因此与消极本能的感官反应有着本质的区别。夏夫兹伯里意在强调美与德行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反思的感觉(Reflective Sense)正可以防止人们沉迷于本能的感官愉悦。“在这一点上，他的学说对经验派片面强调动物性本能的美学观点是一个重要的纠正”(19)。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夏夫兹伯里对“sense”(“感觉”“感官”)这个词的运用。一方面，“感觉”是人皆有之的自然能力。另一方面，新柏拉图主义从奥古斯丁开始就不乏“内在感官”的说法，“内在感官”不仅仅是与神沟通交流，接受神启的能力，同时也象征着人自身主动的感知能力，“在认识涉及到感官现象时，只有肉体是被动的，而灵魂在变得有意识时是主动的；对于感官的感觉和激情来说，也是一样”(20)。这种说法与夏夫兹伯里的“内在感官”说十分相似。叶秀山先生曾经也提到：“‘感觉’这个词从中文上来说也很有意思，一方面是被动的感官之‘感’，但又有主动的知觉之‘觉’，这是很高层次的。”夏夫兹伯里对“感觉”的理解相当复杂，尤其是他用“sense”来涵盖道德感和美感这类需要反思获得的体验，其中既带有新柏拉图主义启示的色彩，又包含着人们感知的本能。 夏夫兹伯里反对当时的经验主义将美视作从感官体验抽象出来的概念，认为美与德行并非单纯的感觉对象，而是人们精神与自然的应和。他将美感和道德感称为人的“具体的基本倾向，一种纯粹的能力，是精神的原始功能”(21)，“美的，漂亮的，好看的都决不在物质(材料)上面，而在艺术和形式上面；决不能在物体本身，而在形式或是赋予形式的力量……而形式只有在被思考，被欣赏，被检验时才会有活力，因此才能激起和满足人的美感”(22)。当我们经历审美体验时，并不是消极地获得感官愉悦，而是在主动地发现和构造形式中获取快感。因此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审美都需要理智和反思的参与。夏夫兹伯里如此写道：“对于绘画，建筑，以及其他艺术而言，理智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不逊色于历史与经验；反之，那些仅凭感官的刺激与冲动就一挥而就的作品，才是虚假和矫饰的。只有经过理智和心灵的考验，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品。”(23)夏夫兹伯里将传统经验主义的对外在刺激有所反应的“感觉”，改造成了对形式和秩序(Order)的感知(Perception)，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夫兹伯里已经将被动的“感觉”上升到了主观“判断”(Judgment)的层次。这一点与夏夫兹伯里一贯的“天人应和”学说是相吻合的，正是因为人属于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才能主动地去感知和构造符合宇宙秩序的艺术形式。 有论者指出，在夏夫兹伯里提出“内部感官”之前，西方美学的主流是柏拉图所开创的形而上美学观，主要是从客体去寻求美的根源，“内部感官”提出以后，西方美学转向主体审美心理的研究，转向审美是理智判断还是情感体验的研究上来。“夏夫兹伯里所提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理论，而是发现了心灵中的一块新大陆，或者说，发现了‘自我意识’中的一块崭新的领域。这就是自旧石器时代起就一直活跃在艺术和公益活动中的潜在的审美冲动”(24)。 笔者在前文中所做的论述，旨在说明夏夫兹伯里绝非简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家或是理性主义者，恰恰相反，他用经验来验证观念，但又清楚地意识到经验的局限。通过“内在感官”的提出，夏夫兹伯里摆脱了新柏拉图主义对“内部天性”(Internal Nature)的沉迷，他认为绝神去智，瞑目苦思绝不能正确地理解宇宙，只有广泛地去感知、反思、欣赏和实践，才有与宇宙真理沟通的可能。文德尔班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就此指出：“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为‘内部感官’(如后来称呼它那样)心理学的支持者恰恰是那些尽心尽力要想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中获得外部世界知识的人们。”(25)夏夫兹伯里同时也批判了当时在洛克影响下过于简单化的经验主义美学。他信赖人天生的感官能力，并且坚持人们应该在审美和道德活动中不断反思和检验自身的感觉，由此发展和完善自身的能力，这正蕴含“趣味”(Taste)这一现代美学观念的起源。 “趣味”与“利害”是近世美学的两个关键术语，夏夫兹伯里对于这一对术语的理解与运用，对现代西方美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后来风行欧洲的“审美无利害说”就是范例之一。 