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双向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三大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双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具有广泛感染力与强大动员力的一种情感、意识与思想体系，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它又是一种具有统领、涵盖、弥漫其他思潮特点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被称为三大思潮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对应关系。因此，美国学者史华兹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同时出现的事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的观念架构中运作，而民族主义正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是三大思潮具有同构性的重要方面①。笔者以往曾谈到过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互动形成了民族主义的三种类型，即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或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这里试就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的互动以及基于民族主义的三大思潮的离合略陈管见。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三大思潮并立架构的思想格局也大体成型于这一时段。民族主义对三大思潮的统领、渗透、涵盖与同构也从此开始。民族主义自始至终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与制约着三大思潮的思想框架，三大思潮则从不同方面丰富着民族主义的类型与内涵。
激进的革命者，以及被研究者纳入激进主义阵营的先驱者，他们对民族苦难有着清醒而峻急的自觉，他们希望通过革命与激烈手段实现救亡，希望通过“民族建国”实现民族复兴，总是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并把民族主义置于优先于民主主义的位置。也就是说，激进主义者始终高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谭嗣同之所以被有的学者称为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源头，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是因为他激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认为专制制度和思想、清王朝的腐朽统治阻碍了中国进步，是导致“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亡国惨剧的根源，因而主张不惜流血以实现变革。
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三次导致政权转移的激进革命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利用了民族运动的旗帜，其基本的原动力也是民族主义。辛亥型反满民族主义是革命派反清革命宣传的基本理论资源与革命运动的基本动员手段。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最先被明确与凸显的思想主题，民族→民权→民生的序列是三民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孙中山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在近代史上最早发出“振兴中华”的呼声，并沉痛指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严峻的生存危机：“堂堂华夏不耻于邻邦，文物裳冠被轻于异族。”② 革命派的其他人士在宣传革命的文章与著作中都表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强调“革命必剖清种族”。1905年10月，孙中山写了《民报发刊词》，该文在同盟会十六字政纲的基础上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被置于三民主义的第一项。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是同等重要、同样急迫并且是密不可分的，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来分两次去做。”③ 揭示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民族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的紧密关联。民族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的合力促成了以光复为特征与表现形式的现代第一次政权转移。
民国成立以后，国内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御外侮的思想取代“排满”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激进主义即在引领着民族主义思潮的这种发展变化。激进民主主义者领导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及“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基本口号，标志着民族主义完成了由“满汉对立及排满”之“辛亥型”到“全民性外抗强权”的“五四型”的转型④。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很快接受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并于1922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的主张。旧民族主义的主要缺陷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帝主张，但在“五四型”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对民族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国民党之新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⑤ 无论是“五四”口号、中共民主革命纲领，还是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都将民族主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并将对外反帝与对内反封建两个目标并列。国共两党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和阶级立场，“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达到了“基本上一致”的结论⑥。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意识的黏合下发起了国民革命，促成了从北洋军阀政权到国民党政权的第二次政权转移——“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⑦。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⑧ 共产党人一方面在政治原则、政策策略层面运用“爱国主义”、“中华民族”、“抗战救国”等民族主义话语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其最成功的运用是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层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表现为对构建“民族新文化”的追求，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及具体成果，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以“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⑨ 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导致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建立的第三次政权转移。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建立之后才逐渐形成起来的。近代有多少志士仁人为民族建国的目标而努力，但“惟有共产党满足了中国许多忧国忧民者的这种民族主义诉求”⑩。
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其正面意义在于，丰富与充实了民族主义的民主内涵；同时，民族主义又成为实现激进主义目标的强大动员手段。其负面意义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民主主义为民族主义所牺牲的现象，如辛亥革命时以为把清朝皇帝赶下台就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了，再如“五四”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相融与关联则可追溯到19世纪末思潮生成之时。自由主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出场正值甲午战后瓜分狂潮出现之际，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规约着其价值取向，国家富强的目标成为自由主义在个体价值之外新的关注焦点，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深切的民族主义关怀成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必然属性。严复之所以引介西方自由主义、开启中国自由主义，与其说是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毋宁说是民族主义目标的驱使。他撰写了《原强》一文，翻译了《原富》一书，要追溯富强的本源，并根据西方的经验将富强的本源归结为基于自由的个性活力。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11） 这样，自由被看成了救亡图存的途径，看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手段。他们在个体自由之外，提出了国家自由、国群自由，并认为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后者更为急迫。