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视阈中斯图亚特#183;霍尔的种族思想及其变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图亚特论文,霍尔论文,种族论文,思想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095 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并持续至今的文化转向运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思想一直是研究领域的热点，其贡献也是其他学者无法超越的。曾身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第一任主编的他，同时还是英国“新左派”运动领军人物，在担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长时不断对文化研究进行的创新性定义和体制化改革，使该中心在他的领导下名声大振，享誉全球，甚至有了“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大学”的说法。①无论在英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霍尔都被公认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且备受追捧。 霍尔之所以在文化研究领域拥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青年亚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E.P.汤普森(E.P.Thompson)等学者的思想。更是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以黑人种族文化为基础的种族转向，这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乃至整个英国主流文化研究中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可以说，英国文化研究对种族的关注正是从霍尔开始的。尤其是他担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长期间，曾带动了该中心大批学生如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和约翰·所罗门斯(John Solomos)等积极开展种族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起出版了诸如《年轻的英格兰人》(Young Englanders)、《黑色的英国人》(Black Britons)、《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和《多种族英国的未来》(The Future of Multi-Ethnic Britain)等有关黑人种族文化的大批划时代作品，而他的“平行的生活”和“新种族”理论又影响了许多追随者。凭借这些作品和理论，霍尔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种族、政治、文化和身份的新角度。霍尔的种族文化研究不仅打破了英国文化中一直引以为豪的“种族纯洁性”神话，挑战了当时文化研究的民族界限，为文化研究的全球化和整合扫清了道路，同时还使英国黑人种族文化走出被迫“隐身”状态，所以他对黑人种族文化的贡献巨大。 可以看出，作为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早期的霍尔继承了霍加特等学者的思想，主要从事以青年亚文化和大众文化为主的英国文化研究，而中后期则在研究中加入了黑人种族研究的视角，扩大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围。这种由点及面、不断放大式的研究正是源于其“错位”的、双重的流散经历。而在这种流散经历中，霍尔的种族思想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 2014年2月11日，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尔因病辞世，世界各地不断举行各种活动，对其研究也再次达到高潮。纵观国内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霍尔对伯明翰文化学派的继承、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理论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等方面，如大卫·莫利与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学者陈光兴于1996年选编的《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话》，还有吉尔罗伊、格罗斯伯格和默克罗比2000年主编的《不作保证：向霍尔致敬》(Without Guarantees:In Honor of Stuart Hall)等。但遗憾的是，从流散视阈谈及霍尔黑人种族思想的文章极少，而如果要深层次研究霍尔文化思想，这又注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领域。 一、流散视阈中霍尔的种族思想 与伯明翰文化学派其他学者，如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纯正的、单一的英国背景不同的是，霍尔有着“错位”的、双重的流散经历，这也是他在文化研究中引入种族视角的重要原因。霍尔的种族思想首先形成于他在加勒比所接受的殖民教育。随后在英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中发展起来。 霍尔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1951年经由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游学英国，同年，19岁的他获得英国政府提供的“罗氏奖学金”资助，离开牙买加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常年居住在英国。