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日本论文,海洋论文,徽商论文,土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代徽商在海外的活动，国内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明代中叶（特别是“海禁”和“倭寇”的问题上）。本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注：《新安商人的研究》，原文载《东洋学报》第36卷一、二、三、四期，1953—1954年，傅衣凌、黄焕宗译，又载《徽商研究论文集》，《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页190。）。1984年， 松浦章先生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海事资料（主要是汪姓铜商的史料），首次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进行海外贸易的事实。这是专门研究清代中日贸易中徽州史迹的主要论文（注：原刊《史泉》第60号，1984年8月。赵中男译、 薛虹校，见刘淼辑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页457—474。松浦章和其他学者涉及于此的论文，详下文各注。）。此外，管见所及，零星涉及于此的学者还有山胁悌二郎、刘序枫等人的论著。不过，从总体上看，清代徽商在海外活动的情形仍然不甚了了，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通过介绍两份徽商史料——《唐土门簿》和《海洋来往活套》，收集中日两国的随笔、笔记、碑刻、墓志、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勾稽清代中日贸易中的徽商史迹，考察苏州、徽州与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最后指出：明清时代东南地区徽商的文化活动，带有强烈的商业动机，并不仅仅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行为。重新透视这些活动，应当置诸整个东亚贸易的背景中去考察。
一、《唐土门簿》介绍
《唐土门簿》全文约八百余字，见于“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特刊”第三《视听草》（注：《视听草》系江户时代幕臣宫崎成身所编，汲古书院1984年11月版。）四集之三，页380—182。全文如下：
戊寅正月门簿
汪八老爷印 文琪申衙前
天后宫王法师邻 独慎西字号
郭大爷 印 龙图邻 置器店
吕相公 印 成蓬
申大老爷印 瑶 苏州府差贺
谷大爷 印 志斌麒麟巷
江大爷、叶大爷 印 启垣、裕祥 嘉利
金大爷 印 律和
汪大爷 本川
程大爷 君怀
徐大爷 德纯
孙大爷 云卿
蔡大爷 佩川
汪二少爷印 士镗申衙前
汪老爷 印 永增义慈巷
谷六爷 印 志敏麒麟巷
李太爷 印 景峄元和县差贺
程太爷 印 永圻长善浜
汪老爷 印 敬 木梳巷
邹师爷 印 本 六宅巷底丑衖
夏大爷 印 大梁洞泾桥内染坊
黄、李相公 印 永龙、秉智 邻 信茂布店
毛相公 印 士坤对邻置器店
江逢科相公 西邻银匠店
罗映浩相公 西邻
汪捷大爷邻 东阳
张运贤相公 后邻
许大摸、周鸿志相公 邻丰
吴在爷 印 锡禄源通
程七爷 印 振国猛将
江大少爷印 启堂黄家巷
潘继勋总管 寓打线巷聚星栈
陈国樑大爷 打线巷聚星栈主
程大爷 锡祚 乾裕
许大爷邦基
沈大相公印 广和南水衖口
周大爷 印 正楷
吴二太爷印 维枋张广桥 飞帖
郑相公 印 朝阳如意栈
汪十二老爷 印 文玢殳家墙门
陆大爷 印 芮 承志当东邻
汪大爷 印 炯
佳山塘新桥下塘外小桥大悲庵前
汪二老爷印 元炜六宅巷口
洪二少大爷 印 兆麟石塔头
顾大爷 印 兆熊
陈书竹、毛学仁、方良翰三位大爷万成药行
陶大爷 印 奕照 南濠谈家巷祗园庵西嘉利行
周大爷 印 克谦 殳家墙门口
何大爷 印 熠李继宗巷内徐墙衖
赵大爷 印 元湘 潮源糖行
杨四老爷印 思远 菊花亭
沈大爷 印 传玉 通义号
程大爷 印 守增 虎阜太子坞头
陆二爷 印 大琛 马路
