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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苏州“富民”路线图
《证券时报》记者 彭潇潇 刘昆明
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8月底的苏州，正在滚滚热浪中忍受着高温天气的炙烤和折磨。但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最近以来，外界对于“苏州只顾GDP卖地不心疼”的质疑无疑让当地官员更增添了几分困扰。
事实上，就在外界屡屡批评“苏州模式”没有为老百姓带来真正实惠的同时，苏州本地人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有他们自己的感慨。
“只发光，不发热”，这是苏州一些当地官员对外资经济的描述。而“苏州有钱，但老百姓并不富裕”，则是不少苏州本地人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描述。在不少苏州人看来，浙江人仍然远比苏州人富有。
苏州人到底富不富？
苏州人的这种印象不无道理。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州引进外资居全国第一，GDP总量居全国第四，而GDP增速则位列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之首。
可以说，苏州GDP总量、GDP增速超过浙江任何一个城市，但论人均收入，浙江几个主要城市却全部高于苏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苏州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573元，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仅排第7位；苏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2.3％，低于长三角地区平均13.5％增幅水平，在长三角16城市中仅排第11位。
相比之下，浙江几大城市中，绍兴、台州、宁波、杭州、舟山等5个城市人均收入均超过苏州，且前4个城市人均收入均过万元；其中，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绍兴达到了18.3％，居民人均收入总量和增速均居长三角城市之首。
而与此同时，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从江苏本省的情形来看，无锡、常州、泰州等城市，其人均收入增幅也都在苏州之上。此外，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江苏8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幅为14.7％，远高于苏州的人均收入增长幅度。
苏州外资贡献几何
是什么原因让苏州人感觉并不富裕？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与“苏州模式”中所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关。一方面，“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外资牵引型，通过低廉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迅速拉动了当地GDP的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在内地的发展策略及其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其对居民收入的增长却不能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
昆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陈卫斌坦言，由于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实际上，他们对税收的贡献远不如对GDP那么大，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才有了外资经济“只发光，不发热”的说法。
据昆山市经贸委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生产总值占昆山市工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仅有10％的民营经济上缴的国税占40％，地税则占全市地税入库的60％。而2005年苏州全部外资企业的税收也仅占到全市总税收的41％。
不仅仅是税收因素。有学者指出，由于苏州外资和“三资”企业80％以上都是加工制造类企业，工人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元，与此同时，苏州当地居民在大量外来劳动力的竞争压力下，没有竞争任何优势；而政府部门为了降低成本吸引外资来本地投资，对此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当地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速不平衡现象的发生。
而这也正是外界对“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打工经济”与“老板经济”的争议。对此，苏州市委书记王荣表示，从目前的就业结构来看，由于苏州老百姓主要依靠就业增加收入，和一些主要靠创业增加收入的城市相比较，苏州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的确显得相对落后了。
外企民企不可偏废
事实上，面对外界一直以来存在的争议，苏州当地政府也有自己的想法。为了改变苏州过于依赖外资企业的现状，解决苏州经济发展的后劲问题，苏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从2003年开始，苏州在下辖的一市五县展开了“造富运动”，并计划在2005年底以前，全面实现“富民运动”的25项指标；从2004年开始，苏州市提出了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三年计划，即2006年苏州民营企业的数量和上缴税收都将实现翻番；而2005年，苏州市又提出全民创业、自主创业，希望进一步助推民营经济的发展。
据苏州当地官员介绍，在上述“民营经济的三年腾飞”计划中，民营企业将享受到贷款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用当地官员的话来说，苏州正在用曾经支持外资的态度来支持民营企业。
然而，对当地的民营企业来说，一方面，资本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目前的市场环境已经比较完善，上世纪80年代浙江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时“一夜暴富”的奇迹已不可能再现。