作为流散群族的一员，霍尔同样没能逃离“错位”的命运。而霍尔与加勒比的关系，如果从流散理论中“家园流散”模式角度来审视无疑是“错位”的。根据这一理论，早期的流散群族在进入移入国备受排斥，社会地位低下，因此他们总是梦想着能够重回移出国，并希望用回归来擦去自己在移入国的“他者”地位。②但霍尔对加勒比的期望并非如此，他明确表示过自己没有回归加勒比的愿望。“我从来不相信前往英国的大多数移民有回归他们的移出国的打算。”③而对于移入国英国，霍尔同样是“错位”的。在英国，他起初研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并且密切关注英国主流文化，还与霍加特等私交甚笃，在学术上也一度与他们的理论一脉相承。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自己与英国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疏离感，他曾说道，“接受了殖民教育，我可以从内部了解英国性，但是我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④尤其是在其晚年，在意识到自己的黑人种族身份之后，疏离感更为明显。 霍尔的“错位”命运正是所有流散群族的命运写照。对于流散群族来讲，从离开移出国之时便注定永远无法回归，而且流散身份又让其注定永远无法彻底同化于移入国。对流散群族来说，擦去“错位”身份的唯一出路就是凭借自身熟知移出国和移入国文化的优势，与这二者之间构成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而家园则如同加比·谢夫(Gabriel Sheffer)所描述的，成为一种“身在异乡，却如同在家”(at home abroad)的状态，⑤或者如马克·斯德恩(Mark Stein)所提出的“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真实到达的地方，并没有指向任何地方”。⑥即流散群族不再渴望回归移出国，也不再渴望被移入国完全同化或认同，他们应当保持自己的族群特性，致力于构建自身、移出国和移入国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全球化普及的今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流散研究领域的普遍认可。 霍尔在“错位”的流散经历上建立起来的种族思想与全球化背景下流散群族的理想状态颇为相似。他为黑人种族提出的概念分别是，“平行的生活”和“新种族”。这两个概念都强调了在“错位”的流散经历上构建身份的双重性，即流散群族应居于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平行的地方，保持一种独立于二者的状态。不同的是，“平行的生活”指流散群族的理想生存空间，而“新种族”则指流散群族在这个生存空间中的位置。在20世纪中后期，霍尔就能够从黑人种族研究出发，提出如此前瞻性的理论，无疑预测、验证了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流散研究的趋势，虽然受时代的限制，有所局限，但这在其同时代学者中是极少的。 1.流散视阈中的“平行的生活” 霍尔认同流散经历对于自己文化思想形成的价值所在。“正是有了流散经历，才能够感知流亡和损伤，也才能够理解永远被推迟的‘到达’的谜团。”⑦“错位”代表了流散所形成的经验和体验本身源于不断变化的身份及其表达的混杂性，因此流散经验不是通过本质或纯粹性而是通过对多样性和异质性而获得认知。因此对于流散，他认为，“流散是一种失去……错位，或者不得其所，是我们生活的典型的经历”。⑧无论在加勒比还是英国，“错位”的流散经历成就了霍尔不断寻找位置的动力。在经历了“错位”的流散生活和身份变迁之后，他认为只有一种“平行的生活”才能够将其从“错位”的经历中解救出来。 何谓“平行的生活”？一方面，霍尔并不打算真正地回归移出国加勒比。在离开加勒比长达45年的时间里，他只是偶尔回去过几次，且每次停留时间都不长。更令人惊异的是，2004年，加勒比的西印度大学为他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庆祝“土生子的回归”的国际会议，意指霍尔对于移出国的回归。霍尔却对此进行了否定，他写道：“我从来不相信前往英国的大多数移民有回归他们的移出国的打算。”⑨而另一方面，这并不代表霍尔对于移出国的忘却，加勒比赋予了霍尔一生的研究烙印。莱维(André Levy)曾用“太阳系模型”说明流散群族与移出国之间的关系，他将二者关系描绘成太阳与围绕其运转的行星之间的关系，意在表达流散群族对移出国回归的渴望来自他们的灵魂深处，将永远难以根除，同时也彰显了二者之间的默契互动。霍尔内心深处为加勒比保留着移出国的位置，这是他不容侵犯的精神家园，但这个家园却如同拉康理论中的想象界，既不能实现也不能满足，因此注定无法回归，而只能以象征、再现或表征的方式得以表达，是他全部欲望、记忆、神话等主题的无限更新的源泉。⑩而事实上，加勒比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在加勒比度过的幼年及青少年时代形成了其“对于阶级、种族和身份政治的学术关注意识”，(11)而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则认为，“对霍尔复杂的种族思想的线路的追踪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在加勒比牙买加的经历必须被考虑在内”。(12)詹姆斯·普罗特尔(James Procter)也认为，“霍尔早期的加勒比生活经历让他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肤色”。(13) 而对于移入国英国，他虽然生活多年，但其感觉依然是“我虽然接受了殖民教育，可以从英国内部了解英国性，但是我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14)所以，如同其他流散群族一样，同时作为一名文化学者，他敏锐地感知到自己无论在加勒比还是在英国都处于“错位”状态，而同时他也深知加勒比移出国和移入国英国之间的不相容性，因此他渴望“平行的生活”，即能够在加勒比文化和英国文化之间寻找一个居中可以自如地穿梭和转换身份的平行空间。