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形成的生物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价值论文,生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越来越模糊了事实与价值绝对分明的“界限”，逐渐改变了延续几个世纪的“事实与价值分离”、“事实决定价值”的传统观念，代之以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新观念。与这种观念变革相联系，认识论的研究也改变了视认识主体为肉体与精神、为生物性存在与社会文化存在二元对立的模式，采取了视认识主体为肉体与精神、生物性存在与社会文化存在的相互统一并相互作用而发展的新模式。现代生命科学和文化学的研究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两方面的变革融为一体，着眼于探讨人的社会文化存在的生物性基础，力图揭示人的生物性存在以何种方式与价值相联系，它接受价值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又如何在价值作用下改变自身。这就提出了研究价值的生物机制问题，从而构成了当今认识论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本文正是立足于现代生命科学、文化学的成果，联系与之相应的认识论发展，探讨价值形成的生物机制。
一、价值形成生物机制的提出
现代认识论提出价值形成的生物机制问题，是和现代生物学认可的两个事实相联系的：其一是肯定“随机”对生命起源与发展的作用；其二是确定“选择”在生命进化中的意义和作用。
“随机”，起源于希腊文，含有目的、碰巧或猜测等意思，因此，人们对“随机”的研究一开始就和对偶然性、机遇、可能性问题的研究相关联，成为概率论研究的课题。当人们把概率问题运用于考察无机界和有机界的发展，建立起“随机”理论时，“随机”概念便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其概念内涵也随着被广泛运用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从总体上说，“随机”概念的内涵曾发生过两个层面的转化：一是从工具意义向存在意义的转化，这是“随机”概念性质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与人们的认识由宏观决定论的思维框架向微观非决定论的思维框架的转化相联系的。在宏观决定论的思维框架中，“随机”只是人们用于预测事件发生的方法，具有工具的性质和意义；在微观非决定论的思维框架中，“随机”是人们用于说明事物存在方式的概念，具有存在的意义。二是从实体意义向功能意义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微观物理学向分子生物学转化的结果，是“随机”概念在微观非决定论的思维框架内发生的转化。微观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都是从存在的意义上来界定“随机”，但由学科性质所规定，它们对“随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物理学是研究事物的实在的存在，必然以实体的存在方式来理解“随机”，于是，“随机”就被界定为“不存在物理结构”；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的功能性存在，必然以功能的存在方式来理解“随机”，于是，“随机”就被界定为“不存在功能组织”。“随机”概念上述两方面的转化，就把“随机”理论拓展到研究认识发生的生理、心理机制的层面。
然而，人们一旦从“随机”的功能性定义去观察人的生命起源和发展时，立即就会发现，生命的起源和发展原来是受着两种功能支配的：一是生命的自组织功能，这是生命体内储存、传递信息的功能；二是生命的量子扰动功能，这是生命的进化功能，由于这一功能的存在，生命的复制必然会出现差错，于是，信息的储存和传递或多或少地发生不连续的变化。在生命的起源和进化中，这两种功能是互补的：生命的量子扰动功能固然是决定生命起源和进化的更有意义的方面，但它的意义要通过建立并作用于自组织功能体现出来。比如，DNA 顺序的各种不连续的偶然性变化是以DNA自组织顺序的存在为前提的； 生命的“噪声”是以生命的信息为前提的。同时，生命自组织功能又因为生命的量子扰动功能而具有了选择性，表明生命自组织复制的是有“价值”的信息。这样，生命自组织功能与量子扰动功能的互补性存在，就把“价值”的参数引入到生命的进化之中，以“价值”参数表明生命的进化水平。
“随机”概念的微观说明，不仅把“价值”引入生命进化过程之中，作为人把握生命进化的一个尺度，而且还由此重新界定“选择”。
“选择”，是一个和进化相联系的概念，是进化的机制。人们无论是在宏观水平上研究进化，还是在微观水平上思考进化，都要说明“选择”的问题。但是，在宏观水平上研究“选择”和在微观水平上研究“选择”是根本不同的。
