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新闻伦理思想
徐新平，刘炎飞
摘 要：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缔造者之一。他在长期的新闻传播活动中，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撰写了许多论文阐述其新闻伦理思想，主要内容有：新闻记者的重要职责是传播信息和做国民导师，要用先进的思想引导民众投身到社会改造和革命洪流之中；要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幸福观和爱国思想；要积极追求思想言论自由，与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专制强权作斗争；新闻报道必须遵循科学常识，追求真相，杜绝造谣；新闻事业不应以营利为目的而要有高尚的追求；媒介论争应该心平气和，防止攻击与谩骂。陈独秀的这些观点是中国新闻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财富。
关键词： 陈独秀；新闻伦理思想；提倡新道德；伦理的觉悟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报刊活动家。从1904年2月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到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他一生的活动都与报刊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家，陈独秀以他卓越的办报实践和对新闻事业的思考，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理论的创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研究陈独秀新闻伦理思想对于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新闻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记者的角色定位与办报的责任
关于记者的角色定位和办报责任，陈独秀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论述。1904年2月，《安徽俗话报》在安庆创刊，陈独秀在发刊词中说：开办这份白话报纸，目的一是要把各处发生的事情，说给安徽人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完全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二是要用通俗的白话介绍各种浅近的学问，让大家长点见识[1]。这里所说的“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是陈独秀青年时期对记者社会角色定位的最早表述。其实，这一认识在晚清报人中就已流行，清末时期，人们对报人就有“包打听”的称呼。称呼虽然不中听，但内涵却切合记者打探消息的工作特征。
陈梓涵(化名)的爸爸：“他每天回家都会玩我的手机，刚开始并未在意，后来发现他几乎每天都用我的微信向他的微信发红包，追问之下，这才承认是他自己偷发的，目的是为了‘向同学买作业答案’。他每次发了红包之后都会清空对话记录，所以我才一直被蒙在鼓里。虽然几百块钱并不多，但是儿子的作弊及欺骗行为我还是不能接受的。”
1918年4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发表文章说：“新闻记者，乃国民之导师。”[2]陈独秀前后两种不同的表述，一方面表明了他对记者社会身份和角色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思想观点的变化。“打听信息”和“国民导师”两种称呼虽然都切合记者工作的特点，但他们所担负的任务与责任却是完全不同的。在陈独秀的观念中，民众的觉悟不是自发形成的，得有先知先觉者为其引导。1915年11月，他在《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抵抗力》中说：“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3]就是说，先觉悟起来的有智慧的人，应当自觉担负影响和引导后觉者的责任。
2000年之前，日本的大学设立衍生风险企业数量很少，直到2001年经济产业省提出“大学衍生风险企业1 000家计划”，提出2002—2004年间设立1 000家衍生风险企业的目标后，才有了快速的增长并在2004年时达到顶峰，之后减少，直到2014年，随着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的实施，国立大学出资风险投资成为可能，大学衍生风险企业数量重新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根据经济产业省2017年的相关数据[10]，截至2017年11月，日本共有2 093家大学衍生风险企业，见图3。
1916年12月，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4]他按照进化论观点，把人分为先进和后进，而先进的往往是少数。他提倡先知先觉的少数应该担负起向导多数的责任。我们从陈独秀的办报历程中可知，无论是早期创办白话报，还是后来主持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刊物，他所创办和主持的报刊及其所起的作用，无一不与他的政治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主持的报刊在内容上更多的不是发布信息的新闻纸，而是充当“国民导师”，充当启发大众觉悟的教科书和指南针。
第一，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独立自主是人们摆脱神权与封建王权的束缚之后才有的道德意识。陈独秀说：“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4]马克思曾经说过：“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15]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在中国，虽然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但是，中国人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和平等自由的人权观念可谓淡薄至极。
为了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甚至提出了言论可以有“违背法律的自由”的观点。他说：“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言论若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8]显然，这一观点存在矫枉过正的缺陷。因为如果法律只控制人们的行为，而不控制人们的言论，那么法律对人们行为的控制也必然会大打折扣。从社会管理角度看，只要你不做，怎么说都行，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言论往往是人的内心与思想的外在表现，必然会影响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而且发表言论本身也是一种行为。说“言论可以有违背法律的自由”，纯然是过分夸大了言论自由的作用，忽略了对言论加以必要限制的意义。例如，对毁谤侮辱和造谣中伤的言论如若不依法加以制裁，那么，所有人(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和团体)都可能受到伤害。陈独秀之所以提出这样过激的观点，一方面是为了突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对政府保障言论自由的期望。