颜大少爷印 崇耀 江村桥
沈绍文、袁荫椿、黄朝钟三位大爷
潘大爷 印 钫德利药行
张昌国、钟桂大爷 聚吉号
洪大少爷印 光麟 百花巷
钮大相公印 文桂 猛将衖底外小桥东
杨与仪大爷神仙庙西口杨万和毡店
周大爷 印 文璧 圆照衖
郑大爷 印 季堂 裕全栈
吴吉泰、管恒丰大爷 恒丰 袋店
赵大爷 印 承燕 南濠地水衖口
郑大爷 印 耕堂 兴化会馆
金六爷 印 溥葱菜河头
程大爷 印 澜
邱福林相公 叩贺 算盘巷
颜二爷 印 懋江村桥
孙五爷 印 大润 永兴衖
杨大爷 印 元培 施家浜源顺钱庄
盛大爷 印 应魁 潮盛糖栈
二、《唐土门簿》的初步考释
1、名称、年代及内容
（1）“唐土”是江户时代（1603—1867 ）日本人对中国的习惯称呼，如《唐土名胜图会》、《唐土训蒙图汇》、《唐土行程记》和《唐土俗谣》等；而“门簿”，据清嘉道年间吴县人顾禄的描述是，“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门首设籍，书姓氏，号为‘门簿’。”（注：《清嘉录》卷一“正月·拜年”条，“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页5—6。 ）这种正月于门首设“门簿”的做法，在东南一带极为普遍。如在杭州，清人舒绍言等所撰的《武林新年杂咏》一卷中，也有“门簿”一条谓：“贺客沓至，设门籍书姓名薄，签标曰‘留芳’，或曰‘题凤’。铺家设籍门外，以红笺束葱茎松段压之，取葱笼松茂之意云。”（注：《丛书集成续编》第155册“集部”，上海书店1994年6月版，页91。）显然，“门簿”也叫“门籍”，亦称“题名录”（注：仁和姚思璋《门簿》诗曰：“奔走真如织，涂东又抹西。金兰从簿点，凡鸟到门题。家有一编置，名应千佛齐。（原文小注：亦谓之题名录）还看飞帖在，彩笔未曾提。”（页115））。 该条之下收录有多首有关门簿的诗句（注：其中一首周心罗的《门簿诗》这样写道：“推排甲乙依新历，比例春秋仗小胥，点鬼不劳勤吐握，求郎何必尽迁除。”（页92））。清钱塘人吴存楷的《江乡节特诗》中，也有“门簿”之诗，其注曰：“设簿门外，来贺者书中其上，不入门，并不投剌，亦有用名纸者，多不亲至。”（注：《丛书集成续编》第52册，页805。）这是江南的情形。又如在江北， 真州（即今江苏仪征）一带，也有设门簿的做法：“主人高第纵深闳，讵比慈恩寺里行。底事薰风吹若醉，认来塔下自题名。”（注：[清]惕斋主人《真州竹枝词》，引自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第二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页1382。）不仅南方如此，北方亦有类似的习俗。清人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咏·风俗门》中，有一首拜年诗这样写道（注：引自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第一册，页225。 ）：“家家名柬贺新年，门簿书来住址全。惟有工商尤简便，全从门隙递红笺。”上述《唐土门簿》中的吴二太爷之后，写有“飞帖”的字样。据《清嘉录》曰：“有遣仆投红单剌至戚若友家者，多不亲往；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注：《清嘉录》卷一，页6。）
《唐土门簿》之前的一份资料，题名为“兰妇（文政十二年长崎到着妇人肖像并赞，刊本）”，“兰妇”是指一位荷兰人的妻子，文政十二年相当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在江户时代，长崎是“锁国之窗”，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来日贸易，故而两份资料胪列在一处，应当都是与长崎贸易有关的史料——据此推测，《唐土门簿》应当是来航长崎的中国商人所持有的一份人名簿册，其中反映的是与该商人有关的苏州批发商的姓名、住址。
（2）《视听草》的作者宫崎成身之生卒年代不详， 但他活跃的年代是在弘化四年（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到安政五年（1858年，清咸丰八年）前后。因此，《唐土门簿》提及的“戊寅年”，当指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日本宝历八年）或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文政元年），从《门簿》中可考的人名汪永增（详下）来看，似乎以嘉庆二十三年较为合适。
