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定位的伟大使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经济特征的思考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科学定位的伟大使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经济特征的思考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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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阶段判断问题,亦即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历史定位问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首先解决的基本问题。它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现实基础,是现实社会主义体制和发展模式设定的客观依据,是确定改革开放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的根本依据,是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邓小平和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科学历史定位。这就校正了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发生的历史定位的失误,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首先也表现在对这一基本理论的坚持和进一步阐发上。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了这一基本理论,更全面、深入地阐述了这一基本问题。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就进一步给我国现实社会发展阶段以更具体、切实的定位。

全面、准确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以来,就一直存在两种基本态度和实践路线:一条是从本本出发,对已有的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简单地在实践中进行复制;另一条是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地对待已有的理论,按照现实的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事实证明,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思想路线对待已有的理论,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关系极大。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所要求的基本历史条件,人们却一直没有深究,对他们关于未来新社会基本特征的论述的实质、意义及其科学依据和基本逻辑,也没有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认识。从理论和逻辑上,我们应该承认,而且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现象和新态势也在不断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基本特征的论述是一种科学预测,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洞察力的科学预测。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基本特征进行研究时,首先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一般的理论预测和基本的逻辑推测。这种理论预测和逻辑推测的依据,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典型和成熟形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必须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即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实现以后才具有的,其中自然包括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这一前提,是后资本主义和后商品——市场经济社会的特征,是马克思从交换关系发展角度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中的第三种形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三形态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们一般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同这三种社会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无论是高级阶段,还是初级阶段,在逻辑上都是属于这个范畴的。由于这是从成熟和典型形态进行的研究,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逻辑角度进行的理论推测,因而只能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未来共产主义的一般本质的揭示,是对未来社会基本趋势和大致轮廓的构划,而不是对未来社会具体模式的描绘。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并且拒绝描述未来社会的细节,从来没有而且拒绝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

这种理论预测的具体考察对象只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一般逻辑的展开,只能体现在典型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也就是说,他们把视角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未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如何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方面,是基于一种逻辑的需要。他们从这一视角得出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指的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充分发展所提供的生活条件下新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因而也就是从这种典型形态的发展中抽象出的一般逻辑结论。

但是,从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已经枯竭和市场经济已经开始消亡的历史条件至今还没有具备,这可能是马克思也没有预测到的。因此,马克思所设想的消灭旧分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从成熟形态和一般逻辑角度提出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只是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至于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道路,则是需要根据具体历史条件来认识和把握的。江泽民深刻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这正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和基本特征时,有两种视角,即逻辑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实际上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指出的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是一种理论和逻辑的预测,是有严格的历史和逻辑前提的,不是具体的模式,不是可以不考虑社会历史条件而随时照搬的教条。他们特别强调,当要认识某个或某些具体国家向未来共产主义转变的具体发展道路时,必须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历史都是具体的。当马克思从历史的视角,具体地考察和研究某一国家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具体道路时,则是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出发来认识问题的。即使这个国家是属于西欧国家,马克思也给予了具体的把握和分析。马克思认为,像当时德国那样经济比较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完成的国家建设共产主义,要经历五个阶段:(1)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即民主革命阶段);(2)民主共和国;(3)社会共和国(带有共产主义性质,并向共产主义过渡);(4)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相当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5)纯粹共产主义共和国(相当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马克思1849-1850年在伦敦德国工人启蒙协会上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讲话)不难看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多么相似。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下半叶,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产生和发展可能性的具体的历史的思考,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了东方落后国家。晚年马克思致力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思想出发,结合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提出了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的设想。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点开始东移。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对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俄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设想。他们认为,俄国可以以村社为支点,发展它特有的历史条件,东西方革命“互补”,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65页)而直接进入新的社会。但他非常关心的是“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1页)他始终认为,未来的新社会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上,东方落后国家只有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跨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道路。

应该说明的是,马克思晚年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探索并没有终结,已经得出的认识,还是预测性和粗线条的。对这一难度和意义都极其巨大的问题,他是非常谨慎、具有高度负责精神的。但就是在这些没有最终完成的理论成果中,也蕴涵着很有价值的丰富内容,仅要“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这一思想,就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具有对不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多么重要的原则规定啊!邓小平和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一个从具体历史角度,考察具体国度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判定是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

当社会主义在俄国由理论转变为现实以后,如何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历史定位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列宁作为一位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邃理解和抱有科学态度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早就明确地提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274-275页)在十月革命前夕和胜利后不久,他就对新社会的历史定位进行了探索和思考。一方面,根据对俄国国情的分析,他认识到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俄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这就决定了其在革命胜利后,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各方面都很落后的俄国能够尽快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在小生产大量存在的情况下,采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等措施,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列宁想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由特定环境因素诱致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强化了列宁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历史定位超前的一面。