“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之路是很难复制的。”昆山市外经贸局局长张振跃对记者表示，“苏州地区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层次仍然较低，比如昆山的民营企业，1／2都是靠外资企业带动的，1／3是为这些外资企业做配套服务的，它自己还不能独立出来。”张振跃认为，民营经济需要发展，但外资经济仍然不可偏废，而没有外资经济，苏州地区的民营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壮大。
事实上，记者了解到，张的观点在苏州当地官员中也颇具代表性。而记者在采访中还获悉，以昆山为例，招商引资仍是该市今年的工作重点，并在昆山市政府的五大工作重点中高居首位。
民企“瓶颈”仍难破解
一方面，是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高度重视，而另一方面，民企面临的几大“瓶颈”因素——土地、资金、人才等仍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就土地而言，以昆山为例，按照昆山市政府的规划，为了减少资源消耗，今后将加大对单位土地投资强度的要求，其中，对民营企业的投资要求最低为250万元／亩，而对外资企业的最低要求也不过是30万美元／亩，相比之下，对民营企业的要求并不算低。
而从资金方面来看，尽管昆山当地政府为解决民企的融资问题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民企招商局，并大力在当地发展针对民企融资的担保行业，但融资难仍然是当地民企面临的一大难题。
“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企业寻找资金。”民企招商局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而记者采访的多位当地企业家也表示，融资难几乎是每个民营企业都会遇到的问题。“规模在1000万以下的民营企业现在很难从银行融到资金。”昆山市震雄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振荣告诉记者。
关于这些问题，在苏州工商业联合会等部门编撰的《2005年苏州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中也有提到。该报告指出，“税制环境偏严，外企享受超国民待遇，而民营企业在计税工资列支、税收优惠等方面受到限制；融资环境偏紧，中小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比较困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服务环境偏硬，为民营企业减负的效果还不太明显……”
“富民运动”与民企腾飞
不过，尽管仍然面临诸多困扰，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苏州在“富民运动”和“民营经济腾飞计划”中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苏州市民营企业总数已突破10万户，成为继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之后，全国第5个民营企业数超10万户的城市；与此同时，苏州民营企业今年上半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首次超过外资，跃居各类投资主体之首，显示了苏州投资结构的可喜变化。
此外，到去年年底，苏州市民营经济注册资本已突破1800亿，提前一年时间完成了民营经济腾飞的3年计划。
而从“造富运动”的成果来看，据苏州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苏州诸项经济指标中，除了吸引外资名列全国第一之外，截至2005年底，苏州农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8393元，在全国20个重点城市中位居榜首。这使得苏州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缩小到了1∶2，而这样的差异程度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小的。
有学者指出，要让苏州的经济结构在一到两年里就彻底转变，是不太现实的。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研究发展中心张晔教授认为，如何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促进本土企业与外资加工企业的嫁接和配套才是“苏州模式”当前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走好适合苏州特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志罡在接受采访时说。
苏州民企上市冲动姗姗来迟
《证券时报》记者 彭潇潇 刘昆明
“一般而言，经济的繁荣与资本市场的繁荣总是相伴而生，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形似乎并没有在内地出现。”一位接受采访的苏州外企人士对记者如是说。
而根据这位人士的说法，他所指的遗憾，除了针对内地资本市场本身之外，也有对当地民企缺乏投身资本市场热情的慨叹。“事实上，民营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上市融资是一条重要手段。”上述人士说。
和这位人士一样，不少接受采访的外企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看法。而一些“激进”人士甚至更进一步指出，“上市是企业将共富机会带给更多人的一条终南捷径。”
地方力推上市
事实上，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融资难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证券时报记者在苏州和昆山走访当地民营企业时，听到最多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而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他们也在抱怨和发愁，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企业筹集资金？
据苏州当地官员介绍，为了解决民企融资难的问题，江苏省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一方面，大力发展民间担保行业，加强银保合作；而另一方面，各地政府都在大力推动民营企业上市。
而关于后者，更是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和详细的奖励措施。比如，江苏省提出并实施从2004年起至2007年底，扶持100家民营科技企业实现境外上市或融资；而苏州则规定，如果有民营企业上市，政府将对该企业给予100万元的奖励等。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当地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上市融资仍然只是一个梦想。据介绍，到目前为止，作为地级市的苏州，上市企业仅有16家（其中5家境外上市），而江阴一个县级市的上市企业数量即达到了14家。
