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空间论文,析索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索亚和他的空间热情
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的“第三空间”理论（注：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已由本文作者等译出，不日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当今的后现代显学之一。索亚本人是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出生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Bronx）区，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文化多元性表现得再明显不过的城区，他10岁时便已活像个街头地理学家。到21岁，他已经在锡拉丘兹大学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有20年光景，他为非洲的现代化筹划出过不少力气，先后在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和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担任过客座教职，教授政治地理学。回到美国后，先是在西北大学任教，1972年移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地域规划、城市政治经济学和规划理论至今。其间两度出任过该校城市和规划系系主任。近年来他致力于洛杉矶城市重建的研究，具体说是大洛杉矶的后现代化，这是索亚本人生活其中的城市。洛杉矶从分散的城镇村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城市之一，它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在学者还是在该城市居民中间都引发过争论。
从洛杉矶出发，索亚的视野进而扩展到城市和区域的普遍性研究。他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当前兴盛不衰的文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集中探讨阶级、种族、性别、性趋向等等问题与社会生活空间性的关系，反思由此凸现出来的差异和认同的文化政治。据索亚观之，过去30年里，城市的变化之巨史无前例。因此，人类当知晓我们面临的是怎样一种情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预测未来，控制当前的一味盲目发展。否则，失衡失调的局面势必将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发展既然木已成舟，事实上我们已没有可能回头，重新拾起传统的生活方式。索亚将之称为后大都市转移，一方面社会在飞速发展，急剧变化，令人目迷五色，一方面社会中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去向哪里。这就显出了现代人的悲哀。所以，需要新的思考和新的思维方式。就人与城市的关系来看，城市对人类行为无疑具有巨大影响，它决定着我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以及和谁在一起。但是，反过来，人类的行为对城市的发展同样举足轻重。这一互映互动的研究视野，可谓索亚对空间一往情深的由来。
恐怕很难找到什么人像索亚那样，对有关空间的学科倾注了如此巨大的浓厚兴趣。过去数十年间，现代主义的弊病不断暴露，不说日薄西山，至少已是危机纷呈，在城市大块大块被推倒重建的全球化浪潮中，像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差不多就成了现代主义的实验场。在这样一种多少使人显得焦躁的新情势下，需要新的城市研究思维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索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第三空间”理论的。他诟病传统方法中理论和实践经常被分割开来的定式，而提倡语境分析和跨学科方法，对此，他选中的切入点便是空间。索亚对空间的钟情由来已久，他1968年撰写的《肯尼亚的现代化地理学：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空间分析》，仅从书名上看，已经是典型的空间分析著作。学界对现代意义上的空间的反思大致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索亚的空间热诚几乎同步。反思的成果最终导致建筑、城市设计和地理诸学科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相互交叉渗透的趋势。但空间究竟是什么？索亚推出了著名的“空间三部曲”：其一是《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中空间的再确认》（1991），该书驻足福柯、吉登斯、詹姆逊和列斐伏尔的理论，倡导重新思考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二是《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以下简称《第三空间》），作者提出第三空间既是生活空间又是想象空间，认为它是作为经验或感知的空间的第一空间和表征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空间的第二空间的本体论前提，可视为政治斗争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的战场，人们就在此地作出决断和选择。其三是《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研究》（2000），就城市重建的未来展开思考，如作者所言，它是续写《第三空间》，主要探讨以洛杉矶为范例的当代后大都市，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转化场景，由昔年因危机生成的重建，转向因重建生成的危机。同样还是洛杉矶，它提供了一个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窗口，由此可以窥探《第三空间》中所界定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利弊得失。