印：《唐土门簿》中“印”的后面是人名，这在《明安调方记》中也有例证。《明安调方记》是记载日本明和、安永年间（相当于清乾隆中叶）长崎贸易的贸易方法、商事习惯的史料。书中有“唐印纸”（当为收录唐人印章的纸），载有“裕通”、“张伯”、“伯石”和“元隆”等，与《唐土门簿》相似（注：《长崎县志》史料编第四，吉川弘文馆1965年3月版，页534。）。
（字）号：当为商家的字号（注：关于字号，参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后记”（洪焕椿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页397。）。《明安调方记》载有“缩绵印”和“纱绫印”。 “缩绵印”中，有“天锡字号”、“德隆”、“泰来号”和“咸须字号”等；“纱绫印”中有“天锡号”、“天吉号”和“鼎昌字号”等。后者最后还注明：“元吉选置／定织上 增润濮大花绸 程合顺号选置 谦吉号”（注：《明安调方记》，《长崎县志》史料编第四，页495。 松浦东溪著《长崎威信集览》卷13“唐国通商之事”中，也有“濮院绸”。（见森永种夫校订，“长崎文献丛书”第二集第三卷，长崎文献社1976年3 月版，页364）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苏州画家徐扬的《盛世滋生图》画卷，共画有230多家市招的店铺， 其中就有“濮院宁绸”的字样（见马里千《吴·苏州·苏州城》，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 期），从姓氏上看，程合顺当为徽商。）。
2、地点分布
《唐土门簿》中所见的地名都是苏州的地名。如“殳家墙门”，据顾禄的《桐桥倚棹录》描述：“在新桥西”（注：《桐桥倚棹录》卷7《场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版，页102。）。而据《苏州市地名录》（江苏省苏州市地名委员会编，1982年4月， 下简称《地名录》）则作：“在山塘街至知家栈。”又如，资料中有许多带“衖”的地名，如丑衖（今作丑弄，据《地名录》页45，在潘儒巷至混堂弄）、猛将衖（《地名录》页41，猛将弄，在卫道观前至混堂巷）、圆照衖、南濠南水衖口、永兴衖等。据《桐桥倚棹录》卷7 “场衖”曰：“吴人呼小径曰衖，应是弄之误。《篇海》：‘宫中别道曰弄。’《字汇》：‘衖，巷也。’”（注：《桐桥倚棹录》，页102。 ）显然，这份资料反映的地名完全是苏州一带的。根据对清代苏州城市景观的地理透视，棉布“字号”及为棉布加工的踹坊和染坊，都因水运之便，而集中在阊门外的上、下塘，这与本资料中的一些地名之分布也颇相吻合（注：高泳源：《古代苏州城市景观的历史地理透视》，《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页70。）。
3、《唐土门簿》所见徽商
《唐土门簿》透露了众多的商业内涵，涉及染坊、布店、银匠店、毡店、蔴袋店、糖栈、药行、当店、钱庄和置器店等（注：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月十五日立有《吴县布告保护置器业集德公所碑》，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页321。）。其中的“嘉利”、“启垣”、“裕祥”之类的字样，显然是商栈的名称。在江户时代的漂流民史料中，类似的名称屡有所见。就在这份《唐土门簿》之前几页，《视听草》收有一份《通船货册〈天明八年申三番南京船〉》（注：《视听草》四集之三，页371—272。天明八年（1788年）即清乾隆五十三年。）：
通船货物
计开
一元丰锦绉 十卷 计四百疋（内留染印花十疋）
一天吉花绸 七卷 仝一千四百疋
……
一同盛元青线缎，三箱，仝一百廿疋
……
一元丰哔叽，五箱，仝五十疋
……
一义昌花毡，廿捆，仝六百条。
