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视角下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趋势变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变动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格局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展至今虽然余波未了，但可以说高潮期已过。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突然，波及面之广，摧毁力之大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尽管危机对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影响因为时滞原因尚未完全显现，但人们已能深刻体会到这种变动的趋势。现就可见的及可能显现的变动做一简单的分析。
一、“危机圈”把新兴市场国家连在了一起
如果把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理解为一种过程的话，那么危机的前奏不是在泰国，而是1994年的墨西哥。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形势急剧恶化，比索大幅度贬值，外资大量抽逃，墨西哥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以此为标志，意味着全球性金融危机已进入了活跃期。1997年7月2日，处于暂时休眠期的危机在时隔两年半之后复活，在泰国全面爆发。仅用了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危机横扫东南亚五国，11月北上韩国，成功摧毁韩国汇市、股市。1998年6月、8月，金融危机两度袭击俄罗斯，引发俄罗斯国内金融形势急剧动荡。1998年底金融危机再次回到拉丁美洲，袭击早已确定的目标——巴西。至此，历时四年的金融危机在环绕太平洋一圈后暂告终止，可以说金融危机的喷发期业已结束。
在列举一长串经历金融危机国家的名单时，能得到这么一条简单却惊人的结论：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全都是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或是在经济上取得了飞速发展，或是在经济体制上经历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他们中的大部分已被美国列入未来潜力最大的十大市场之列。在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中，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一支不断壮大的力量。然而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特别象印尼这样的国家，危机使得经济上数十年的努力化为泡影。经济实力的削弱直接影响到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发言权。
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支飞速发展不断壮大的力量，突然停止了前进，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萎缩，必然会打破原有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平衡，必然会激发已适应原有发展趋势的各种经济与政治力量开始一场新的利益争夺。
二、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变动的静态分析
从整个金融危机来看，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只有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是这场格局变动的主角。虽然欧盟或日本也是世界经济与政治大国，但都因为各自内部的原因而无法投入全力来参与这场竞争。剔除国内因素，在与新兴市场国家竞争中，美、欧、日三方具有众多的利益共同点，所以对美国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对欧盟与日本的分析。例如美、欧、日三强在相互之间的金融市场开放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但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问题上态度是完全一致的，美国往往是三者的代言人。
通过上述简化，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与政治实力有所降低，而美国的实力得到了巩固并有所增强。
首先从经济格局来看，金融危机标志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戛然而止。当然这种突然的经济急刹车从另一角度也说明新兴市场国家原有的经济潜力尚未完全释放，但想短期内重现高速增长决非易事。其关键原因在于新兴市场国家在产业转型问题上出现了问题，这也是金融危机光顾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的内部原因。新兴市场国家过去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得益于外向型的以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这种产业结构体系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特别是随着信息、金融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已不再具有竞争优势。新兴市场国家并不是象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没有意识到产业转型的迫切性，而是在转型目标体系的选取上犯了错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人才的净流入国，却成为人才的净流出国。没有雄厚科研基础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仅把高科技产业列为长期发展的一种目标产业，却急于把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列为短期经济主导产业目标。但新兴市场国家国内资金有限，于是纷纷向外资开放，包括对短期资本项目的开放。开放的结果是一小部分外资吸引了新兴市场国家国内全部的流动资金，投入到以房地产为主的长期项目建设上，而一部分外资则躲在进出完全自由的短期资本市场中制造泡沫。最后进入的一部分外资通过东道国开放的金融政策在当地金融市场以东道国货币大量举债。