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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1-0089-07
一、引言
政府公共支出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政府公共支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政府提供的公路、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可以提高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率；政府提供的法律使得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从而使经济有序运转；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可以促进社会和谐，降低不平等程度；政府提供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可以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进而提高人们的素质和改善人们的福利[1]。政府公共支出主要包括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消费性公共支出。生产性公共支出是指对生产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公共支出，消费性公共支出则是指对提高社会福利有促进作用的公共支出。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可以直接进入生产函数，通过影响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消费性公共支出进入效用函数，可以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Arrow和Kurtz[2]最早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区分了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并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消费性公共支出分别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Barro[3]最早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引入了政府公共支出，考察了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Romer[4]和Lucas[5]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为我们考察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分析框架。事实上，现有的考察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在内生增长框架下考察的。这是因为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经济增长率是外生给定的，政府政策不能影响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率。现有的在内生增长框架下考察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文献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引入政府公共支出，从而避免了新古典增长框架下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的可能性。换言之，通过引入政府公共支出，总产出函数对于广义资本满足常数规模报酬，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为常数，进而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图1 资本的边际回报率
在图1中，横轴表示资本存量，纵轴表示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图中向右下方倾斜的虚线表示新古典增长框架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实线r=r*表示包含政府公共支出，且政府公共支出对应的指数足够高时内生增长框架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可以看到，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递减；当生产函数中政府公共支出对应的指数足够高时，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为常数。事实上，通过求解一般的Ramsey问题，我们可求得经济增长率
，其中，r表示利率，ρ和σ分别表示主观贴现率与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两者均为常数。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政府公共支出来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公共支出对于分析其它理论问题以及研究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政府公共支出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的不定性(indeterminacy)问题，较为重要的研究者有Chen和Lee[6]、Park和Philippopoulos[7]。此外，从定量角度考察税收增长效应文献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公共支出假定。对政府公共支出的假定不同，相应的结论也差别很大。例如，Lucas[8]将政府公共支出看作是转移支付，而Glomm和Ravikumar[9]将部分公共支出用作公共教育投资。两者关于资本收入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定量分析的结论也差别很大。我们可以通过扩张标准的增长模型，在与现实经济相一致的参数环境下，通过数值模拟，具体考察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估算出最优公共支出规模和最优公共支出结构。
现有的考察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影响文献涉及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1)政府最优公共支出规模有多大，即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最优比例是多少。(2)政府最优公共支出结构如何，即分类的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有多大的经典文献主要有Barro[3]、Futagami等[10]、Turnovsky[11]、Ghosh和Roy[12]；关于最优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经典文献主要有Barro[3]和Devarajan等[13]。本文将给出这些模型的基本框架、核心特征和主要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公共支出主要是通过税收实现的，因此，考察政府公共支出问题通常与最优税收问题结合在一起的。
二、最优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分析框架
以下是关于最优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分析的4个基本框架，现有的考察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影响的文献主要是在这些框架的基础上拓展的。①
(一)Barro[3]的框架
其中，c表示消费，σ是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ρ是主观贴现率，т表示收入税税率。
政府通过征收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其预算约束方程是：
根据一阶条件，可求出使经济增长率极大的最优政府公共支出规模(g/y)*=1-α，即最优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等于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如图2所示。若g/y<1-α，则随着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的增加，经济增长率上升；若g/y>1-α，则随着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的增加，经济增长率降低。相应的作用机制是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1)根据生产函数，政府公共支出与资本是互补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越大，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越高，从而经济增长率越高。(2)政府公共支出是通过收入税实现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越大，相应的收入税税率越高，这又直接降低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上述两种力量之间存在一个权衡(tradeoff)。若g/y<1-α，则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直接的促进作用要比税收的扭曲作用来得大；若g/y>1-α，则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直接的促进作用要比税收的扭曲作用来得小。Turnovsky[14]、严成樑和龚六堂[1]等在Barro[3]的基础上做了拓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二)Futagami等[10]的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在Barro[3]中，政府公共支出是按照流量(flow)形式引入模型的。与Barro[3]不同，Futagami等[10]将政府公共支出按照存量(stock)形式引入模型，政府公共投资可以形成公共资本，公共资本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
