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对后凯恩斯学派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学派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是在战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旨在反对新古典主义和边际主义、倡导复兴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学流派。因此，这个学派虽然属于凯恩斯主义，其经济思想却受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影响。而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承继关系，它自然地也受到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影响。这也是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具有“左”倾特征从而被称为“凯恩斯经济学左派”(Left Keynesians)①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经济学对后凯恩斯学派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济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在引述一位俄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方法的评价时，曾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明确概括为唯物辩证法。②这种方法有两个基本要点：其一是抽象分析，其二是历史或动态分析。正是运用这种方法，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内部所包含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由这种关系阐明了剩余价值生产、分配与积累，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运作机制的发展、演变规律，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那里通常也被称之为社会的、阶级的、历史的、演进的、动态的方法。③它虽然与主流派所通行的经济研究方法(超历史的、静态的、均衡的方法等等)难以相容，但是却对后凯恩斯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凯恩斯学者(特别是它的第一代人物琼·罗宾逊等)出于反边际主义的理念，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颇为欣赏。例如，罗宾逊曾指出：“马克思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需要用历史眼光而不是均衡方法去思考。”④马克思的分析结构，经过调整将可以为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与积累提供“非常宝贵的工具”，为有力地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打下基础”。⑤卡尔多也说道：马克思经济理论是分析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一个极为强有力的工具”，就动态分析而言，它可以与凯恩斯的分析形成互补。⑥所以，尽管后凯恩斯学派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认识也许并没有达到唯物辩证法的哲学高度，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积极地借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来创建反边际主义的理论体系。这种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重视阶级关系分析。阶级关系分析是马克思抽象法的一个必然结果，他认为物与物关系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人与人、主要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只有进行阶级分析才能抓住现存生产方式的本质。在现代西方非马克思经济学阵营普遍排斥阶级分析的情况下，后凯恩斯学派却明确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他们认为，阶级分析首先体现了经济学主题的要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主要表现为总产出在各大社会阶级或集团之间的分割，其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只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揭示这一冲突的原因、过程、后果及其解决途径。其次，阶级分析也是准确地刻画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必要层次。处于不同经济地位或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例如，以财产收入为主的雇主阶层和以工薪收入为主的雇员阶层，其各自的消费与储蓄倾向、风险偏好程度就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人们的特定经济地位将其划分为不同阶级(或集团)，进而考察不同阶级(或集团)特定的经济心理与经济行为，比泛泛的一般理性经济人行为分析更加切合实际，更有助于把握经济复杂系统的具体的结构特征。由此，在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中，从基本概念的提炼到分析框架的建构，都贯穿着阶级分析的线索。例如，他们通常不是去一般地谈论价格变动的需求效应，而是强调不同阶层收入对不同层次消费(例如，必需品与奢侈品消费)的影响。不去建立一般的消费函数，而是分别考察工人与资本家两大群体不同的消费与储蓄倾向。不去研究所谓统一的收入份额决定，而是致力于揭示工资收入与利润收入决定的不同机理。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阶级对立与利益冲突关系。
(2)强调制度分析。这也是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一个传统。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关系的法律化，便形成了各种(正规的)制度，它们既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又影响着(反作用于)人们的经济行为。后凯恩斯学派特别注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认为经济分析不应仅着眼于物质技术关系，而且也应将社会经济关系或制度因素纳入其中，使这些因素成为确立某些变量关系或行为关系的重要依据和约束条件。循此思路，他们深入分析了现代大公司制度，明确指出了微观市场结构的垄断或寡头特征，由此表明供求完全竞争定价的均衡价格理论的非现实性，进而代之以新的厂商管理定价或加成定价理论。他们还分析了现代社会产权制度，揭示了产权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琼·罗宾逊曾经指出，资本所以获得收入利息或利润，其根源就在于资本所有权，资本积累的客观要求从制度上决定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集团以利润形式占有总产品的一个份额。⑦这也正是资本主义不仅以消费为目的、而且同时还以获取最大利润为动机的制度原因。⑧从这一视角来看，流行的用资本生产力来解释利息或利润的所谓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便站不住脚了。此外，他们还分析了工会制度对工资谈判从而价格决定的影响，考察了现代货币制度和金融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居民的流动性需求进而总需求的影响，等等。