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中人的概念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人论文,新发展论文,经济学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西方经济学中人的概念是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化而逐步演变的，亚当·斯密把人定义为具有资本职能的经济人，以后的经济学家继承并修正、补充了经济人的概念，开始从社会生产关系方面考察经济人的行为和管理问题，并提出社会人、组织人的概念，从而在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中试图引入社会伦理的因素；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尚未对经济分析与社会伦理脱节的原因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他们开始重视经济行为中的伦理问题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新动向。
一
西方经济学中人的含义，是随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化而逐步演变至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最初任务是把人从社会人中抽象出来，强调抽象人的客观性，强调人是自然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天生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结合本阶级的经济职能和资本的本性，把这种抽象的人定义为具有资本职能的经济人。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最初产生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及其《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经济人是市场关系中的人。斯密认为，人天生具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经济人通过市场活动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社会利益。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行为理论。换言之，没有市场就没有经济人，没有经济人就没有经济理论。所以经济人是按照经济理论行事的理性人，而市场是经济人和经济理论存在的前提。
斯密的经济人实际上是人格的资本化，反映的是资本的职能和本质。在现实中，经济人人格化为资本家。在斯密看来，经济学是关于资本行为的理论结构。所以他不承认有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经济理论是多余的东西。
斯密把人称为经济人是企图把人归结为只注意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而忽视改善自己和别人的灵魂的人。他们注意的是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而忽视取得这种结果的手段和条件。这样，斯密就能够把资产阶级的人与封建君权和神权下的封建人区别开来，把经济人和经济学从封建制度中解脱出来。
然而，斯密的经济人局限于进行市场活动的资本家，仅仅从资本家和商人的本性来理解和分析经济人的含义，却尚未将其推广到一切生产要素。
总之，斯密的经济人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斯密以及古典经济学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资本家式的经济人的产生原因和种类，及其相应的阶级地位加以科学地说明。但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了经济学与经济人之间的活动关系，认识到了经济人的利己心理以及在经济人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时，对促进社会总体利益的作用，尽管他们并未认识到应区分不同的阶级利益这一重要的原则。古典经济人的思想被以后的经济学家们继承下来并加以修正和补充。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人由单一的资本人扩展到所有生产要素，并使之都人格化了。在理论上出现了以萨伊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服务论”，即把所有的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职能统称为“服务”，并以此代替经济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劳动职能，劳动价值论至此被抛弃了。生产要素服务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分析一切经济行为的理论基础。
第二，经济人追求剩余价值的单一行为动机，被分解为各种生产要素追求自身利益的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经济人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这种经济人具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追求各种效用、规避各类风险的选择能力。这样，经济学就随之转变为含有心理规律和选择决策的行为科学，经济人就演变成为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其行动原则是追求最优化的经济后果。19世纪40年代的“戈森定律”是这种经济学的开端。
第三，19世纪30～40年代，微积分学已达到成熟运用阶段，经济学家们寻找到了一个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新工具。这个工具被运用到经济人身上，使经济人的核算能力从简单的统计平均数，发展到能够更加精确地计算和预测动态中的经济关系，并且以求极大值的方法表达自己追求最大可能的利益的愿望，从而使经济人不仅在质上日趋完善，而且在量上也较为具体化和形象化了。
第四，经济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人通过市场机制彼此发生联系，并通过追求个人利益来促进社会利益。这样经济人的活动就从单一市场，扩大到所有相互联系的市场，从局部均衡扩大到一般均衡，从静态均衡扩大到动态均衡，从而比较系统地完成了对无形之手假说的论证。
第五，这时经济人的概念由帕累托明确提出，并建立了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如何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人的活动场所——自由竞争市场开始出现破损的现象，垄断使市场竞争有了不完全性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的观念出现了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极端利己主义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经济危机”和“泡沫现象”，从而危及了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由最初的单纯追求物质文明转向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等精神生活的需要。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经济人的含义，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概念，认识到经济人不仅是具有资本属性的市场人，而且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人。经济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产生于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力，而且产生于许多因素构成的外在压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一次被迫从社会属性，从社会生产关系方面考察经济人的行为和管理问题，开始提出社会人、组织人的概念。这方面的反思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的：