此船的船主为“南京船主”程赤城（当为苏州徽商）等人。以上的“天吉”，亦见《明安调方记》及《琼浦偶笔》（注：平泽元恺《琼浦偶笔》卷6《交易》，页154。）。而“义昌花毡”，与《唐土门簿》中的“杨万和毡店”，可以比照而观。另外，文化六年《巳七番通船货物》中开有“万和红毡五拾卷”（注：《视听草》四集之三，页376。 文化六年（1809年）即清嘉庆十四年。），可能即杨万和毡店所出的红毡。其他的如“潮源糖栈”和“潮盛糖栈”，应当是潮州人所开的糖栈（注：松浦章曾指出：在对日贸易的港口乍浦，糖货半数取给于寓居当地的广东潮州商人。见《清代前期の浙江海关と海上贸易》表1 “浙江海关·乍浦搬入货物表”，《史泉》第85号，1997年1月。）； “万成药行”和“德利药行”，显然也与中日贸易有关（注：乍浦商人杨懋功《癸卯（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仲冬将之琼花岛（长崎）月夕乘潮东渡回望观山感而赋此》诗，有：“赤铜药物互通市（岛产赤铜，官商往采以供鼓铸），百余年来货殖腾”之句，原载沈筠《乍浦集咏》，转引自冯佐哲《略述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清史论丛》1993年，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页229。根据汪鹏《袖海编》的记载， 日本人当时的寿命很短，六十岁的就是上寿，崎人服药，每味不过一二分，至三四分为重剂矣。”（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页277a）所以经常向中国人请教长生之道。《琼浦偶笔》卷2记载， 徽商汪永（绳武）对药剂之事十分在行，作者平泽元恺还向汪鹏讨教。另，日本学者今井修平著有《江户中期にきける唐药种の流通构造——幕藩制流通构造の—典型として，《日本史研究》1976年第9期； 永积洋子《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解说6 ·输入品の变迁”（创元社1987年2月版，页27—28）； 松浦章作有《清代大黄の贩路につぃて》，《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3，1991年3月。）。
综上所述，《唐土门簿》所见的商业内容，主要有布匹、糖和药等。其中的商栈，颇像在浙江乍浦出现的那种“商问屋”（即批发商店）（注：松浦章：《乍浦の日本商问屋につぃて——日清にぉける牙行》，载《日本历史》第305号，1973年10月。参见徐明德《论17—19 世纪乍浦国际贸易港》，《中日文化论丛》1994年，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页56。）。其中反映的商业内涵， 与差相同时的苏州铜商资料也完全吻合。对此，十八世纪《漂着唐人滞在中日记》记载：
本船于去年七月间，装载纱、缎足（引者按：足当为“疋”，即“匹”的异体字）、药材、糖货等物，到长崎贸易明白，所配条铜等货回唐，开列于后。计开：
一条铜，一海带，一海参，一红菜，一鲍鱼，一铜，一鱼翅，一铜盆，一柔鱼，一漆器。
以上所 货物申报
乾隆陆年十二月 日
南京商人徐惟怀
骆西瀚
通船人名单 计开
徐惟怀，年四十五岁，苏州府，祀三官斋。
骆西瀚，年三十三岁，仝，仝。
程万元，年二十五岁，仝，仝，
……
上述的徐惟怀、骆西瀚二人，题作“江南苏州吴县採弁铜务商人徐惟怀、骆西瀚”。该份资料在另外一处出现的“南京商人”之下，则有三个人的署名，即顾振廷、骆西翰和程万元（注：载《冲绳县史料·前近代5·漂着关系记录》，冲绳县立图书馆史料编集室， 1987年3月发行，页96—97，页108。）。其中，程万元从其姓氏上看，可能是一位徽州商人。
表1：《唐土门簿》所见姓氏数（出现2次以上者）
姓氏 汪 程 周 江 吴 沈 郑 杨 谷 金 孙
数量 9
6
4
3
3
3
3
3
2
2
2
姓氏 李 黄 毛 张 许 潘 陈 陆 洪 赵 颜
数量 2
2
2
2
2
2
2
2
2
2
2
事实上，《唐土门簿》中所见最多的，应当就是徽商（指迁居苏州的徽州商人，本文提及“苏州徽商”的场合，均同比例），特别是汪、程二姓。另外，可能是徽商的还有江、潘、洪、吴等氏。关于苏州的徽商，以往学者已屡有涉及，本文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收集资料加以探讨。
（1）汪氏：《唐土门簿》中出现的汪姓商人共有九名， 即汪八老爷（文琪）、汪大爷（本川）、汪二老爷（土镗）、汪老爷（永增）、汪老爷（敬）、汪捷大爷、汪十二老爷（文玢）、汪大爷（炯）和汪二爷（元炜）。由于手头缺乏完备的汪氏族谱资料，我未能一一找出这些商人的相关资料。不过，其中可考的人名有一位——汪永增。
