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族时代的欧洲民族国家
——一个难以超越的历史阶段
洪 霞
内容提要 虽然欧洲一体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但欧洲仍是由许多民族国家组成，这一局面并没有被后民族时代所改变，民族国家仍然是欧洲的基本单位。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这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至关重要，欧洲层面上的公共领域能否产生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作为欧洲社会支柱的福利国家，其实施依然存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封闭性。而在文化层面上，欧洲认同号称“多元统一”，这种提法看似高深，实则揭示了欧洲文化认同的脆弱。鉴于此，民族国家仍将是欧洲难以超越的历史阶段。欧洲所能做的，不是进一步超越，而是扬弃民族国家的弱点，寻求民族国家与超民族实体之间的契合点。
关键词 后民族时代 欧洲 民族国家 公共领域 福利国家 多元统一 文化边界
有证据表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民族，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立宪的权力，这个证据只有通过“民族”概念的具体运用，才能成为提出反证的依据。如果“民族”的团结力量的确离不开一个“自发形成的”共同体的前政治信任基础，而且，这个基础似乎都已经被所有同胞在社会化过程中继承了下来，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民族……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我们”之间的团结，我们就无法解释公民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准备。只有在一个作为前政治的命运共同体的民族当中找到一种归属感，才能形成约束力，并激发出必要的信任，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关注自我的公民为何把自己的偏好置于国家权威之下，并承担了义务。①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
自2009年秋里斯本条约②被绝大多数欧盟国家批准，一直困扰欧盟的制宪危机暂告一个段落，欧盟的机制改革向纵深推进。2012年，欧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至2013年时已拥有28个成员国。昔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变成了“欧洲共同体”，再变成“欧洲政治联盟”。这样的奇迹，在全球化时代，正是由欧洲创造出来了，其目的在于超越民族国家时代的种种弊端：狂热盲目的民族主义、受迫害的少数族裔、武断划定边界、地方战争。只有超越民族国家，才能从民族、国籍和种族的局限中解脱出来，由此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的确，在过去几十年中，欧洲的一体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同民族之间交往密切，利益共享。
欧洲的这种政治形式，与美国有若干相似之处。不过，美国是一个由同样的政治文化和统一的语言而统一起来的多文化社会，而欧洲联盟则呈现为一个由多语言的不同民族国家构成的结合。即使这个结合更像一个联邦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部分主权的单个国家所组成的邦联，它也必然会拥有戴高乐所说的“各国家构成的欧洲”的一些特征。③于是，在一个这样的欧洲，迄今为止产生过重要历史影响的民族国家又将何去何从？它们还将保留强大的建构力量吗？这个问题引人深思。
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态是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形成的，现在已经遍布全球。它们是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中确立的欧洲国家系统的一个部分。黑格尔指出，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将走向衰弱。随着交通、信息、经济、生产、金融、技术和武器流通的全球化，特别是生态风险和军事风险的全球化，很多问题在民族国家范围内通过目前被普遍采用的主权国家间达成协议的形式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有必要建立和扩大具有较强政治行为能力的跨国组织，欧盟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它已经采取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理”模式，这被称之为“后民族结构”，正如哈贝马斯(J.Habermas)所说的，在全球化时代，“后民族国家结构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民族国家无法再用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重塑昔日的辉煌。”④
但是，后民族结构并不能因此改变欧盟是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事实。不同的民族国家各自拥有不同的民族意识，集中体现在各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和民族历史上。不管“后民族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民族国家依然是欧洲的基本构造单位。近几年以来，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波兰与欧盟的矛盾，又或是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要求，都见证了民族主义的力量。
3.3.1 鸿图嶂观花植物 观花植物是指其花或花序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植物，包括色彩鲜艳或色彩变化、花型奇特、花型或花序特大、植物姿态及花序优美、着生状态特别、芳香、花的质地特异等[13]。