近年来，一些后凯恩斯学者受到制度学派分析的影响，又试图探讨现代大公司内部的制度安排在弱化不确定性方面的重要功能。⑨正是基于制度分析，使得后凯恩斯学派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主流派的富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3)倡导动态非均衡分析。尽管后凯恩斯学派并没有在马克思那样的历史暂时性或历史过渡性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但是他们却受到了马克思方法论的历史感的强烈影响，认为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论断可以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动态发展和波动的分析相结合。根据凯恩斯的论断，由于未来具有基本的不确定性，经济人的严格的理性选择行为将不再可能，一切将依照惯例行事，从而均衡分析将不再适用，这就需要代之以非均衡分析。罗宾逊受到马克思方法论的影响，更试图由这种不确定性引申出经济运行的历史特征，强调经济学应当采用动态的非均衡方法。她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处于“历史时间”中的经济，过去的不可逆转，未来的无法确知，处在当下的经济人只能凭借经验、惯例以及预期行事，其结果便难以保证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平稳发展，由预期变化所导致的短期无常波动性和长期不稳定性必然成为事物的常态。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恰恰就是这种不稳定性的反映。因此，经济学应当坚决摈弃均衡的观念和方法，而致力于去反映真实世界中的动态不稳定性特征，揭示这种特征的生成机制及其经济后果。
近年来，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道(S.Dow)、劳森(T.Lawson)等第二代和第三代后凯恩斯学者不但发展了罗宾逊等人的上述思想，而且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乃至其哲学基础方面进一步展开了更深入系统的探讨。戴维森明确提出了非遍利的(non-ergodic)世界观⑩(11)，指出现实的社会经济是一个非遍利的、有机的体系，其内部联系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又随着人们的知识、行为以及制度等因素在时间过程中的演变而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必须彻底打破主流派所热衷的“遍利观”，以非遍利的、演进的、历史的分析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道探讨了所谓“巴比伦思想模式”(Babylonian mode of thought)(12)，其含义是，对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不能采取单一的从公理到定理的推理模式，而必须时刻坚持现实导向的原则，将复杂现实分解为不同侧面，在这个基础之上，则可以根据经济研究的不同层次而具体地采取不同的方法和分析技术，其中当然也不排除局部地采取某些均衡建模的方法。劳森等人则在巴斯卡(R.Bhaskar)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或社会科学方法论，即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13)(14)这种理论既反对先验的观念论，也不同于经验实在论，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本体论(ontology)哲学思想，即超验的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它认为，现实，特别是社会现实，不像经验实在论所说的那样简单地由原子式的事件与经验组成，而是一个复杂、分层、有纵深的实体，人们在经验层面所感知的事件与事件关系是由其所不能感知的处于深层的结构与机制决定的。科学认识的功能在于揭示这些结构与机制，而不是拘泥于经验层面的程式化推理，这就必须放弃传统上流行的经验实证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而采取由表象向深层追索的所谓“溯因推理”(retroduction)的方法。这些方法论研究，虽然提法不尽相同，但是显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现实的复杂性，从而反对方法论的简单化和表面化，特别是反对主流经济学中所盛行的公理化的实证主义方法，而主张采用现实导向的方法论，诸如历史的、动态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以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通过归类比较来揭示事物内在机制的溯因推理方法，等等。所有这些方法论主张和观点，显然都是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脉相通的。特别是批判实在论的溯因推理方法，它实际上说的就是人类思维由具体到抽象的行走路线，所以不过是对马克思的辩证的抽象分析方法的一种现代重述。批判实在论的创始人巴斯卡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抽象分析就是超验的推理分析方法。(15)所以也可以说，马克思是批判实在论的重要先驱。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思想对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理论研究方法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渗透到深层的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或认识论层面上。
二、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分配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这一理论表明，虽然全部新产品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以工资形式归工人所有的只是等于在劳动市场上按照价值规律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力的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要小于劳动力的使用创造的全部价值，其差额亦即剩余价值或利润将基于资本所有权的要求而归资本家所有。因此，剩余价值理论既是一种生产理论，也是一种分配理论，它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收入分配所具有的剥削性质和所包含的阶级利益对立。从学说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分配理论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在价值分析的抽象层面上讨论收入(实际是价值)的分配，其二是诉诸社会阶级关系以及制度因素诸如资本所有权决定收入的分配。
上述分配思想在后凯恩斯学派分配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虽然后凯恩斯学派一般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劳动决定价值原理的抽象分析，并且也不像马克思那样因为利润体现了资本所有权对劳动创造的产品的占有就得出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但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以及古典派)的分配理论要比新古典派纯粹用物质技术关系决定收入分配的要素定价理论，特别是其边际生产力分配论高明得多，更加具有现实基础，可以被利用来探讨现代社会的分配问题从而建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基础。
最先引入马克思分配思想的是卡莱斯基。卡莱斯基被称为后凯恩斯学派“最重要的守护神”(16)，他试图借鉴马克思的再生产分析框架构建一种三部门、二阶级的分配理论，其要点是：生产结构分为资本品(Ⅰ)、资本家消费品(Ⅱ)、工人消费品(Ⅲ)三大部门。总收入从供给方面分为利润(P)与工资(W)两部分，利润又分为用于积累(