在宏观水平上研究“选择”，是把“选择”看作一种生物的适应性行为，“选择”本质上是“自然选择”，也就是说，“选择”仅仅来自于外界的压力，是有机体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所作的适应性的反映。在这里，“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引起有机体的变化，但是，“选择”的前提则是建立在有机体内在的不变性和确定性基础上的。生物学中的“适者生存”原理和生理学的“反射”理论，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说明“选择”的，即把“选择”建立在一个确定性的基础之上，从这一基础出发，人们的“选择”活动以及“选择”的能力都已为确定性所规定，必然沿着确定性的方向发展。人们只要掌握了有机体发展的确定性，就能够从中推导出一切“选择”的结果，规划“选择”的过程和行为。很明显，这种“选择”理论已经把“选择”变成了一种可解释的东西，而且它的可解释性只是相对于外界的变化，是有机体及人的一种外部行为和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能力，而绝不是相对于有机体的内部变化，表现为有机体及人的一种内部行为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严格地说，这种“选择”是缺乏内在根据的，是一种与“生存价值”、“意义”无关的活动，因而，由此根本提不出“选择”的内在机制问题。
与之不同，在微观水平上研究“选择”，是把“选择”看作有机体的自主性活动，“选择”首先是有机体的“自我选择”、“自我发展”，也就是说，“选择”不仅仅来自外界压力，受到外界压力的限制，同时也来自生命内部的自组织运动，由生命的自组织方式所规定；而在这两方面中，后者是更为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因为有机体能否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以什么方式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又如何应对外部环境，这些都取决于生命自组织的状况及其发展的需要。现代生物学研究生命内部存在机制的最基本观点就是，生命的存在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而生命的自组织又是和生命所具有的内在的“随机”本性相联系的，生命的自组织首先是对有机体内的“随机”事件的修复和调节，因此，这一过程主要是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过程，由其“随机”本性所规定，具有不确定性。当人们由此出发去研究“选择”时，实际上是把“选择”由宏观的确定性移置于微观的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并且，这种微观的不确定性既来自外部环境的可变性，也来自内在机体的“随机”性，其中主要由有机体内在的“随机”本性所规定。既然“选择”的外部压力和内部的自组织运动都是不确定的，那么，“选择”作为有机体的活动和能力，本身是可变的、发展的，它是生命的一种自主活动，有其内在的存在机制；有机体的“选择”行为归根到底受其内在“选择”的存在机制所支配，无论就其前提还是就其结果来说，其活动本身也都是不确定的，是不可解释、不可预测的，亦不可能通过某一不变的原理推导出“选择”的全部过程。这样一来，留给现代“选择”理论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选择”作为有机体的一种“存在”活动，去努力发现、并考察“选择”存在和发生的内在机制。
在探讨“选择”存在和发生的内在机制方面，艾根的成果值得一提。艾根依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在建立他的超循环理论中提出了“选择动力学”。他的“选择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出了“选择”的“价值参数”。“选择”无疑是与优化相联系的。但是，何为最优化的“选择”，或者说，“选择”的最优化的标准是什么呢？艾根反对那种把经济地利用自由能作为“选择”的最优化标准的观点，提出“选择”的最优化标准应是“最高选择价值”。他指出：“常有人说，进化的指导原理是最经济地利用自由能。这并非是普遍正确的。在自由能供给过量的地方，系统将利用任何选择优势而不顾其‘代价’如何。然而，如果能的利用由选择价值的影响而变成次要的约束时，则系统将作出相应的反响。与高‘选择价值’相联系，而不是与最经济地消耗自由能相联系的信息利用，是进化中的决定性因素。”“‘选择价值’，表征了信息载体的实施性质，以评价它们的生存变化，并使之保持最稳定的（或最适宜的）状态。”（注：艾根、舒斯特尔：《超循环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页。 ）艾根以“选择价值”为“选择”的最优化标准，又绝不把“选择价值”固定化、绝对化。在他那里，“选择价值”是一个可变的量，包括生成速率、分解速率和品质因3 个唯象参数，这3个参数都有其自身的决定因素， 而它们的一定结合也有赖于特定的约束，因此，由这3 个具有可变性的参数所决定的“选择价值”也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只能是一个可变的量。在这里，值得我们关注和肯定的，并不是艾根有关“选择价值”的一些具体规定，而是他把“选择价值”作为生命进化的指标，作为“选择”的最优化标准的思想。因为正是这一思想，触及到了生命进化中未曾被探讨过的“价值”机制，证明“选择”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生物机制，它既不等于、更不从属于有机体的反射功能及其生物机制。
