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20年哲学历程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命运论文,中国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今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回顾20年前的历史转折和20年来的艰难发展，从中能够得出什么教益和认识？
我以为，坚强、正确的政治领导和正确、坚定的理论指导，对我们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关键。而这二者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正确的思想路线需要坚强的政治作保证，而坚强的政治领导也必须以正确的理论思想为前提。这就是我们首先应该得出的结论。
以往我们的失误固然表现在许多方面，而首要和根本的，应该说是在理论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方面的失误。正因如此，真理标准这个本属哲学理论性质的讨论，在当年才可能发挥那样巨大的历史转折作用。我们很难设想，没有这次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澄清理论是非、端正思想路线，我们能够解脱束缚于虚假理论观念的梦幻生活、回到今日的现实世界中来。
20年来的曲折发展，我们遭到的种种困难，也主要是在理论思想方面。几乎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要遇到保守观念的多重牵制，都得经历一次思想观念的变革。解决理论观念问题与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
政治领导和理论指导的关系，犹如“硬件”和“软件”的关系——用今日流行的“计算机”语言说，它们实际是处在不可分的一体关系中的，硬件保证软件，软件导引硬件，二者相互制约，各有自己的作用。过去我们也很注重政治与理论的统一关系，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理论要服从政治意志、满足政治需要即为政治服务的关系，却不大注重它们之间“相互”的“制约”关系。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政治是统帅，理论是灵魂”。这句话按其固有含义，本是就政治、理论对具体工作（比如经济工作）的关系说的，并非指政治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把“统帅”关系简单套用在“灵魂”身上，这就等于把“枪弹头”设置成射击“目标”，可以随政治的主观意志“打到哪里指向哪里”、“怎么做都有‘道理’”、“‘随心所欲’便是‘矩’”，这样一来，就不仅理论自身会失去作用，变成政治的实用工具，乃至沦落为政治玩偶，而且政治也会因此陷入自我迷误。
历史证明，不尊重理论固有的逻辑规律，把理论当作“玩偶”的代价是惨痛的，理论玩偶的命运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转变成为理论玩偶者的命运。
如果不回避问题，我们就应该认为，政治和理论之间的这个关系，正是以往我们所以会造成理论失误、进而导致政治迷失的重要根源；它同时也是扭转这一局面所以会具有那样大的难度，以致人们必须拿出“不怕再次被打倒”的超常精神和勇气才能做到的主要原因。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我认为这点是应该认真总结的。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决不是意味“实践”重要，“理论”不重要，要人们去更加看重“实践”（可惜的是，有相当多的人恰好是这样看待这次讨论的作用和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的实质，实际说来，正是要在“实践”和“政治（意志）”之间给“理论”的基点重新“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把实践包括扎根于实践中的理论，从那种以理论形式出现实际是体现着某种纯粹政治意志的“主观幻相”中解放出来。这是对实践的解放，也是对理论的解放，同样是政治自身的解放。
政治、理论、实践三者的关系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所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同这种关系的调整直接相关的。这一切成果，首先就集中凝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思想路线里面，而这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核心。我们应当十二分地珍惜这份遗产，这是用无数人的鲜血以至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但要发挥这份理论财富的作用，进一步还有一个如何按照它的理论精神去对待它的理论的问题存在。
二
正确的理论，必须以正确地理解为前提，然后才谈得到正确的运用。我们通常只知道“理论”体现着世界观，其实，对理论的理解乃至应用也同样体现着世界观，“理解”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而“应用”不过是现实展开的理解。关于这个方面，人们通常就不大重视，也不甚了然了。
如果问，我们原来所奉行的马克思的理论，比如十年动乱期间口中背诵的那些“语录”、报章印出的那些“黑体字”，即指导我们“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的那些理论，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按照通常的理解，答案似乎很明确：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应用”才使我们犯了错误。这种认识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对的，因为教条地搬运理论也会使我们碰壁。但令人费解的是，理论如果完全正确，忠诚于它的狂热的人们在赋予它以“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时，怎么反会变成如此荒唐的“历史恶作剧”？