)和用于消费(
)两部分。总收入从需求方面则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部分。假设工人无储蓄，在各部门保持均衡比例从而总供求平衡时，必然有工人消费等于工资，资本家投资和消费等于利润。其简单图式如下：
卡莱斯基认为资本家支出是决定总需求的关键因素，一旦给定这种支出，总需求与社会生产结构也就给定，利润份额从而收入分配格局也就决定了。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在假定总供求平衡的条件下用资本家支出、主要是投资行为来说明利润与工资的分配，它代表了将阶级的收入分配理论纳入现代宏观分析的最初尝试。(17)
在卡莱斯基的启示下，罗宾逊更加明确地将收入分配纳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两阶级、两部门模型。(18)她将总收入划分为工资和资本家利润两大范畴，总产品划分为消费品与资本品，两大阶级的需求行为特征是工人只消费不储蓄，资本家既消费也投资，还有储蓄。这样，根据总需求决定实际总收入的有效需求原理，资本家的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便决定了所实现的利润水平，即利润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与投资量成正比，利润率则与投资增长率成正比，用公式表示有：
这里的(2)式便是著名的“剑桥等式”，其中的r、K、g、
分别表示利润率、资本量、投资增长率、利润储蓄倾向。卡尔多几乎与罗宾逊同时提出了相同的分配理论，不过他不是采用两部门模型，而是直接通过总量分析论证了投资决定利润进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润间分配格局的原理。(19)(20)之后，帕西内蒂对上述分配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扩展，通过引入“帕西内蒂不等式”，即
＜I/Y＜，明确地考虑到两大阶级均有储蓄行为从而工人也获取部分资产收益的情况，将后凯恩斯学派关于利润决定和收入分配的剑桥等式推广到更为普遍化的形式。(21)
剑桥分配模型的基本含义是，资本家投资是决定利润与工资相对份额的关键变量。在宏观经济保持总供求平衡的条件下，投资需求越大，利润量及其在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就越高，而工资的相对份额则越低。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国民收入分配将会愈益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这个结论显然与马克思关于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变得相对贫困化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模型的具体建构而言，这一理论也在许多方面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首先，它是在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下来考察收入分配的，这与马克思在考察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时舍掉了实现问题的做法是相似的。二者都是属于撇开了短期价格波动影响的关于实际收入份额决定的长期分析。其次，它集中分析利润与工资两大收入范畴之间的分配关系，亦即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这也承袭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收入范畴划分和分配理论研究重心的思想。罗宾逊在后来曾指出，支配工业产品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特征，所以马克思把剥削率置于经济理论的核心是正确的。(22)至于帕西内蒂引入工人从事储蓄从而获得部分资产收入的因素，可以视为他们考虑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而在收入范畴划分方面所做的一种具体拓展。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用投资决定利润，实际上隐含着用资本所有权来说明占有或获取利润的经济原因的思想，并且由资本家的投资决策所带来的分配后果(即利润相对于工资提高)实际上体现了阶级利益的对立，这些也显示了马克思分配理论的痕迹，反映了后凯恩斯学派力图从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分配问题的倾向。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特征，使得他们同单纯用物质技术关系解释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划清了界限，他们认为后者不仅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并寻求解决之道，而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恰恰可以作为“反边际主义革命”的一个积极成果，取而代之。
上述分配理论代表了后凯恩斯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收入分配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近年来其分配理论又获得了若干新进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新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相结合，通过更明确地引入收入分配中的阶级冲突因素——即劳动市场上的工资谈判机制，来解释收入分配的决定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这种理论解说主要是由古德文(Goodwin)和帕里(Palley)等人所发展的。帕里着重进行了短期分析的理论建构。他指出(23)(24)，剑桥等式所体现的后凯恩斯分配理论虽然考察的是阶级收入分配，但是由于没有在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意义上引入阶级冲突，即集中体现在劳动市场和劳资谈判中的阶级冲突，仍欠完善，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收入分配与总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剑桥分配模型需要加以扩展。帕里指出，现实中存在着两种竞争：一是产品市场上厂商之间的竞争，另一是工人与厂商之间的竞争或劳动市场上的斗争。前者决定的是产品价格加成，从而总工资与总利润的相对份额，后者决定的是工资总额在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分配。这就需要考察收入分配的两个层面：其一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其二是在普通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为此，他在总收入(Y)划分为总工资(W)和总利润(P)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工资总额细分为工人所得的工资(
)与管理层所得的工资(
)两部分，利润进一步划分为留成利润(R)与红利(P-R)两部分，而红利又再分为工人阶级得到的红利(
)与管理者红利(
)两部分。从而有下面的关系式：
Y=W+P
(3)
+=W
(4)
+=P-R (5)
其中(3)式显示的是总收入在工资与利润或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分配，(4)式则给出了新的收入分配范畴，即总工资额在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分配。随着收入范畴的增多，对不同范畴收入的储蓄倾向需要加以新的规定。根据利润收入的储蓄倾向总是大于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管理者收入的储蓄倾向总是大于普通工人的收入的储蓄倾向这个一般性假定，若令