综上所述，现代生物学和艾根的“选择动力学”对“随机”和“选择”的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出“随机”、“选择”与“价值”的内在联系：“随机”和“选择”无论在工具的意义上，还是在存在的意义上，都要求通过“价值”来实现和完成自身的活动，而“价值”也只有建立在“随机”、“选择”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随机”、“选择”与“价值”的内在联系，不仅证明了“价值”是生命进化的一个内在要素或内在环节，而且规定了价值形成的机理特性：价值形成是与生命进化的功能相联系的，并且是与构成生命发展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因素相联系的。价值形成机理的这一特性提示我们，研究价值形成的生物机制，绝不能像考察认知的生物机制那样，静态地考察神经生理的某一部分及其机能，以此说明人的感觉、知觉的形成，而应该动态地考察生命整体的活动方式，揭示生命发展的不确定性、偶然性的生物机制，说明它们是如何使价值的选择成为可能的。
二、价值形成的生理机能
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价值形成是与人的生理的自由机能和人脑神经突触的可变性相联系的。
现代生理学的研究发现了人的生理的自由机能和人脑神经突触的可变性对于人的认识的作用，这是认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事件。它使认识论研究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认识论的生理学研究模式。近代认识论的生理学研究模式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只研究人的认识形成的智力基础；二是把人的认识的生理机能看作是一经形成就不可改变的。由于这两个特点，近代认识论的生理学在研究人的认识发生的生理机制时，只研究人的反射机能，证明人的感受器官是如何接受外部世界的刺激，形成外部世界的反映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反映论的认识论模型。与这种研究方式不同，现代生理学是把人的全部生命活动都作为认识的基础，通过考察人的生命的内在可变性和运动方式，说明人的内在机能是如何选择、控制人的认识活动的。
现代生理学依据现代生命科学的稳态研究，揭示出人的生理的自由机能及其对人的认识的作用。所谓稳态研究，就是从有机体整体出发，探讨有机体的内调节系统及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生命科学开展稳态研究最初是由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德（Claude Bernard）提出的。贝尔纳德在研究复杂的动物生命现象时，提出复杂的动物具有两种环境：一种是外环境，这是生物体生存的外部条件；另一种是内环境，这是生物体内的各个部分赖以生存的环境。贝尔纳德并不否定外环境对于复杂动物生命进化的作用，但他更强调内环境对于生命发展的意义。在他看来，那些最为复杂、或器官分化程度最高的生物体，本质上是一些自由和独立的生命，这些生命的自由和独立来自于它们自身的内环境，内环境的恒定是自由和独立生命赖以维持的条件。稳态研究对于认识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把认识论的生理学研究由对外环境作用的关注转向了对内环境作用的重视。坎农正是在发展贝尔纳德的稳态学说、把稳态学说运用于考察人的认识的发生机制时，发现了人的生理系统的自由机能及其认识论意义。坎农提出，人的神经系统可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个部分对外部环境发生反应，另一部分对机体内部发生作用，协助保持生命体内部的稳定状态。前者是机体的外效应系统，后者是机体的内效应系统。外效应系统的动力过程是感受器在接受外界的环境刺激后，立刻发出动力冲动而引起肌肉收缩，这时，神经系统通过调节这些肌肉反应，使机体达到稳态。这实际上是通过内部调节而保持机体平衡；内效应系统的运动过程，是“自主”神经系统通过心脏和其他内脏的肌肉、腺体机能，以适应机体整体的需要，保持机体继续生存的种族繁殖。神经系统这两部分的运动都是为了使内环境（即机体内部）保持稳定和稳态，摆脱内外环境的有害动因或条件所强加的限制，从而获得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的活动及其所支配的肌肉的自由。机体只有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发挥其高级职能，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从事人类的认识活动。