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回应：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环境社会学家哈勃(Huber)明确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构想。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社会的生态转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微芯片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工业产业必将进入生态化的演进过程。依托于先进的技术，经济发展似乎能够与环境改善并轨而行。之后，生态现代化理论概念逐渐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讨论的范围涵盖了生态现代化的意涵、特征、价值以及应用实践等各方面。这引起了许多来自主流社会学家，如吉登斯(Giddens)、哈维(Harvey)等的关注。在这些社会学家的视野里，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条关于环境与发展关系探讨的独特线索，它立足于对“经济”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思考，深入挖掘社会结构中的各种条件以推进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目标在于最终实现社会的生态化发展理想。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应对社会发展所产生和存在的庞大“问题集”，认为经济发展不必然致害环境，“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它不能不受限制地发挥作用，生态现代化理论仍然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困境。这必然招致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和指责，当然也会得到相应的辩护和回应。它反映了学术界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变革”关系走向的一种持续地关切以及对未来二者关系处理的一种纠结。
1 批判——针锋相对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伴生于众多学者对于该理论的诟病。一方面，这些批评提升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关注度，让原本处于环境社会学场域的理论概念和构想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更广泛学科的研究议题；另一方面，这些批评越发阐明了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立场和发展脉络，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不断演进并适应不同的发展情境。而且，这些批判还适时降低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应用的盲目性，强调不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运作实施上都应该认清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同时提炼出各个国家、地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有益条件，保证生态现代化实践的有效性。
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挑战首先来自于社会学理论阵营。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指责出自独具特色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史莱伯格(Schneeberger)从社会发展的本质角度出发，强烈指责资本主义的公司以“可循环”的经济环境发展举措遮盖了劳动、环境的风险，并将他们的目标置于经济利润的不断获取之下，不断地掘取劳动和自然资源，带来了消极的环境后果和社会问题。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称之为“生产永动机”的解释模型当中。史莱伯格指出，单纯的人口增长带来环境破坏以及环境致害性技术导致生态灾难的观点未免流于表面，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环境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真正诱因。在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中，资本家和投资者为了追逐利润，以创造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扩张。为此，他们致力于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资源来制造更加丰富而多元的消费产品，即使他们的行为会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负担而导致环境问题的发生。可以想见，一旦环境问题的规模扩大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抑制性的影响。然而，在资本主义内在经济扩张需求的带动下，资本家仍然会诉诸环境的索取，不断增加资源投入，由此带来新的环境问题，经济进一步受到限制。周而复始，陷入发展的怪圈。按照史莱伯格的观点，生态现代化理论缺乏一种批判精神，未能从社会发展的逻辑实质揭示资本运作的环境副作用，其资本主义立场应当予以谴责。
后现代主义者则宣称生态现代化理论过于强调现代性的既得性，不能正确认识其正在发生的不可持续、碎片化的发展转变，忽视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价值和特征[1]。沿着具有“反抗”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路径，生态现代化理论被大加指责：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没抛开现代化而进入新的运行轨道，它不过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种理论表象；即便贴上了“生态”的标签，并试图用生态理性的话语重新塑造现代化的形象，但是这却无法掩盖现代化“工具性”的特质，虽对社会做了些缝缝补补，却未能使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改变。按照后现代的观点，形成初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宣扬的生态理性、环境标准等都成为一种简约化的宏大知识，缺乏细致化的地方性和时间性考量。而作为世界各国所共同倡导的“可持续”理念也便成为一个离散的概念。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以及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间所理解和追求的可持续性的内涵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而并不是像诸如生态现代化这样的理论所表征的那样，都具有统一的欧洲向心力。