分别代表工人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管理者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工人红利收入的储蓄倾向、管理者红利收入的储蓄倾向，那么则有
关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依然可以用剑桥的分配模型来解释。但是，对于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分配则必须引入新机制，这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工资谈判力量对比，而这种力量对比又是依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是总需求状况为转移的。当总需求旺盛从而经济处于高涨时期，工人的工资谈判力量较强从而会相对于提高，反之则相反。另一方面，在引入这种收入分配的新视角之后，关于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和总需求的影响也获得了新见识。例如，如果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在工人与管理层之间向着有利于工人的方向所做的一种调整，即提高工人的收入份额而降低管理层的收入份额，而不涉及社会总工资与总利润份额的变化，那么由于≤
，将会增加消费需求，同时又因为总利润份额未变而不会导致投资需求减少，故而其结果将是总体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人工资的提高不是源自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相对收入份额的变化，而是由于社会总工资与总利润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即利润总额降低的结果，那么这种工资提高对增进消费需求的作用将会被利润降低引致投资需求的减少所抵消，其对宏观经济的净效应将变得不确定，很有可能是负面的。这就表明，若实行旨在改善工人收入水平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而又不希望带来紧缩性的后果，明智的做法将是着眼于劳动市场调整，而不是产品市场调整。
与帕里不同，古德文通过将剑桥的分配理论纳入经济周期分析，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凯恩斯的理论相结合的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周期的长期理论模型。(25)(26)他虽然强调劳动市场上的分配冲突，但是依然着眼于工资与利润两大收入范畴从而工人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并集中考察随着工资份额与利润份额(及利润率)的相对变动、就业率及宏观经济的运行特征。其模型的基本要点是：当劳动市场上工人工资谈判力量最弱时，工资份额达到最低点，利润份额达到最大值，此时就业率可能处于某种平均水平。高利润会促进高投资从而高增长，将把就业率拉到最高点，这又会加大劳动市场工人的工资谈判力量从而促使工资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进而导致增长减速，当就业回落至平均水平，利润与增长率降至最低点。随着产出与就业降至最低水平，劳动市场工人的工资谈判力量处于最低潮，实际工资下降，企业赢利率又逐渐恢复到平均水平，进而利润份额大幅增长从而经济又拉动新一轮周期。很明显，这里变量关系的基本反馈机制是：劳动市场条件→工资与利润份额→投资与增长率→劳动市场条件→……它在形式上与乘数—加速数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原理很相似，但是却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和运行机制，即马克思经济学(包括分配理论和实现理论)的思想基础。(27)正是这种机制，使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成为一种自我平衡(homeostatic)的过程。
三、经济增长理论
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明确使用“经济增长”的术语，但是他关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丰富的资本主义动态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思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经常联系与不断更新的角度来看，生产过程也就是再生产过程。当再生产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时，便出现了扩大再生产，亦即增长。“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28)当然，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具有历史特点，它表现为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扩大再生产，“积累或规模扩大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扩大”(29)。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从社会历史的层面考察它对于工人经济地位与命运及资本主义前途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理论；其二是从经济运行层面探讨这种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变量关系、稳定运行条件以及可能面临的产品实现困难等，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再生产图式亦即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些动态分析中。虽然前一个方面在后来的经济学者中间引起颇多争议和质疑，但是后一个方面却对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尤其是后凯恩斯学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既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所包含的矛盾，也同时阐述了有关扩大再生产亦即经济增长的一般经济原理。这里限于本文的议题，仅指出几个主要之点。(1)关于宏观经济均衡稳定运行的数量比例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要求各部门生产按比例发展。在假定只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门的条件下，就必须满足两大部门各自增大了的自身产品供给和对对方产品的需求在结构上相匹配，以使总产品在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上完全实现[这即是著名的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2)关于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保证社会总生产按比例发展的条件下，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经济总量的增长将依积累量的大小为转移，而后者一方面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剩余价值分割为积累与消费的比例。(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当积累量一定时，积累资本的使用效率越高，生产扩张的规模就越大，因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30)。而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既可以得自劳动资料的效能改进，也可能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1)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为后凯恩斯学者所吸收。