正如他所言：“年轻的移民一代设法缩小英国和家园之间的鸿沟……但是他们有着西印度的身份，或者还是巴基斯坦身份的或者印度身份的……这样，他就必须学会在这两种身份中妥协，将其合二为一。”(15)这种观点还与W.E.B.杜波斯(W.E.B.Dubois)提倡的“双重的意识”相似。这一思想与全球化背景下流散研究者所提出的流散群英凭借其独特的双重文化的优势，可与移出国和移入国并肩保持共赢的局面不谋而合。 2.流散视阈中的“新种族” 在流散经历的基础上，霍尔对于种族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关注。从《年轻的英格兰人》和“黑色的英国人”开始，他就开始不断地深入研究种族问题。1978年的《监控危机》是霍尔第一部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著作，标志着他对种族主义观念的介入，其内容主要是围绕英国“抢劫和种族”所引发的道德恐慌。此外，1982年的《帝国反击战》也揭示了貌似平等之下的英国社会中各种种族问题。而1978年的《种族主义和反应》(Racism and Reaction)、1980年的《种族、表达和社会支配结构》(Race,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1986年的《葛兰西对以种族和民族的相关研究》(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等文章也都表现了他对种族问题的持续关注。 “新种族”理论提出的基础是霍尔把种族看做是一个探索更加广阔的社会结构的镜头，而不是只局限于它本身，这肯定了种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研究有些类似，法农也认为黑人是“其他对象中的一个对象”。(16)霍尔总是在被种族化的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研究。比如在《年轻的英格兰人》中，他具体阐明了种族是一个集体性的概念，从本质上讲，种族关系就是各个群族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体之间的关系，一个群族必然会与其他群族发生关系。通过这种关联性，霍尔驳斥了英国主流社会将黑人种族和白人种族对立的观点，他认为白人种族必然存在与黑人之间的关系中，因此所谓的纯洁的白人种族是完全不成立的。 在此基础上，霍尔就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平行空间里流散群族身份定位问题，提出了“新种族”观点。这一观点最初出现在他的文章“新种族”(New Ethnicities)中，在2006年召开的关于种族和身份的研讨会上，他公开推广了这个理论。“新种族”对霍尔来说是其流散和种族理论的转折点，是他在“平行的生活”基础上对于流散群族命运准确定位的思索。 “新种族”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旧式的“种族”观而言。传统“种族”观从生理或生物的差异来描述居于自然本性中的社会或文化差异，(17)这种划分最初、最古老的来源是“人种学”，它借着科学之名，通过生物遗传来界定文化表达，即通过遗传的肤色来对种族进行高低优劣的评判，在将白色肤色的白人定义为至高无上人种的同时，也将黑色肤色的黑人定义为无能与低下，这种古老分法由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最初提出，他认为一旦基因在远古时代被确定，那么无论其身处的环境或者自然如何变化，固定的表型特征还是会通过基因来传递，具体到黑色人种，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是低劣的。这种思想的基础是二元对立的西方中心主义。而霍尔通过对英国主流社会中的黑人形象的追踪，认为英国主流社会所宣扬或抵制的正面的或负面的黑人形象都是种族主义的产物，是一种本质主义的体现。对此，霍尔提出了他的反对看法，提倡终结“本质黑色主题”概念，(18)并指出政治文化在种族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复杂作用，并提出了“新种族”观念。所谓“新种族”即强调政治文化在种族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因此“黑色”不应该是决定种族地位的表征，它是一个在复杂历史中形成的、非单一、非线性的概念，且应当随着社会语境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解读意义，应当被置于“黑色”所处的社会背景中去解读它的实际意义，而不应对其采取一种亘古不变的态度。这是一种对于“黑色”想象的积极构建。霍尔一反传统的静态方式，而是动态地、联系地审视黑人的处境，并将黑人放在当下英国语境中进行解读，从而成为解构英国文化中的“种族纯洁性”神话的基础。 “新种族”观念的另一个亮点就是为黑人流散定位。一旦种族被去本质主义，原本处于本质主义两极的点便去除了对立性和非融合性，移民成为单向的旅程，注定其无法回归移出国，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移民感觉到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其他地方。他提倡一种居于传统本质主义两个极点的中间化的状态，这就是霍尔“新种族”观点的核心。而这同样也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流散群族的命运不谋而合。 二、流散视阈中霍尔种族思想的变迁研究 霍尔种族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其种族思想又随其流散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变迁。 首先，在移出国牙买加，霍尔完全忽视了自己的黑人种族身份。这是因为在以黑人为主要人口的加勒比，黑人内部的划分非常明显。黑人阶级自发地将“黑色”分成了各个等级，皮肤更黑的人只能够从事体力劳动，而肤色越浅则越可以享有白人的优越性，这被称为被殖民者内部的种族主义。格兰特·法瑞德认为，正是加勒比被殖民者内部的种族主义所带来的阶级优越感让霍尔推迟了在英国对于黑人种族问题的研究。