关于《第三空间》的写作宗旨，索亚开篇就说他的目标是鼓励读者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思考构成了人类生活与生俱来之空间性的地点、方位、方位性、景观、环境、家园、城市、地域、领土以及地理这些有关概念。当然，思考的模式需要推陈出新，开辟新的视野，因为，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维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关牵着实践和政治。这个新的视野不是别的，就是“第三空间”。对此，索亚认为，无论我们是穷于应付扑面而来的电子传媒的冲击，是寻求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贫困、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恶化问题，还是试图理解全球范围的头绪纷繁的地理政治冲突，我们日益意识到，人类自古是生活在空间的存在之中，始终是在积极地参与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唯有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能通过从小到个人隐私，大到全球化的方方面面，来体认当代世界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意义。
从篇幅结构上看，《第三空间》写的是作者称之为“关于真实和想象”的一系列“旅程”。旅行的起点是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具体说是，列斐伏尔把社会空间概括为感知的、构想的、生活的空间，由此突现了一种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这深得索亚垂青，事实上也成为贯穿之后知识和经验旅程的一根红线。我们跟着作者一路走下来，在第一部分分别看到美国后现代先锋批判家蓓尔·瑚克斯如何将边缘话语表征为激烈开放性的空间，看到包括女权主义等流派如何阐释种族、阶级和性别的错综复杂的交互嬉戏，看到后殖民主义批判中差异和认同的新文化政治学，以及说不完的福柯，他的一些典型的福柯式术语，诸如异托邦（heterotopias）、异形地志学（heterotopologies）等，以及作者于其中发见的空间、知识和权力的三元辩证法，均得到了第三空间框架中的后现代阐释。在该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与作者一道经历了三次经验之旅，它们分别是作为“内城”范式的洛杉矶市区、作为“外城”范式的奥兰治郡，以及索亚本人明显更要向往的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空间景观，那又是别见一番洞天了。
二、三种空间
那么，何谓第三空间？索亚承认，他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第三空间这一概念的，是尝试用灵活的术语来尽可能地把握观念、事件、表象，以及它们的意义在不断变化位移的社会背景。而概念的由来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索亚称就开放和开拓社会空间的无穷潜质，以及令人信服地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联合论证在一个超学科的“三元辩证法”之中而言，列斐伏尔的影响没有任何人可与比肩。应该说，索亚的说法并非夸张，列斐伏尔本人说过，别人是选择其他方式去探讨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诸如借助于文学、无意识或语言，而他则是选择空间，坚持不懈地要将它形成概念，努力阐释它的所有含义。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其物质属性，但是，它决不是与人类、人类实践和社会关系毫不相干的物质存在。反之，正因为人涉足其间，空间对我们才显现出其意义。空间也具有它的精神属性，一如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等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的观念形态和社会意义可以抹煞或替代它作为地域空间的客观存在。所以，空间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索亚指出，列斐伏尔始终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社会空间概念的。而第三空间的概念，将具备列斐伏尔所欲赋予社会空间的那些更为复杂的含义，它既不同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或者说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又包容二者，进而超越二者，活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博尔赫斯同名小说中那个貌不起眼，却是包罗万象的“阿莱夫”（The Aleph）。真可谓芥子须弥，极天际地，借用威廉·布莱克的诗说，便是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了。