上文已指出，罗宾逊等人在建构分配理论时就利用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认为它是将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从而收入决定问题结合起来的理想工具。不仅如此，由于后凯恩斯学派的增长研究本来就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的，因此他们在增长理论中自然也不能不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资本积累思想。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关于经济稳定增长的调节机制的基本观点上。后凯恩斯学派关于增长理论的研究起因于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不稳定性，即该模型当充分就业的实际增长率不等于均衡增长率时，由于缺乏一种调节机制而无法解释经济向均衡调整的过程。(32)索洛、斯旺等人按照新古典的市场调节思路，通过引入要素比例进而资本—产出比例的可调性机制，提供了一种理论解决办法。(33)(34)但是这由于被认为是背离了凯恩斯革命的宗旨而遭到后凯恩斯学派的批判，他们力图依照古典传统将收入分配纳入增长分析，借此说明经济增长的内在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就是源自收入分配变动的储蓄率变动，因为按照后凯恩斯学派的论述，在两大阶级或收入范畴的储蓄倾向不同的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变化将会导致总储蓄率的变化，因而对于任何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之间的偏离，便都可以通过利润与工资相对份额的变化进而计划储蓄(投资)与均衡储蓄(投资)关系的调整而得以消除。(35)用哈罗德公式的术语来说，对于任何给定的资本系数或技术条件(C)，储蓄率(s)的调整将会保证实际增长率(g)趋向于有保证的均衡增长率(
)。应当说，这种储蓄率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决定增长率的思想。
储蓄率调整机制虽然指出了经济必然要向稳定均衡状态收敛的趋势，但并没有具体给出它的动态过程。故而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学派又从不同视角较深入地探讨了经济动态调整的过程与具体转移路径问题。罗宾逊提出了一个将资本积累表示为利润率的函数的“血气冲动函数”(spirit function)，用资本积累与利润率之间的双边关系来说明动态调整过程。大意是，以往的投资(积累)决定了当期利润，当期利润又决定了未来利润预期，预期利润又决定了当期投资(积累)决策。因而，动态调整过程具体体现为预期利润不断向实现的利润做调整从而计划投资(积累)不断在波动中向均衡投资(积累)逼近的过程。(36)(37)哈里斯在罗宾逊的框架中加进了“阶级战”的因素，试图综合运用基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因素与基于凯恩斯的投资“血气冲动”因素来说明动态调整过程。他指出，在工人可接受的工资范围内，罗宾逊的“血气冲动函数”描述的调整过程是平稳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阶级战将会打破调整的平稳性，导致危机的发生。卡尔多最初是用“技术进步函数”来说明动态调整过程，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试图用一个包含谷物与钢铁的两部门模型来描述动态过程。这似乎又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38)而作为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的集大成者之一，帕西内蒂则建立起一种多部门模型，通过采用垂直一体化分析(vertical integration analysis)方法考察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动性，(39)指出技术的不平衡动态发展与消费偏好的非线性演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导致生产技术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匹配困难，引发经济的短期性波动，而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过程必然也就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这被认为是增长分析的一个“新基础”，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斯拉法以及卡尔多的著作综合起来的新的理论框架”(40)。
最后，从后凯恩斯学派关于经济增长的基本变量关系的定量分析中，也可以明显地感知它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变量关系分析的相似性，从而确认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我们将前面(2)式的剑桥利润率决定关系变一下形，可以得到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增长率决定公式：
g=r·
(7)
其中r代表利润率(即P/K)，代表利润收入的储蓄倾向(即/P)，g代表资本增长率(即I/K，或ΔK/K)，它在稳定均衡状态下也就等于经济增长率ΔY/Y。该式是在罗宾逊和卡尔多最初假设工人无储蓄的条件下得出的。然而，根据帕西内蒂的证明，即使引入工人储蓄的因素，只要工人的储蓄倾向满足前面所给出的“帕西内蒂不等式”，上述公式就仍然有效。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工人由于参与了储蓄(或资本积累)，也将获得部分利润。
上面建立在二阶级、二收入、二部门假定基础上的增长公式，完全可以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分析中推导出来。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宋则行先生在这方面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工作。(41)这里我们采用类似的方法做一简单推导。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保持平衡关系的条件下，国民总产值也就是两大部类产值的简单加总，经济增长也就是各部类的增长之和，故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可以采用单一总量方法。按照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表示法，年产品总价值可以写成：
W=C+V+M
(8)
其中W、C、V、M分别代表产品价值、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如果为简单起见，假设不变资本C在生产过程中一次性完成价值转移，那么上式也就是年产品净值，即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若设ΔC、ΔV分别代表积累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ΔM代表下一期增加的剩余价值，且在积累过程中资本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那么均衡的增长率可以写成：
(9)
即在稳定均衡状态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剩余价值增长率三者相等。取上式中间部分来展开，则有：
(10)
