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祦先生的档案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档案学论文,陈兆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兆祦先生是新中国档案学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专修班的第二年(1953)就走上了人大档案系讲台，开始踏入档案学专业的教学与理论研究领域，历时40载。即使离休后，陈先生仍十分关注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孜孜不倦地从事着档案学理论研究，笔耕不辍，时常有论著问世。陈先生在档案学理论研究方面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鲜明的见解，他的档案学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有些思想不仅为现代档案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而且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1 陈先生的档案学思想与成就
纵观陈先生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其档案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最突出的是文件论思想，这是先生始终坚定不移的。其次是档案管理思想，这是先生在多年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形成的，奠定了现代档案管理学理论的基础。第三是“洋为中用”思想。先生常利用出国时机，学习国外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并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档案学理论比较研究，以振兴中国档案事业，提高中国档案工作水平。
1.1 “文件论”思想[1]
文件论思想是陈先生在认识档案形成与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文件生命周期思想而逐渐形成的。文件论的主要观点认为，文件是人们为了处理事务(包括相互联系、记载事物、表达意志、交流情况等)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材料(与这一观点相应的，认为文件是物化信息，是信息与物质的结合体)。档案都来之于现行文件，档案是由文件组成的，档案是文件的特殊部分。文件的使用标志着人类已进入文明社会，文件的普遍使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图书、报刊以及其他信息记录材料形成之初，一般也经历了作为文件的过程。
先生认为，文件产生于各个组织或个人，是大量的、多种多样的，互相又是有联系的、共有的或共同使用的，有一个科学管理问题需要研究。从宏观来说，要研究国际的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文件的制作、使用贮存问题；从微观来说，要研究一个机关、一个企业、一个学校或其他任何一个单位、个人所产生与收到的文件的管理问题。从横向来说，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行各业使用的各种门类、各种记录方式、各种制成材料的文件管理问题；从纵向来说，要研究文件在制作、使用、贮存和开发利用等不同运动阶段的管理问题。总之，整个社会的文件(包括所含信息)的管理，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应该加以综合研究。
在此思想认识上，陈先生还提出了文件运动周期原理。他认为，文件从其产生至消亡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文件的制作阶段，文件的现实使用阶段，文件的暂时保存阶段，文件的永久保存阶段。文件的这四个运动阶段是互有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有着不同的特点。对于文件的管理，既要根据文件运动不同阶段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原则与方法进行特别的管理，又要将其作为一个系统实施“一体化”管理。
1.2 档案管理思想
陈先生的档案管理思想主要来源于教学实践，而对档案工作实际问题的关注则激发了形成这一思想的灵感。先生的档案管理思想最早反映在1962年作为内部交流教材出版的《档案管理学》。这部教材是由陈兆祦先生在历年档案专业教学中使用的讲义的基础上主编而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版的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学教材。”1980年曾修订。此书基本内容有两部分，一是有关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基本理论；二是有关档案管理——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和利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1982年陈先生与和宝荣先生合著《档案工作基本知识》。1986年，陈先生与和宝荣先生共同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管理学课程的一本基础教材。这本书主要吸收了前《档案管理学》、《档案工作基本知识》的研究成果，将基本内容增至四部分，较前丰富。“这三本教材对我国开展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和普及档案学知识，起着重要作用。”[2] 随着时代的发展，为适应档案工作的需求，《档案管理学基础》一书又曾于1996年、2005年两次修订，重印多次，可见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之大。限于篇幅，本文仅对陈先生最为突出的档案管理思想予以论述。
1.2.1 对档案及其本质属性的认识
若对档案管理理论进行研究，必先对档案概念有清晰的认识。陈先生对档案定义有着独到的见解。根据我国的习惯和现实经验，构成一个比较科学的档案定义，应该包括以下四个要素：一是指出档案的属性——说明档案是什么；二是指出档案的来源——说明档案是从哪里产生的以及档案的形成原因；三是指出档案的形态——说明档案是什么样的，以及档案的范围包括哪些东西；四是指明档案的特点——说明档案的基本性质是什么以及档案区别于其他资料的主要特征。[3] 为此，他这样认识档案：“我个人对档案定义的看法，仍坚持传统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表述上，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和参考外国的档案定义，主张分两段下定义：首先给文件下定义，认为文件是组织或个人(即‘人们’)为处理事务(即‘办事’，包括相互联系、交流情况、记载事物、表达意志、总结经验等)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材料(即‘物质材料’、‘物体’)。其次给档案下定义为保存起来以备查考(即‘存档’、‘归档’)的文件。前者用以区别其他记录有信息的材料(如图书、报纸、刊物、音像出版物等)，后者用以区别其他文件(如正在制作中的文件、正在现实使用中的文件、没有保存价值或不需要归档的文件等)”。同时，先生还提出文件作为档案保存一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处理完毕、具有查考价值、集中保存起来。为了管好档案，他着重提出“必须下功夫研究文件，特别是掌握文件的生命周期”[4]。由此可见，陈先生认为档案与文件密不可分。