如果说陈独秀在清末主持白话报主要是为了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的话，那么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算起，在此后二十多年里，其创办和主持政治类刊物和发表文章则是为了宣传特定的思想政治主张。1916年9月，陈独秀在《答汪叔潜(政党政治)》中说：“以青年教育为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5]1920年1月，他在《随感录·新出版物》中提出：凡是一种杂志，都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发表主张的载体，对个人或团体负责，而不应该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个“百衲”杂志。他认为没有宗旨和主张的“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必要办的，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6]。
用先进的新思想来引导国民，促进其觉悟的提高，围绕个人和团体的主张进行不懈的宣传是陈独秀办报刊的根本动机，这也是政党报刊与商业报刊的根本区别。五四时期，陈独秀提醒鼓吹新思潮的报人，万不可用鼓吹新思潮之名，行投机牟利之实[7]。在陈独秀看来，提高国民觉悟、宣传政治主张是记者固有的职责，但报刊启发大众觉悟的内容要依据时代的变化和大众需要而变化。以1920年为界，前期的陈独秀作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其引导国民的主题是“新民救国”。在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他撰写了大量论文对公众进行思想启蒙，如《敬告青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我之爱国主义》《复辟与尊孔》《人生真义》等。这些文章以破除封建旧观念、树立现代新思想为主调，激情洋溢，以理服人，显耀出震撼人心的思想光芒。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标志他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他在此后的文章里，更多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陈独秀是最早研究马克思及其辩证唯物论的人，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8]。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指出了中国革命未来发展的方向。1920年11月，他在《共产党月刊短言》中说：“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9]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创刊，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向读者宣布：“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10]我们从陈独秀一生的报刊活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一位宣传家和政治家，他是如何利用报刊发挥“国民导师”和“自觉觉人”之作用的。
二、对旧道德的批判与新道德的提倡
在陈独秀的论文中，我们较少看到他专门论及新闻记者道德的文章，但是，他撰写的有关伦理道德的论文与同时期的文人所撰写的文章相比是比较多的。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撰写的论文就有数十篇，例如《吾人最后之觉悟》《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之派别》等等。在这些论文中，陈独秀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建设新道德的诸多主张。虽然他的观点是针对全体国民而言的，但是，新闻记者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记者。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道德就是公共道德在职业活动中的运用。因此，陈独秀提出的道德观有许多内容也可以看成是记者应具有的道德。
有人认为，陈独秀对言论自由的认识是矛盾的，言论自由的本义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表达，而不在言论的是非，而陈独秀的言论自由观已经预设了只有正确的言论才能在传媒上“自由”地出现，而错误的言论则必须与之斗争、进行批判。这种评价与陈独秀的原意并不相符。陈独秀的意思并不是要禁止和限制错误的言论“自由地出现”。意见不发表出来，谁知道其正误呢?陈独秀是说对待错误的言论与观点，没有必要与其讨论，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去讨论，就会导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因此，对于是非甚明的问题，“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就是说，你有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我也有不同你讨论的自由；不同你讨论，置之不理，或者加以痛骂，不是不允许你自由发表意见，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6.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ROC曲线确定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MLR）、中性粒细胞与白细胞比值（NWR）、淋巴细胞与白细胞比值（LWR）、单核细胞与白细胞比值（MWR）的最佳截断值。采用χ2检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生存函数，采用Log rank比较不同分组患者的生存率。采用Cox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这些论文中，陈独秀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的观点，主要有：一、国家的盛衰荣辱与个人密切关联。1904年青年陈独秀在《说国家》一文中说：“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的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他呼吁国人一定要懂得国家兴衰与个人利害的密切关系，树立爱国思想。二、国家是怎样构成的。陈独秀按照西方的国家理论，阐述了国家的构成要素：“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24]就是说，土地、人民和主权是国家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国家的本质作用是“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关于“国家”的概念，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和明确。国家包含多重含义，既有土地概念的国家，指一定空间范围的疆土；也有民族概念的国家，即祖国，指民族在这片土地上长期生活所形成的共同文化和生活习性；还有政治意义的国家，指政治共同体，包括政府权力、政治制度等。国家不等于政府，更不等于政党。陈独秀的《说国家》一文对“国家”的论述虽然不够全面和深入，但在当时对人们认识“国家”的含义与本质是有帮助的。