该式右侧的三项中，M/V是剩余价值率，(ΔC+ΔV)/M代表剩余价值用于积累的比率，V/(C+V)是可变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由于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从而总价值增加的源泉，故该项可视为资本的利用效率或增产能力。因此，(10)式便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数量分析的基本结论：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将分别与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积累率以及积累资本的使用效率成同方向变化。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0)式与上面的后凯恩斯学派增长公式(7)式本质上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将(10)式再简化为
(11)
对此就会一目了然，其中，等式右侧第一项为利润率，第二项则相当于利润储蓄倾向。这就清楚地表明，后凯恩斯学派的增长理论不仅在基本假定、分析方法等方面沿袭了马克思的传统，而且在定量模型方面也得出了与马克思基本相同的结论。
四、货币经济理论
尽管货币理论是经济学中视角比较繁杂、内涵难以界定的领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按照关于货币是否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的不同看法，而将不同学派的货币理论基本上划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所谓中性货币理论，其二是非中性货币理论。前者的基本观点是，就长期正常的均衡状态而言，货币对就业、产出从而实际经济的运行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其作用是“中性”的，它所能影响的只是物价水平、名义利率等等属于货币经济运行层面的东西。货币数量论是这种观点的典型版本，整个新古典学派以及主流派凯恩斯主义者也都持有此种观点，它通常也被称为关于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二分法”(dichotomy)。后者则截然不同，强调货币在现实经济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会牵动货币经济的运行，而且也会直接、间接地对投资、总需求、就业、总产出等实体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冲击和影响。凯恩斯和后凯恩斯学派基本上属于后一种观点，用后凯恩斯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保罗·戴维森的话说，后凯恩斯学派与主流派的根本分歧之一，就是抛弃还是固守“中性货币”这一命题。(42)
如果按照上面的划分标准来衡量，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显然属于非中性货币理论的范畴。诚然，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不能就被简单地归结为非中性货币理论，它乃是其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包含着从价值形式分析从而货币的起源、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货币流通规律到货币对商品交换以及再生产的影响、货币供给与银行信用、利率决定、货币金融危机等诸多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远远超出了非中性货币的范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着重从非中性货币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并探寻它们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货币经济理论之间的思想承继关系。从这一视角来看，马克思的下述三个方面重要论述值得提及。(1)马克思从货币作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一特性中，推断出人们对货币需求的经济理性基础。为什么人们愿意持有货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由于货币作为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能直接转化为任何商品，因此，随着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式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并且，这种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43)(2)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时，揭示了资本主义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由于在W-G-W的交换过程中，卖与买分裂成两个独立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只卖而不买，从而货币退出流通，将使其他人的商品实现面临困难。分工的正常进行要求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可是恰恰是分工又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的事情。因此，认为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与卖的平衡，是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44)(3)马克思通过分析货币贮藏手段职能，进一步强调了货币对交换过程进而社会再生产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虽然他提出“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45)。但是他总的倾向是认为货币贮藏将导致流通过程受阻，即W-G到G-W的转化中断。(46)人们贮藏货币既可能源于偏好其作为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的动机(属于自愿的贮藏)，也可能由于再生产过程的条件所致，即所谓非自愿的贮藏。例如，在积累的剩余价值达到执行追加资本职能的必要规模之前，只能不断地“凝结为贮藏货币”(47)，这将导致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的暂时中断。“贮藏货币，作为只是逐渐形成的潜在货币资本时，它是绝对非生产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dead weight)。”(48)这时如果没有足以适应能动的流通需要的货币量，某些企业的商品过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此外，就货币供给而言，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内生的理论，因为他是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货币的价值与本质，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价格)总量引申出流通的货币量。既指出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更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基本职能。这就与货币数量论划清了界限。(49)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实际上已经从货币理论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不稳定性的根源，它们对凯恩斯以及后凯恩斯学派关于货币经济的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凯恩斯本人虽然在《通论》中提及马克思时的态度是轻蔑的，但是他实际上是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货币经济的基本观点及其据此对萨伊定律的批判的。(50)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1)凯恩斯分析了人们货币需求的经济原因。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由于货币是所有资产中贮藏成本较低而流动性升水(liquidity premium)最大者(51)，从主观上看，则是由于人们的交易、谨慎与投机三种动机。(2)他指出了货币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是生产弹性接近或等于零，其二是替代弹性接近或等于零。(52)这两个特征意味着，当货币需求增加时，将会减少对社会其他商品和要素的需求，从而导致失业增加。这与马克思的分析颇为相似。(3)凯恩斯不仅一般地承认货币需求将会抑制商品需求，而且还特别强调地将它视为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失业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即是他的流动性偏好通过提高利率、抑制投资进而有效需求的理论。