对于私营企业数量超过10万户，民企总量位居全国第5的苏州来说，上市企业数量与民营企业数量的对比，显然是极不相称的。而对于与江阴同级别的昆山来说，这一对比就显得更加突出。
昆山市外经贸委副主任陈卫斌告诉记者，由于昆山民营企业起步较晚，规模以上民企数量不多，昆山目前没有一家本地的上市企业。“这确实是昆山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块短板。”陈卫斌对记者说。
民企积极性不高
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于苏州当地民企来说，尽管从银行贷款难，但上市融资却也并非易事。一方面，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企业是否有必要上市，该于何时在何地上市，也是个值得细细思索的问题。
昆山一家销售规模达数十亿的民企老总对记者直言，包括一些知名外资银行在内的国内外机构都和他联络过上市事宜，“但总的来说，我们对这个积极性不高”。
原因何在？这位老总表示，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动机不纯，“圈钱”现象仍很普遍，而一些机构也助纣为虐，不对关系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深入研究，而是一上来就谈“包装”，“这对企业长远发展没有任何好处。”这位老总对记者说。
而打算在未来2—3年内在香港上市的江苏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叶仲荃则告诉记者，他们担心的是，如果现在在国内上市，可能不会有一个很好的发行价。而这一点，在记者后来的采访中也曾多次被一些企业所提及。
隐性成本成障碍
对于上述民企积极性不高这个问题，一些业内人士也谈到了他们的看法。
苏州一家上市企业财务总监潘女士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上市融资意味着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尤其在财务方面。“这样一来，一方面增加了阳光下的成本，另一方面又会损失掉很多隐性的利益，这是很多民营企业所不愿看到的。”潘女士说。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常务副所长张承惠指出，民企上市融资确实遇到两个问题，一是上市的成本太高，特别是隐形成本太高，目前上市仍然是以行政性推动为主，对于那些中小企业来说，上市融资只是一个梦想；二是民企上市以后获益不多，很难起到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效果，而且再融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成本依然偏高。
此外，目前国内资本市场缺乏严格的淘汰机制，这可能也是影响企业上市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记者采访的多家内外资企业均表示，“国内证券市场缺乏淘汰机制，或者说淘汰不够严格，最终影响到上市企业的整体形象。”华硕集团总经理李祖尧说。
承载“共富”梦想
但不可否认的是，上市融资对于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来说，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李祖尧认为，“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市融资将是必然趋势，如果企业认识不到这一点，永远难以做大。”明基电通的许明昌则表达得更为直接，“企业不上市，永远是私人产业，不会有很多人为你卖命，永远只是一个小范围内的寡头。”
不仅如此，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企业上市还具有另外一个功用。“不管是民营经济也好，外资经济也好，关键在于找不到一个可以还富于民的资本市场。”一位受访的外企人士对记者说，“比如说国内有很多很好的民营企业，如联想、海尔等，如果不在海外上市，而是在国内上市，那么，是不是就有更多的人可以从购买它们的股票中分享到财富增长的机会呢？”
对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研究总监胡汝银也指出，大量的优质公司不在大陆的证券市场上市，反而到香港、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区或国家上市，使得原本可以增加大陆居民收入的企业利润白白流失了。胡汝银认为，建立一个还富于民的发达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
两税合并冲击“苏州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 彭潇潇
8月28日，关于“两税合并”法案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出台的说法见诸报端，并引起外电关注。8月31日，有媒体报道称，两税合并问题正在进行提交前的激烈讨论。而9月4日，又有媒体报道说，备受瞩目的“两税合并”草案，未能如期提交人大常委会一审。
尽管草案的进展可谓充满波折，但不管怎样，两税合并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外企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关注。”一位苏州外企主管人士近日对证券时报记者如是说。
税收优惠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外资经济在“苏州模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苏州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昆山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昆山570亿GDP中，57％是由外资贡献的；此外，99％的进出口总额、85％的工业总产值及税收的41％，都来自于外资的直接贡献。
而以税收优惠为主的激励政策则在吸引外资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样以昆山为例，由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牵头进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00—2004年，以土地成本、所得税减免和关税减免三个指标为考察对象的昆山利用外资的综合激励成本分别为：2000年14.32亿元，2001年25.36亿元，2002年38.10万元，2003年38.77万元，2004年43.75亿元。激励成本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分别为：2000年24.56％，2001年40.72％，2002年45.21％，2003年39.01％，2004年43.98％。