坎农明确指出：生命机体的充分发展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只有通过这样的条件才能实现：能够自动地去调节机体的日常各种需要，以便脑部这个主管智力活动、想象力、观察力和手的技巧的机能处于自由状态，以利于行使这些较为高级的职能。”（注：〔美〕坎农：《躯体的智慧》，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5页。）这就意味着， 人的认识不是一个简单地反映外部世界的活动，而是以内部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控制与选择为前提的能动的创造过程。坎农把决定人的认识发生的“自主”神经系统看作是人的认识发生的内在“机制”，这种内在“机制”是指人的大脑半球的功能，在这个部分，人的感受器和肌肉效应器的神经联系最丰富、最细致，在感受器与效应器的中枢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更复杂。正是这些最丰富、最细致和最复杂的神经联系，决定了大脑皮质神经联系的精巧构造，从而使人具有了其他哺乳动物所不具有的更高的智慧和改造外部世界的非凡能力。坎农对人的自由机能的生理特征和认识意义的说明，不仅揭示了人的认识的生理机制所具有的自主性特征，而且把自由机能与人的认识的选择联系起来，说明人的自由机能本质上是人的认识选择的生理基础，这就引导人们从人的生命机能与动物有机体的差异上寻找认识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
如果说，现代生理学通过研究人的自由机能确立起选择的生理机制，那么，现代生理学对人脑神经突触可变性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人的生理机能的内在不确定性与人的经验、价值之间的联系。现代神经生理学至少在两种意义上发现了突触的不确定性：其一，在生理学的意义上发现了突触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指突触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可变性的结构。现代生理学揭示出，突触结构由三部分构成：突触前成份、突触间隙和突触后成份。突触前成份与突触后成份的变化表现为突触的电位变化，突触间隙的变化即是突触的化学变化，或称神经介质或递质。突触传递过程就是通过电学传递与化学传递两种方式交替作用，从突触前的电位变化转化为突触间隙的化学传递，从而引起突触后电位变化。其间，突触的电学传递和化学传递都是复杂可变的：电学传递可表现为突触前兴奋、突触前抑制、突触后兴奋、突触后抑制；化学传递则是比电学传递更为广泛、丰富、复杂的过程，它包含着胆碱类、单胺类、氨基酸类、肽类等多类化学物质，其中每类中又有多种化学物质，会刺激神经系统发生不同的变化，比如，氨基酸类，有兴奋性化学递质谷氨酸、门冬氨酸等，也有抑制性化学递质γ—氨基丁酸、甘氨酸等；肽类，有阿片肽类：脑啡吠、β—内啡吠；有神经垂体激素类：血管加压素、催产素、垂体后叶运载蛋白；有快速激肽类：肠激肽、胆囊收缩素；有生成抑素：生成抑素—14、生长抑素—28；有胰高血糖素相关物质：血管活性肠肽；有胰岛相关物质：神经肽γ。这些化学物质决定神经递质有着不同的作用性质和特点，而神经递质作用性质和特点的多样性又引起突触电位变化呈兴奋或抑制状态，使突触机制变得复杂，并使突触的结构随电位传递和化学传递的变化而发生功能变化，变得非常不确定，从而引起人的认识的生理机能的变化；其二，在经验意义上发现了突触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指人的后天的学习可以改变突触的微细结构及其功能。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突触的生理结构有物理结构与化学结构之分，物理结构表现为电位传递，化学结构表现为化学传递；物理结构的变化是通过神经末梢的变化及分支数目增加、突触小泡数量增多等表现出来的，这些变化有利于增加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联系，使信息传递更加容易；化学结构的变化是通过化学物质的增减及排列结构的变化而改变神经递质的性质和作用，这样可以改变信息传递的通道与环路，形成突触的特定的效能。现代生理学通过大量的实验和观察证明，人的学习是对人的神经系统进行重演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脑的神经末梢变得肥大，使得两个相邻神经元膜的接触面积增大，同时，神经末梢的分支数目也增加，使神经元之间建立起更多的突触联系，这些都改变着突触的物理结构，而在这一过程中，突触前成份的突触前小泡数量增多又引起了神经递质的变化，改变了突触的化学结构。突触物理结构和化学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突触微细结构的改变和新的功能的形成。我们知道，人的学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有人的生理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层次之分及相互作用，也有因环境、个人兴趣而形成个体之别，这些区分和相互作用都必然以不同的方式对人脑神经系统的突触发生作用，引起突触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也造成突触联系的千差万别。