后凯恩斯学派继承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并通过凯恩斯以及卡莱斯基吸收了马克思的货币学说思想，不过他们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1)他们基于其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来推引货币存在的客观基础及其经济原因。按照他们的观点，同以往简单、直接、小规模生产的自然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生产需要耗时从而在历史时间中运行的经济，它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是未来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将会影响到经济主体当前的决策；其二是由于大规模迂回生产，在投入与产出之间造成较长的时间间隔，需要在事前签订有关投入购买与产出销售的合约。正是这两个经济特征决定了货币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因为为了应付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不测之需，经济主体需要拥有货币这个“可以在时间中传送一般购买力的工具”，或“时间机器”(53)。故“货币的存在是和不确定性有密切关系的”(54)，“货币的作用本身就是不确定性的产物”。另一方面，各种合约的签订(其中最主要的是工资合约)又需要以货币来表示或者作为计量单位和支付手段，“经济行为人想要从事耗时活动的愿望直接导致了以货币贮藏的形式持有资源的动机”(55)。因此，在罗宾逊等人看来，货币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物物交换经济的本质特征，无论如何也不是中性的，它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制度安排。后凯恩斯学派的上述分析实际上是沿袭了马克思从经济的生产与交换本身追索货币的起源与本质的逻辑方法，只不过他们是着眼于历史时间这一特征上。
(2)他们把货币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将货币需求的变动视为决定有效需求进而经济不稳定性的重要变量。货币虽然从根本上说是起源于人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需要，但是它们的存在并不必然就消除或减缓由此而引起的经济不稳定性，由于个人理性与整体理性的不一致，现实中的情况往往可能相反。例如，个人出于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诸如可能发生的某种不测支出而增加货币需求，从而将货币贮藏起来，固然是明智之举，但是当所有的人或大多数人都如此行事时，其后果便可能是灾难性的了。因为根据上面所述凯恩斯关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接近于零的论断，社会的这种对流动性手段——货币需求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商品或劳务的需求减少，从而引发生产过剩与失业。(56)这表明，货币绝对是非中性的，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不可避免地会对产出与就业产生真实冲击和影响。保罗·戴维森等人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人们对货币需求的类型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引入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将交易性货币需求主要归结为计划或预期支出的函数，将谨慎和投机性货币需求视为主要受到证券市场的组织程度、交易费用、利率、资产价格等等变量以及预期因素的影响。这样，不仅显示出货币需求所具有的内在不稳定性，而且也进一步从货币理论的视角指出了储蓄决策不论是基于预期支出的交易余额积累，还是基于谨慎与投机动机的资产组合选择，都不会自动地转化为投资决策的经济机理。正统派之所以信奉投资恒等于储蓄的信条，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货币因素对真实经济运行发生影响的这种机理。(57)
(3)后凯恩斯学派进一步系统论述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与认为货币的产生主要是源于现存的经济体系内在的固有特征这一基本观点相对应，他们在考察货币供给时也坚持一种内生货币供给的思想。这显然也是受到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影响。所谓内生货币供给，其基本含义是强调经济中货币与信贷的供给是由厂商方面对信贷的需求所内生地决定，后者又是起因于投资和生产活动。故货币的内生性是指其源于“贸易的需要”，“货币是银行为补偿生产和投资成本‘凭空地’(exnihilo)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源自现存的货币蓄水池。这亦即是凯恩斯的“货币的生产经济”(monetary economy of production)的要旨之一。(58)按照后凯恩斯学派的内生货币供给的基本思想，货币供给是“需求决定和信贷驱动”的，因此，货币是为使厂商履行其支出计划而产生的信贷需求的结果。这种信贷供给是基于商业银行决策的一种内生行为。(59)它表明，企图人为掌控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是严格受限的，或者根本行不通的，货币政策只能主要通过银行利率起作用，这也与正统派的主张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在如何看待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上是有差别的，形成了两种基本观点：其一是莫尔(Moore)等人的“水平主义(horizontalists)”观点，认为货币供给严格地循着企业需求→银行信贷→央行提供准备金的因果链条，货币供给线将呈水平状。其二是由戴维森、明斯基(Minsky)等人代表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s)”观点，它更强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以及资本积累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认为央行并非总是适应商业银行的贷款需要而提供准备金，其所描述的货币供给线呈现出正斜率形状。(60)尽管如此，他们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基调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从根本上说乃是源自经济系统本身。
注释：
①P.Kerr,"A history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79-496.
②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24页。
③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98-400页。
④J.E.King,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2003,P.212.