深入地去思考，如果不回避问题，我们应该说，那些“理论”是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它在马克思的思想里是正确的，在我们的黑体字里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的黑体字里已经是纳入我们的思想体系、为我们所理解、体现着我们思想乃至世界观的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理论，而不再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理论。语录是我们挑选的，黑体字是我们编印的，要学习的几本书也是我们根据需要指定的，如果马克思不适合、不服从我们的意志，它是绝对上不了黑体字的，所以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对黑体字去承担责任。
这里当然也需要分清两种情况，有些人是别有用心故意那样做的，大多数人则是由于“理解”问题而造成的，二者性质根本不同。对于前者，不必多说；关于后者，就有必要了解“‘理解’本身是世界观”的道理。
人们都同意，世界观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根本的意义。通常说的“世界观”不必非指那种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在人的每种认识、活动中都能体现出世界观来。在这一意义上的世界观，主要是表现为人们看待各种事物所遵循和运用的那种思维逻辑、价值取向、概念框架，或者叫做思维方式。
从历史上看，哲学理论的重大变革，都要伴随思维逻辑和价值取向的根本改变。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就意味着一种新思维方式的诞生。对这种理论，我们只有转换了我们旧有的思维逻辑和价值理想，按照它所变革了的思维方式，才能理解并掌握新的哲学理论。这里不能不内含一个悖论：一方面，必须转换了旧有思维方式，才能够理解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只有理解了新的哲学理论，才有可能彻底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所以，理解一种创新性的理论是很困难的事，这里的“理解”过程本身就是世界观改造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触动和改变原有的习惯思维，那么，所理解的理论就可能被扭曲、走样、变形、甚至变质。这对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尤其如此。
马克思的哲学是对以往旧哲学传统的根本变革。传统哲学适应那时人的不发展状况，向来是以非人的方式理解人、以超现实的方式理解现实世界的。它们总是依赖超人权威、相信本质前定，把追求终极存在、永恒正义、绝对真理作为自己的宗旨，时时考虑原则根据，事事追问原则规定。传统哲学是一种抽象理性主义哲学，它的任务就是要为人们提供某种先验的行为准则，所以这种理论天生具有准宗教性质，本质上就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变革，变在何处？首先就变在这种沿袭了千年之久赋有天生准宗教性质和教条主义性质的传统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马克思破除了从先验原则出发的“抽象理性主义”的思维逻辑，确立了从现实生活出发、面向未来世界、以实践发展为准则的崭新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彻底转变，这才有了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
很明显，理解并掌握这样的哲学，就意味着世界观的彻底革新。我们如果不转换自己的思维方式，仍然运用传统思维逻辑去理解马克思的理论，那就不但理解不了它，还会经过我们之手使马克思的哲学倒退回去，变成与旧哲学没有原则区别的理论。
这里有必要指出，通常我们总是把“教条主义”理解为对待理论的一种态度，或者一种思维方式、思想作风，而不理解为一种“世界观”。实际说来，“教条主义”表现的正是传统抽象理性主义的思维本质、理论态度，也就是传统哲学的世界观。所说要与传统哲学“决裂”，其含义不只是要变革它们的那些具体观点（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有许多观点还必须继承、保留下来），首先和根本的就是要变革它的那种从先验绝对原则出发的教条式的思维逻辑、理论态度和思维方式。如果不改变这点，就不可能彻底变革旧哲学的世界观，也不可能改变对待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假定我们把往日的哲学都彻底砸烂，然而使用的仍然是它的原则和逻辑（想想“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那会是什么结局（这只要再想想早请示、晚汇报，手持小红书、胸挂大红心、大跳忠字舞的场面就会了然）？只能得出与它们相同的结果（“两个凡是”不正是这样的吗）！历史常常捉弄人，否定了教条原则的马克思，怎么也料想不到他本人“马克思”竟也会变成教条主义者崇拜的“祖师”。
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就能够明白，在前苏联以马克思为名义制定的哲学理论中，为什么经常会显露出18世纪的哲学原则，汇集经典著作内容编写出来的哲学教科书，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却直接违背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以及苏联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指导下为什么竟然最后走向了解体的根本原因。我们原来是仿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某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是从苏联引进来的。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会愈走愈窄、愈来愈陷入困境？多年来我们不断反对、批判“教条主义”，结果为什么总是愈反愈烈、愈反愈“左”？我们十分重视并反复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为什么愈是强调统一，我们距离真实的生活世界愈远？我们曾经组织全民学习唯物论、学习辩证法，学的效果不但唯心论形而上学没有减少，反而愈学愈猖獗、愈学先验框框愈多、愈学愈难做到“实事求是”？这个原因现在很清楚了，这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我们没有经历思维方式的彻底转换，我们运用的理论早在我们接受之前已经被扭曲，变成了类似于传统哲学远离生活世界、超越时空界限的先验教条原则的缘故。