三、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爱国要爱值得爱的国家。陈独秀在1914年写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和1919年写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等文章提出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不再笼统地提爱国的问题，而是提出爱国要有一定的前提。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如果“外无以御辱，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那么，这样的国家比没有国家更糟糕，是不值得爱的。“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因此，“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24]就是说，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值不值得你爱，而值得你爱的标准是它能否对外抵御侵略，对内造福人民，否则，这样的国家是不值得爱的，甚至灭亡了也不必可惜与痛心。他的这一论断绝不是鼓励人们不爱国，而是告诉人们不要盲目爱国，也告诫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如何才能培育人民真正的爱国心。
In case of small angular spreads,the array steering vector may be expressed by the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as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把他创办的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第二期改为《新青年》，其用意不仅仅是给所办的杂志定个名称，而且表达了他的人格理想。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把人格理想作为道德追求的目标之一。先秦的孔子提倡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人格；孟子推崇的是具有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的“大丈夫”人格。近代的梁启超希望国民能成为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新民”，而陈独秀所期望的则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青年”。1915年9月，他在《敬告青年》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刑，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我们读了陈独秀这一段文采飞扬、激情四射的话语，自然会联想到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话：“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17]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从行文风格上看，两者十分相似，句式排比，感情喷涌，读后令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从表达的观点上看，都是进化论思想的产物，强调的是勇于进取、不断超越的精神。但是，陈独秀的“新青年”人格思想比梁启超的“少年”人格及其“新民”人格有着更为现代的思想内涵，即陈独秀所阐释的新青年人格是：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而非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
在《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时，陈独秀撰写了《新青年》一文，具体阐述了他的“新青年”人格理想：“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搆真实新鲜之信仰。”[18]他对那些不具备现代思想观念的“旧青年”表示深深的担心：“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19]陈独秀认为，在万国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局下，只有改变旧青年的面貌、养成“新青年”的人格才有资格进入国际竞争的洪流。有人评价说，陈独秀宣扬的“新青年”人格思想“如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激励着一代人萌生出“叛逆的种子……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20]。
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1916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一文中还对人生归宿和人生幸福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在人生归宿问题上，绝不能以做官求荣为归宿，而要以“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为归宿[18]。在人生幸福问题上，他以英国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为其思想资源，认为追求幸福、避免痛苦是人的本性，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他说：“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当然之天则。”[18]肯定了人们追求个人幸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是，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陈独秀认为，幸福不等于财富，也不等于做官。在中国传统的幸福观中，把“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作为幸福的标尺是害己祸国的思想。他说：“幸福之为物，既必准快乐与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主义者，是不知幸福之为何物也。”[18]就是说，既能给个人带来快乐又能为他人和社会给予奉献的，才是真正的长久的幸福。
由图8可知，状态机运行结束后产生完成脉冲信号，同时输出连通域的个数以及连通域的坐标，仿真结果显示总共检测到16个连通域，与仿真测试文件相一致，且给出的连通域最小外接矩形坐标也和测试文件相同，说明该算法功能仿真正确。