这一切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待危机一爆发，外资疯狂抽逃，引发汇率狂泻，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内资金又无法自救，只能采取提高利率的手段进行无力的抵抗，最终诱发经济的全面崩溃。因此产业转型出现的政策失误是造成新兴市场国家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最根本原因。也正因为是产业转型的原因，所以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故而短期内恢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但实现恢复性增长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是由于经济泡沫已得到完全释放，二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原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没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仍能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以来已维持了96个月的持续增长。失业率、通胀率持续下降， 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道琼斯指数轻松越过7000点、8000点、9000点大关后又多次上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0000点大关。 美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如此活力，主要是得益于其对经济发展趋势的把握。美凭借雄厚的科研实力早已在诸多高科技领域做了多年的基础性研究。在科研成果转化进程中，也很好把握了节奏。这种节奏感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控制好高科技技术转入商业用途的步伐。因为科学研究成功与否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成果的分布在时段上是不均匀的。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研发展的不稳定将直接导致经济的波动。美国意识到这一点，建立了科学成果的储备体系，人为消除了科研开发上的自然波动，保证在任何时期都有一定量的科研成果来带动经济的增长，从而根本上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二是注重科研成果潜力的挖掘，使科研成果能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三是强化科研成果的后续开发。四是增强对科研成果的产权保护，努力降低别国对本国科研成果的跨国吸收作用（ Gross- country Knowledge Assimilation Effects）（注：David Currie Paul Levine Joseph Pearlman and Michael Chui"phase of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in a North- South endogenousgrowthmodel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ume5 1 No.1 Jan.1999.），这就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产生科技依赖。无疑科技依赖比资金依赖更具依附性，这将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只能停留在模仿发达国家产品阶段，而不能转入使经济体系具有造血功能的创新阶段。金融业是美经济的又一支柱。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放松了诸多金融管制，实现了美国金融领域的“BIG BANG”。随之而来的金融创新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危机，因为尽管美国摈弃了诸多对国内金融交易的限制，但其“自由度”仍然无法与根本没有制度可循的国际金融市场相比。因此大量的游资仍流向了国际金融市场。即“世界上的富裕大国通常不会受到资本外逃和货币袭击的影响，因此它们的行动也许会葬送一个新兴经济，可它们自己却安然无恙”（注：[美]贾斯廷.福克斯：《美国经济预测：基本上仍然一片光明》，1999年 2月15日《财富》。）。在科技与金融领域上的优势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先驱。然而在看似光明一片的大背景下，美国经济内部存在的问题却不易暴露。虽然美国经济增长有高科技产业的强力支撑，但美国经济已出现了泡沫。这些泡沫一部分来自新兴国家市场的转嫁，即由大量游资从新兴国家股市汇市撤回国内造成的，更关键的是美国在生产率上升与高科技产业强劲增长的大环境下，人为在制造经济神话，表现出了对国内经济的盲目乐观。这种乐观情绪甚至感染了美联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甚至预言“美国经济有可能在12—18月内引发全球经济的衰退”。（注：Sushil B. Wadhwani"The U.S.stock market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National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然后来看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
金融危机与战争对经济几乎拥有相同的破坏力，但与战争能转移视线消化国内矛盾不同的是，金融危机是借经济手段激化国内矛盾，使国内冲突升级最终动摇国内政治格局。其后果轻则引起政府更迭，重则引发政治暴动，危及国家安全。除了新加坡、香港这两个受危机打击较轻的国家或地区外，墨西哥、泰国、印尼、韩国、俄罗斯、巴西无一不是这样。当然受打击最惨重的无疑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东南亚创造30年经济奇迹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在国内拥有无可争议地位的政治强人悉数下台。过去被东南亚各国领导齐声斥责的西方式民主开始在国内蔓延，有的甚至主导了国内的政局。印尼就是最好的例证。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尽管马哈蒂尔博士仍然掌握着政权，但在政局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还是启动了权力交接程序。当然政治强人留下的权力真空不能在短时期内被填补。