同属于环境变革领域的理论，风险社会的德国理论家贝克(Beck)则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不同方向。他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环境风险会不断提升，而现代制度并未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一种缺少生态现代化而充斥风险、不确定性的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转向[2]。生态现代化理论过于乐观了。工业社会所创造的规模庞大的环境问题绝不是仅仅依赖于现代性的自我能力提升就能够得到解决的，人类注定要面对现代化宏大工程的风险。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不可避免地会给环境带来灾难和麻烦。要想解决由此而来的种种问题实在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并未停止，且角度日益多元化。例如，从理论意涵的角度来讲，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概念并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解释图景，不同的学者因秉持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意图，而对生态现代化有不同的所指；从伦理的角度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尚未超出“人类中心主义”范式所形成的界域，虽然强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但是它并没有试图改变自然所扮演的依附性角色，而是更加突出生态保护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讲，西北欧国家十分不道德，他们将肮脏的工业和污染出口到那些贫穷的国家[3]。当然最频繁也最深入的批评依然是来自环境社会学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内部。
费舍尔(Fisher)和弗洛伊登伯格(Freudenberg)就在其著作中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以重新定位国家行动、文化变迁，以及重新确认国际化角色的途径来避免旧的现代化理论的种族中心主义、进化论色彩等问题的努力是积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无法解决生态现代化过程的条件变异性[4]。这也就说明，生态现代化理论缺乏统一的指导性原则。在这一点上，批评可能更多。学者们质疑生态现代化的一致性，认为该理论是以西北欧工业社会的发展为基础的，它难以指导更广泛领域的全球化实践。至少对于美国、亚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还尚未印证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根本预期。
克罗纶(Carolan)从消费的视角来理解生态现代化[5]。他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生产主义倾向，认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不仅要在生产领域，而且要在消费领域的问题化过程中找寻解决办法。单纯地将环境问题视为“生产问题”，期待用“生产”修正“消费”等于把复杂问题简约化。然而太多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都集中关注“生产”、“生产技术”、“生产流程”，消费俨然成为一种“附庸”。
约克(York)和罗莎(Rosa)从实质有效性角度的批判可能更有力度[6]。他们指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面临的四个挑战。首先，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要说明国家社会利用了制度改革的手段来应对环境问题，而且还要说明这些改革和修补确实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制度建设的推进必然导致生态可持续的“制度宣言”不能只停留在假定的层面上，必须加以验证。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显示随着现代化过程的继续推进，生态现代化带来了生产和消费的高频率的生态转型。生态诱导下的转变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个一般化和常规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几个不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再次，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说明对环境的直接影响正在减少的企业没有对其他企业的消极环境影响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分析生态现代化的过程，必须指明是在哪个层次上发生的，因为产业经济中的各部门是相互通联的网络，其中局部的改善很可能对总体而言没有贡献，甚至可能是负面的贡献。最后，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但要说明经济体向更加资源有效型转变，而且要显示出这种转变的效率增速超过生产总量的增长速率。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区分两种“减少”的含义：一是物质和能源的绝对使用，当然这种消耗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必须的；一是单位生产的去物质化。在约克和罗莎看来，后者仅仅是减缓环境退化的速率，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生态现代化仅仅是“相对”的改善，而非“绝对”的可持续。
不论上述学者的批评是否恰切，不可否认，他们都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得以精化的动力来源，他们在特殊的评论时期针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是有道理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努力塑造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如今的特有形貌。面对批评，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表现得相当睿智。他们采取了一个“理论再阐释”的路径回应以往的指责，声称“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已然发生了进化”[7]。
2 回应——与时俱进