这种幸福用什么途径方能获得，用什么方式才能实现?陈独秀在另外几篇文章中给予了明确的解答。他说：“劳动者，获得幸福之唯一法门也。故无论何人何时，应竭精力之限度，以送其努力奋斗之生涯。”[21]幸福来自不懈的奋斗，来自辛勤的劳动，来自不怕吃苦坚持，它与节约精力不愿付出者无缘。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本志宣言》中又说：“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22]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劳动仅仅看作是维持生计的条件，而要把它看成是发挥才能兴趣、获得自由愉快的内在追求。因此，陈独秀主张，无论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还是谋求国家的富强，都必须付出艰辛的乐此不疲的劳动，树立劳动神圣的观念。“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23]。他的这些观点对于纠正人们幸福观的偏差和对于包括记者在内的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人们冲破封建的“救世主”观念以及人身依附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三，树立正确的爱国思想。陈独秀在主持《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等报刊的过程中，撰写了许多论文阐述爱国主义的内涵及爱国精神的培养问题。如1904年写的《说国家》，1914年写的《爱国心与自觉心》，1916年写的《我之爱国主义》，1919年写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等。
为了唤起人们的伦理觉悟和人格独立的思想，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一道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人的现代化运动，有力地提高了人们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认识。陈独秀认为，独立自主的人格不仅是衡量个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国格的标志：“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16]由此可见，独立自主的人格思想在陈独秀道德思想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第四，怎样爱国才算是真爱国。陈独秀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和《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提出：要理性爱国，不要盲目爱国。他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24]“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心属于情感范畴，如何爱国属于理智范畴，爱国心需要“自觉心”作指导，理智地爱国才是真爱国。所谓自觉心，就是能够认识和判断这个国家的目的与情势，知道它是否值得爱。二是1916年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中提出：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是改善国民的性质与行为。他认为，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弥乱源，为国家增实力”。他主张，只要国民具备勤、俭、廉、洁、诚、信诸种道德，就是真正的爱国者了，只有整个国民素质提高了，民众在道德和能力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爱国精神才有了源头活水，永不枯竭。
从人类文明的进化史来看，凡是有创造力的时代都是言论比较宽松或者相对宽松的时代，只有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下才能产生新的有价值的思想，而禁锢人们言论自由的时代绝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新的创造。陈独秀说：“人类的智慧必须不受束缚，才能自由发展。换言之，人类智慧之发展，和所获得的自由程度成为正比例。”[28]陈独秀把自由看成是创造文明的前提，认为过去的文明是言论自由创造出来的，将来的文明依然要靠言论自由来创造。任何民族与个人，只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探索自由，才会有发现未知领域的快乐与冲动，才会有创造人类文明的能力，因此，无论何时何地，自由的程度始终与人的创造力成正比；捍卫言论自由就是捍卫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在创造的过程中获得快乐的权利。
三、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与追求
陈独秀生活在相对缺乏新闻自由的时代，无论是在晚清时期创办《安徽俗话报》，还是民国时期创办《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都面临着封建专制政府与军阀政府对新闻业的严格管控。他认为军阀统治时代“封禁报馆，监禁主笔”[25]比光绪皇帝、宣统皇帝还要厉害。他常常将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撰写了许多文章阐述他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与渴望。希望国民运用自由这一新的思想武器破除传统道德的束缚，抵制专制统治对人们思想的禁锢。
五四前后，陈独秀在所写的文章中，“自由”“平等”“独立”“人权”几个词成了他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他希望国人真正认识到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与国家进步的关系。在这些文章中，他对新闻自由问题主要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
第一，言论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条件，是创造人类文明的基础。陈独秀认为，欧美文明之所以进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提倡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和思想自由[26]。他指出：“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无论何种思想，其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罪恶，都应该任其自由地表达。如果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都是错误的，也注定要失败的[27]。
五四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面临危亡、民族爱国热情十分高涨的时期，作为记者和宣传家的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着力宣传爱国主义，尤其是对理性爱国思想的提倡，不仅切合了时代的需要，而且对于人们培育正确的爱国思想，对于记者正确地宣传报道爱国主义都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二，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而不应受到法律的约束。陈独秀从法律与文明的关系上论证了保护人民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把法律与言论的关系比作父亲与儿子的关系，认为人类一切法律文明都是言论自由创造出来的，将来的文明也得靠言论自由来创造。1919年12月他在《法律与言论自由》中说：“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像祖孙父子一样。”[28]他说过去的言论自由创造了现在的法律文明，而现在的法律却禁止和限制言论自由，这样势必会造成文明的断裂。