首先，经济人并非理性人，即经济人并非完全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办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发现，经济人的经济行为和目的并非唯一地产生于利益原则。从消费者角度看，消费者并非只是从已知的各种选择方法中选择一种能够取得效用最大化的人，他们的选择可能是满足次优或者“遗憾较小”的。在消费层次上，消费者不仅追求物质生活，而且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从企业角度看，企业追求的目标也并非成本最小、利润最大化。企业追求的目标往往是创新、市场份额和稳定发展。
其次，经济人的经济动力不单纯产生于追求个人利益的内在冲动力，而且产生于由许多因素构成的外在压力。因而影响经济人的经济动力的因素不仅包括人与物之间的资源配置关系，而且还包括经济人与经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经济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动力产生于其劳动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否能充分发挥出来，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
最后，经济人也是具有情感的人。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研究已突破传统的把人仅仅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观念，开始注意到经济人不仅是进行经济活动的生产要素，而且还具有人类情感和道德伦理观念。因而，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经济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组织性、伦理性的社会人和组织人。西方学者开始不自觉地意识到经济人的社会特性和人性，在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中试图引入哲学伦理的因素，强调人的作用，而这些东西，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被抽象掉了。
二
从古典经济学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转变过程看，西方经济学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把经济学从传统意义的道德活动中分离出来，将研究对象抽象为可以用达到目的的手段作出判断的一套人类行为。第二，从理论上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能够自发地趋于和谐一致的经济制度。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西方经济学把伦理问题当作不言而喻的假设的前提加以对待，即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和谐具有效率的，只要这一制度正常运行，社会福利就会自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自然和谐地符合社会道德的最优标准。
产生这两个特征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观。按照这一观念，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而无须考虑这类行动的社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客观的规律性，因而研究个人行为的经济学不应包含道德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指导下，经济学采用了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强调所有人的利益就是每一个人的利益，强调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之和，因而把手段当成目的，把功利主义转变为利己主义。二是受自然科学的某些认识的影响。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天体物理学对英国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对科学的定义是阐明一些位于表面现象下面的恒等关系，这些关系可以用一些常数关系方程组加以表述。
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就试图撇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现状，转向抽象地观察一些经济常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自然秩序”的客观规律，总结和假设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经济模型。例如，人们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中得到启发，认为自然界经过自然竞争和选择，生存下来的都是最优的物种，自然界是和谐有规律的。同样，市场经济中的完全竞争规律也应具有相同的功能，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提高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利益的发展。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大胆设想。亚当·斯密撇开道德因素寻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得以实现的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竞争机制的无形之手作用下，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必然会自动增进社会利益，并使之达到最大化的境界。
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接受了“无形之手”假说，并对之进行了研究和论证，这类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市场能保证一般均衡的实现吗？市场上存在着唯一能实现的均衡价格吗？一般均衡是稳定的吗？这几方面的问题后来由瓦尔拉斯、马歇尔、帕累托等加以证明。他们的贡献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先后论证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以及无形之手的社会效果。其中，帕累托比较系统地分别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全面论证了“无形之手”的存在和效率。但是，这些经济分析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上的：1.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为实现最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保证。2.为增进个人利益而采用的各种手段具有提高社会效率的属性。单个企业在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时，运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而这又会增进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利润总量，企业家不会采用伤害社会利益的其他办法。3.单个企业只要生产消费者所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就能使社会需求得到普遍满足。
显而易见，这些假设条件有一些是符合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的。但是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缺点也正在此处。
这些缺点包括：
第一，只研究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而不涉及这些单个经济行为的相互影响，没有研究作为单个经济单位经济利益之和的社会经济总量的运动规律。
