鏊子#183;白鹿#183;砖塔——《白鹿原》思想意蕴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鏊子论文,意蕴论文,新论论文,白鹿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白鹿原》在表现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作品中多次出现三个意象——鏊子、白鹿和砖塔。鏊子暗示着烙饼式的翻来覆去的运动，溶注了作者对一种历史现象的评判和思考。白鹿就是中华民族灵魂的象征，它象征着传统文化的精魂，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对正义事业的矢志不渝的追求与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砖塔则是封建宗法文化的象征，宗法文化就是压在人们身上的一座无形的砖塔。
[关键词]《白鹿原》 主题意蕴 历史 民族精神
《白鹿原》发表以后，在当代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称为“民族的历史画卷”，“民族灵魂的秘决”，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史诗性的作品”，是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巨著”。当然，称它为“史诗”或“巨著”未免言过其实，但《白鹿原》在表现民族历史与民族灵魂方面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与高度。本文试以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三个意象——鏊子、白鹿与砖塔为切入点论述其主题意蕴。
一、鏊子与社会演变
作品在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作为民族秘史，它首先就是一部隐秘的社会政治演变史。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的近50年历史中，中国社会一直是动荡不安的，白鹿原就是动荡的一面镜子。先是皇帝的倒台给村民心理上引起的震动，接着是督军府的课税引起的“交农”事件，以后是军阀混战、抗日、内战……作品对这些历史都有较详尽的描绘，并且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去烛照这段历史，给予历史以新的评价与认识。作品主人公白嘉轩在国共分裂、田福贤整完“农协”分子后还戏楼钥匙给他时说：“我的戏楼真成了‘鏊子’了。”后来，白鹿原的精神之父、关学大儒朱先生又讲了同样的话：“白鹿原成了鏊子。”“鏊子”是烙饼的器具，烙饼时“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鏊子”说确实溶注了作者对一种历史现象的评判与思考。
谁也不能否认，民主革命是正义的。但在其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历史的误会，具体到村社中又或为族权之争或为个人冤仇之斗所利用，因而呈现出一种烙饼式的翻来覆去的运动。20年代中期的农民运动，是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主要打击对象的。白鹿原也掀起了一场“旷世未闻的风搅雪”，农民们铡了一个三官庙的和尚，打死了一个卖碗的客商，批倒了贪官污吏田福贤和地主乡绅鹿子霖。砸烂了刻有乡约的石碑。但由于农民的局限性，革命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积极参加革命的只有一些“名声不太好”的农民：专侍动物交配的白兴儿，“风流”的田小娥等等；革命的方式也过于简单野蛮：老和尚是被人们一哄而起铡死的，碗客被人们用砖头和石块砸成肉坨。过后，民团们又反攻倒算，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其方式更惨无人道：“用礅刑”把贺老大活活地礅死。
在这个你争我夺、翻来覆去的“鏊子”中，紊乱无序的政治风云，使得有些人被扭曲本性，一次次地陷入人生的误区，有些人被畸态的历史所愚弄，懵懵懂懂地付出生命的代价。黑娃由“风搅雪”涉足政治以后，被强劲的社会风浪冲来荡去，不断地变换身份，参加过共产党的军队，失败后投奔了土匪，在山上当了“二拇指”，经常与共产党联系，却又被国民党收编，成为保安团的炮兵营营长，解放时策动保安团起义，解放后官居副县长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毙了。天真、纯朴的白灵参加革命后诚心诚意，在国民党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到了解放区却在肃反运动中被自己人当作特务活埋。国民革命军的鹿兆海在抗日中英勇顽强，打死了43个日本鬼子，最后却在进犯解放区打内战时被打死，死后又被作为民族英雄、“抗日烈士”而厚礼安葬。曾经偷鸡摸狗、抽大烟的白孝文，作为国民党保安团的营长，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一枪打死了尚在犹豫的团长，参加了起义，解放后却成了县长，如鱼得水，悠悠自得，因为怕黑娃威胁他的地位而枪毙了黑娃。确实，作者超越了以前对历史的简单的演义法，深入到了历史的地层深处，表现了人物命运在历史的阴差阳错下与其本性和本义相悖离的走向，其中的历史教训，既丰富又沉痛，很值得我们深加玩味。