早在1904年主持《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除了报道国内外时事变化之外，还撰写了大量介绍科学知识和开启民智的文章。例如，他撰写的“恶俗篇”和“亡国篇”等系列论文，用浅近的白话批判了国人婚姻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分析了清朝灭亡的原因，以此来警醒大众提高思想觉悟。像这样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文字贯穿着陈独秀办报活动的始终。1918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有鬼质疑论》《偶像破坏论》《随感录·科学与神圣》《随感录·基督教与迷信鬼神》等文章，都是他关于记者要做“国民导师”办报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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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位置、开发条件和国家政策的原因，西沙群岛群岛邮轮旅游仅停靠全富岛、银屿岛和鸭公岛三座岛屿，线路单一。因全富岛、银屿岛和鸭公岛三座岛屿面积小，成熟开发的旅游产品少，游客体验好感度下降。加之西沙群岛的地理位置，极易受台风影响，邮轮旅游产业脆弱性高。
第三，讨论学理之自由，旨在求真理去妄言。五四时期是中国言论界相对活跃的时期，各种新旧思潮的交锋碰撞，各种学术观点的相互诘难，形成了当时报刊杂志学术争鸣的新气象。但是，在学术争鸣中如何体现个体或团体的言论自由权，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18年6月，他在《答崇拜王敬轩者(讨论学理之自由权)》中提出了对待学术讨论的三种态度：对精到的观点，虚心接受；对有争议的观点，继续讨论；对毫无学理的妄言，给予痛骂。他一方面主张学术讨论应当做到百家平等，不苟一尊。另一方面又提出，对于错误的观点绝不能容忍其自由讨论，直接批判与痛骂就是了。1917年5月，他在《再答胡适之》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29]
在“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旗帜，以勇猛进攻的姿态向儒家学说和封建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发起了猛烈攻击。诚如郭湛波在1936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所说：“陈先生在近五十年思想史的贡献，不在西洋新思想的介绍，而在笼罩中国两千年思想之破坏。”[11]例如，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人受儒家纲常伦理影响太久太深，以至于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在世界竞争愈来愈激烈、西方列强越来越凶恶的历史条件下，国人如果还像三纲伦理要求的那样柔媚无骨，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就绝对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社会大众如此，新闻工作者更是如此。1917年4月，他在《答I.T.M》中说：“旧社会之道德不适今世者，莫如尊上抑下，尊长抑幼，尊男抑女。”[12]1919年12月，他在《随感录》中进一步指出：忠、孝、节三样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其他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旧道德不灭，新道德绝没有生长的希望[2]。因此，他呼吁国民要转变思想观念，来一场道德革命以实现伦理的觉悟，并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3]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知，他论述的包括记者在内的国民最应该提倡与树立的道德观念主要有如下几点：
常识告诉我们，错误言论不等于违法言论，法律明文禁止的煽动危害公共安全，公开侮辱、毁谤他人，泄露国家机密，散布歧视与仇恨某一民族的言论属于违法言论，对违法言论必须加以禁止，对违法者必须依法制裁。而错误言论一般是指观点偏颇、违背事实、逻辑混乱的言论。错误的言论可以有发表的自由，但别人也有选择批驳或置之不理的自由。
设从动件的长度、转角、初位角、角行程为c、ψ、ψ0、ψx(即ψ的最大值ψmax)，角速度、角加速度、角跃度、角跳度为γ、λ、σ、β。
将黑米清洗干净后于适量温水中浸泡4h，然后用电饭锅进行预煮熟制，以黑米糊化开始且颗粒完整为准，捞出后冷水漂洗沥干水分备用，要现用现加工，防止营养成分的损耗和腐败变质。
第四，自由权如何才能实现。1919年11月，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中对民众自由权的实现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民的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能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如果这样，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别人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30]。那么，民众自由的权利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呢?陈独秀认为：真正实现自由权的基础是民治，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30]。在陈独秀的眼里，当时世界上实现了真民治的国家就是英国和美国，因为他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因此，“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30]。
这是陈独秀处于激进民主主义时期的观点，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认为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方能获得。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对过去的自由观进行了修正与否定。如1920年11月他在《共产党月刊短言》中说：“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31]由此可见，在实现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的途径问题上，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认为劳动者只有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政权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说谁拥有政权谁就拥有自由，自由的权利从来都属于拥有政权的统治者。
四、对新闻界道德缺失现象的批判
陈独秀在其报刊活动中，对当时新闻界出现的违背职业道德的现象常常及时地指出与批评，不仅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新闻伦理思想，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时新闻从业人员对职业道德的认识。他在文章中重点批评了新闻行业四种道德失范现象，希望记者们引以为戒。