在档案学界，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陈先生通过多年研究和思考，认为，档案只是文件中的一个特殊部分，与一般的文件有所不同，仅仅原始记录性还没有反映出它的重要特性。“归档保存以备查考”才真正揭示出档案与一般文件不同的特性，应该是档案的本质属性。
认清档案的本质属性十分重要，对档案工作实践有着现实意义。陈先生认为，文件主要处于收藏、保存、储备状态下(为以后、将来查考使用)时才成为档案。对于档案来说，收藏、保存、储备(特别是长久存世)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没有收藏、保存、储备就没有档案。档案管理不仅要“以利用为纲”，更要“重保管”。没有那些既默默无闻又伟大的档案工作者们历尽千辛万苦地将档案保存下来，何谈开发利用？！电子文件的出现，对于文件、文件管理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重大进步，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但是，对于档案、档案工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要将电子档案、数字化档案长久地保存下去并非易事，恐怕比传统形式的档案要困难得多。认识到档案的这一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1.2.2 对档案鉴定问题的认识[5]
档案管理理论中，档案鉴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文件制作越来越容易，从而使得文件数量也越来越大。因此，新时期档案鉴定异常重要。先生认为，档案鉴定是决定档案命运和决定档案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先生主张加强文件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研究和制定，认为这不仅是做好现时档案保存价值鉴定工作的关键，是世界各国档案工作的共同经验，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能促进文件的形成和提高文件的质量，使其具备完整的构成要素和便于长远保存。据说先生曾有编纂一部附有保管期限说明的《中国文件大全》的想法。
其次，先生认为，加强档案保存价值鉴定工作，一要建立专门组织和专业队伍；二要仔细研究各类、各种档案的保存价值和保管期限，加强档案宏观鉴定；三建议引进“必要文件”概念，建立“必要档案”管理机制，即增强忧患意识，自觉做好“必要档案”的特别保护。
1.3 “洋为中用”思想——积极借鉴外国档案工作的先进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
在以上论述陈先生的部分档案学思想和成果中，可以发现，这些思想和成果不同程度贯穿着更深层的思想——“洋为中用”。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陈先生积极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档案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文件论和档案鉴定理论等。然而，这一思想则更多地体现在他所倡导建立的比较档案学理论中。先生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反映在他1985年主编的《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一书中，此部著作于1995年又增添了大部分内容，修订为《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此两书的出版曾得到我国档案界领导人的赞许和鼓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王刚同志曾为《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作序。先生原计划2006年出版《一百国档案工作概况》，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后因健康原因而作罢。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陈先生和同仁们就一起开始拓展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比较档案学。这可以说是建立在“洋为中用”思想之上的一种外在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我国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与外国同行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密切，为开展中外档案学理论比较研究迎来了有利时机。
比较档案学是对比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时期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通过中外档案学理论比较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掌握本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特点，探索档案工作领域中的一般规律，而且能够分析各国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状况、特点，在此基础上取长补短，促进本国和世界档案事业的发展。陈先生认为，比较档案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比较法为其主要研究方法，学科体系从比较的角度，按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课题进行结构设计。如不同国家的档案管理体制比较，档案学理论和方法比较，档案保护和档案教育比较等。二是研究内容综合性。比较档案学不仅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方法进行比较，而且也对档案事业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管理体制和制度、组织体系，以及档案事业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背景等诸多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内容涉及整个档案事业的领域，需要借助各学科的知识进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三是研究范围的国际性。它的研究范围不能限于国内，而是跨国界的。其研究除了中外比较之外，还包括外国国家之间的比较。这样不仅便于对国外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借鉴，也可促进国际档案学术交流。[6]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先生花去不少精力协助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档案学著作，如美国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英国库克的《档案管理》、加拿大泰勒的《档案材料的整理与编目》、印度凯思帕利亚的《档案材料的保护和修复》等。此外，先生还协助中国档案学会对外联络部和《档案学通讯》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外国档案法规选编》。