严复是如此，胡适等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深知，个体主义、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但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又认识到争取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更是当务之急。严复提到，“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为自存之至计”（12）。梁启超也认为，首先要争的是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胡适指出：“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弱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13） 针对自由主义而言，它“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故可为我所用，作为救国建国的材料，仍凸显了自由的作为工具理性的价值。胡适意识到了国家富强与个体自由之间的两难，以“一个国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救国先“救出你自己”的形式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链接在一起——“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14） 民盟主席张澜也曾表示：“我们同盟的立场，不但一向是以国家民族为立场，也将永远以国家民族为立场。”（15）“以国家民族为立场”是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足见民族主义是多么深刻地制约着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言说。
被视为救亡与富强工具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以个体自由为核心与出发点的原版自由主义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差别。也就是说，由于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联，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生了对西方思想的“变型”与“误读”。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由于与民族主义、与救亡目标的结合导致的民族主义诉求对个体自由的核心价值的遮蔽，看成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根源。笔者则认为，自由主义如果没有这种对民族存亡的关切，没有这种与民族主义的关联，那就连“十字街头的塔”都谈不上，而只能是悄无声息的书斋中的学理。
保守主义思潮也内蕴着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康有为被不少学者视为保守主义思潮的开启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与炽热的民族主义情怀。他于1898年4月组织保国会，在其所作的《保国会序》中，呼吁“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唯有“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以保一大国”（16）。又在《保国会章程》宣布该会宗旨为“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17）。20世纪初出现的国粹主义思潮也贯穿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指出，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时代，“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18）。他们之所以要提倡保存国学、保存国粹，是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9），视保守主义为滋养民族主义的养分。
正是基于三大思潮贯穿的民族主义的共同立场，正是基于三大思潮在民族主义诉求上的同构性，才使得不同派别的思想人物能够合组成一个阵营，或组成一个联合战线。如被视为激进主义源头的谭嗣同、被视为自由主义开启者的严复、梁启超，被视为保守主义开启者的康有为，组成了呼唤变法图存的维新派；激进民主主义者孙中山、自由主义者蔡元培与国粹主义者组成了革命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与自由主义者胡适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联合阵营；而政治立场迥异的国共两党，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适也在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并获得了“属于最有见识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美誉。
民族主义是贯穿三大思潮的一条共同线索，是三大思潮的同源潜流，但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
——学理渊源与话语形式不同。激进主义表达民族主义诉求的基本话语有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帝思想，并把反帝、反封建军阀，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均受到了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有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者表达民族主义诉求的基本话语有自强、自存、自立、民族自救、民族建国、民族反省等，其民族主义思想更多地接受了进化论、自由平等学说、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观、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西方思想的影响。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20），号召国人“合群”保国、“善群”强种，根据进化论提出的保种、合群等思想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序曲。1901年，最早正式提出“民族主义”的梁启超在其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根据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介绍的西方近世国家学说，提出以民族主义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他还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是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常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21） 保守主义表达民族主义诉求的基本话语有民族复兴、民族文化复兴、保教、保国、保种、保存国粹、中国化、东方化等，其民族主义思想要比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更多地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了营养。清末国粹派的排满民族主义就在很大程度上援引与转换了严格“华夷之辩”的“春秋大义”。章太炎明确指出，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浇灌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22）
——对民族危机的体认与回应方式不同。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生存危机与民族文化危机的双重危机。激进主义对民族危机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表现如亡国灭种、主权沦丧、山河破碎、不平等条约、当亡国奴等的体验尤为深痛，认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尤其是列强的军事政治侵略是造成亡国灭种惨剧的祸根，更倾向于通过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的手段来回应危机。激进主义在表达民族主义诉求时通常是与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凸显把国家主权作为民族认同的符号。20世纪初，革命派在鼓吹民族主义时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族的国家”的目标，余一的《民族主义论》给“民族主义”所下定义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23） 孙中山也强调建立汉人政权是反满民族主义的根本：“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24） 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也包括了“统一中国本部（东北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建国目标。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更倾向于从思想文化层面去理解民族危机，实质是把民族危机理解为民族文化的危机，主张从民族文化入手谋求民族自救之路，“‘以思想为根本来解决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具有以文化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性质，或说是采用文化的进路来解决民族问题。在这个范畴里，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可划入”（25）。对解决民族危机的政治的进路与文化的进路的不同选择，对厘清三大思潮有着关键意义。从文化入手可以将同情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与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加以分野，但我们有时对同样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难以加以区分。