1.新闻报道不能违背常识与科学。1918年春，上海某报指责北京大学开设“元曲”科目是违背大学精神的，认为元曲为亡国之音，不应该进入大学课堂，大学应该研求精深有用的学问。陈独秀认为这是记者缺乏常识的表现，殊不知，欧美和日本的大学都设有戏曲科目，怎么中国的大学开设“元曲”课程就不合适了呢?更何况元曲也不等于亡国之音。他的文章及时地纠正了该报记者的错误观点。
还有一件事情，1918年春末，北京流行一种传染病，西医曾以科学实验的方法，收集传染病菌进行培植研究，证明这种病菌喜寒畏热。但是，有些没有见识的中医，却凭空想象，认为北方人得这种病，是因为使用火坑煤炉的原因，不信有细菌传染的说法，乱开处方。更奇怪的是北京各家日报，也不辨真假传播这种言论。陈独秀感慨地说：“国人最大缺点，在无常识；新闻记者，乃国民之导师，亦竟无常识至此，悲夫!”[2]这些报道的出现，是记者常识的缺乏和报道态度的马虎造成的。陈独秀希望记者：“就以办报论，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说是神圣的新文化运动。”[7]
词块是一种语言现象，从现象的角度来说大于单词，其标志特征是相对固定，而且在实际的语言活动中有很高的出现频率，同时融合有语境、语义、语法三方面的优势。传统的词块包括了词汇化句干、模式化语块、词汇短语、预制短语等几种具体类型，但时至今日，这种分类已不常见，只要是因频繁使用而存在于人们词汇记忆库里的多词组合，都可以称为词块。
2.记者和报纸不能倚靠权势，暗地谣言。1919年，随着民主、科学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遭到守旧派的诘难与攻击。北京大学有一个名叫张厚载的学生在《神州日报》上发表文章，毫无根据地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为思想激进而受到政府的干涉，说陈独秀态度消极已去天津，还说陈独秀已经从北大辞职，记者去采访了北京大学蔡校长，“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32]这个谣言出来后，很快被上海的《时事新报》《中华新报》，北京的《国民公报》《北京晨报》等报纸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陈独秀痛斥道：“身为大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2]因此，他希望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应该讲真话，不要造谣生事，制造混乱。
建议开发区加强形象塑造，多开展学术活动，多在国家级媒体平台，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强、影响力大的自媒体、公众号发布推文。具体办法有：(1)承担或者组织召开科技型发展型的高端研讨会、论坛、讲座；(2)承担国家级的协会、学术团体的年会和信息发布会；(3)组织高校、科研机构的负责人、知名学者参观交流；(4)承担或组织全球性、全国性、全省性的比赛活动；(5)加强与香港、深圳、广州相关机构的合作交流力度、频率，对接他们的一些会议、活动；(6)在国家级媒体发声，宣介自己的优势和特色；(7)重视自媒体、公众号建设，并且有计划有目的地不断在相关权威自媒体和公众号展示开发区正能量的信息。
3.不要将办报作为盈利的手段，而要有更高的追求。1904年，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时，就开宗明义地宣布：他创办《安徽俗话报》的目的就是“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1]。1918年，他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说：“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33]“五四”运动以后，传播新思潮的报刊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与重视，销路看好。上海有一些原来做黑幕文学、香艳小说的文人，也打起办报的主意来。陈独秀指出，这种动机不纯的人混到报刊队伍中来，简直是对新文化的糟蹋，也是投机取巧的行为。他说：“鼓吹新思潮的报，自然没有人能够专利。容人悔过，也算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没有觉悟的人，仍然是拿投机射利的动机来办鼓吹新思潮的报，所以不得不替新思潮捏一把冷汗。”[7]
4.不可用骂人代替平心静气的讨论。1919年2月，陈独秀在《随感录·不准百姓点灯》中对报刊时常用极轻薄的图画等方式骂人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上海某报记者，曾经批评别的报不应该骂人，自己却时常大骂人而特骂人，并且时常用极轻薄的图画骂人。他又曾骂人独断，不懂得多方面的研究。而见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言论，便拿出独断的排斥态度，怒目张筋、面红耳赤地大骂。却不守着多方面研究的方法，和反对派平心静气地讨论。这就是常言所道：‘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34]
北洋政府时期，新闻界存在一种不好的风气，媒介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相互攻击谩骂。按理说，由于立场、利益和识见的不同，媒介之间发生争论甚至展开论战，都是正常的。但是，由论战演变为骂战，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损害了报刊与记者自身的形象。因此，陈独秀对报界这一恶劣的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自己虽然也承认“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辨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但是，他在新闻活动中秉持的伦理法则主要是“和反对派平心静气地讨论”。例如，1918年，他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针对反对派的观点，以质疑的方式一口气提出了16个问题，“乞《东方》记者——赐以详明之解答”[35]，体现了平心静气讨论问题的作风。毫无疑问，在媒体上骂人还是讨论，方式不同，反映的却是论者的胸怀、底气与学养的差异。
参考文献：
[1]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7.
[2]陈独秀.随感录[M]//陈独秀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1，513，301，423.
[3]陈独秀.抵抗力[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4.
[4]陈独秀.答孔昭铭[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6.
[5]陈独秀.答汪叔潜(政党政治)[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0.
[6]陈独秀.随感录·新出版物[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42.
[7]吴晓明，选编.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M]//陈独秀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34，134，134.
[8]许全兴，等.中国现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23.
[9]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M]//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7.
[10]陈独秀.本报宣言[M]//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80.