在对待上述批评与指责的态度上，以摩尔(Mol)、斯帕格林(Spaargaren)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并没有乱了阵脚，而是采取了一种“与时俱进策略”来回应和优化生态现代化理论，将“批判”视为自身发展的动力，并进一步发挥“反思”潜能，不断找寻理论成熟的方向。在具体的做法上，概括起来生态现代化理论家的行为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坚守理论立场，认真对待那些与己相异的理论范式和路径。新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一致性，指出资本主义不可能允许任何根本性的环境变革。后现代主义认为生态现代化理应本能地重新认识现代性的发展趋势。风险社会理论质疑社会迈向生态现代化的理想路径。人类生态学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缺乏对人口增长、消费增长的关注。这些理论在反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内在逻辑性、一致性，然而，摩尔指出，他们的关注太过狭窄、有限并且片面[8]67。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捍卫者们对于“生态现代化应对环境问题的制度举措没有带来任何变革”的看法嗤之以鼻。
站在维护生态现代化的位置上，摩尔等人多次重申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指出，解决以往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的问题，并不在于采取去工业化、去现代化的办法，而是通过继续现代化和超工业化的方式来寻找出路。同时他们大张旗鼓地为资本主义辩护。其目的在于把持自己的“本性”。在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眼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等与生态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并且当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并不必然地会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反而他们坚信，虽然资本主义对过往产生的环境问题负有责任，但是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绿化能力，能够通过自我改进和完善(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条件、市场竞争等等方面)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最终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①生态现代化恰是一条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它有助于社会的生态转向。他们宁愿选择资本主义的改良，也不愿经历大规模不知前路的社会变革。
二是积极发挥反思潜能，不断融入批判促进理论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家沿着反思的路线重新审视生态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认真深化对于不同时期的理论认识。对于卓有见地的主张和看法积极加以吸收，努力提升生态现代化在理论发展上的完整性。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了大量有意义的批判，如生态现代化过分强调技术的应用和价值，过分关注生产导向而忽视消费，极度缺少权力关系，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等等。然而随着学者们反思程度的加深以及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上述质疑基本被打消了。学者们以综合性的生态现代化取向修正技术决定论的不足、权力关系的缺乏，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消费领域的绿化过程，在欧洲之外拓展经验空间等等。
然而仍然有学者纠缠于上述早期的理论批判。摩尔指出，这些学者再沿用早期的看法来批判现在的情况显得非常不恰当[8]66。因为他们在新版本的理论表达中已然做了修正。克罗纶通过强调消费而批判生产主义倾向实际上早已经得到了拉德克里夫(Redclift)、斯帕格林等人的积极回应。拉德克里夫在1996年就对消费进行了研究[9]，认为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经济的去物质化，还必须从消费入手探讨与环境有关的物质世界，同时关注生产和消费。斯帕格林也发展了他的消费理论[10～11]。他利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详细地阐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结构链条中，生产和消费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他指出生活消费的生态现代化，其中心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息反馈的不断发展，其目的是使信息的交换最大化，从而通过一种可称之为“共构”(costructuration)的过程提升环境和消费的效率。由此可见，再度重复地强调生态现代化过于关心资本主义生产而忽视消费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摩尔等人也确实吸收了来自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他们过往的研究的确来自于欧洲特别是北欧的社会发展现实。对于北欧之外国家、地区的研究理应加强力度。于是，越来越多的生态化理论研究者将视野扩大到全球范围内。例如林克维库斯(Rinkevicius)对于立陶宛的研究、舒恩菲(Sonnenfeld)对东南亚的研究、弗里金斯(Frijins)等对越南的研究等[12]。当然这只是说明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够自我更新的几个例子。
三是接受理论自然变化，启发新的研究。对于生态现代化而言，有些评论和批判是难以回应的，这主要是由于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的特征所致。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被指责是靠近人类豁免主义范式的，显示出强烈的自然和社会区隔。再比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所一贯强调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持续地变化当中。这就意味着，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再到现今的生态现代化具有不同的概念意涵。80年代单纯强调技术决定论、环境抗争的风格绝对不是现在的生态现代化理论风格。所以，最好的做法便是欣然接受这样的评论，并以此为契机，启发新的思维。
鉴于此，摩尔开启了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思考，他试图在网络和流的社会学基础上，能动地将生态现代化视角与网络和流的社会学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建有关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environmtental sociology of networks and flows)。摩尔指出，流的环境社会学关注“流”概念的环境解释[8]71。与卡斯特尔(Castells)、厄里(Urry)等网络和流的社会学家所分析的流不同——他们缺少环境化的思考，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特点。一是它从生态理性的视角出发分析资本、金钱、影像、信息、人(旅行、迁移)，包括环境投资、环境认证、环境管理、绿色产品、环境信息等。二是对诸如水、能源、生物多样性、废弃物之类的环境流进行分析和研究。然而，摩尔指出，卡斯特尔和厄里等社会学家在上述两个方面是欠缺的，他们都没有将他们谙熟的资本流、货币流、信息流、影像流等不同形式的“流”置于环境治理、环境变革、环境衰退中加以品评和审视。在他们所论述的流空间(space of flows)中尚未看到环境以及环境变革的影子。