家庭通过选择消费c以极大化福利水平：
(三)Turnovsky[11]的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Barro[3]和Futagami等[10]考察的是次优(second-best)财政政策。其思路是：期初时，政府制定财政政策；在政府财政政策和要素价格(利率和工资水平)既定，且满足预算约束平衡的前提下，代表性个体作出最优化选择。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要素价格(利率和工资水平)是由经济中的储蓄和劳动供给决定的，但对于代表性个体而言，却是外生给定的；在代表性个体优化行为的基础上，结合代表性个体的预算约束方程以及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政府通过选择最优财政政策极大化经济增长率或是代表性个体的福利水平，从而求得次优财政政策[15]。在次优框架下，由于家庭、企业与政府决策的差异，可能存在效率损失，社会资源配置可能不是最优的。Turnovsky[11]考察了最优(first-best)财政政策的设定。最优政策是指使得分权(decentralized)经济复制(replicate)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经济时对应的财政政策。社会计划者经济是最优的，因为社会计划者拥有充分的信息，从而可以协调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我们通过以下事例将Turnovsky[11]的思想予以说明。
在社会计划者经济中，社会计划者通过选择消费c和公共支出g以极大化社会福利：
政府通过选择财政政策，从而使分权经济与社会计划者经济下的经济增长率，总产出中用于消费、资本积累和政府支出的比例分别相等。通过简单计算，我们可知，在现有的框架下分权经济无法复制社会计划者经济。事实上，Turnovsky[11]指出在该框架下若分权经济复制社会计划者经济还需要引入消费税或是债券等非扭曲性财政政策工具。
(四)Ghosh和Roy[12]的框架
Ghosh和Roy[12]将Barro[3]、Futagami等[10]以及Turnovsky[11]的思想结合起来，将政府公共支出同时作为存量和流量两种形式引入模型。
假定生产函数为：
通过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可得到社会计划者经济的经济增长率、最优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及最优公共支出结构。根据分权经济与社会计划者经济的对比，可给出最优财政政策。值得注意的是，Ghosh和Roy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广义的模型，其可以退化为Barro模型或Futagami等模型。根据上述模型设定，若a=0，则上述模型可以退化成Barro模型；若a=1，则上述模型可以退化成Futagami等模型。
三、最优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分析框架
分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最优比例问题，实际上是最优公共支出结构问题。现有的考察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主要是在Barro[3]和Devarajan等[13]基础上拓展的。本文给出这两篇文献的基本框架，并对其主要结论作简要陈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给出的两个考察公共支出结构的框架都是次优框架，我们可以按照Turnovsky的思路求解社会计划者经济中的最优公共支出结构。
(一)Barro[3]的框架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可知dγ/dф>0，即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率来得越高。因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进入生产函数，可以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消费性公共支出进入效用函数，不影响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因此，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例越高，资本边际回报率来得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
(二)Devarajan等[13]的框架
Devarajan等[13]将公共支出分为不同类型的生产性公共支出，给出如下的总产出函数：
政府通过征收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收入税税率为т，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是：
根据上述推导，我们可知分类的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比例取决于分类公共支出生产效率的对比。特定公共支出的生产效率越高，对总产出的贡献越大，则该类型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比例来得越高。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将Devarajan等[13]的思路推广到n>2种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情形。例如，我们假设有n>2种公共支出同时进入生产函数，那么最优的公共支出结构同样取决于各种类型公共支出对总产出贡献度的大小。
四、多部门增长框架下的研究
上述考察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都是在简单AK框架下进行的。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将上述思想推广到多个部门的内生增长框架下。多个部门内生增长框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是Lucas[5]的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以及Romer[16]的R&D驱动经济增长的经济。本文在这两个框架下引入政府公共支出，从而可以考察最优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及最优公共支出结构。下面我们将给出社会计划者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将如下的分析推广到分权经济的框架下。
(一)Lucas[5]框架的拓展
Lucas[5]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给出了一个包含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两部门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在Lucas[5]框架下引入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从而考察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公共支出结构。
(二)Romer[16]框架的拓展
Romer[16]认为R&D推动的知识积累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们可以在Romer[16]的基础上引入政府公共支出，从而考察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社会计划者面临如下两个预算约束方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可以将上述分析思路拓展到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增长框架下，进而在多部门增长框架下考察最优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问题。例如，严成樑等[17]在Howitt和Aghion[18]的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引入两类生产性公共支出，考察了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五、结语
本文回顾了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几个基本框架。事实上，由这些框架可以考察其它问题。例如，现实经济中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支出。因此，我们可以借鉴Barro[3]、Devarajan等[13]、Ghosh和Roy[10]的思路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估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优公共支出规模以及最优公共支出结构问题，较为重要的研究见Gong和Zou[19]。此外，尽管政府公共支出具有非排他性，但却具有竞争性。因此，可以上述框架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拥挤效应(congestion effect)。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框架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的基本设定。例如，严成樑和龚六堂[1]在Barro[3]的框架下内生化劳动力供给，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倒U型关系的结论可能不再成立。因为政府公共支出不仅可以通过影响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影响劳动供给来影响经济增长。而Barro[3]中劳动力供给是外生的，政府公共支出只能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来影响经济增长。尽管如此，这些模型为我们考察政府公共支出问题提供了一些基准(benchmark)的框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宏观公共财政问题的认识。
注释：
①关于文中各模型结论的详细推导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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