[1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02.
[12]陈独秀.答 I.T.M[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0.
[13]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4.
[14]陈独秀.敬告青年[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0-9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1.
[16]陈独秀.一九一六年[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3.
[17]梁启超.少年中国说[M]//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09.
[18]陈独秀.新青年[M]//陈独秀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1-143，143，143，143.
[19]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9.
[20]金焕玲.陈独秀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94.
[21]陈独秀.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3.
[22]陈独秀.本志宣言[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07.
[23]陈独秀.人生真义[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3-274.
[24]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M]//陈独秀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3，87，82.
[25]陈独秀.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53.
[26]陈独秀.袁世凯复活[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4.
[27]陈独秀.随感录·旧党的罪恶[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11.
[28]陈独秀.随感录·法律与言论自由[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09-510，509，510.
[29]陈独秀.再答胡适之[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6.
[30]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M]//陈独秀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95，496，498.
[31]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M]//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6.
[32]朱洪.陈独秀与中国名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66.
[33]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43-344.
[34]陈独秀.随感录·不准百姓点灯[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09-410.
[35]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M]//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9.
On Chen Duxiu's Thought of Journalistic Ethics
XU Xinping，LIU Yanfei
Abstract： Chen Duxiu is the 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arty's journalism.In his new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he not only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but also wrote many papers to elaborate his thought on journalistic ethics.The main contents are as follows：the important duty of journalists is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nd to be national mentors， to guide the people into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with advanced ideas； to oppose the old morality， to advocate new morality， to cultivat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o establish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 of happiness as well as patriotism； to actively pursu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and fight against all authoritarian powers that suppress it； news reporting must follow scientific common sense， pursue truth and stop rumors； journalism should not be about profit， but about noble pursuits；media controversy should be calm and prevent attacks and abuses.His views are valuable treasur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tic ethics.
Key words： Chen Duxiu； journalistic ethics； advocating new morality； consciousness of ethics
作者简介： 徐新平，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南 长沙410081)
刘炎飞，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DOI： 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4.0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08BXW006)
(责任编校：文晶)
标签：陈独秀论文; 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提倡新道德论文; 伦理的觉悟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