夏夫兹伯里的著作中没有谈及太多关于个人趣味的话题，他一直寻找的是“一种美的理论，以回答个人性格的真正形成问题”(26)。他坚持哲学的真正使命在于“教导我们保持本色，调节自身的喜好，激情和性格，进而理解自身”(27)。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的趣味在夏夫兹伯里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在他眼中，趣味关系着人们真实的自我如何完整地表现出来，并且避免外在的诱惑使其误入歧途。个人的趣味可以影响道德，因此培养个人乃至公众的趣味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所在。 夏夫兹伯里在一篇短文《塑型艺术》中列举了趣味受到误导的一系列原因，而其关键症结在于：一旦审美活动关乎“实践”(Practical)和“经验”(Empirical)，这就涉足利害了，人们因此不得不从一己的判断出发，维护自身的名誉与利益，最终受到流俗之见的毒害。除非一个绅士能够“脱于流俗，在那些来来去去的艺术家中保持定见”，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他的名誉和财富”(28)。夏夫兹伯里想通过这段话来说明，趣味是由人的判断所形成，虽然趣味和人内在的道德感以及美感十分接近，但实际上趣味还是关乎实践，并且容易受到误导。夏夫兹伯里反对当时“趣味无争辩”的论调，他坚称“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纠正我们的趣味，而不能让趣味左右我们”(29)。 夏夫兹伯里指出，人们囿于个人的喜好，失去了理智的判断力，这才是健康趣味的最大敌人。要知道，“无论我们身处人群还是独善其身，我们个人的喜好都不会失去作用，只要它一旦被满足，就会给予我们快感……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身的喜好，这就会使得我们走向疯狂”(30)。夏夫兹伯里认为趣味应该植根于人的道德感，不受道德感制约的个人趣味只是疯狂的爱好和迷恋，“只要我喜欢，什么都是对的”(31)。因此，趣味并非仅仅涉及个人喜好，而是关乎取舍的道德问题。健康的趣味源于人们对自我的认识与控制，夏夫兹伯里对作家的建议中就体现了这一点： 好的作品有如一面明镜，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窥见我们最详细的面影，刻画入微，适合我们自己来领悟和认识，即令是短短一霎间审视的人，也不能不认识了自己的心灵……好的艺术家因此可以利用自己的才华来帮助他的观众们培养起健康的趣味(32)。在夏夫兹伯里看来，健康的趣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培养和引导，趣味是理性判断的产物。如果将夏夫兹伯里的理论与18世纪后期的美学思想做个比较，我们就能看出两者显著的不同。18世纪后期的美学理论将“趣味”视作一种直接的个人快感，“当我品味某种东西时，我无须思考它就能经验那种味道……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经验。一个人发现愉快的味道可能不能令另一个人感到愉快，而且我不能说或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种情况。对于许多早期现代哲学家和批评家来说，艺术和美的经验恰好就像这种味觉，‘趣味无可争辩’就是指这种情况”(33)。夏夫兹伯里持论与此正相反，他认为，人们有可能被一时的喜好或是利害所蒙蔽，因此表现出了坏的趣味，而人们真实的自我——道德感与美感是不会被误导的，因为人们的道德与美感是宇宙和谐秩序的一部分，但其外在的表现——趣味却可能误入歧途，这就取决于人们的理智反思与自我控制。因此人们在审美中获得的愉悦或是厌恶的感受，应该是自身对趣味进行评判的产物，而非证明趣味无可争辩的依据。 夏夫兹伯里对于“趣味”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一方面，他没有像后来的美学家们一样，将趣味看作人的感官产物，而是将其视作个人性格与自我的具体呈现。缺乏具体趣味取向的品质和个性流于空泛，没有实际意义，因此趣味与个人的道德与审美判断密不可分，夏夫兹伯里由此驳斥了当时经验主义将趣味简单视作快感的倾向；另一方面，夏夫兹伯里突破了新柏拉图主义将“美”视作一种实体，将其与情感以及判断剥离开来的倾向，他认为情感与判断都是审美体验必需的要素，真正的艺术应该是有道德和健康趣味的绅士欣赏的对象，同时也是培养良好道德和个性的工具。 下面我们转向另一个关键词“利害”。实际上，对夏夫兹伯里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利害”这个伦理学概念很多时候是带有褒义的，指“一种福利或是一种真实而持久的善意，既可用之于个人，又可用之于社会”(34)。夏夫兹伯里在一次议会演讲中表示：“我来此奉献出自己的所有财富与热望(Interest)，因为我对现在的情势感到非同一般的忧虑。”在这个意义上，“Interest”这个词涉及个人和公众两层含义，代表着一种对于善和福利的关注并为此采取行动的正当动机。 