在接近结尾处，作品还有一处画龙点睛之笔：文革时期，造反派小将们掘开了朱先生的坟墓，在墓中发现一块砖头，上面刻有“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字样，小将们气极，把砖头摔在地上，砖头破开，发现里面又有一行小字：“折腾到何日为止。”这里，充分表明了朱先生对社会动荡的痛恨，也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审美评判。
朱先生的痛恨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痛恨。从根本上来看，中国人是求安定的，希望在安定中求生存、求发展、求进步。但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以及战后的动乱，使人们无法安稳地生活与发展，在这鏊子似的历史演进中，人们成了历史的糊涂看客与鏊子上被翻来覆去的烙饼。“折腾到何日为止？”这也就成了中国人的“国问”。
更为可贵的是，陈忠实还揭示了形成“鏊子”历史的复杂原因。这里有历史的误会，如白孝文的当县长，白灵的被活埋。有家族利益之争，如鹿子霖的当乡约、整人、拉白孝文下水，就是为分解白嘉轩的族权、报复白家。有来自底层的反叛，如黑娃之所以要参加农协，幼年时的冰糖记忆与对腰杆挺直的白嘉轩的畏惧是其主要动因，他渴望摆脱自己的下层地位，走进上流社会，因此当他的“革命”达到目的进入“上层”以后，就离开其反叛轨道而走向宁静。还有个人私欲的膨胀以及“窝里斗”的国民性，如白孝文、田福贤等人的鱼肉乡里、贪污腐败……
当然，朱先生尽管是贤者与圣者，但他毕竟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鏊子”说只能概括历史现象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陈忠实不是朱先生，他站在半个世纪以后的现代社会，以他深邃的目光洞视历史，既表现了“烙烧饼”的历史现象，同时对“鏊子”说又有所超越。
二、白鹿与民族精魂
“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①]确实，陈忠实对画出民族灵魂倾注了极大的热诚，他以家族文化为中心，淋漓尽致地描述了民族灵魂的隐秘景观。对《白鹿原》所表现的民族文化，评论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作者美化了传统宗法文化；一种认为，他表现的是传统文化的没落性与腐朽性。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陈忠实说：“这块土地既接纳文明也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明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村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②]可见，对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他是爱恨参半的。作品就比较全面地表现了民族文化的正面和负面的方方面面。作品中的白鹿意象就是民族灵魂的正面因素的象征。
《白鹿原》讲述了一个有关白鹿的神奇的传说：很古以前，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她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姿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疬廓清，毒虫灭绝，万家乐康……。”白鹿的传说寄寓着原上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在作品中，美好的白鹿则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具体表现有二：
其一，它象征着传统文化的精魂。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存在着糟粕，但中华文化毕竟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其中也有很多精华。陈忠实对民族文化的精华予以歌颂，真实地表现了以“仁”、“义”为中心的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它求善求美的道德感化能力。
朱先生去世时，朱白氏看见前院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在原坡上消失。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象征了：朱先生就是一只白鹿。朱先生是一位学者，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正直、仁义、慎独，一生不为名利所动，不为金钱所动，也不为权势所动。他撰写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社俗相交”等内容的乡约，成为白鹿原人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使白鹿原成为“仁义白鹿原”。他不愿入仕，只愿办书院、编县志、著书立说，但他又绝不逃避世事。当白鹿原遍种鸦片，原上人大发其财，政府屡禁不止时，是他，制止了鸦片在白鹿原上的蔓延；白鹿原遭受天灾，饿莩遍野时，是他，担负起赈济灾民之职，使白鹿原人度过了饥荒；日寇入侵中国，是他，写下“砥柱人间是此峰”一语勉励鹿兆海，使兆海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后来，还是他，发表宣言，要亲自投笔从戎，上战场去打日寇，表现了一种凛凛的民族气节。