数据显示，激励成本呈逐年递增之势，并在昆山实际利用的外资当中，长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外，在具体激励措施方面，调查报告指出，所得税减免对外商最为重要，其次是出口退税和进口设备关税减免，土地优惠相对来说反而是影响最小的一项激励措施。
调查报告得出的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苏州部分外资企业的证实。位于苏州高新工业园区的明基中国营销总部财务长许明昌告诉记者：“对于明基这样的以出口为主的制造型企业来说，所得税是我们要缴纳的主力税种。出口退税和进口设备关税减免也是很重要的一块。”而华硕电脑集团（苏州）总经理李祖尧则对记者表示，中国80％以上的外资企业都是出口制造型企业。
外资“逐水草而居”
当然，中国80％以上的外资企业是否都是出口制造型企业可能尚待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外资企业在中国每年庞大的出口总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额。因此，正如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对于苏州这样一个外资进出口比例占比相当之高的地区而言，税收政策的改变无疑意味着当地外企生存状态的改变。
而如果从外商投资的角度来看，因税收政策的改变而发生企业转移投资的事情，在全球范围内并不鲜见。目前就有媒体报道说，不少内地台资企业开始向越南等地迁移。“在越南，开一家工厂的成本只有在珠三角地区的一半左右。”一位台商表示。
长期研究“苏州模式”的《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认为，当初很多合资外资企业迁入苏州就是源于在上海、珠三角和其他地区享受税收“两免三减半”的期限已到，希望通过改变厂址，重新获得优惠。这其实是一种“逐水草而居”的行为模式。
苏州何以独具优势
那么，现在随着税收优惠政策的初步消解，而土地、劳动力等商务成本的逐渐升高，从苏州的角度来看，其外资投资标的地位会受到影响吗？
对此，昆山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张振跃认为，“两税合并政策并不会改变外商选择到大陆投资的根本因素。广阔的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地理位置、政府工作效率、产业配套环境等仍是外商投资大陆的主要考虑因素。”张振跃表示，从上述3个因素来看，“中国只有一个昆山。”
而对于张局长的说法，一些企业界人士显然不太赞同。“坦率地说，政府效率只是一个相对的因素，最根本的还是你想从这个地方得到什么——市场还是低成本优势？”一位接受采访的外企人士对记者说。而一位内地上市公司高管则指出，“事实上，苏州本地的配套企业大多数是外资企业自己带来的。”
当然，也有一些外企人士表示，并不是优惠条件给得越多，对企业投资就越具有吸引力。“政策总是可以调整的，希望靠政策优惠取得竞争优势并不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李祖尧对记者说。但他同时也强调，“一个地方能满足企业怎样的发展要求才是最为关键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不论外企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对于苏州或者昆山的外资企业来说，两税合并必然到来，而在政策出台的背后，国家对产业发展导向的良苦用心也已十分清晰。
“税收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也是我国当前发展策略调整的体现。这既是给民营企业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也是希望促进国内市场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张振跃告诉记者，“事实上，昆山现在更为强调的是招商引资的质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对外资的引进也有了门槛。”
而对于国家政策在引进外资的态度上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敏感的外资企业也已体会到了。在苏州和昆山的采访过程中，不少外企人士对记者表示，国家的宏观政策事实上一直是在调整，“但是，招商引资毕竟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而且现在周边国家都在加大引资力度，相信内地也不会置身事外。”明基财务长许明昌坦言，“关键要看合并后的税率是多少，同时可能还需要一个缓冲期。”
此外，不少外企人士认为，两税合并不会导致外资大面积撤离，但会增加一些企业转移投资的意愿。甚至有外企人士指出，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对外企“忍耐程度”的一种“测试”。
“也许测试到最后，任何一个微小的政策都会导致极大的变化。就好像当初很多企业也没有想到会离开台湾一样。”一位外企人士对记者说，“两税合并会不会是最后一根稻草？现在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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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合并是指内资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税率。目前，内、外资企业的法定税率均为33％，所得税差别主要表现在优惠税率上，内资企业的优惠税率主要有两种，一种为18％、27％两档低税率，分别适用于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万元以下和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另一种为15％的优惠税率，适用于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在税率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有：设在经济特区和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税率为15％；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税率为24％。此外，外资企业还在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其他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地方税等方面享有内资企业不能比拟的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