另一方面，夏夫兹伯里反对霍布斯“人性自利”的理论，认为这种学说“极不道德”，夏夫兹伯里反驳霍布斯说：“如果吃和喝是天生自然的，群居也是天生自然的……不可能设想有一个纯然感性的人，生来禀性就那么坏，那么不自然，以至到他开始受感性事物的考验时，他竟没有丝毫的对同类的好感，没有一点怜悯，喜爱，慈祥或社会感情的基础。”(35)他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应该尤其注意这一点，摒弃个人沽名钓誉、自我表现的偏见，做到公正无私，“有些作家的作品中充斥着自己的奇思妙语和个人成见，他们也许名噪一时，然而后世真正记得的是那些博学公正而无私的作者”(36)。因此“利害”逐渐由“行为的正当动机”这个意义，开始转向了“个人化”和“自私”，与此相对的，“无利害”(Disinterested)也开始带有“无私”和“追求真理”这样的意味。 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所论述的，夏夫兹伯里认为人们的道德感与美感源自于宇宙的和谐，但可能对外表现时受到种种影响，因此形成了良莠不齐的性格与趣味，而“利害”正是这些影响中相当有力的一种。夏夫兹伯里由此将“无利害”与审美和道德联系在了一起，他坚信“心灵”在“不涉利害”的情况下，能够在“初次受理性事物的考验时，把公正，慷慨，感激或其他德行的形象接受到心里去时，同时厌恶那些相反的品质……心灵会在行动、精神和性情中见出美和丑，正如它能在形状、声音、颜色里见出美和丑一样”。然而夏夫兹伯里的用意并不是将“无利害”(Disinterested)当做一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在他眼里，利害与情感(Passion)息息相关，利害是一种会影响人们情感与判断的因素，“在‘无利害’的情况下，无论处于何种虚假和混乱的状态中，心灵总能够发现美与适宜(Comeliness)，并能洞察不同心灵、不同情感和行为之间的细微差别。因此在无利害的状态下，让人更能珍视自然和真诚，唾弃虚伪与野蛮”(37)，相反，人们一旦被过度的激情所控制，就难以保持心灵的敏感和明晰了。 夏夫兹伯里的这种观点并非无的放矢，他所抨击的正是霍布斯宣称的“人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人们受蔽于一己的利害与激情，往往顺从于本能盲目而动。但夏夫兹伯里的用意并不止于此，他更加看到利害之情人所难免，问题不在于如何达到“无利害”，而在于利害往往牵动人的感情与判断，因此要了解自身的性情，在不同的情况中保持心智的平和与冷静，就必须从亲身的利害着眼方能奏效。 “我们对各种利害的看法往往和愤怒、野心、爱情、渴望等情感杂糅在一起。当我们的情感变化时，我们对利害成败的观点也随之改变，最终我们的行动也会发生变化。一个爽直的人对成败利害的见解与一个悭吝的人也许完全不同，一个平静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也和狂暴的人大相径庭……因此，对人类感情的研究，就必须考虑到人们的目的和局限，如此才能不至于失败”(38)。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夏夫兹伯里认为利害与人的情感联系紧密，人从童年开始就通过经验形成自己对利害的认识，夏夫兹伯里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从童年开始就很多次问过自己？是什么主导着我的行动。我现在可以欣然回答，是‘利害’。但‘利害’又是什么，如何发生效力？我的回答是，利害依靠人的意见和喜好发生作用。那么一个人的意见可能都是对的吗？一个人的喜好可能都是健康的吗？一个人的追求可能都是正确的吗？大概很难。”(39) 夏夫兹伯里的结论是：人的情感和实践依赖自身对利害的认识，而人又易受激情和喜好的驱动，若对“利害”没有准确的认识，那么个人的一己偏好和意见都会让我们陷入混乱的境地。在这里，他所言的“无利害”是指一种个人对自身“利害”的清醒认识。因为： 如果仅仅那些愉悦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被称作善，那么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我们权衡利害，采取行动的依据。现在使我们愉悦的东西，下一次也许令我们厌恶，那么就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善是什么了。也没人能够说自己了解自己的利益和利害了(40)。显然，夏夫兹伯里试图在道德利害和感官愉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他知道，如果利害仅仅与愉悦相关，那么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可能既是令人愉悦的，又是令人厌恶的，这样引申下去，无论在道德或是审美方面，没有事物是错误或是丑陋的。