这些都表明，在人的经验的意义上，突触也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突触在生理意义上和经验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突触在生理意义上的物理结构和化学结构决定人的学习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突触在经验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而突触在经验意义上的学习状况及其发展，又不断地打破突触原有的物理结构和化学结构，造成突触在生理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两重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及其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揭示了突触自身的可塑性。突触自身的可塑性及其所引起的人的认识的生理机能的变化进一步证明，人的认识的生理机能不是消极、被动的反应性机能，而是能动地、自主性的调节功能，而突触在经验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建立了人的认识的生理机能与知识、价值的联系，说明突触的变化是一个与人的认识的“意义”相联系的活动，而且越往后发展，它受人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影响就越大。可见，正是突触在生理意义和经验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构成了价值对认知起作用的方式，从而成为价值形成的生理机能。
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选择与价值有着内在的联系，选择是使价值成为可能的基础，价值是选择的最高目标。现代生理学肯定人的自由机能和人脑神经突触的可变性及其对于人的认识发生的意义，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揭示了价值对人的认识的作用何以可能的生理机能。
三、价值形成的进化机制
价值形成绝不仅仅是个体生理发生的问题，它还是一个人类文化进化的问题。严格地说，价值形成的个体生理发生依赖于人类的文化进化，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人类文化的进化构造了价值形成的进化机制。
现代文化科学和生命科学在考察人类文化进化时，从来不把文化进化与人的生命的自然进化对立起来，而是恰恰相反，在强调文化进化与人的自然生命的联系和对自然生命的改造过程中发现文化进化的规律与内在机制。雅克·莫诺把人的生命进化的选择压力归结为文化进化，把文化的进化机制作为人的生命的进化机制，以文化为人的生命进化的本质，但他又同时认为，文化进化包括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改造。他指出：“在几十万年中，文化进化不可能不影响到体质进化；跟其他动物相比，这种影响在人类中更大，因为人比其他动物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所以正是他的行为规定了选择压力的方向。”（注：〔法〕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121页。）怀特则直接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探讨文化进化的生物基础。他把人的文化称为人的符号能力，指出：“毫无疑问，符号能力是有机体的自然进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符号能力的生物基础是大脑，尤其是前脑。无论在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意义上说，人脑都比猿脑大得多。成年男子的平均脑容量约1500cc，猿脑容量很少超过500cc。 与此相应，人脑重量为体重的1／50，而猿脑重量为体重的1／150—1／200 之间。与猿相比，人的前脑更大。我们知道，在许多情况下，量变导致质变。……这样，人脑容量上的显著发展，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功能。”（注：〔美国〕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如果说怀特的观点只是一种人类学的宏观考察的话，那么，坎农的稳态学说和现代神经生理学的成果便是在实验生理学的层面上证实了怀特的这一观点。
既然人的文化进化离不开人的自然生命，并有其特殊的生物基础，那么，价值形成也必然要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达尔文曾经以“适者生存”理论说明生命的进化，认为生命机体的适应性机制是生命进化中最有意义的方面。与之不同，当代生命科学则强调：生命机体的差异性存在和偶然性发展是人类文化起源和创新发展的基础，应是生命进化中最有意义的方面；而造成生命机体的差异性存在和偶然性发展的内在机制便是对称破缺，因此，对称破缺是生命进化中最有意义的方面。当代生命科学正是通过研究对称破缺，确立起价值形成的进化机制。