因此，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社会界限和它的文化边界一样，容不得半分疏忽。今天，这种界限不断受到跨越国界的全球化过程的冲击。吉登斯把“全球化”界定为国际关系的紧密化，其结果导致本地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相互作用。⑦在通往欧洲联盟的道路上，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其说是因为不可放弃的主权要求，不如说是迄今为止民主过程只在它们的边界之内局部地发生作用。
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把国内的公共领域放大，就可以弥补欧洲公共领域的亏缺。只有当各国交往过程都保持开放的时候，欧洲公共领域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媒体必须把握到其他成员国争论的实质，并积极做出评论。这样，在所有国家里才会围绕着同样的对象、信息和理由形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由此可见，迈向后民族社会的一体化能否取得成功，关键不在于某个“欧洲民族”的实质，而在于建立起欧洲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网络。如果不能建立起扎根于共同的政治文化，包括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的政治公共领域，不能使各个政党都能自觉地遵守欧盟机构的决策，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欧洲政党系统，则超民族实体仍然不能替代民族国家。
欧盟在建设过程中，总是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运用民族国家建构手段来加强机制上的或者文化上的构建。这种做法，不难理解，毕竟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在历史上已存在了几百年，而超民族机构仅仅是当代世界的尝试之举。
书籍设计领域手工书籍教学内容的引入是建立在探索性和实验性等尝试的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注重书籍制作的材质和工艺，探索书籍制作形与神设计技巧的完美融合，以及领会书籍制作中观念性创作思考的应用价值。[3]书籍制作者要想实现书籍设计在书本内容编辑和排版上的独特个性，仅仅依靠感性的艺术直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有关书籍形态创作的有效元素和信息，来实现书籍设计者创意思维设计的增值，以突破设计者书籍制作的瓶颈，从而展现个性化书籍制作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
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建构，是指那些旨在传播共同的民族认同、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政策。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分别是民族(nation)层面的建构和国家(state)层面的建构。前者包括国内民族歧视的消除，国内民族仇恨的化解，国内民族平等的追求，国内民族团结的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建立，民族文化的寻根与重建，民族新文化的创造，等等。国家层面的建构包括：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维护，对民族身份(national-identity)的追求，国家民主政体的建立，国家内部进行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迈向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等。国家层面的建设，又被称为狭义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两者的结合，即采取诸如公民资格政策、语言法规、教育政策、公务员录用政策、兵役制度、国家媒体宣传、国家象征、国家假日、国家集权的措施，使得国家建构出一个政治共同体，以获得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稳定。⑥
民族学家指出，“民族”或者“国家”之所以成为归属，而不仅仅是在地图上随意标出一块地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公民机制、公开办公、代表公众的官员和世俗的教会，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有共同的、权威的规定，正是这些界定了国家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民族。二是共同的种族和文化、共同的语言和历史以及先辈的奋斗历程，这使得民族成为命运共同体，成为族裔血缘共同体。
从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主意志形成过程的功能要求应当在于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当中。所谓公共领域，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是民主法治国家实现其民主程序的一个机制，是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沟通的制度化渠道，是新闻、杂志、各种社会团体构成的非官方组织和机构的总称。在公共领域，人们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和政策进行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沟通和评判。⑧哈贝马斯指出：
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像整个生活世界一样，公共领域也是通过交往行动——对于这种行动来说，掌握自然语言就足够了——而得到再生产的，它是适合于日常交往语言所具有的普遍可理解性。⑨
这表明，公共领域作为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场所，带有生产性和普遍性，从而能够对国家立法产生影响，并为它提供普遍合法性基础。