在他眼里，审美与道德本是一回事，在审美方面，期待的满足使人感到愉悦，而在道德方面，利害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因此，如果人们不能准确认识自身的“利害性”，那么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审美愉悦，践行正确的道德行为。 夏夫兹伯里由此把“利害”当做成了一种发乎个人天性的心理推动力：“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身独特的‘利害’，这是发自个人天性的，即便如此，人的构成当中仍然具有一个永恒的源头，任何东西都从其中生发出来。”(41)夏夫兹伯里认为，无论是个人利害还是公共利益，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源头，人类的美感也源自于此，这就是人们自身的道德秩序，“这个秩序(Order)直接存在于其他一切创造物之中，也直接存在于人之中。人类最高的善是爱这个秩序并从中获得的快乐”(42)。因此，无论是“无利害性”还是个人趣味，都是这个秩序作用的结果。艺术、自省、自我表现以及公众的评论等等，都是我们让自己发现自身内在道德秩序的可能途径。这样看来，夏夫兹伯里的“无利害性”并不能解作一种经验的特殊模式，他认为审美与道德息息相关，而利害实际上属于一个道德范畴，因此审美不可能是无利害的。 综上所述，夏夫兹伯里著作中有诸多概念对后世美学影响深远，如“内在感官”“趣味”以及“无利害性”等等。当我们返回夏夫兹伯里的原作时，恰恰能够重新审视和发掘这些美学史上的重要术语形成之初的状态和含义，这有助于我们从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的视角中解放出来，进而发掘近代美学中一些新的内容。 注释： ①彭立勋：《论夏夫兹伯里的美学思想》，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 ②⑥(21)(26)［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第307、216、317、308页，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34)［美］杰罗姆·斯托尔尼兹：《审美“无利害性”的起源》，载《美学译文》(3)第33、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15)(16)(17)(18)(19)(2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217、212、213、214、215、214、2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⑤⑦⑩(14)(23)(28)(29)(35)John M.Robertson(ed.s),The Shaftesbury Collection(2nd volume,Thoemmes Press,1997),p.132,p.141,p.45,p.112,p.61,p.112,p.113,p.258. ⑧［英］夏夫兹伯里：《论特征》，载《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第783页，周辅成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⑨(20)(25)［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307、316、407页，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1)［英］夏夫兹伯里：《论特征》，载《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第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27)(30)(31)(32)(36)(37)(38)(39)(40)(41)(42)John M.Robertson(ed.s),The Shaftesbury Collection(1st volume,Thoemmes Press,1997),p.113,p.184,p.207-208,p.208,p.181,p.146,p.252,p.192,p.199,p.200,p.243,p.54. (13)H.B.Nisbet & C.Rawson(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Critic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635. (24)［英］哈罗尔德·奥斯本：《美学与艺术理论》，转引自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第2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3)［美］汤森德：《美学导论》第12－13页，王柯平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