出现这种情况，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多少千年，它不但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而且可以说已经深深透入我们的骨髓，融化于我们的血液，这对在俄罗斯和我们国家这种历史条件下生活的人们更是如此。所以想要转变传统的思维逻辑，谈何容易！从一定意义说，这是涉及改变人的本性的问题。“万岁”不离口，“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两个凡是”等等，人们听来不是并不觉得反常，反而很入耳吗？甚至时至今日，某些观念不仍然是许多人的本能追求吗！
要真正“理解”、“掌握”并“应用”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和理论，彻底转变我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不能不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或许“失败”和“挫折”的教训，更有利于我们的理解。从这一意义说，“文化大革命”是件坏事，也是件好事，正是它才促使我们猛醒过来，有可能摆脱抽象理性主义的原则和依附绝对权威的本性对我们思想的束缚。然而，这也要从理论上做出认真的而不是走过场的清理和总结才行。假如我们不彻底放弃业已习惯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话，今日虽然有了“邓小平理论”，也难免在我们之手令它走样变性。
必须彻底转变世界观，才能端正理论态度，掌握马克思的哲学和“邓小平理论”。这是我们应当得出的另一点认识和结论。
三
哲学属于体系性的理论，它的思维逻辑必须体现为相应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并且还要构成系统，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掌握和运用。仅仅记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几个字并不够用，这里是含有一大套道理在内的。所以对哲学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理论哲学”，它决不是仅仅的文化、修养“装饰”，而是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绝对不可以缺少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我们必须看到并承认，我国的哲学理论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很明显的进展，取得了很可观的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为例，过去我们的思想局限于从前苏联引进的“哲学教科书”的框架以内，我们以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模式，把它视为准经典性质的权威理论，从不敢超越雷池一步。我们的思想完全被它框死了，几乎丧失了起码的独立思考能力，更不必去说应有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了。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禁区被打开了缺口，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哲学界的学者们研究了大量超越教科书框架的新鲜问题，提出了许多反映当今时代精神和我国现实发展趋势的新鲜观点。像“实践”问题、“主客体”问题、“价值”问题、“人学”问题、“非理性”问题以及有关当代社会、伦理、文化和全球发展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20年前的哲学理论很少涉及、甚至根本不为所容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并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在自身范围同过去相比，确有很大的进展和突破，但与我国现实生活的发展以及其他理论学科的发展相比，却应该说是相当落后的；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即使在哲学理论自身范围发生的变化，也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这里所说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突破主要是表现在学术圈的理论（我称它为“论坛哲学”），至于教学圈的理论（我称它为“讲坛哲学”）那就只能说，有变化，但根本面貌并无改变，而且它还同过去一样，以公认的身份占据着“权威”宝座，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它已名声扫地，完全丧失了“指导”作用。
若干时日以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有三类哲学在起作用，基本是“三足鼎立”形势：
“讲坛哲学”——属于政治宣传、思想理论教育领域；
“实践哲学”（包括多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实用哲学”）——属于经济生活、日常社会生活领域；
“论坛哲学”——属于学者专业活动的学术生活领域。
三类哲学，三种话语方式，彼此不能说没有沟通，但由于多种原因各自很难进入他方领地。
这种状况正常吗？
就“讲坛哲学”而言，它与20年前从苏联引进、在课堂讲述的那种哲学，在原则上并无多少区别。过去引导我们陷入虚假生活的主要就是这种“苏联模式”的理论。在经过了真理标准讨论、“哲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之后，现在已经有了行之有效的“实践哲学”，这种“讲坛哲学”在讲坛之外已很难发挥作用，为什么它还能照样保有自己的权威地位不动摇，这事不是很有点奇怪吗？
说来奇怪，想来又不觉奇怪。在我看来，这同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政治、实践与哲学的关系，和我们当初对“哲学理论”的态度、认识和评价直接有关。