但对民族危机的回应方式上我们可以清晰地加以厘清：激进主义更倾向于政治的进路，更倾向于政治民族主义的手段，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之初号召青年从道德方面去修身，但也很快转向赞成“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保守主义更倾向于文化的进路，更倾向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手段，寄希望于通过复兴民族文化来复兴民族；自由主义徘徊于政治的进路与文化的进路之间，或如胡适在谈政治与不谈政治之间迟疑不决，或区分为观念型人物与行动型人物，但即使是行动型人物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也着力有限、影响有限，有时对民族运动直接提出质疑。胡适提出民族主义包括排外、保守民族文化与民族建国三个层次，认为民族建国是最高也是最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对罢课、游街等“直接行动”的政治民族主义手段不以为然，五卅运动发生时，他表示：“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项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26） 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意识，是一种思想观念，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激进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很好地做到了观念与行动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保守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民族主义观念的层面，自由主义对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有介入却更保持着距离。
——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选择不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均更倾向于文化的进路，但两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中西文化的取舍截然不同。保守主义者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危机，认为要复兴民族就必须复兴民族文化，因而主张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主张张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希望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解决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民族生命的延续问题。保守主义者有较浓厚的民族文化自恋情结，对本民族文化的“优异”价值尤其是本土文化在精神层面的绝对优先性有着近乎虚骄的自信，认为民族意识只能从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生成出来，认为只有保存国学、保存民族文化才能保存国家、保存民族，因而致力于承继、弘扬民族文化。晚清国粹派深怀学亡国亡之惧，深信通过保国粹、讲国学方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欲谋保国，必先保学”（27）。梁漱溟认定，“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而人生态度只是一种文化态度，要复兴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只有期待“中国文化的复兴”（28）。钱穆指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29） 从康有为的“保教”，到晚清国粹派的“存学”，到东方文化派的“东方化”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再到中国本位文化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都体现出卫护传统文化与排拒西化的倾向，体现出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为民族共同体之认同符号的用心。自由主义虽也主张从文化入手解决民族命运问题，但却采取了激烈否定民族文化、激进反叛传统文化的立场，主张充分汲取西方文明的成果，陈序经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自由主义者凸显了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消极性，认为民族的劣根性与民族文化的落后性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局面的根源，认为要解决民族生存、民族命运问题，必须改造病态的民族性与整体上拒斥传统文化。胡适于1934年写过三篇论“信心与反省”的文章，指出对于国家民族有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但这种信心应建立在反省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歌颂过去上，不能陶醉于五千年古国精神文明的迷梦，要明白“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认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后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的长处”（30）。激进主义在文化上的态度是既有别于保守主义“复兴中国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又有别于自由主义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鼓吹现代化、西化而抹杀民族文化的矫枉过正态度，致力于建立既激进反传统又强调“民族特性”、“民族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西会通基础上的民族新文化。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主张激进反传统，但两者对民族文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自由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于反传统、局限于批判民族固有文化，但激进主义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主张日渐明确。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等就提出了走向“第三种文明”、建立新型文化的构想；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又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31）。
正是有上述区别，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使三种思潮对民族主义的表达区分为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
在与三大思潮相对应的近代民族主义三种次元类型中，激进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在于通过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自由民族主义希望通过和平转移、和平渐进改革的道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保守型民族主义的特征体现为守护本土文化、民族文化。
——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交集点在于通过“直接行动”、民众运动、民族运动等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驱除被认为是民族危机祸根的帝国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其基本目标，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与民族战争是其基本手段，救死不遑的紧迫感与只争朝夕的峻急心态是其基本特征。激进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清末反满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革命结合的“排满革命”，有五四运动时期民族运动与激进民主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基本口号的反帝爱国运动，有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反帝民族运动与反军阀争民主结合的国民革命，有民族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可以看出，急于从列强压迫下实现民族解放的心理与急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上“根本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很容易合拍，导致急切心态与激进运动。孙中山在与严复的辩论中表达过“侔河之清，人寿几何”的焦灼心态。陈独秀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及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kn呢？”（32） 毛泽东后来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这种激进姿态不仅体现为以民族革命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激进主义，还体现为激烈反传统、以文化革命建立民族新文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3）。