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国内政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动荡不安，从而牵制了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反观美国政局，一场场政治风波都被蒸蒸日上的经济增长所淹没。在弹劾总统的整个进程中，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不得不顺民意而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美国借助IMF的援助， 名正言顺地干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改革进程，而且干预并没有引起受援国的政治反弹。除了在经济上的干预外，美国还积极介入政治上出现动荡的受援国国内政治。例如去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APEC元首非正式会晤一事上，美总统不仅没有出席，而且出席会议的副总统及国务卿纷纷谴责马政府当局，明确支持马国内的反对派。另外一方面，美国借经历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与邻国间出现的不信任而产生的摩擦，采取非官方或非正面途径积极介入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争端，扩充美国的地区影响力。
三、美国经济战术的调整及评价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重心就转到了经济领域上。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使美国赢得了短期内相对的主动权，并进一步谋求在有限的优势期内为自己赢得主动权的延续。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不确定因素增多的今天，美国经济利益目标相对缩短了，而政治利益目标没有改变，即企图建立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世界。这样美国就确立了在政治领域上的长期利益与在经济领域上的短期利益相结合的目标利益关系。并在此前提下做出了一些关键的战术调整，具体表现在如下几点上：
一是以经济自由化为重心，进一步淡化经济主权概念。经济自由化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但与美国国内市场相比，经济自由度仍存在一定差距。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层次不仅进行调控，还不同程度参与微观层次的运作。所以外资在进入新兴市场国家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障碍。这虽然是新兴市场国家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合理做法，但却威胁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经济自由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迫使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力量或行为退出市场经营。在经济自由化这一前提下，美国在不断推行淡化政治主权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淡化经济主权的观点。就拿金融危机中的游资而言，美国原有法律对资金的约束主要不是通过直接的约束方式，而是通过对自然人、法人的约束而间接对资金进行约束。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法律对自然人、法人尤其是金融法人的约束大量减少；而与此同时，在金融创新速度加快，游离资金数额激增的新情况下，美又没有出台相应的规范措施，从而造成了金融局势的动荡。包括美国国内金融形势也出现了多次动荡，只不过波动较小而已。“在争取商品的自由流动的同时争取资本自由流动的努力，是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以美国为首的长期繁荣的一个因素，但是大量证据表明，过分仓促的自由化会导致银行业的混乱和金融危机。”（注：[美]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戴维.桑托：《美国是怎样拉拢亚洲，使之允许资金流入的》，《纽约日报》1999年2月16日。 ）我们认为资金只是国际金融交易的客体，它的运作代表的是主体的利益，因此无论从属人管辖原则还是从属地管辖原则，资金的国籍国必须承担对资金的管辖监管义务，承认相应的经济主权，并明确与当前国家政治主权相适应的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国际规范体系。这包括对他国经济主权不予侵犯，也包括承担本国经济主权中相应的管理或约束义务。在经济领域淡化主权观念，现在看是美国威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到最后，大量以趋利为唯一目标的无约束资金也会给美国经济自身的安全带来危害。
二是加快推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在经济领域借助建立美国中心文化，来强化其中心地位。全球化并不是美国的最终目的，而是使其重新赢得全球经济中心地位以至支配地位的手段。美国与欧盟、日本在经济全球化这一立场上观点相近，但在中心地位争夺中也存在利益冲突。现在欧盟把工作重心放在一体化上，主要放在欧元内部协调上；而日本则受近几年挥之不去的衰退阴影困扰，都无心也无力争夺中心地位。而新兴市场国家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后并没有从原有开放政策基础上后退，重申了全球化的立场，所以对美国来说现在是最佳时机。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会不遗余力地推行美国标准，特别是企图在近几年内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础领域的改革中确立美国标准的指导地位，为后续的全球化进程做好铺垫。应该承认美国经济制度及体制在激励微观层次创新等方面的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全盘推行甚至借金融危机而强迫推行则反映了美国经济上一贯的强权作风。有专家就把美在金融领域的强权行为称其为“金融霸权”。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都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此，美国的经济体系也并非完美无缺。