我们在“扰乱反正”时就没有认为引导我们的生活、实践陷入绝境的那种哲学理论有错误。如前所述，我们的判定“公式”是：理论是正确的，毛病出在教条主义的应用，那是由于违背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才造成的。依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当然只须去改变和否定以往的生活和实践，而不会去触动它的哲学理论。甚至在有些人（仍然以“抽象理性主义原则”为最高准绳者）看来，我们对那种理论的原则坚持得还不够彻底、贯彻得还不够得力，因而才会出现实践的偏差。所以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生活和实践改变了，理论本身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却并未因此而改变。
然而，生活毕竟是真实的，生存发展的“本能”昭示我们，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那套理论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我们的生活决不能再让它去继续主宰和支配，现在需要的是从实践中去重新探索和创造。这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的局面：保留了原来体系化理论哲学的权威地位，我们在实践中却又需要去“摸着石头过河”。“教科书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无害的神像”被保留下来的。
我们从80年代初期和后期理论界的思想变化中也可以看出，最初几年曾经兴起过一股主要是反思“教科书哲学”的理论热潮，对其中几乎每一条重要原理（包括“矛盾论”、“实践论”原理）都有人提出“质疑”、“补充”或“修正”；到了后期却完全变化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又开始把反思的观点一一重新“清算”了回去。
造成这种令思想界深感耻辱的理论大倒退的原因，就在于某些人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教科书哲学”。而事实上，这些人始终没有分清两种不同情况：教科书作为体系化的哲学，并非马克思所制订，那是苏联学者遵循斯大林指示、在40年代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水平编写的，它至多只能看作是体现编者观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代表更不能等同于马克思的理论和著作，而且今天已经证明其中表现那时理解水平的很多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正好是相违反的。多年来我们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模式，应该说已经吃尽了苦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也让它败坏尽了。现在它虽然已被排挤出实践领域，但作为“无害的神像”，人们对它不能研究、讨论，意识形态上却又苛求每一个人必须去“信仰”、背诵，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尴尬局面。
“无害的神像”真的无害吗？
从其政治功能上看，我们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那些思想阻力，作为“根据”有许多就是直接发源于它的本本的。可以说它就是怀疑、反对改革开放方针观点的最后一个安身立命的堡垒，所有不能纳入那种粗陋的诡辩体系的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都被视为异端。它的基本目的就是磨钝人的批判精神，做极左路线的政治附庸。信仰这种体系化哲学的人，在内心是很难承认“邓小平理论”有什么“哲学理论”的。在他们看来，除非把“邓小平理论”一一纳入教科书的范畴体系，才可能称其为“哲学理论”，而这样一来，“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也就被消解了。由此可见，只要“教科书哲学”作为哲学权威甚至哲学准绳而存在，它就不仅会限制论坛哲学的发展，而且是全面、充分发挥“邓小平理论”作用的重大障碍。
20年前的变化，从一定的意义可以说，就是要摆脱在“全面向苏联学习”时期所形成的那个“苏联模式”。我们的成就是，比较彻底地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它的实践和理论）”，但作为遗留问题都未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切地说，实践上摆脱了，实际指导思想也摆脱了，但理论上没有摆脱）。
“教科书哲学”并没有真正吸纳“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它与“邓小平理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基本精神并不完全一致，而它所体现的思维逻辑、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甚至应该说是正好相反的。我们要坚持、发扬真理标准讨论的精神，充分发挥“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就绝不能允许这种局面继续维持下去。
时至今日，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应该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了，“皇帝的新衣”的虚幻性质应该看清楚了，不能再把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学习、去装饰、去误导学生。我们没有必要去为苏联某些学者的某种误解、曲解、谬解背负“十字架”。（俄罗斯的哲学工作者现在也已经放弃或正在改变这种“教科书哲学”）我们既然有了“邓小平理论”，就应该充分发挥它的理论作用，消除不利于发挥其作用的理论障碍。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得出的重要认识和结论。
四
至于谈到“论坛哲学”，20年来这个领域的思想相当活跃，研究讨论了很多问题，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很新颖的哲学见解，这是改革开放为理论带来的春风。这种哲学的特点是，它介乎实践哲学与讲坛哲学之间，力图把改革的成果也灌注到哲学理论中来。80年代中期人们不约而同提出的“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口号，集中反映了哲学学者的普遍心声。