——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连接点、交集点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在近代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自由”意味着国家是保障自由的公共结构，而自由是富强国家的工具。在自由民族主义的连接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各自规定了对方的边界：自由主义规定着民族主义不能背离民主自由的基本价值而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规定着自由主义不能背离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现出近代自由主义者试图在兼顾个体价值与国家利益、自由民主与国家民族、个体自由与救国关怀的两极取向的意图。但是，这是极艰难的一种选择。他们在这种两难选择中，努力地维护着个人主义的价值与理念，强调自由人格是新社会、新国家的基础，主张救国要从救自己入手。胡适批评了某些人对个人主义的嘲笑，指出国家、社会需要具有自由独立人格、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他说：“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34） 在反帝意识激荡、救亡压倒一切的情势下，自由主义者反对空喊反帝而强调自省自强，主张反叛民族文化而诚恳地学习西方、努力守护个体主义的理念，显得曲高和寡与不和时宜，“无论是以反帝为号召的激进主义者还是以弘扬传统价值观念为职志的保守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自由主义置于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境地：以其为帝国主义代言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35）。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上是有共同点的，但自由主义者明确反对暴力革命的手段，而主张走和平转移、和平渐进改革的道路。他们也意识到了通过这一途径建立民族国家的艰难性，胡适提到：“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36） 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排外主义，不赞成拥护旧文化，主张以和平手段建立民族国家，显示了其理性的一面，故自由民族主义又被一些论者称为理性的民族主义、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观点看，自由民族主义所主张的接纳现代化、和平改革、中道理性、反对排外主义、反对守旧、个人本位、建立民族国家等思想是有着重要价值的，也有利于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但在当时挽救民族危机为第一要务的情势下则未免显得缓不济急，因此，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又成为近代最尴尬的民族主义。
——保守型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契合点最多，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一回事，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与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也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者”（37）。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保守主义的次元类型与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其共同点在于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对守护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坚持，在于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肯定，在于把民族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基本符号；其区别点在于文化保守主义侧重的是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如“接续道统”口号所内蕴的信息，而文化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相对于外来文化的独立性如“中国本位”所传递的意蕴。另外，两者对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态度也有差别，即文化民族主义对文化现代转型持更开放的立场。郑师渠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杨思信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等论著梳理了文化民族主义从康有为的“保教”、国粹派的“存学”、“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东方化”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等阶段的发展历程，这大体上可视为保守型民族主义的基本线索。但是，还不能把保守型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完全划等号。因为保守型民族主义虽以文化的进路、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基本路线，但它除了对民族文化的守护，也在其他领域展现着民族主义立场，如康有为除了提出“保教”口号，还提出了“保种”、“保国”这类属于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范畴的主张。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要正确认识其历史价值，就需要我们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为了有利于对民族主义作出具体的分析，对其进行层次的（区分作为民众意识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原则的民族主义与作为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类型上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在分析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的互动的基础上，区分与三大思潮对应的民族主义的三种次元类型，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也是有帮助的。
注释：
①史华兹：《论保守主义》，见《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22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
②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④李国祁：《甲午战争后至抗战前我国民族主义的发展（1856—1936）》，第840—857页，见《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20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⑤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⑦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28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⑧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8、7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⑩杨奎松：《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9）。
（11）（12）《严复集》，第1册，第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14）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全集》，第4卷，第668、663页。
（15）《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53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6）康有为：《保国会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康有为：《保国会章程》，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3页。
（18）邓实：《政治通论外篇·通论四·帝国主义》。
（19）章太炎：《演说录》，载《民报》，1906（6）。
（20）《严复集》，第5册，第1347页。
（21）《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22）章太炎：《答铁铮》，载《民报》，第14号。
（23）余一：《民族主义论》，载《浙江潮》，1903（1、2）。
（24）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页。
（25）徐锦中、曹跃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路》，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5）。
（26）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见《胡适全集》，第3卷，第822—823页。
（27）《拟设国粹学堂启》，载《国粹学报》，第26期。
（2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6、2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9）钱穆：《敬告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同学们》，见《新亚遗铎》，第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0）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见《胡适全集》，第4卷，第506页。
（31）（3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3页。
（32）陈独秀：《复东荪先生》，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4）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285页。
（35）章清：《自由主义与反帝意识的内在紧张》，载《二十一世纪》，1993（2）。
（36）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286页。
（37）陶东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载《东方丛刊》，1995（3）。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民族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胡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