三是主要通过IMF 等世界性经济权威组织间接干预别国经济与政治事务。美国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在推行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通过IMF这样由其控制的世界经济组织， 既能有效地达到干预目的，又能避免与受援国发生正面冲突。IMF 对危机发生国的援助无一例外都是附有条件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大幅度减少财政预算，短期内实现预算赢余；放慢信贷增长；推行私有化等。IMF 的援助计划带有明显的美国色彩——更象是为治理通货膨胀而列的。然而新兴国家无一例外地全部接受。客观原因是金融危机国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紧迫；主观原因是受援国受1994年墨西哥危机援助成功的影响，抱有一定的幻想。援助计划的实施导致了受援国国内经济更深程度的衰退， 也证明了IMF所开的药虽猛但并不怎么有效。IMF 这次在金融危机中的行为受到了包括WORLD BANK在内的众多机构及经济学者的批评。的确，与墨西哥危机相比，从1997年7月以来IMF似乎一直不在状态。开始是对危机后果估计不足而迟迟拿不出具体的援助方案；在危机进一步蔓延时IMF 又多次预言危机的高潮已经过去；现在又对遭受普遍批评的援助计划表现出盲目乐观。IMF给人的印象是，其工作重心不在“援助”上， 而在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经济“改革”上。
尽管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只有短短的两年多时间，美国的战术也随着危机的发展而不断做出调整，但上述基调未有改变。仅就目前来看，美战术的调整及实施已收到了较大成效。
四、趋势动态分析
金融危机改变了原有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这只是过程的开端。正是基于对未来可见利益的关注，美国才会做出上述的战术调整。尽管过程刚刚开始，但趋势的变动已初见端倪。
趋势之一：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在短期内仍难改动荡不安的局面。金融危机动摇了新兴市场国家原有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但原有的文化模式却没有受到冲击，那么被迫引入的西方式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会不会与原有的文化模式产生冲突？就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本身而言，那些舶来品能否与新兴市场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基础相适应？这两个问题恐怕在短期内难以得出乐观的答案。已实行的财政紧缩，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及私有化已使得受援国经济雪上加霜。而随后而来的所谓政治民主化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国内政局更为动荡，这为经济复苏带来了更大的变数。
这儿有必要提及的是，经历了危机的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处理国际经济政治事务时，已从原来独立的立场倒退，而屈从于大国利益。这一方面是由于遭受危机的国家在外援上有求于人，更重要的是危机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特别都处在经济政治困境中的国家，彼此间更易把对方视为经济政治上潜在的竞争对手。而新兴市场国家国内某些政治势力妄图转嫁国内矛盾，获得或巩固政治优势也是引起国家关系紧张的原因。此外一些国家与邻国间存在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一些历史问题。这些国家认为金融危机改变了原有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企图借引入大国势力以求“自保”。菲律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证明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引入外力易，日后引出外力难；使问题复杂化易，使问题简单化难。这进而为地区安全问题长期化、扩散化、国际化、复杂化埋下隐患。因此金融危机已使地区问题激化，原来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地区安全问题重新活跃起来。
趋势之二：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地位仍会得到增强。美国会乘欧盟、日本处于整合期，而新兴市场国家处于衰退期的有利时机，尝试重新夺取原已分散的权力，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争取战略垄断优势。但这有个前提：就是美经济能警惕并消除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趋势之三：以IMF、WTO等世界性权威经济组织为主的世界经济监管与规范体系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IMF、WTO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巩固或增强其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有效工具。 而就目前来看IMF、WTO都面临着众多难题与挑战。如何使IMF、WTO充分发挥作用， 以推动世界经济自由化、一体化进程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而首要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对跨国资金运作进行一定的规范。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比较矛盾。一方面发达国家国内经济繁荣得益于金融创新与资金的跨国自由流动，进行规范将会约束自身经济的发展，反而起到了保护新兴市场国家的“副作用”；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及时对流量庞大的游资进行必要的规范，其自身的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危机爆发后，西方七国财长、央行行长曾多次表示打算在此方面做出努力，但终不见其行动。除利益因素外，西方发达国家也的确没有找到一个既能规范资金操作又不扼杀创新精神的最佳切入点。其次一个问题是IMF、WTO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三大国际性经济组织中的两大支柱，50多年来都是各成体系、独立运作，缺少相互之间的配合。这限制了各自作用的发挥。而2000年WTO即将展开新一轮全面谈判， 此番谈判的重点将由实物贸易转向金融投资领域。相信可以通过这一轮谈判建立一条连接IMF与WTO的桥梁，即在微观层次上以WTO规范个体金融投资行为， 保证个体的经济安全；在宏观层次上以IMF规范国家金融运行行为， 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这种国际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与必然结果。
