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文化目的与文化的经济基础——“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文化论文,条件下论文,经济基础论文,中华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5-0087-10
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加速形成，一种基于知识、信息和开放性的全新经济形态已悄然降临。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向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全方位地冲击着传统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各个层面。
2002年5月19日至22日，由浙江大学主办、海内外多所高校和社会团体协办的“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注：会议论文已结集出版，参见金庸主编《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次会议为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地探讨新经济条件下诸多理论及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想交汇平台。
一、新经济、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
“新经济”概念的提出最初只是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层面所出现的全新局面的一种状态描述和理论概括。现在，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生活事实，而且，它给人类精神生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文化传统如何适应新经济，新经济如何创建新的文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了大会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潘云鹤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指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以经济为根本的生存环境的改善，必然需要依托人文精神的支持。不依托经济的文化，是空中楼阁；没有文化底蕴的经济，必为短视经济，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依存与共同繁荣才是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查良镛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则在自身亲历性体验的基础上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不单是经济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人文因素(包括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人民的认识与觉悟提高，社会意识、政治认识提高，对和平的要求增加等等)起的作用更大。人类光明的前途，一方面系于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另一方面系于以物质生活的提高为基础的，进一步发展的先进文化和文明。只有广大人民在物质与精神文明两方面齐头并进，生活才能越来越幸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文因素虽似仅为经济之附属，但若处理不善，就可能妨碍中国国际化的进程。人文因素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必须维持信誉，利润的考虑则属于其次”。中国的企业如要成功，必须牢记“重信轻利，利必自来”八个字。在任何情况下，“诚实守信必是最佳策略”，至于政府以及负责管理经济的当局则应以“重法轻利，长期有利”八个字为准则，认真完成“重法律而去关系”的转变。张信刚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校长)认为：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追求社会每个成员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是它本来的意义，是不需要假求任何其他理由的。让人的生活更为满足，人和自然的关系更为和谐，这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会产生文化需求，而文化产业可以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文化素质的提高，不只有它本身内蕴的意义，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由此，他主张对中国文化传统发起一个“C++”工程。在这个符号中，C的意思就是Chinese culture(中华文化)的意思。第一个加号是表示一定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但是同时也需要对它进行必要的反思；第二个加号则是表示中华民族在21世纪必须具备国际视野，随时愿意吸收新的时代养分。“C++”工程的总体含义是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必须合轨而行，中华文化的内容中不能不包括来自外国的现代养分。
查济民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认为，人类已进入到以科技迅速发展、经济总量急剧增长、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新经济时代。但新经济并没有带来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富裕，甚至带来了贫富差距的加剧。资讯的发达使社会各阶层、国家各地区、世界各国家之间因为价值观不同、信仰不同、各国间和民族间利害的不同引起的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全球化无疑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它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希望。但新经济带来的机会还没有被各个群体充分分享，使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因此，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决不能忽视。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灵魂，在经济愈趋发达的今天，用文化来指导生活，规范经济，更显得突出和重要。当前人类面临的问题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它的解决超出了国家范围，也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能力范围，它涉及到现代经济增长的目的和方式，因此，必须综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去研究解决。
廖可斌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如果把自然科学比作波动频率很高的海面，那么社会科学类似波动相对较慢的深海，而人文科学则犹如波动频率最慢的海底。倡导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决不意味着要排挤自然科学和科学精神。中国的繁荣富强需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繁荣。姚先国教授、郁建兴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它拓宽了讨论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关系的视野，凸现了市民社会社团层次的重要性，支持了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二元对立之上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解。民主需要社会资本为基础的认识支持着这样一种新的“个人”概念：即将他人视为公民同仁，而不是(潜在的)外人、对手或敌人。越来越多的理论和政策倾向于认为，培育一个生气勃勃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对市场和社会秩序的主导密不可分。在当代中国，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可欲的目标，它的达成，仍然不能离开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同时，建构中国市民社会，还必须落实到教育、道德伦理、司法、志愿性社团等等的建设上来。姚先国教授还在大会发言中就中国当前社会变革存在的问题做了很有价值的分析和解释。