《第三空间》的中心论点正在于此。20世纪后半叶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以来，对空间的思考大体呈两种向度。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由是观之，索亚的第三空间正是重新估价了这一二元论的产物。根据索亚自己的解释，它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同时包括其中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大门。索亚还分析了他所谓的三种“空间认识论”。“第一空间认识论”不消说最为悠久，这种思维方式主宰空间知识已达数个世纪，它的认识对象主要是列斐伏尔所说感知的、物质的空间，可以采用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来直接把握。我们的家庭、建筑、邻里、村落、城市、地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和全球地理政治等等，便是这种空间认识论的典型考察对象。索亚指出，“第一空间认识论”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力求建立关于空间的形式科学。人与自然的关系，凸现发展与环境的空间地理学，因此，作为一种经验文本，在两个层面上被人阅读：一是空间分析的原始方法，就对象进行集中的准确的描绘；一是移师外围，主要在社会、心理和生物物理过程中来阐释空间。
比较来看，“第二空间认识论”要晚近得多，可视为对“第一空间认识论”的封闭和强制客观性质的反动。简言之，即用艺术对抗科学，用精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索亚认为，它假定知识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的空间再现完成，故注意力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间。第二空间形式从构想的或者说想象的地理学中获取观念，进而将观念投射向经验世界。精神既然有如此十足魅力，阐释事实上便更多地成为反思的、主体的、内省的、哲学的、个性化的活动。所以，第二空间是哲学家、艺术家和个性化的建筑家一显身手的好地方，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倾情展开论辩的好地方。空间的本质是什么？它是绝对的，相对的，还是关系的？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物质现实？这些叫人颇费猜测。总而言之，在这种空间认识论中，想象的地理学总是蠢蠢欲动把自己表征为真实的地理学，图像和表征总是在企图限定和安排现实。但索亚也承认这两种空间认识论的界限有时候并不那么一目了然。他引列斐伏尔的话说，它们有时候仿佛是全副武装，打算决一死战，有时候却又一方包含而且促进着另外一方。而近年来这两种空间认识论边界上呈现出的模糊性，毋宁说是在与日俱增，诸如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等思想和方法的融合，更是推波助澜，促使第一空间分析家们更多地求诸观念，反观第二空间的分析家们，也非常乐于倘佯于具体的物质空间形式之间。
关于“第三空间认识论”，它既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构。用索亚本人的术语来说，则是“他者化”——“第三化”的又一个例子，它不仅仅是批判和否定，诚如“解构”一语本身的肯定和建构意味已为大多数人所肯定，“第三空间认识论”在质疑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向它们注入传统空间科学未能认识到的新的可能性，使它们把握空间知识的手段重新恢复青春活力。为此，索亚强调，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不一而足。如此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任何将第三空间分割成专门别类的知识和学科的做法，都将是损害了它的解构和建构锋芒，换言之，即损害了它的无穷的开放性。故此，无论是第三空间本身还是“第三空间认识论”，都将永远保持开放的姿态，永远面向新的可能性，面向去往新天地的种种旅程。
索亚本人的第三空间和城市规划研究，被认为是典型的后现代方法。但纵观《第三空间》一书，索亚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峙，自喻采取的立场要平和得多。他指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势不两立似乎是日益壁垒分明起来，一边有那些自命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人，洋洋得意地将认识论批判解释为摧毁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残余，如是弹冠相庆主体与作者的死亡、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死亡、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死亡，以及整个社会进步启蒙工程的死亡，不说死亡至少也是终结。索亚指出，这样一种已遍布世界渗透到当代政治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现代主义，说到底是制造神话，将前现代的封建主义涂抹成黄金时代，或者干脆就是冥顽不灵，采取最反动的保守主义立场，它们一心要摧毁的不是别的，恰恰是20世纪的最大的进步和成就。