然而，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争论中，生态现代化学者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实践中提升了环境概念、理性、权力以及利益的空间地位，推动了环境、环境保护在流空间的概念化。当然，传统网络和流的社会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注定是要被环境社会学整合的，它包括环境网络、环境网络结点、环境信息、环境战略等等。当然，对于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需要得到进一步开拓。
3 演进——发展中的环境变革
作为环境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生态现代化试图在经济与环境关系问题上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力求从技术创新和应用、制度创新和整合、组织创新和发展等多个角度拓展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思路，为环境变革的路径选择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努力是具有现实价值的。它重新挖掘了技术、制度、组织等的潜能，不断阐明“清洁技术可以优化环境、制度整合以及结构调整可以降低环境伤害、组织培育和环境社会责任的提倡可以改善环境治理的效果”等一系列能够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对于那些严厉的批评，由此而显得过分苛责了。发展中的环境变革是需要像生态现代化这样的理论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的。环境保护当然不能停滞，经济发展亦不能每况愈下，退回到过往。因为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始终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
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关心的焦点问题。生态现代化推崇环境友好型技术，坚持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可以体现出巨大的环境修复和改善能力。特别是技术设备、技术方法的绿色革新是通向生态社会的一条途径。技术虽然像风险社会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风险属性的，但是其发展和改变的正面价值却不应当被否定或忽略。它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时代的飞跃，也能带来环境的有效变革。诸如造纸技术的改进就降低了氯排放，使得企业发展对环境的负效应变小了。
制度创新和整合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议题。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和演进带有强烈的制度发展诉求。科学化的制度安排和设置过程，绿色化的制度机制转化可以有效控制政府、企业、公众的环境行为。通过制度的完善来达到环境变革和改善的目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将制度结构的完善，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制度的整合优化视为迈向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检视因子。
组织创新和发展则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理由在于，要想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并进的愿望，团体的实践操作模式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培育新型的、与时代发展特点相一致的环保组织，调整原有的组织结构使其更具环境适应性和反应性，最终增强社会环保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生态现代化理论始终关注经济与环境发展的整合，试图激发制度、技术、组织等的正向价值，将现代化推向未来。这对于社会建设而言是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的。然而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不能提出一个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全盘肯定的判断。虽然表面上，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达至某种程度的和谐，经济的发展能够带来环境治理的改善，环境化的考量也能够创造更丰厚的利润和价值，但是这场关于“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论本身并没有结束。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究竟有怎样的正当性，它最终要把“现代化”导向哪里，都是尚未澄清的事情。更何况，生态现代化对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还尚未有一个明晰的定论，所有这一切都越来越成为一个亟须解释的问题。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从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思性批判视角出发，全面审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呈现出的现代化轨迹，探索所谓的生态现代化或“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路径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注释：
①实际上，存在许多类似的观点，如英国社会学家桑德斯(Saunders)在《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中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将会导致一些环境问题，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在一种市场关系和私有产权背景下——同样带来了克服他们的最大希望。经济学家霍肯(Paul Hawken)、A．洛文斯(Amory Lovins)以及L． H． 洛文斯(L． Hunter Lovins)等人对于自然资本主义的论述也有此意。他们认为资本市场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他们提出了自然资本主义的几个要点：技术与设计的改变能够带来相当的节约；自然资本主义寻求废物资源化，消除废弃物；自然资本主义视价值为一种连续的服务流；良善的资本家重新投入生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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