陈先生的“洋为中用”思想不仅体现在其研究成果上，还始终贯穿于先生的行为表现当中。他出国探亲、访友，不只是游览异国风光，而是想方设法花大量时间参观美国、日本的档案馆和设施，参加他们的会议，研究他们的档案管理经验，购买档案书刊、资料和档案装具。这一切都是先生自费进行的，未花公家一分钱。这也是本文下面要谈到的先生的一种档案情结吧！
2 陈先生从事档案学研究的特点
2.1 档案情结深厚
陈先生从20岁接触档案开始，就与档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热爱档案教育工作，而且孜孜不倦地从事着档案理论研究。即便由于离休而离开教学岗位之后，他仍时常关注着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默默地工作，永不懈怠。深厚的档案情结深深渗透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为他从事档案学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
陈先生从事了40年档案教育工作，并深深爱上了这份工作。早些年，为了让每个学生掌握要领，学会操作，他把每个学生的实习卷宗自己先整理好后又故意弄乱，以便在学生实习过程中随时检查，这种准备工作很麻烦，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为使全国高校档案专业教师进修班的学生接触实际，他不顾行政事务的繁忙，亲自带领学生到京、津、辽、陕、川等省、市调查实习，并告诫这些即将走上岗位的教师们，回到各地以后要亲自参加一段档案工作的实践，这会更有利于今后的教学[7]。如今，陈先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有的成为了档案馆长，有的成为了教授。
现已76岁的陈先生除了锻炼身体之外，仍坚持每天下午阅读书报和档案专业期刊，关注着我国档案工作的现状和档案学术研究动态，对档案管理工作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书写论文以发表自己的看法。离休至今，先生几乎每年都有论文发表，仅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就达20多篇。此外，先生还主编了若干部著作，如前面提到的《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以及后来的《现代档案工作实务》等就是在离休之后出版的。积极、乐观、严谨的生活和治学态度，以及深厚的档案情结，无时无刻不激励着陈先生，使之为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2.2 理论联系实际
陈先生从事档案专业教学与理论研究，无不从档案实际工作出发。在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中，为使自己教学实践和理论更加贴近实际，并锻炼自己从实践中发现新的理论动态的职业敏感性。陈先生经常抽时间去作调研，并坚持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大江南北各档案馆，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建议青年学者，研究问题一定要跟实际相结合，踏踏实实做学问。正因为他的档案学理论来源于实践，所以更经得起推敲和实践的检验。
从先生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来看，基本都是和实践工作紧密相关的，好多都是针对新时期的热点和棘手问题。例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建设，非国有企业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档案工作该如何进行成为一大问题。对此陈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非国有企业档案工作自主发展好。再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动，原有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已不适应当前形势，人事档案管理问题突现。对此，陈先生2003年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了《应当改革人事档案的“终身”制》一文，针对目前人事档案管理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很有现实意义。还有，许多单位将专门档案和有点特别的档案当作资料处理，陈先生发表文章[8] 提出意见。其见解之新颖，致使许多人难以接受，因而有人写文章加以反驳。据先生说，这是一个人问题，希望国家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予以关注。此外，先生还对新时期档案工作遇到的标准化、档案鉴定、文书档案整理以及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职权等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解决现实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先生非常注重档案学研究的实用性和掌握大量材料，在专心研究档案学理论的同时，还致力于工具书和资料的编辑。工具书编制和资料的收集编辑非常繁琐，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然而陈先生却乐此不疲。专业工具书和专业资料，对开展专业研究用处颇大，对实际工作也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从先生参与编辑出版的著作来看，工具书、资料书占有相当分量。如，1993年出版(1985年开始编纂)的由先生任常务副主编的《档案学词典》，1993年编著的《简明档案学词典》(与黄坤坊合作)，1996年出版的《中华收藏大辞典》(先生任编委、撰稿人)，1999年出版的《辞海》(先生任编委兼分科主编、撰稿人)，现在先生还担任着上海辞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大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1993年主编的《文件论与档案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集)，1997年主编的《中国档案管理精览》，1999年主编的《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第1卷，2001年主编的《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第2卷，等等。这些著作不仅系统总结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和理论，还介绍了外国档案工作状况，对了解中外档案事业发展基本状况以及进行档案学研究提供了便利途径。
综上所述，作为新中国档案学的开拓者之一，陈先生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深的档案情结密不可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是先生做学问的突出特点，而他深厚的档案情结使之至今仍孜孜不倦、默默耕耘。这种精神和态度无不令我们新一代青年学者感动。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一些研究生前去拜访，陈先生还写下几句话与青年档案学者共勉：“继承传统，调查实事，解放思想，追求真理。”这十六个字，也是先生一生治学态度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