政治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市民共同体，中介是大众传媒。要想克服民主不足的缺陷，就必须建立一个与民主过程步调一致的欧洲公共领域。民主合法化的基础在于制度话语过程和制度决策过程与非正式的意见形成过程在公共交往层面上的相互作用。这样，同样的议题在同一时间内就会引起广大公众的普遍关注，并激起他们从四面八方展开热烈讨论，进而形成一种公众舆论，使各种议题和立场产生政治影响。⑩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意见和意志形成的公共层面暂时还只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才得以形成。或者说，欧洲公共领域的未能成型，意味着民主意见和民主意志的形成过程在民族国家之外不会具有约束力。
与此相应，政治思想家们提出了两种理想的民族主义形式。其一是公民民族主义，它建立在认同感基础上，属于那些共享公民机制的人，他们被共同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这种诉求被哈贝马斯称为“宪法的爱国主义”。公民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是开放的，所有认可公民机制的人都可以自愿加入。其二是族裔民族主义，它强调由历史，甚至是基因决定共同体的自决，这种共同体具有文化上的和渊源上的归属感。⑤
AS-IV在慢性肾脏疾病的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更多的分子机制将有待研究证实。明确AS-IV治疗肾脏疾病的靶标和途径能够为其在肾脏系统或其他系统疾病中的应用提供依据。另外，已有研究表明AS-IV以剂量依赖方式防止足细胞凋亡和抑制肾脏纤维化[8,21,66]，因此有必要就其剂量和安全性问题做进一步探索。
欧盟建设过程中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在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看来，欧洲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从来没有一个头、一个大脑或一个中心，欧洲是成百万个大脑和无数的中心组成的。欧洲像是一个地方、地区、省区和国家大大小小的文化个体组成的集合体。欧洲几乎没有一种基础、一种统一性、一种秩序和组织原则能够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欧洲之所以为欧洲，就是因为它一直处于生态组织的无政府状态里。
有鉴于此，欧盟倡导的是一种所谓“多元统一”(Unity in diversity)的欧洲认同。欧洲联盟在尊重各成员国民族多样性、地区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其文化充分发展，并强调继承共同文化遗产。这就是说，欧洲认同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多元，一是统一。换言之，欧洲认同将在与各国民族认同相协调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和深化。这是欧洲知识分子们的理想。
The CuI film interface passivation layer was prepared on a p-type Si wafer by the successive ionic layer adsorption and reaction (SILAR) method[13, 15–17] due to its low cost.
以福利国家而言，福利制度的“排他性”使其具有特定的边界，而这种福利边界在民族国家与超民族国家之间也必然会产生逻辑上的排斥与包容的困扰。欧洲福利国家诞生于19世纪末，其目的是由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共同分担风险，实现社会财富向贫困人口的再分配。这种政策把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或全部人口纳入由政府权威支持的再分配计划中，对其中的人强加义务并给予权利；而对那些不符合进入要求的人则严格地限制进入。因此，福利国家政策无论在社会还是领土方面，都是有着明确的界限的，并且与个人身份的属性(例如雇员、失业者、老年人)相联系。民族国家由于其在一个给定的领土内是有约束力的，而且有着明确的成员身份和地域范围，成为福利国家政策的当然执行者。这意味着没有民族国家的公民权，便没有资格享受福利。福利国家的封闭性，使其在欧洲层面上必然遭遇困境。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指出，“福利制度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就越突出，欧洲福利国家的‘反移民’种族主义之活跃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根据表1中的数据，并按照公式(1)对lgtind与lgs进行线性拟合计算，可得到两者的关系式，结果如图8所示。
不难看出，对于广大欧洲人来说，虽然超国家机构的措施在越来越大的生活领域中涉及越来越多的公民，但公民角色只是在民族国家层次上被建制化。在现阶段，如果民族国家走向终结，那么每种政治社会也将随之走向终结，公民将在一个充满无名关系的复杂世界中无所适从。
除此之外，各民族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文化机构，包括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国家传媒、官方语言和文字、国家的法律典章，以及不太容易记忆但却无处不在的风光、美术、音乐、服饰、食品、娱乐消遣和民俗，都在加强着民众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依恋和忠诚。这些文化元素虽然有了相当大的变动，但仍然能够按照对共同价值、记忆、传统和象征符号的共同理解团结大众。从这个角度上看，从迥然不同的大众民族认同中架构更大的“超级民族的”实体一定会产生问题。为了转移这些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民众的忠诚与认同，并使它们执着于一系列新的共享的欧洲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需要建立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工程，辅之以相关的制度框架，从而在文化和情感空间中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欧盟的缔造者之一让·莫奈(Jean Monnet)曾说过，“如果我们重新开始欧洲共同体，我们将从文化开始”。
这或许也是今天的欧盟想在建制上超越民族国家时，更需要努力的地方。