⑤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
⑥N.Kaldor,Essays on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Holmes & Meier Publishers,1980,PP.246-255.
⑦参见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篇第3章。
⑧J.Robinson,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Macmillan & Co.,1956,P.15.
⑨S.P.Dunn,"Towards a Post Keynesia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ome Galbraithian Insights",in K.Nielsen,ed.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Ambiguity,Mental Models and Institutions,Edward Elgar,2004.
⑩P.Davidson,"Re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M.E.Sharpe Inc.,New York,1996,18(4),PP.479-508.
(11)J.E.King,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2003,PP.280-284.
(12)S.Dow,"Post Keynesianism and Critical Realism:What Is the Connection?",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M.E.Sharpe Inc.,New York,1999,22(1),PP.15-33.
(13)T.Lawson,"The Nature of Post Keynesianism and Its Links to Other Traditions:a Realist Perspective",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M.E.Sharpe Inc.,New York,1994,16(4),PP.503-538.
(14)托尼·劳森：《一个经济学的实在主义者理论》，参见马克·布劳格等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8-375页。
(15)R.Bhaskar and A.Callinicos,"Marxism and Critical Realism:A Debate",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itical Realism(IACR),2003,PP.89-114.
(16)M.C.Sawyer,The Economics of Mical Kalecki,Macmillan,1985,P.vii.
(17)M.Kalecki,The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An Essay on Cyclical and Long-Run Changes in Capitalism Economy,Allen & Unwin,1954,Chap.3.
(18)参见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篇第2章。
(19)N.Kaldor,Essays on Value and Distribution,Duckworth,Free Press,1960,PP.227-230.
(20)N.Kaldor,"Economic Growth and Problem of Inflation",Essays on Economic Policy,Duckworth,Norton,1964.
(21)L.Pasinetti,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Essays in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22)J.Robinson,Forward to K.Kühn,Economics and Marxism,Vol.1,Macmillan,1979,P.ix-x.
(23)T.Palley,"Class Conflict and the Cambridge Theory of Distribution",in B.Gibson,ed.Joan Robinson's Economics:A Centennial Celebration,Edward Elgar,2005,PP.203-224.
(24)J.E.King,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2003,PP.184-185.
(25)R.M.Goodwin,Essays in Economic Dynamics,Macmillan,1982,PP.165-170.
(26)N.Salvadori and C.Panico,ed.Classical,Neoclassical and Keynesian Views 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Edward Elgar,2006,Chap.1.
(27)R.M.Goodwin,Essays in Economic Dynamics,Macmillan,1982,P.169.
(28)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56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页。
(30)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98页。
(31)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62-666页。
(32)罗伊·哈罗德：《动态经济学》，黄范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02页。
(33)R.M.Solow,Growth Theory:An Exposition,Oxford,1970.
(34)S.Weintraub,ed.Modern Economic Thought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7,Chap.18.
(35)L.Pasinetti,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Essays in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P.119-120.
(36)D.J.Harris,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PP.188-202.
(37)J.A.Kregel,Rates of Profit,Distribution and Growth:Two Views,Macmillan,1971,Chap.11.
(38)G.C.Harcourt,Structure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19-120,PP.134-138.
(39)L.Pasinetti,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40)G.C.Harcourt,Structure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0-131.
(41)宋则行：《马克思经济理论再认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31-152页。
(42)P.Davidson,Post Keynesian Macroeconomic Theory,Edward Elgar,1994,PP.87-106.
(4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50-153页。
(4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4-134页。
(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54页。
(4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0-91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1页。
(48)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2页。
(49)E.Moseley,ed.Marx's Theory of Money:Modern Appraisals,Palgrave Macmillan,2005,PP.4-5.
(50)J.E.King.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2003,PP.264,371.
(5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刘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90页。
(5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刘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93-194页。
(53)P.Davidson,"The dual-Faceted Nature of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Money and Money Wages in Unemployment and Production Flow Prices",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M.E.Sharpe Inc.,New York,1980,PP.291-307.
(54)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后果怎样？”，《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崔书香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2页。
(55)L.P.Rochon,Credit,Money and Production:An Alternative Post-Keynesian Approach,Edward Elgar,1999,P.215.
(56)J.E.King,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P.198.
(57)参见李平：《后凯恩斯经济学：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比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8-169页。
(58)L.P.Rochon,Credit,Money and Production:An Alternative Post-Keynesian Approach,Edward Elgar,1999,PP.62-63.
(59)L.P.Rochon,Credit,Money and Production:An Alternative Post-Keynesian Approach,Edward Elgar,1999,P.63.
(60)L.P.Rochon,Credit,Money and Production:An Alternative Post-Keynesian Approach,Edward Elgar,1999,PP.15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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