(19)霍尔虽然出生于黑人家庭，但家境富有，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白人，而他肤色较浅，因此在加勒比时，从来没有将自己划入黑人的行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霍尔提到的一件家庭事务，他的姐姐喜欢一位同样来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医生，但是霍尔的父母不喜欢他，因为他的肤色较深，被认为是个黑人。可以说，黑人群族内部的种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霍尔对自己黑人背景及身份的意识，他甚至说到，“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称为黑人，大多数人也都没有”。(20)所以，霍尔对于黑人种族身份的自我意识始于英国，在这个宣扬白人种族至上的国家里，他才逐渐有了自己是黑人的身份概念。他对黑人身份的觉醒最早是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当时他参与了学校的爵士乐队，第一次发现所有的成员都是加勒比人。他刚刚来到英国时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黑人社区，而当时他所加入的英国新左翼主要关注反帝国主义，并不关注国内的种族主义，同时他与英国黑人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这些都造成了霍尔对种族问题的视而不见。 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种族暴乱之后，霍尔才清醒地意识到，“人数众多的加勒比人已经缓缓地融入英国社会。他们待在英国，成为新的流散群族，并质疑了传统的文化身份”。(21)此后，他开始将自己的研究与英国加勒比黑人群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对社会变革感兴趣的学者，诺丁山暴乱也成为其对于黑人身份的觉醒的起点。 的确，随着20世纪50年代英国移民政策的开放，英国加勒比移民的增长很快，50年代初期英国的加勒比黑人人口是7.45万人，而到1959年，已达到33.6万人。迅速增长的加勒比移民面临着白人种族的敌意，因为白人将他们经济状况的下滑、城市住房紧张甚至教育机会的减少都归罪于加勒比黑人，这种敌视在诺丁山种族暴乱中达到高潮。诺丁山位于伦敦西部，主要是加勒比黑人集聚地，几天后这场暴乱扩展至伦敦，混乱遍及全国。而相比英国的第一代加勒比移民，成长于英国的第二代加勒比移民往往熟知英国文化，因此他们对“歧视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有着更加敏锐的见解，也更加好斗”，也最能够深刻感受到英国的种族压力。而到了70年代末期，三位来自于汉兹沃思的年轻黑人保罗·斯通瑞(Paul Storey)、马斯塔法·富埃特(Mustafa Fuat)和詹姆斯·杜格南(James Duignan)的街道抢劫事件引起了社会关注。英国主流社会对这一事件反应夸张，不断地进行夸大事实的报道。而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文化学派的诸多学者认为英国政府误导了公众对于黑人群族的形象理解，并对英国主流社会对黑人暴力的不当评价进行了集体性反抗。“街道抢劫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街道犯罪，我们想知道其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英国社会对街道抢劫的极端反映的原因。”(22)汉兹沃思街道抢劫与诺丁山暴乱一样都说明英国人口构成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在这种动荡的关系中，霍尔的黑人种族身份逐渐被唤醒。也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霍尔撰写了大量的关于黑人种族、民族、后殖民性和流散身份的著作和文章，知名的有《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ves)、《新种族》、《文化身份与流散》(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和《当时是后殖民》(When was the Postcolonial)，等等。 2000年2月13日，霍尔受邀做客BBC时讲道，“我逐渐意识到我是一个黑人加勒比人……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23)此时，他的黑人种族身份完全被唤醒，而这一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言，“随着我与自己的经历扭打，最终屈服……我终于明白自己是一名黑人知识分子”。(24) 从70年代开始，霍尔就不再与英国黑人群族保持距离。1978年出版的《监控危机》被认为是他在种族研究方面信号式的作品，其内容主要围绕英国“抢劫和种族”所引发的道德恐慌，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分析了70年代以来英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种族问题，剖析了日益强化的白人中心主义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内在联系。因此，此书被公认为标志着种族问题正式进入英国文化研究的视野，至今都是伯明翰文化中心关注种族问题的一部重量级著作。后来他连续出版了揭示英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帝国反击战》和《英国国旗上没有黑色》(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等，这些作品均在种族研究上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英国国旗上没有黑色》为“黑人性”提供了后结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流散理论，重新建构了关于黑人身份和政治的话语。而他的《种族主义和反应》、《种族、表达和社会支配结构》和《葛兰西对以种族和民族的相关研究》等文章都对种族问题给予持续关注。