趋势之四：世界经济在21世纪将步入明确的板块化时代。为抢占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无论是经济强国还是弱国都在强化区域内的经济联合。强国企图通过区域经济联合来支配区域内经济要素的流动，强化领导地位；弱国则希望通过区域联合来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但如果区域经济体内不能有效及时地释放风险，则危机爆发之初就是地区性的，其摧毁力更大。同时在国别经济转化为区域经济的进程中，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会突现，反而会阻碍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五、反思与对策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经济上出现了颓势，政治上也不甚稳定，总体实力有所下降，但只要进行冷静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政策，还是能改变不利局面的。
一、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必须加强区域协调。应该看到危机不是使新兴国家之间利益共同点减少了而是增多了。特别在各自实力都受到削弱又共同面对相同或相似的困难时，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更为重要。这种协调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政治协调指重建国内经济发展必须的良好国际信任环境，保持地区安全。经济协调重在互助。从这次危机看，虽然游资势力强大，但游资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还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策略。所以必须加强区域经济内的联合安全，共同防御风险。还要注意危机过后避免新兴市场国家间对国内外经济资源的恶性争夺。
二、新兴市场国家应共同要求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担负起其应付的经济责任，特别应坚持对国家经济主权进行国际规范的观点，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其当务之急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实行平等的信息公开。新兴市场国家这次在与国际游资的较量中屡屡失守，是与游资借助信息不公开这一暗箱操作大有关系的。新兴市场国家无法从国内金融市场来判断对手的实力及背景，从而无法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导致最终无法采取有效的手段规避投机风险。其实信息公开正是发达国家国内金融交易中必须遵循的最起码准则。发达国家不能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到信息公开——增强财政、金融及市场运作的透明度，而一方面又为本国游资操作设置诸多“信息开放壁垒”。
三、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要特别把握好开放的节奏。新兴市场国家应立足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开放的程度不能超过一国经济的承受能力。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正说明了这一点。“那些受害最深的国家既不是金融体系最为脆弱的，也不是透明度最低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放开了短期资本帐户。”（注：Joseph.E.Stiglitz：《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第二版。）人们不禁要问在国际金融交易不规范的背景下为什么要过早地开放短期资本帐户呢？可见开放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过犹不及。就目前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看，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来说是自觉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只是一种自愿行为。
四、新兴市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确立新的经济模式，这是最为关键的。金融危机使得曾支撑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经济模式如拉美模式、东亚模式成为批评的对象。应该看到作为经济发展某个阶段代表的东亚模式或拉美模式，过去几十年经济的迅速增长足以证明其正确性。现在这些模式只不过是落伍了，其中的一些内容需要更新，而有些内容今天仍值得坚持。新兴市场国家应在结合自身实际及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确立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着重应避免原有经济模式的不足，应是注重自我发展的创新模式。
中国是唯一一个有幸躲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主要归功于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先鉴力。一是未过早开放短期资本帐户；二是及时实施了宏观调控。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说：“去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就是因为我们在1993年已经发生了这种金融问题，幸好我们在它未扩大的时候就把它制止住了。”（注：朱镕基：《朱镕基总理答记者问》，载于《人民日报》1999年3月16日。）但应该看到我国仍存在不少金融风险， 更重要的是在即将达成的入世协议中，我国将不得不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所以说防范金融风险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心。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融危机后，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所担负的责任将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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