另一个极端可谓铁杆现代主义，索亚称这是一支日益壮大的反后现代主义先锋队。他们打着保护现代主义自由进步的旗号，将对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一切批判话语，悉数斥之为虚无主义、新保守主义权力专制等等。索亚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仿佛人若致力于推进欧洲启蒙运动的进步事业，就必须抵制种种后现代思想的迷惑；或者对德里达、利奥塔、福柯和鲍德利亚的文字稍表同情，便成为不可救药的新保守派。故人们莫若以平常心看待这些论争，放弃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进而思索亦此亦彼的逻辑可能，允许并且鼓励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视野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由是观之，《第三空间》一书中特别涉及到种族、阶级、性别等等批判的许多激进立场，依索亚的解释，也并不意味“第三空间”有什么舍我其谁的特权。反之，它将呈一种邀请姿态，打开一个极为开放的空间，一个批评交流的场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是结构主义者又是人文主义者，受学科约束同时又跨越学科。这样描述下来，恐怕多多少少已经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了。
三、洛杉矶与阿姆斯特丹比较
《第三空间》一书的第一部分是理论探究，第二部分毋宁说变成了实践旅途，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一部分的旅程更凸现出经验和视觉效果。耐人寻味的是，索亚将他的居住城市洛杉矶和他住过一阵的阿姆斯特丹作了比较研究。比较本身或许纯出偶然，就像作者自己所说，洛杉矶和阿姆斯特丹这两个城市之互不相干，就像爆米花与土豆那样根本没有可比性。但是，比较下来，索亚的结论是，它们分别可以代表20世纪城市化极端成功和不成功的两极，成功的是阿姆斯特丹，不成功的是洛杉矶。
索亚指出，洛杉矶是一个呈不规则形态的分散的离心的大都市，相反，阿姆斯特丹则可算是欧洲向心力最强的城市；洛杉矶150个人中只有1人居住在市中心，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居民则超过全市的百分之十。在吸引游客方面，至少同周围其他景点相比，光顾洛杉矶市区的游人相对要少，而阿姆斯特丹城区每年接待的游人将近800万，并且，日日拥有数千购物者。在交通方面，洛杉矶商业区地表空间四分之三为汽车所用，高速公路相当气派，而阿姆斯特丹恰恰相反，在禁止汽车方面，仅次于水城威尼斯。索亚对阿姆斯特丹的观察，源于他1990年春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作访问教授期间的直接经验，他发现，阿姆斯特丹显得紧凑，整个城市的构造，从中心到郊区，都清晰可读。围着主轴线城市层层展开，就像洋葱的横切面，地名命名具有强烈的方位感。因此，阿姆斯特丹人珍视城市格局与功能的传统理解，也令城市规划者们制定新方针时持谨慎态度。对比起来，洛杉矶似有意打破一切城市可读性和规律性，挑战什么是城市、什么不是城市的一切传统规则。工业城、商业城甚至大学城犬牙交错，郊区进入市界，市区外移郊区，城市分析的那些既成学派在这里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在住房方面，作者描述了阿姆斯特丹影响深广的“市区移民运动”，具体说是，年轻人占据市区废弃的办公室、工厂、仓库和一些居住区以作栖身之地。索亚认为，这是一场争取城市自身权利，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自身权利的斗争。他指出，在阿姆斯特丹发生的这场斗争比任何地方都成功；而任何地方都比洛杉矶成功。洛杉矶的公共住房计划是以彻底失败告终的，是以残酷牺牲贫穷居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加速中心商业复兴。一边是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一边是触目惊心的纸板房贫民区，后者是移民的天地，工作状况几近奴隶。
甚至关于民族问题，索亚也认为，阿姆斯特丹的景况较洛杉矶为好，理由是阿姆斯特丹采取了有效控制的种族宽容和开放政策来接纳“他者”，包括从黄金时代的胡格诺教派和犹太人，到今天的苏里南人、土耳其人、斯里兰卡人和摩洛哥人。而在中世纪迁徙来的大量印尼人，看来已是毫无痕迹地融入了荷兰人的文明与文化之中。虽然如今的阿姆斯特丹仍存在着重大的种族问题，特别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和难民，把这里当成避难所，而使阿姆斯特丹日益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城市”，但是，洛杉矶的问题肯定更加尖锐得多。索亚指出，洛杉矶是建立在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基础之上的。近代洛杉矶的历史，就是持续不断的公共与私人部门结党营私的历史，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这座城市激烈的种族冲突，1992年引发全城暴乱的罗德尼·金事件，就是这一冲突的必然诠释。
或许诚如索亚所见，洛杉矶和阿姆斯特丹在地理重建和国际化上的碰接，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规划发展具有普遍意义。我们的城市面临着重新布局和地理不平衡发展的新的困顿，这种困顿也可以成为动力。一方面是工业化的分解趋势日渐明显，特别是大规模、纵向集成，通常是流水线和大批量生产工业纷纷衰落，一方面则是再工业化的趋势方兴未艾，特别是手工业、服务业、高科技多样化生产中小型公司层出不穷，一起汇成了后福特主义工业重建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中来看阿姆斯特丹和洛杉矶的差异，的确可以发人深思。索亚所言不虚，过去30年间，阿姆斯特丹中心城区几乎已经完全淘汰了旧的重工业，取而代之的是东南部、南部和西部一系列给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子中心纷纷兴起。而城区本身已被国际金融银行、大学教育，以及五花八门的文化娱乐产业，包括时尚、年轻人服务业、电影和电视、广告出版、软毒品和色情服务业占领，当然还有旅游，这里对于世界上的穷人旅游者来说，恐怕是最具特色的旅游胜地了。而在洛杉矶，索亚所见是伴随新城市化进程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两极分化，洛杉矶的经济膨胀和重建加速提升了城市贫困水平，并且造成中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失。