霍尔在这些作品中对英国黑人种族文化的思索不是过去刻意沉默的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它们表达了一个主题，那就是认同英国黑人文化种族研究。 三、流散视阈中霍尔种族思想的价值研究 从流散视阈角度对霍尔黑人种族思想进行研究之所以稀少的部分原因是其本身所造成的。霍尔的作品往往涉及电影、媒介、大众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视觉文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种族、民族性、身份认同、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诸多领域而呈现出“多音性”的特点，还常以短文、谈话和访谈等方式呈现给公众，这种复杂性或许也是研究者对其种族思想鲜有触及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它是英国文化主流对于黑人种族文化研究的刻意屏蔽所致，而突破这种屏蔽正是流散视阈中霍尔种族思想的价值之一。英国黑人的历史远远早于美国黑人的历史，但因英国主流文化对其的屏蔽，当代很多黑人研究都聚焦于美国黑人历史，而英国黑人研究似乎是一块被遗忘的土地，这就导致了英国黑人种族文化研究的隐蔽性、特殊性和重要性。霍尔通过将种族问题引入文化研究，将我们带到了这片陌生的领域。为了保持“英国性”的纯洁和至高无上，而“英国黑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于正宗的英国国民身份的非法入侵”，(25)所以，很长时间内黑人群族、种族文化在英国文化中都呈现出被刻意回避的状态。因此，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更关注的是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代表的亚文化在英国文化中地位的提升，尽管黑人流散群族在当时主要活跃在工人阶级中，而他们同样对黑人文化刻意视而不见。吉尔罗伊和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曾质疑这种刻意的沉默。在这种文化研究背景之下，霍尔的黑人种族思想很难有公开表达的机会。但凭借着自己的流散经历及黑人种族背景，霍尔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加入了黑人种族文化的视角，这打破了英国主流文化长期以来保持的所谓“种族纯洁性”的神话。霍尔认为种族问题是英国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核心的、内在的特征，甚至是理解英国殖民结构和后帝国时代的通道，而且英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种族文化组成的国家。霍尔开启了伯明翰学派英国黑人文化研究的先河。此后，英国文化研究不再坚持纯洁的“英国性”神话，而是关注全球化问题、多元文化问题和少数群族等问题，也是因为这种视角的延伸，将英国文化研究引领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从边缘到中心，从外部到内部……这使得岛屿故事更具有全球视野”，(26)这是以一种大度的、包容的方式对“英国性”进行再想象并最终得到世界的认可。需要强调的是，霍尔并不反对英国文化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对边缘文化的关注为他中后期的黑人种族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参加的新左翼拒绝以“党派”形式出现的官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青年文化尤其关注，而霍尔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关注边缘文化。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决裂，而是拓展和延伸。 流散视阈中斯图亚特·霍尔种族思想的价值之二则是使黑人种族文化得以在英国主流文化中现身，他坚持黑人种族文化是构成英国文化的主要角色。虽然黑人流散群族在英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或者更早，如皮特·弗莱耶(Peter Fryer)在1984年出版的《持久力》(Staying Power)中写道，“在大不列颠群岛有英国人之前非洲黑人就已经来到了这里”。(27)但在英国，黑人始终是被忽视的。1948年“帝国顺风”号虽然被英国主流社会视为英国黑人历史的开始，但依然无法改变文化研究中对黑人的歧视。在此之前，所有黑人对英国的贡献都在官方叙述中被省去，即使在英国生活多年的黑人学者，也因为身份而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身为加勒比黑人流散学者，霍尔无疑对这一点感受颇深，尤其是在诺丁山种族暴乱之后。他意识到黑人种族文化在英国主流文化中的现身，因此在70年代之后出现了向黑人种族文化的转向。在他的带领下，吉尔罗伊等学者纷纷投身于让黑人种族文化回归主流叙事的运动。这不仅使得英国以种族同质为特色的历史概念变得复杂，还使得黑人种族文化得以凸显。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当代英国黑人文化掀起了关注过去、恢复黑人在英国主流历史中的地位的浪潮。这种浪潮直接导致了21世纪英国两件重大的黑人历史事件，一是2008年纪念“帝国顺风”号在英国靠岸50周年；二是2007年英国废除奴隶制度200年纪念，许多英国机构积极参与了向公众宣讲奴隶制度的血腥历史的活动。这些都标志着黑人种族文化在英国主流文化中逐渐得到认同，其中霍尔在英国文化中引入黑人种族文化的研究功不可没。 可以说，流散视阈中斯图亚特·霍尔的种族思想的贡献是“一箭双雕”的，他既拓展了英国文化研究，又凸显了黑人种族文化在英国文化中的价值。这正如他所言，“我希望为整个黑人种族讲话……有时候也是为英国文化研究讲话”。(28)而这种对于英国文化和黑人种族文化二者都有益的研究与他所提倡的“平行的生活”的流散思想也是不谋而合的。 霍尔不愧为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他所建构的种族文化理论为我们思考其思想价值提供了重要参考。目前随着霍尔文化研究热浪的袭来，对其研究角度不乏创新。