白嘉轩是白鹿家族的族长，在他的身上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精魂。他善良、仁慈、正直、讲义气，以德报怨，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昂然挺立在白鹿原上。他靠自立更生建立起家业，又靠博施众济树立起人望，在治家与治族上，他都守正不阿，树德务滋。对文化人朱先生和冷先生，他敬之效之，视之为精神之父；对长工鹿三，他重之携之，视之如兄弟；对曾打断他腰轩的黑娃，他仍在其危难之时出面去保他。白嘉轩始终怀着一个热望：按照自立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办法理好族事，使白鹿原成为家家温饱，个个仁义的理想乐园。这体现的就是儒家“修身养性治家平天下”的优秀的文化精神。
朱先生和白嘉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精神确实有一定的感召力。黑娃当了土匪又归顺县保安团，皈依以后拜朱先生为师，立志“学为好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其次，白鹿还象征着中华民族对正义事业的矢志不渝的追求与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这也就是作者超越“鏊子”说之所在——作者并不是不分是非把所有的政治运动都称为“烙饼”。
白灵牺牲时，她的几个亲人都梦见了白鹿。这无疑象征着：白灵就是一只白鹿。白灵是白嘉轩的女儿，她也是白鹿原上最美丽最具有革命叛逆性的女性。在城里读书时，她加入了共产党，其后领导学生运动，做党的地下工作，用砖头砸国民党官员，都表现了彻底的革命精神。家里不认她，咒她死，国民党要抓她杀她，她都没有动摇，立志要跟着共产党“发动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到根据地后更以满腔的热情参加革命。后来被作为特务抓起来，活埋前她仍然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大骂左派人物毕政委：“我早已不考虑我的下场了，……你处死我，你也同时记住：你比我渺小一百倍！”另外，作者还歌颂了鹿兆鹏、贺老六等共产党员。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力量，作者也予以了歌颂。鹿兆海所属部队在潼关阻击日寇时英勇顽强，使得日寇最终没能进入关中。作品中朱先生以“白鹿精魂”几个大字对他们予以了高度的赞扬。
民族文化的精魂，养育了白鹿家族的一代又一代子孙，也养育了整个华夏大地的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使内忧外患，贫困落后的中国走出困难，走出“鏊锅”。《白鹿原》为我们提供的肯定不仅仅是历史与文化的反思与回顾。
三、砖塔与宗法文化
陈忠实没有一味地去歌颂传统文化，而是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深处，一方面歌颂其优越性，一方面又无情地揭示其劣根性。宗法文化是民族劣根性的主要发源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它与“仁义”既相联系又相悖离。宗法文化以族权与皇权为中心，以忠孝为本，讲究“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③]。作为家族成员，其最大的义务就是尽孝。在忠孝的义务面前，人作为个体的个性发展和欲望都是微不足道的、必须压制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建立在封建忠孝观念之上的。因此，宗法文化是扼杀人性的吃人的文化。
《白鹿原》中有个女子叫田小娥，她死后被白嘉轩领导族人修了一座六棱砖塔压在下面，让她永世不得翻身，这座砖塔就是封建宗法文化的象征。小娥本是一个重情女子，她不守礼俗，不计名利，只要两心相知，两情相悦，她就交身付心，没有顾虑。开始嫁给一个举人做小，受尽凌辱，后来爱上黑娃，尽管黑娃位卑人微，穷困潦倒，但她也在所不惜，一心一意与黑娃过日子。在她的情爱观念里，尽管也不无贪情纵欲的成分，但正是这一点，使她有力地超越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婚恋观的樊篱，还原了性爱的娱情悦性的本色。但她的这一点显然是与封建宗法文化相悖离的。所以她与黑娃结婚不能进祠堂认宗拜祖，失去黑娃的保护后便象绵羊掉进狼窝，成为牺牲品，死后还要被砖塔镇住。
如果说，压在小娥身上的是一座有形的砖塔，那么，压在白鹿原其他人身上的则是一座无形的砖塔，这座塔也是以宗法文化垒成的，它比有形的塔更结实，更深入骨髓，更根深蒂固。