结果一方面形成高级职业上流社会小圈子，是为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的乐土；另一方面则形成了拥有大量人口的底层社会，并且导致日益严重的“女性贫困”，城市底层阶级就靠公共福利、兼职工作和地下经济提供的机会来维持生计。概言之，通过对阿姆斯特丹和洛杉矶的比较，足以引发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就是城市分析和阐释的适当尺度。比如，是否通过研究日常生活的微观地理，抑或通过考察城市整体，在宏观空间尺度上定义城市环境，我们就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阿姆斯特丹、洛杉矶或是其他真实和想象的城市空间？索亚的答案是明确的，这就是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的视野，本身并不构成任何特权，所以，理当否定非此即彼的方法，而走向更为开放的亦此亦彼模式，这也就是他的“第三空间”模式。
可以说，索亚就洛杉矶和阿姆斯特丹所作的比较，很大程度上也见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城市观念的比较。现代主义城市建筑的宣言公推柯布西耶1923年在巴黎出版的《走向新建筑》，现代主义建筑的核心是工业、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柯布西耶甚至设想毁掉原封不动保留18、19世纪建筑的巴黎城区，进而代之以一个新巴黎。这个设想如果付诸实施，对于巴黎这个欧洲最有韵味，同时也被一些人讥为博物馆城市的古都，真不知是福音还是灾祸。而有意思的是，现代性在建筑中大行其道的时候，正是它在哲学和科学中倍遭责难之时。标榜现代性的城市建筑被认为是对世界的一种设计，在它的大旗上写的是“国际风格”。在这面大旗之下，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如出一辙的现代建筑蜂起。地方的、文化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被掩蔽在这一普世流行的建筑现代性之中了。而如弗雷德利克·詹姆逊著名文章《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言，后现代的概念最早就清楚地体现在建筑方面，即它是对高度现代主义和“国际风格派”的严厉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高度的现代主义建筑破坏了传统的城市结构和先前的邻里文化，因为它的乌托邦高度鹤立鸡群，从根本上脱离了周围的环境，示范后现代建筑风格的经典是艺术史论家文图里等人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这部谈论后现代建筑的名著，被认为是体现了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中的精神。20世纪70年代北美后现代主义崛起，后现代建筑和城市观念直接挑战源于柯布西耶乃至包豪斯主义的现代建筑运动。这可视为索亚“第三空间”理论的一个本土背景。索亚称后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者意识到自己是根本失败了，并非言过其实。柯布西耶和赖特的新建筑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也没有能够美化晚期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垃圾空间，洛杉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全世界各主要城市中心摩天大楼林立，玻璃幕墙泛滥成灾。“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下来，人们发现后现代的城市建筑则是大众化的，它们尊重原来的城市格局，并不强迫向周围花里胡哨的商业化方言灌输判然不同的清晰的、高雅的乌托邦语言。但现代和后现代的界限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区分，一个例子是索亚书中谈到的洛杉矶波拿文都拉大酒店，该酒店曾被詹姆逊大加赞赏，认为它是融入周围环境的后现代建筑典范，甚至戏拟海德格尔的话说，此一建筑是“让堕落的城市结构继续保持原样”。但是也不乏批评家指出，波拿文都拉大酒店并不是后现代建筑，它毋宁说是现代主义晚期的建筑。
20世纪末，学界多多少少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而此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最是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学者们开始刮目相待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第三空间》一书，既是对这一空间转向的追根溯源及其影响的探讨，又是把理论研究扩展到实践方面的一个努力。我们如何思考空间，如何思考诸如地点、方位、景观、建筑、环境、家园、阐释、区域、领土和地理等等相互关联的有关概念？相信掩卷之余，读者自会有所心得。诚如前文所言，假如说第一空间是感知到和经验到的空间，第二空间是构想出来的社会空间，那么，第三空间则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沉默的、目不可见的多元空间，唯需像索亚那样的理论家替它言说，挑战传统空间概念的权威，使它明晰地显现自身。但是，第三空间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在索亚所描述的层层网络里，本身似也还是疑云密布，索亚将之表述为一个虚构的游戏世界，各方政治和权力力量在此展开角逐。但是，在这个虚构世界的外部难道没有游戏吗？难道没有政治斗争吗？另外，第三空间同赛博空间又有什么关系？这些疑问，思想起来又是头绪纷繁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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