如迈克尔·凯斯(Michael Keith)关注霍尔种族思想的转变，布瑞特·圣·路易斯(Brett St.Louis)、大卫·帕克(David Parker)、米瑞·宋(Miri Song)和雅斯蒙·纳瑞扬(Yasmeen Narayan)则主要研究英国背景中霍尔种族思想的变迁。可预计的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普及，曾经被很少谈起的流散视阈中霍尔的黑人种族文化也会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李庆本：《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第86～94页。 ②Alex Weingrod & André Levy,Paradoxes of Homecoming:The Jews and Their Diasporas,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No.4,2006,pp.691-716. ③Stuart Hall,Black Britons,in Eric Butterworth & David Weir(eds.),Social Problems of Modern Britain,London:Fontana,1972,p.324. ④Stuart Hall,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avid Morley & Kuan-Hsing Chert(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a,p.490. ⑤Gabriel Sheffer,Diaspora Politics:At Home Abroad,New York:Cambridge UP,2003. ⑥Mark Stein,Black British Literature:Novels of Transformation,Ohio: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p.62. ⑦Stuart Hall,1996a,p.490. ⑧Ibid. ⑨Stuart Hall,1972,p.324. ⑩邹威华：《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族裔散居美学”》，《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第111～116页。 (11)James Procter,2004,p.5. (12)Chris Rojek,Stuart Hall,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p.47. (13)James Procter,2004,p.5. (14)Stuart Hall,1996a,p.490. (15)Gall Lewis,Stuart Hall and Social Policy,in Paul Gilroy,Lawrence Grossberg & Angela McRobbie(eds.),Without Guarantees:In Honour of Stuart Hall,London:Verso,2000,pp.194-195. (16)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New York:Grove Press,1967,p.109. (17)江玉琴：《论斯图亚特·霍尔的认同性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19～124页。 (18)Stuart Hall,New Ethnicities,in James Donald & Ali Rattansi(eds.),Race,Culture and Difference,London:Sage,1992,p.254. (19)Grant Farred,The First Shall Be Last:Locating the Popular Arts,in the Stuart Hall Oeuvre,in Brian Meeks(ed.),Culture,Polities,Race and Diaspora:The Thought of Stuart Hall,London:Lawrence & Wishart,2007,p.152. (20)Stuart Hall,1996b,p.116. (21)Helen Davis,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London:Sage,2004,p.194. (22)Stuart Hall,Chas Critcher,Tony Jefferson,John Clarke & Brian Roberts,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Macmillan,1978,p.vii. (23)David Morley &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489. (24)Stuart Hall,1996b,p.114. (25)Paul Gilroy,The Black Atlantic: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Cambridge,M.A.:Harvard UP,1993,p.7. (26)Stuart Hall,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in Barnor Hesse(ed.),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s,London:Zed Press,2000. (27)Fryer Peter,Staying Power:The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in Britain,London:Pluto,1984,p.1. (28)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in David Morley &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