随着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依据书本转向依据实践的基本思路的明确和坚定,很快就对“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有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原因和必要,但他也认识到,“我们用‘冲刺’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现实生活说明了我们犯了错误”。他指出,社会主义“指的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的新社会制度的低级发展阶段即初级发展阶段,而不是高级发展阶段”。(《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30页)列宁也曾提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等说法,表明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应该划分为不同阶段,并且进行了“新经济政策”的探索。他要求放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重新回到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来,强调必须考虑那些便于由宗法制度、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同时列宁明确提出了全力学习和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新经济政策”所体现的还未定型的模式,可以说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趋向和接近正确历史定位而产生的一种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雏形。

列宁逝世后,在党内进行的一国能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激烈论争中,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一国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新社会存在的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只着眼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和阶级斗争,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排斥商品经济,逐渐停止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所提出的正确路线,开始在经济领域进行旨在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排斥商品经济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努力,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历史上影响巨大的“斯大林模式”,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科学定位探索发生了中断。这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取得过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打败法西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模式逐渐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弊端。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作为一位极具独创性的革命家,毛泽东较早地看到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可贵的探索,强烈希望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所创造,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他曾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也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有不同发展阶段。1956年,他在接见外宾时曾经说过:“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4页)他也曾明确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后者可能比前者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他没有对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内涵给予明确界定。后来他把这一时间不断缩短,对发展生产力重视不足,对社会主义需要的物质基础估计不足,没有认识到苏联体制存在的历史定位上的超前性,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客观上出现了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失误。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探索

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就是要在领导革命建设中,坚持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把我们的体制模式选择建立在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历史定位的基础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把重新认识我国社会性质和所处历史阶段作为改革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经过几年的探索,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提出。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计划。”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坚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本路线和纲领,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东方落后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经历一个非常复杂、艰巨且又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是使中国逐步摆脱贫困、落后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要实现经济的大发展,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同时也要进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此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这是建国近五十年来,以党的文件形式对社会发展阶段及其任务所作出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总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的论断。

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来看,当马克思从未来新社会中划分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时,就使这两个阶段有了部分质的区别。当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从社会主义社会中又划分出一个初始阶段时,就又使它具有了新的部分质的区别。当江泽民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时,又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中的位置,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有了部分质的区别、部分内涵的差别而显示出了阶段性特征。随着对所处历史阶段问题认识得日益深刻、具体和全面,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定位越准确,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越清晰、越科学,对改革的性质和发展战略、策略的把握也就越能符合客观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

首先,从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最基本最突出的特征来看,就是其全部经济活动都是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运行。价值——货币机制是全部经济活动和联系的基本机制,价值规律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起着基础的调节作用,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一总体特征,明显地反映出建立在新的历史定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传统体制的重大区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一点是生产力发展不足,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这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崭新而颇具难度的问题,包含着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任务就是要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来重新构造微观经济主体,实现新的产权安排,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包括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管理体制,其中具有创新意义的关键点和难点是如何实现公有制与商品——市场经济的结合。总之,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的特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才被设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次,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就不是一般的政策措施,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十五大以来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证明,上述基本经济制度的概括是正确的,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所有制的多样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水平不高,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在继续发展国有和集体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对其监督、管理,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今后,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首先必须坚持上述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应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应该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创造,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从仅有较少社会主义因素的初级形式,到规模和范围巨大的具有较充分社会主义因素的比较成熟的形式,都应该有发展的空间。对股份制这种在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中不断发生扬弃并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生产组织形式,更应该充分合理地加以利用。

再者,在分配体制方面,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已经在现实中越来越明显,在人们的认识中越来越明确。同时,按劳分配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分配方式,其实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本的一点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和货币的形式来实现。按劳分配必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和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生产要素都要参与分配,劳动要素和非劳动要素都有参与分配的权力。随着产权结构的不断组合和资本结构的复杂化,随着劳动者不仅以不同身份参与生产活动和参与分配,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还将拥有自己的资产,并且以各种方式参与各种形式的投资活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由此,有才华的科技人才首先致富应属本人劳动致富,而不是占有他人劳动的结果。私营企业主参与经营管理,其收入也有一部分属劳动收入。还要看到,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必然会有先富和后富及富裕程度不同的差别。我们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扎根在现实基础之上。在科学定位基础上确定的正确路线和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兴旺起来。这种科学的历史定位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实践效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握愈深刻、愈全面,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越自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就越坚定,才能完成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全部社会基础的任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也就能够更加切实地日益接近和实现既定的宏伟目标,实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伟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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