这个领域探讨的问题尽管分散，其中的主线却很明确。这里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为限。突出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以此为基点去重新审视、理解、阐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理论研究的共同特点，也是它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这一成果最后凝结成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范畴和名称。
在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学者们的观点并不是统一的，但不论对它的理解有怎样的分歧，我认为抓住“实践观点”就是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由此出发才能体现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精神和实质。不仅如此，从原来抽象的“物质”基点转移到与人的生存生活直接相关的“实践”基点，这本身也是对我们来说一种重大的思想解放。它意味着哲学从远离人间的彼岸世界向人间生活世界的回归，从对人和人的对象世界的抽象化理解向具体把握人的生存活动和存在方式及其对象世界的回归，从两极对立的绝对化观点向全面性整体化观点的回归。因此，确立了实践的观点，也就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哲学天地，由此才有可能引出对于主客体问题、价值问题、人学问题、自我问题、非理性问题种种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所以，实践问题的研究，不仅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点，也是走出“苏联模式教科书哲学”桎梏的突破口。多年来我们口口声声不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变革的实质究竟在那里？不说别人，我自己就讲不清楚，我也难得听到别人讲清楚过。原因就是，作为我们理解的范本，哲学教科书就没有给我们说明白。这点毫不奇怪，马克思的哲学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主要就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本质关系里，教科书脱离开实践观点，拿和旧哲学同样抽象的“物质”作基点，怎么能够说清楚它同旧哲学的根本区别！
我们本来可以从“实践观点”这个入口，进入马克思为我们开辟的更新更广阔的哲学天地，令人惋惜的是，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并没有理解到位、发挥到底、研究透彻，刚刚要同苏联模式的哲学告别时，却中途“卡壳”、“打住”，甚至“向回转”了。迫于“形势”或由于“惯性”——在我看来——人们往往不是从实践观点去“改革”教科书，而是尽量去适应教科书，乃至干脆用苏联模式的教科书观点去解释、改造“实践”概念。
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继承“实践标准”讨论之后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真正理论哲学讨论，我们最后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看法与从前（比如“苏联模式”）的看法有多少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自己看问题的思维逻辑、思维方式比从前（比如“抽象理性主义”方式）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和提高？难道我们当初就是为了给已有的哲学理论再附加一个新“名词”而开展讨论的吗？我这里是就讨论的根本意义提出问题的，这场讨论起了推动思想解放的作用，由于它衍化出许多为过去体系所不容的新课题，也推动课堂讲授的哲学内容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并不是否认这些。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真正深入下去，我们不但对马克思的哲学会有全新的认识和理解，还能为建树富有时代特色的我国当代哲学奠定理论基础。因为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不是哲学的完成，恰恰是为新时代的哲学创立了基础和开拓了道路，它给我们、给未来留下了无限创造的空间。
旧哲学仅仅限于观念地去了解世界，必然要陷入两极观点的对立：或者把世界理解为纯外在的、客观的存在（如传统的“实体”、“本体”）；或者把世界理解为一种纯内在的、主观的存在（如“感觉的复合”、“精神实体”）。在这种思维方式里，这个矛盾永远扯不清楚。走出困境的出路，只有跳出“观念”思维的框框才会“柳暗花明”，这就是“实践”思维方式的意义所在。人与世界的真正连接点（区别于动物者）首先和根本的是实践而不是观念。“实践”活动既涵盖了认识的观念活动，又超越了观念认识的局限，它是既以“物质”为本源和基础的活动，又是以“精神”为前导和基原的活动，它的活动既把人和世界在深层次融化成为一体，又在分化中不断把二者共同提升，推向新的和更高的境地。这就是新旧哲学出发点的根本区别。
很明显，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决不仅仅是叫我们更多去注重“实干”，它为我们打开的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天地，一种观察、对待世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思维方式、理论态度和价值观念。依据这一观点，我们不仅可以超越以往的全部旧哲学，而且对人，对世界，对一切事物都会形成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看法。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一根本观点，我想，我们对马克思说过的下面这些话，就会理解到它所内涵的高远意境而不会感到迷惑不解了：
“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167 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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