所谓对称破缺，就是在一个平衡系统中，由于控制参量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必然打破系统的平衡，破坏系统的均匀性、对称性，使系统越来越远离平衡态，也使系统的走向呈现出多种可能性，于是，从控制参量到系统的变化都处于一个不对称的、不确定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状态，各控制参量都表现为一个奇点，并不与其他参量对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处于不对称的运动中，参量及其相互作用的不对称决定了系统内与外的不对称，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对称破缺。系统中对称破缺的存在及其造成体系发展的多种可能状态，便是偶然性形成的基本条件：对称破缺也就是偶然性的内在机制。
现代科学的发展证明，对称破缺是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低级生命到高级生命、直到人的思维发展的一种客观的、普遍性的存在，是推动生命由无机界向有机界、由低级生命向高级生命、直到人类思维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内在结构。在不同的层次上，对称破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无机界，对称破缺表现为四种自然力：电磁力、万有引力、强核力、弱核力，表现为在宏观和微观领域的非对称的相互作用；在生物界，性征和异养性不断地打破生命自组织的稳定性，创造生命自组织的对称破缺；在社会文化层面，对称破缺是由价值构造的。尽管对称破缺在无机界、生物层面、社会文化层面的表现形式不同、运作机制不同，但各层面的发展都受对称破缺的支配则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无机界、生物界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对称破缺还是相互联系的，每低一级层面的对称破缺都是高一级层面对称破缺形成的基础，没有低一级的对称破缺就没有高一级的对称破缺：无机界的对称破缺造成了自然的高度分化，孕育着生命的产生和形成，构造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存环境；生物界的对称破缺构造了复杂的生物系统，有步骤地产生和发展出不同的生物系统，直至人的神经系统和生命结构，人的生物生命结构是其价值生命结构的基础。同时，每高一级的对称破缺又是对低一级的对称破缺的解决，它为低一级层面的存在找到了确立性，是对低一级的对称破缺的改造和发展。无机界的对称破缺及其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在生物的层面达到了平衡和稳定，获得了相对的确立性；而生物系统的对称破缺又在人类社会文化系统中发现了自身的确立性，并使自身成为有价值的生命，价值系统越发展，人的生物生命也就变得越来越有意义。现代人类生物圈的形成就是无机界、生物界与人的文化价值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是人的文化价值系统改造、作用于无机自然界和生物界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把马斯洛的人类心理学对人的需要的层次关系的结构图看作是对人的生命形成纵向历史发展的一种横向表达。
对称破缺在不同层面上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文化价值对无机自然界、生物界乃至人的生物生命起作用的内在机制，表明了人的价值形成根源于系统的对称破缺；而从生命进化的历史看，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低级生命到高级生命，到人的价值形成，曾经历了几万年的进化过程，因此，从现代进化论的角度言，对称破缺又是价值形成的进化机制。
概而言之，人的生命进化的文化本质决定了价值形成在生理结构上根源于人脑中不同于猿脑的特性，在生理功能上根源于对称破缺，亦即生命的内在不确定性、偶然性的生物机制。这是人类生命进化的历史证明。这一历史证明与现代生理学对人的认识的生理基础的研究形成了一种呼应。如果说，现代生理学是从个体的、自然的生理对人的认识的作用的方向揭示出人的生理的自由机能和突触的可变性对人的选择、价值形成的意义，那么，现代进化论的研究则以文化、价值对人的自然的生理的作用揭示出人的生理的差异性、可变性是人的价值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现代生理学和现代进化论的相互呼应，在认识论的研究上构成了这样一种格局：现代生理学的成果是现代进化论说明人的价值形成的偶然性机制的微观理论证明，而现代进化论的研究成果则构成了现代生理学以人脑的自由机能和人脑的不确定性机制作为价值形成的生物性机制的宏观历史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