《唐土门簿》中的汪永增住义慈巷，据《地名录》记载，位于宝莲寺至上塘街，这里属明清时代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关于汪永增，管见所及，山胁悌二郎先生在《长崎四唐人贸易》中就曾提及：“继程洪然的汪永增，是程洪然的姻戚，似乎也是淮北的盐商。他的任期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文化十三）为止。”（注：见《长崎の唐人贸易》第二部分之十四《办铜官商の十二家额商》，“日本历史丛书”6， 吉川弘文馆1972年10月版，页186。）。后来，松浦章氏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考察。根据他的举证，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16年1月18 日）一艘中国船漂落到琉球中山朝统治下的大岛，琉球官方调查说：“据装商汪小园等禀称：园等系江南苏州府长洲县商人，……商局主汪永增，蒙各大宪奏准，往东洋采办洋铜，以资六省鼓铸。……”而据中国方面的记载：“……缘汪小园系江南休宁县人，代伊堂兄官铜商汪永增官船前往东洋，……。”松浦章认为：汪永增是休宁人，居住在苏州府长洲县，显然是汪局办铜官商无疑。他在经营中日贸易期间，共派出十一艘船前往日本长崎，嗣后，可能是由于其他官商的取而代之，汪永增遂退出了长崎贸易的舞台（注：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页470—471。关于中日贸易中的徽商汪氏和程氏，以往学者多有涉及：松浦章《长崎贸易になける在唐荷主につぃて——乾隆—咸丰期の日清贸易の民商》，《社会经济史学》第15 卷第1号，1979年6 月：刘序枫《清日贸易の洋铜商につぃて——乾隆—咸丰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办铜官商一览表”，载“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15，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1986年12月。）。
除了汪永增外，《唐土门簿》提及的其他几位汪氏，应当也都是苏州徽商。据清人董国华所撰的《资敬义庄碑记》：“吴中自明建有申庄、陈庄，文定、文庄之为也。厥后闻风起者，曰戈，曰陶，曰潘，曰江，曰丁，曰汪，尝为海内先焉。（注：《程氏支谱》“碑记录”，清程为烜等撰，光绪三年（1877年）续修资敬庄活字印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其中的汪氏义庄，苏州《吴趋汪氏支谱》卷首收有冯桂芬的《汪氏耕荫义庄记》，文曰：
……今义庄之设遍天下，吾吴为公（引者按：指范仲淹）故乡，闻风兴起者宜益众。乃素封有力之家，奚啻百十数，而合郡城之广者，仅十余族。嘻！盖其难也。封翁汪小村、紫仙两先生，奉尊甫中议大夫雨村先生遗命，谋于族，倡义庄之议。从子嘏庭封君等若而人，咸欣然从之，捐常稔田一千亩有奇，又糜白金千流，于郡城西偏申衙前购屋一区，建宗祠，立耕荫义庄。春秋飨祀，岁月要会，咸于是乎集。……（注：《吴趋汪氏支谱》（清汪体椿等撰，宣统二年重修，耕荫庄活字印本》第一册，卷首，页1a，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吴趋汪氏迁自徽州歙县的坦川（当即今歙县西部郑村乡的坦头），文中建立耕荫义庄的“郡西偏申衙前”，也见于《唐土门簿》中的汪八老爷、汪二少爷名下，由此可以肯定此二人确系徽商。
（2）程氏：《唐土门簿》中出现的程姓商人共六名， 即程大爷（君怀）、程太爷（永圻）、程七爷（振国）、程大爷（锡祚）、程大爷（守增）和程七爷（澜）。上述的程大爷有三名，程七爷有二名，显然来自不同的家庭。我查阅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几部程氏家谱（注：除了前引程为烜《程氏支谱》外，还有以下几部：《程氏宗谱》十四卷，清程忠讬等编，同治六年（1867年）存子堂活字印本，二帙十六册；《新安篁墩程氏族谱》不分卷，清程熙等撰，钞本；《新安篁墩程氏世谱》不分卷， 清程熙等撰， 序于同治十年（1871年），钞本；《新安程氏支谱》六卷，清程昽等编，光绪三一年（1905年）续修刊本，成训义庄刊，一帙六册；《程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民国程士杰等编，民国十三年（1924年）伊洛堂木活本，全五帙三十册。），仅找到一位与《唐土门簿》相同的人名，即程澜：