进一步地说，如果政治公共领域迄今为止仍然是分裂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那么立刻就会引发下面的问题，即欧洲公民身份是否存在？这里不是指公民跨越国界的集体行动，而是指对“共同福利”的义务意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能看出，公民权也没能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对公民权概念做出最广为流行的阐述的，是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T.H.Marshall)，他将公民权利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发展于18世纪的公民权(财产权，公正审判权)；第二个方面是19世纪的政治权利的发展，这种权利是在民主政治坚持的选举和结社自由中以选举权的形式出现的；第三个方面，则是在20世纪，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以防止贫困、失业和疾病为目的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自然隐含着某些义务，其用意是确定某种成员地位。
20世纪后期，学者们在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之外，还加上了文化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应该建立在某些普遍性的需要基础之上。
欧洲的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多元的格局，希腊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日耳曼文化、诺曼文化等等，铸就了今天的欧洲。这种文化虽有它的统一性，但更多的是多样性和分散性。欧洲认同不能建立在基督教上，因为教会和国家已经分离，而且欧洲人对宗教也不太热衷。认同也不能建立在民主之上，因为民主是普世共享的价值。此外，由于欧洲对“种族”一词越来越敏感，要将认同建立在种族之上也很困难。
至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想捍卫一个欧洲经济认同更是不现实。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认为，欧洲认同和现存的民族认同是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关系，前者的发展是以对民族和族群认同的压制和损害为代价的。他说，“在思考不断增长的欧洲统一趋势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影响时，所有这些都需要铭记在心。很容易看出这种关系是界限分明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欧洲统一体越大，作为成员的每个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就越弱。”
由于认同是一种关系性定义，必然包含着“自我”与“他者”两个方面，现在的欧盟民族构成更为复杂，“欧洲认同”中何为“他者”的逻辑矛盾变得尤为突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巴尔干半岛，欧亚之交的塞浦路斯以及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都构成文化上的难题，对欧洲的地理边界提出深刻质疑。
欧盟是个重要的历史创举，它的未来发展有待于欧洲的继续探索，而这种探索必将会给世界其他区域提供重要的借鉴作用，带来更为乐观的期待。借用埃德加·莫兰的话，欧洲没有一个转型的预先计划，它没有一个能够指挥自己的神经系统。
欧洲的东部本身就是一条文明的分界线，也是历史上很容易穿越的地理边界，众多的民族东来西往，造成了今天欧洲东部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东正教国家，会是欧盟进一步东扩的目标吗？那么，高加索地区，穿越过亚洲西部的高加索东正教国家呢？
经历了长达2500年的碰撞和相互作用，现在欧洲的地图得以形成，混合着各种地区、国家因素以及共同的欧洲因素。欧洲在连续的变化中已经生活了很多世纪，在一个“各种文化的持续相互作用中”，正如欧洲议会非常精辟地指出的一样，没有丧失多样性，却形成很多共同性。这些变化的结果已经定格在很多角色上——安提戈涅、浮士德、唐璜、尤利西斯，以及其他很多的故事、族裔、建筑、风景、城镇等等，它们都生活在欧洲人的“精神家园”里。这些来自不同民族、来自不同的公民文化生活的角色和故事，毫无疑问是“一种人民欧洲的丰富而显著的因素”。
为了寻找共同的文化遗产意识，欧盟加入了一些使这些文化繁荣的因素。所谓共同文化意识，就是要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寻求路径；要在包容“他者”和消失其间之中寻找路径，要在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消退之间寻找路径。对于欧洲联盟文化行动而言，如果优先考虑是在成员国文化和尊重促进多样性的共同体责任方面，则沿着欧洲意识的方向前行是很困难的。而且，如果找不到对于“共同文化遗产”的有效描述，那么创造一个欧洲意识也是很困难的。在其文化计划中引用的欧洲维度，将更多依赖于申请者的主动意识，而不是依赖于欧洲机制的政治行动。由此可见，欧洲机构在事实上是不能克服民族意识的，它将更关注于横向行动。所以，欧洲联合的推动者更多是坚持“认同”的概念，坚持建立在政治理论和政治整合这一大环境中的对“欧洲认同”的要求。他们认为，欧洲人更应该关注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有着一大堆欧洲层面上共享内容的、而且是有不同层次的复杂世界。
欧盟应当围绕一种有清晰的轮廓、有计划的欧洲文化政策去统一、去建立一种欧洲模式，在不损失多样丰富性的基础上用“神话的力量”去对抗民族主义，而且在对话、相互交换、包容他者上保持一种开放性。
加强欧洲因素的意识，是欧洲文化政策最应该关注的。
该监测方法的示意图见图3，它以光作载体，用光纤作媒介，感知和传输外界信号，使用范围广、时效性长，能够对大型滑坡实施全分布式监测，具有高灵敏度、信息量大、测试结果直观等优点，缩短测量时间达到准实时监测的水平，在工程取得了较好的监测效果[22-25]。BOTDR监测法虽然可以给出测线上任意位置的变形情况，但由于距离分辨率的存在，给出某位置的位移量是该位置附近一个距离分辨率内位移的平均值，因此对裂缝等突变位移变化不敏感。另外，同步协调变形是保证该监测方法精度的重要前提，这需要光纤要铺设在监测物表面，但易受到振动和岩土体的切割作用，发生断裂破损。