第二，只研究经济效率而不涉及社会分配的公平问题，认为社会公平问题属于政治问题。从而微观经济学把社会上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的穷人和少数民族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换言之，只研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经济人，处于这一体系之外的其他自然人不在观察之列。
第三，只研究有益经济行为而不涉及有害经济行为。比如只研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段，而不研究这些手段造成的污染环境、工作条件恶劣、行贿和不平等的雇佣关系等。
第四，只研究完全竞争市场而不考虑市场缺损的情况。比如垄断所导致的非价格竞争，阻碍技术进步，垄断价格等等。
第五，只考虑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个人利益的内在冲动力而没有考虑到外部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所产生的外在压力对个体经济行为积极性的影响。
第六，只考虑经济效益和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的规律性，而忽略了这些经济行为的伦理道德问题。
微观经济学的这些缺点，导致了两方面的批评：第一种批评认为，即便是按照微观经济学原理，其经济行为的后果也是无效率的，这方面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哈维·莱本斯坦的X非效率理论。X非效率理论否定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效率观，认为微观经济学可以实现社会效率的结论是有条件的特例而不是一般规律。这种理论无异于对“无形之手”的全盘否定。第二种批评则认为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缺少伦理道德观。这一缺陷使经济学不能真正回答什么是效率和公平。比如，Y理论和Z理论认为，只有在经济行为中注入社会伦理方面的内容，才能真正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恢复真正的人性。批评者认为，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上最大的缺陷有两个：第一，关于人性假设。微观经济学是功利主义的，认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至于在这类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分摊上的不平等现象，可以用集体决策的办法加以解决。因此，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关心自己，而在政治活动中却关心别人，为公为私两者分明，不会混淆。第二，关于人生价值的假设。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是非人格化或物化的。功利主义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把人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把人看作是目的本身。消费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生产要素所有者是追求收入最大化的人，企业家是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人，他们以自己的经济行为去追求物的目的，而不是去追求使自己成为社会敬仰的人，实现自我完善。把人作为手段，人的自重与自尊就显得不重要了。这样一来，西方微观经济学产生了两难的问题：微观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资源配置的理论体系，其结论是社会经济是有效率的、和谐的；如果把微观经济学作为一种伦理体系，用它来解释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还应对别人和社会负何种责任时，这个理论体系就会四分五裂，力不从心。
面对上述批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作出了相应的解释，这种解释是通过阐述微观经济学所包含的伦理学内涵和回答反对者的批评意见这两方面来进行的。
首先，他们坚持利润最大化必定能为社会带来幸福的斯密教条。比如，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院的詹姆·麦吉和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均明确地表达过这种观点。前者认为市场竞争使厂商自始至终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而又使利润保持在一个合理适当的水平，并在不知不觉中增进了公共福利。后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厂商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即在追求利润过程中遵守竞赛规则，参与公开自由的竞争，而不搞招摇撞骗。不尽力为股东赚钱而空谈所谓社会责任，这对西方社会的基础所造成的危害，是其它任何因素所无法比拟的。弗里德曼的论点极为明确，即厂商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造成危害，这里的责任和利益实质上是资本家阶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利益。因此，当资本家们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会增进其阶级的社会利益。这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观。
其次，针对批评者的指责，他们分析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在道德观。关于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微观经济学的解释是：这是政治过程的失误，与经济体系无关，而解决的办法是制定更好的政治决策原则。经济学的任务是在市场和资源约束下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关于经济行为中的有害行为，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只要严格运用微观经济学，就可以避免有害的不道德的经济行为。比如，从行贿方面看，由于行贿会提高成本，而不行贿者就可以在价格竞争中占据优势，取得竞争的胜利，所以理性的经济人不会进行行贿行为。从污染等社会公害上看，污染会增加社会成本和企业成本，对企业和社会造成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在社会伤害与企业伤害之间作出选择，寻找最小伤害点，对污染问题进行适当投资，这些会使社会总污染水平降低。“科斯定理”对此作了证明，认为在自由选择的经济机制下，可以实现最低污染的均衡状态。从假冒伪劣产品的危害看，企业生产劣质产品会由于法律的裁判而负责陪偿，从而提高了企业成本。这样产品的质量会由于企业的这类成本核算而得以提高。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看，也不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因为这样必然提高男性和某些种族就业者的工资，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使不搞歧视的企业占据成本优势，这样一来，就业歧视的不道德行为也会在经济分析中消失。关于自由竞争市场的缺陷问题，微观经济学承认垄断行为会造成失灵，但同时又认为至少没有理由否认自由竞争的优点，认为对垄断所造成的不公正竞争问题，可采用公共决策的办法来加以限制。
上述分析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尚未能对经济分析与社会伦理脱节的原因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他们开始重视经济行为中的伦理问题，尤其是在微观经济行为和企业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这是我们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时需要密切注意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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