澜（元台子），字安波，号衡斋，太学生，州同衔，钦族旌义行，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奉旨建坊，春秋祭典。……乾隆辛卯十一月二十日生，咸丰丙辰二月初四日卒，年八十六。（注：《程氏支谱》第三册，“与仁公嗣子墨林公房世系图”。）
大致说来，族谱中某人被誉作“乐善好施”，一般都与商人的身份有关。而且，从年代上看，似乎也颇相吻合。
明清时代，从徽州迁居苏州的程氏支派很多（注：据《新安程氏支谱》（光绪三十一年续修刊本）记载，徽州歙县程氏有一支在明嘉靖年间迁往苏州。而据下引抄本《新安篁墩程氏世谱》（序于同治十年），则休宁山斗程氏于清顺治初年（或康熙年间）始迁苏州。光绪三年《程氏支谱》“世系图”载，一世程晹（明宏治丁巳生，宏治丁巳即弘治十年，1497年，卒年无考）由徽州休宁之荪溪迁居苏州府城。后两派虽同出休宁，但迁徙时间不同。），从事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商人应当不乏其人。据抄本《新安篁墩程氏世谱》（序于同治十年）卷四“山斗派”之下记载：
一世，迁吴始祖，讳镧，字逸亭，顺治初年避难来吴，布业起家，为迁吴祖。
……
三世，讳槤，淑子，更名洽孙，字越庭，号桐溪，往来日本国贸易，家财巨富。乾隆年 月日生，娶金氏，卒葬观音山。有四子，炳仁、炳义、炳礼、炳信。
山斗迁吴程氏世系图（据《新安篁墩程氏族谱》“山斗派”）载：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镧——淑——槤塝——炳仁——嗣子泰基
关于一世祖程镧，《新安篁墩程氏世谱》的作者程熙（六世）说：“吾五世祖逸亭公，康熙间从新安休宁山斗来吴，布业起家，居金阊南城下，后因子孙渐增，迁至城中（注：卷3“续钞谱序”。）。 始迁年代虽有歧异，但亦明确指出，从山斗迁居苏州的程氏是从事布业的徽州商人。其中，有人在乾隆以后因中日贸易而累赀钜万。
关于苏州的布商，范金民先生曾指出：“（在苏州）从事布匹贸易的主要就是徽商，其人数及其财力甚至在当地的苏州商人之上。……布店字号的自明入清由松江转入苏州，反映了苏州布业地位的愈益重要，也反映了苏州徽商的势力在不断增大（注：《明清时期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见《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页221—222；参见《徽商研究》页99—101。）。在苏州徽州布商中，程、汪二姓为数至多，今据碑刻资料列表如下（注：资料来源均引自《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而53—54、页55—57、页65—67、 页69—71、页74—76、页301—302和页80。）。
表2：苏州徽州布商中的程、汪二姓
布商总数 程氏 汪氏 年代
2191康熙九年(1670年)
76
198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
69
156康熙四十年(1701年)
72
172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43
14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
459 乾隆四年(1739年)
822乾隆十三年(1748年)
2442道光十二年(1832年)
上述道光十二年的碑文，写明“发新安会馆竖立”（原碑均立于苏州阊门外的新安会馆）；乾隆十三年碑文中出现的商人共8名， 徽商占6名，而且，汪、吴二姓都是徽商。康熙九年的碑刻中， 还出现了“徽州布店”的字样。因此，在本文中，我将来自苏州的程、汪二氏，一般都判定为徽州人，其中纵有个别误断，但想来总体上离历史事实不会太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