但是，短短十几年的所作所为，是无法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传统相提并论的。英国、法国、希腊、波兰等国家早就有深入到各个层面的民族文化，“欧洲认同”与之相比，其致命弱点是空洞无物和过于抽象。正如安东尼·D.史密斯指出，对现代欧洲的居民而言，似乎不存在有意义、有效力的、能够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的欧洲神话与象征符号。
欧洲整合毋宁说是加强了国家利益，超民族机构的作用在文化层面上还未完全彰显。
相关立法不完善。我国在转基因生物立法工作上逐步形成了基本框架，尤其是形成了以《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为基础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的相关配套法律体系。但是与北欧和南美国家相比，我国的立法还是相对比较滞后的[3]。目前，我国尚未颁布一套健全的法律法规，其他配套的立法层次相对较低，部分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以及公开性也比较低，内容上缺乏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再加上相关执法人员知识的欠缺等因素，导致转基因生物法律尚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现阶段，VR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为使VR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发展转变，提高VR与新闻间的融合度，需要利用VR技术的沉浸式模式对VR新闻进行改造。在传递新闻内容上的感官体验时需要对新闻的生产方式进行更新，并从新闻的各环节着手，设立多样化的VR技术，让VR新闻快速发展。为使VR技术更好地运用于VR新闻中，提高VR新闻的价值，需要深入认识VR技术的功能，准确地实现信息间的转换。
此外，要想建立一个欧洲政治实体，必须征求全体欧洲人的意见。只有当同意的意见占上风时，即便只是微弱的多数，欧洲这个巨大的实体才可能长治久安，才能够合法。假设在一次投票中同意者占多数，还应该看每个国家的投票情况。那些投反对票的国家要么退出欧盟，要么再着手进行另一个签署的形式。另外，一个国家投赞成票者占上风也不意味着人民就完全同意这项法案。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还是组成了一个双重联邦，一边是全体代表大会，另一边是每个国家平等占有席位的大会。民族国家的邦联只有在实现以下三个层次的代表形式后才能实现：首先是在每个国家内部，其次是在各国严格平等的较高层次，最后是单一实体的形式，每个国家服从总的统一代表。任何对这三个原则加以区别的中间道路都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因为它们从来分不清民族和邦联的利益。不过，妨碍邦联梦想实现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民族的长期性。相反，这种持久性倒是邦联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且，如果超民族机构能够使主权在民族范围内和世界范围内产生动摇，那还有什么必要想方设法扩大主权的影响呢？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推论：欧盟在建制方面虽然带来了全新的成就，但是民族国家与超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无论从公民民族主义还是族裔民族主义的角度，欧盟的框架尚不能替代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框架，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建构欧盟，必然遭遇重重困难。换言之，既然欧洲的民族国家在后民族时代依旧是个难以超越的历史阶段，民族国家的框架还将是我们认知欧盟以及它的所有成员国的一个主要体系。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换一种思维？超民族机构并非是民族国家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的扩大化，也无需用民族国家建构的方法来建设超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与超民族国家之间，我们不必采用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欧盟的经历促使我们思索：在后民族结构中，与其说超越“民族国家”，不如说“扬弃”民族国家。不是扬弃民族国家的规范性，而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和世界经济秩序。
俄罗斯地域辽阔，横跨欧亚两大洲，自诩为世界的“心脏地带”。俄罗斯的历史和民族构成决定了其文化与精神的丰富多样，在宗教方面，有基督教的诺曼人和斯拉夫人这些欧洲成分，也有拜占庭的东正教成分；在文化方面，则既具欧洲色彩的西方文化，同时也具有来自鞑靼人的东方因素。因此，俄罗斯兼具欧洲和亚洲特性，所以它对自己所具有的潜力和优势充满了信心和自豪，并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为处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使者。于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独特俄罗斯文明也就应运而生了。正如罗曼诺夫王朝的标志：一个有着同一个身体、但两只头分别朝向东西方的鹰。双头鹰在文化上的含义，正指向“文明使者”这个身份：在西欧人的面前它有着东方游牧民族遗留的豪放与野蛮，而在亚洲人的面前它又成了西方文化的代言人。俄罗斯究竟算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正宗的欧洲方面更不甚明了。欧盟一直都不愿意接受东正教国家，自然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客观上也反映了欧洲潜意识中对俄罗斯的排斥。但是，如果没有俄罗斯，即使仅仅从地理意义上讲，欧洲还成其为欧洲吗？
欧洲的变形还没有完成，我们既不是幼虫也不是蜻蜓，我们还在蛹壳之中。还有待决定性的努力。变形可能会半途而废，但它正在进行之中。明乎此，就是对变形的推进。
这番话虽然说在20年前，但在今天依旧是真知灼见。
①④[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3-114、93页。