族长白嘉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全部复杂性——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一方面是个“仁义”长者，另一方面也是封建宗法文化的维护者。宗法文化首先体现在他的婚恋与性爱观上。作品一开篇写道：“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似乎在暗示白嘉轩的雄健的性爱追求，其实不然，事实上，前六个女人给他留下的只是痛苦的记忆，因为从宗法制的角度来看，结婚只是传宗接代与建家立业的环节，而这六个女人都未为他留下一男半女，并且花掉了他的大半家产。娶下第七个妻子仙草后，相处日渐融洽，原因在于她为他生了三个儿子，起了传宗接代的作用，又带来罂粟种子，起到了振兴家业的效能。然而，这个给他带来人财两旺的女人在他心目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女人作为“人”在白嘉轩意识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他传宗接代的工具、性发泄的对象以及做事时的帮手而已。作为两性相悦的情爱在白嘉轩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可以说，宗法文化的禁欲主义已经深入到白嘉轩的意识深处，成为他的主观的内在的道德要求。于是他不但自己去严格遵守，而且竭力维护宗法观念，严厉惩治违背宗法制的叛逆者。他看不惯儿子与儿媳妇的过分缠绵，教唆儿子使出“炕上的那一点豪情”不要“贪色”，认为小娥是“不会居家过日子”的“灾星”。
白嘉轩心中有一座无形的塔，这座塔压抑着他自己；同时他自身又是一座塔，这座塔立得很正，有棱有角，以其超稳定的结构树立在族人心中并对族人构成一种文化压迫。鹿冷氏就是这种文化压迫下的一个冤魂。作为中医冷先生之女、地主鹿子霖的大儿媳妇，她本来是可以成为符合宗法要求的贤妻良母的。但其丈夫鹿兆鹏偏偏是一个叛逆者，不愿与她同房，她只能守活寡。公公鹿子霖为讲面子，为照顾与冷先生的关系而不愿休她。她的文化伦常观念使她抗拒了来自公公醉酒后的诱惑，而她自身的生命要求又无法抑止，于是，在守了几年活寡以后她疯了，得了“淫疯病”，最后被她父亲狠心地用中药治死了，死时阴部已糜烂不堪……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
正因为宗法文化是一种非人道的文化，所以它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引起了前所来有的反叛。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就是反叛者之一。白孝文本来是族长的理想接班人。新婚时他曾耽于床第之欢，后为父亲一句“你在这院子里是——长子”使他就范，说明他是能不负弘扬家业重担的。但后来鹿子霖教唆小娥勾引他，他堕落了。堕落后他又甘于堕落，尽管不无丑恶，但对他来说，他失去的是封建宗法文化给予的全部脸面，得到的是纵欲中的个人生命欲望的勃兴；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是精神自由。他用自己的狂嫖滥赌、倾家荡产，给了爱面子、保面子的族长父亲一记记响亮的耳光。在穷困潦倒，快要饿死的关头，他仍对前来劝他回头的孝武说：“要脸的滚开……不要脸的吃舍饭去罗！”尽管最终他也回村祭祖，但这绝不是对宗法文化的认同，而是对个人价值的证明，他对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没有出息。”尽管他的叛逆有乡村政治斗争中阴谋的因素，但宗法文化对人性的巨大压抑也是其主要原因。白灵和鹿兆鹏、鹿兆海则是接受了现代新思想以后，追求个性自由、蔑视宗法文化、蔑视砖塔的彻底的反叛者。
尽管白嘉轩以“仁义”支撑着的腰杆挺得很直，但他所维护的祠堂却摇摇欲坠，这是白嘉轩的悲剧，是传统封建文化的悲剧，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砖塔所压迫的只能是死去的小娥儿，活着的最终是要摆脱精神的“砖塔”，走向人性的辉煌的。
历史是一部复杂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历史；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中国人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我们的汉民族，几千年来读着一本大书……所有人接受的是一个老师的关于修身做人关于治国安邦的教诲。”[⑤]这本大书必然渗入民族灵魂的深处，构成民族灵魂的全部复杂性——优越性与劣根性，精华与糟粕，文化精魂与历史积淀……。面对复杂的民族灵魂，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摒弃与超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注释：
①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6期。
②陈忠实：《灞桥民间文学集成·序》。
③《礼记·祭统》。
④参考杨懋春《中国传统价值的稳定与变迁》，《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当代研究与趋向》，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
⑤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