②《里斯本条约》是在原《欧盟宪法条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被视为“简版”的《欧盟宪法条约》。它对欧盟的决策方式和机构设置等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③参见[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0、261页。
北美刺龙葵也是诸多植食性昆虫的“港湾”，增加了作物的染病率[5]，昆虫包括马铃薯甲虫、美洲马铃薯跳甲、马铃薯茎象甲、马铃薯尖翅木虱、红叶螨[6]。在美国西南部地区，北美刺龙葵正逐渐成为花生田里极具危害性的问题杂草，其在沙质土壤中与花生一样生长良好，与作物竞争养分。它的果实在花生中是一种杂质，影响花生品质的分级，还会引起干燥花生的腐败。但在花生田控制它非常困难，因为很多种控制措施都会影响花生的产量[7]。
⑤[英]尼尔·麦考密克：《民族需要国家吗？对自由民族主义的反思》，[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0-151页。
⑥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下)，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650页。
⑦⑩[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0、176、176页。
⑧参见毕芙蓉《超越民族国家——哈贝马斯“欧洲认同”思想研究》，马胜利、邝杨主编：《欧洲认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经分析，小麦的千粒重与磷肥的施用量显著相关。当磷肥用量70 kg/亩时，小麦的千粒重可达41.4 g，磷肥用量小于此值时，千粒重随着磷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大于此值时，则随着磷肥的用量的增加而减少。
⑨[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7页。
（2）建立公平合理的选拔任免制度也是非常的重要，这对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减少员工的流失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注重员工的个性发展，保持与员工的定期交流。对员工的价值观加以正确的引导。
见[英]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武迪、姜嵩、许文菲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0页。
Maurizio Ferrera,“Friends, Not foe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Welfare States”, in Anthony Giddens, Patrick Diamond and Roger Liddle, eds., Global Europe ,Social Europe , Polity Press, 2006, pp.258-261.
秦晖：《反对种族主义：以自由的名义》，[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中译版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2页。
Mary Farrell, Stefano Felia and Michael Newman,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Unity in Diversity ,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137页。
通过平台化、共享化、集成化，实现了开发数据的自动实时采集，地质模型的自我更新，开发趋势的自我判断和预警，开发方案自动比选和智能决策，改变了1 个研究人员、1 台工作站、1 套专业软件“三合一”传统研究模式；大幅减少了管网场站配套建设规模，创建了中小型场站无人值守，大型场站少人值守的“王徐庄”模式。三年来，共撤销计量间、配水间598 座，累计减少各类设备设施586 台，减少油田生产管道2566 千米，进一步优化了劳动用工模式，劳动效率提升32%。
[西]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丽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0页；洪霞：《多元统一：欧洲认同的极限》，《欧洲民族》2010年第1期。
[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See Mary Farrell,Stefano Felia and Michael Newman,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Unity in Diversity , 2002, p.170, p.172, pp.172-173.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来验证结构效度。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KMO样本测量和Bartlett球体检测来判断问卷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KMO值在0.8以上，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水平(Sig.)<0.05表明可以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问卷的KMO 测量值>0.8，同时Bartlett球体检测的显著性概率<0.05，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见表3。
[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语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见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斌、洪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33-234页。
作者简介： 洪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oxena@163.com。南京，210023
〔责任编辑：姜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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