二、文化传统、地域经济与企业组织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与之相类似的特征，两者的融合与互动决定了特定地域下的独特生存景观。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对特殊地域文化形态与特定地域经济差异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浙江历史人文环境对浙江地域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张浚生教授(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从历史的角度对自北宋以来推动整个浙江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文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指出，从历史上看，浙江经济与浙江文化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浙江人通过经济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人文科学教育，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另一方面，这些杰出人才以其才情和智慧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风貌，进一步刺激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虽然，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浙学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并没有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但强调“事功”精神的浙江文化仍然与地域经济一直存在着间接的互动关系。它关心国家财政税收，提倡“诚信”、“不欺”、“勤俭”等经商伦理，同时注意吸收外来文化，这在我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中，是难能可贵的。正是由于浙江文化与浙江地域经济的良性互动，才使浙江人在现代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史晋川和朱康对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则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温州模式”这一更具地域特色的经济文化现象之上。他们认为：“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温州人民通过需求诱致型的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温州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温州模式”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模式；二是“温州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从温州经济发展过程来看，温州的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区域内的人力资源——具有区域特色商业文化传统的各种经营人才。其次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与扩张，这主要表现在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代表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以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各类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繁荣。温州人在经济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温州具有区域特征的人文精神有着很大的关联，温州人素有重商观念，重功利，务实际，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能恋家不守土，能最大限度地去主动适应环境以求生存。受永嘉事功学说的长期熏陶，温州人具有较为独立的主体意识、对新事物有浓厚的模仿意识、“民勤于力而以力胜”的竞争意识。此外，出人头地的强人心理情结、对宗族文化的崇尚、对生活的人道主义态度等人文因素，也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陈建军副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指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不仅包括新古典的劳动、资本和技术，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源，而且包括包含企业家资源在内的人文社会因素的市场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江浙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状况就与江浙地区历史上丰盈的市场资源储备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在转型经济的条件下，创造出有利于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环境，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家要素流动的环境，打破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和市场分割壁垒，鼓励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以企业家资源为核心的各类要素资源的流动，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小民营家族企业是浙江地域经济的典型企业组织形态，陈凌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认为，网络家庭这一概念对理解浙江的家族企业非常重要，家族企业建立在网络家庭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这些网络家庭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局限性，对于企业外界的人员来说仍然有着较强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另一方面，这些家族企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族企业，而是一种准家族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既有制度上的优势，同时也有其局限性。比较而言，企业网络这种组织形式更适合于小企业突破家族制的局限，是一种值得考虑的产业组织模式。这是因为：首先，目前民营企业所在的许多产业，规模并不是决定企业竞争胜负的关键；其次，企业仅凭自身的力量难以驾驭环境，需要一定程度的联合；再次，企业网络实践有助于企业自身组织规模的精简。最后，网络成员企业容易受到非网络成员的重视；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出现不仅使得企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变革，而且对于企业之间的竞合方式也发起巨大冲击。这些冲击无疑已经使得企业在“协同”与“风险”之间的传统均衡点更多地偏向“协同”的一面。余立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认为：尽管家族治理在企业的初创阶段或一些特定行业里具有其他治理结构所无法比拟的制度比较优势，但从总体而言，这一治理结构会随着企业的规模和交易半径的扩展不断内生出一些与现代企业经营所不相适应的机制性矛盾。民营企业的创业者不愿向具有专业化管理知识的职业经理人让渡企业控制权的原因主要在于，在目前这些外生即定的宏观制度环境下，创业家族一旦放弃对企业的控制，即将承受企业剩余索取权无法实现的巨大风险。因此，除非企业成长的外生制度环境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成长路径将不可能沿着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的方向展开。陆增镛(香港亚非纺织集团主席)以我国丝绸业的兴衰历史为例指出：如果一个企业缺乏危机意识，缺乏放眼观天下的开放精神和进取的态度，就会停滞退化，甚至将原有的优势丧失殆尽。只有保持警醒的态度，才能知己知彼，准确地审时度势；只有不断地用忧患意识激发、勉励自己，才不会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纪文凤(香港新世纪有限公司董事长)也认为：企业文化作为一组人的行为规范的稳定预期和共同信念成为企业的生命线。企业文化给企业注入了生命活力，给企业带来了有形的、无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促进企业经营业绩和生产力增长的有效手段与精神动力。企业文化不仅能够解释企业内部的运行与管理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向企业家管理者指出什么是企业战略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依靠人、属于人、发展人、塑造人应该成为企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核心。周又红和陈宁副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也从企业内部要素交易合约的不完备性的角度表达了与此相类似的观点，认为：追求在工作中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劳力交易的缔约，应注重其工作环境的建设和精神方面的嘉奖，只有当企业所有参与人都把自己摆在主人翁的地位，使自己所追求的效用目标与企业长期战略发展目标融合为一体，企业劳力契约的交易效率才能达到最大化。周亦卿(香港其士国际集团主席)、方润华(香港协成行集团董事长)等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看法引起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
三、新经济条件下东西方文化的认知与融合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还以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全球化趋势为讨论背景，围绕着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力、传统中华文化如何在新经济中扮演角色、传统中华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的转换等理论及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讨论。茅于轼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指出：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建立在一个“私”字的基础上，而传统的儒教伦理很大程度上是反对“私”的。这成为阻碍人们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儒教伦理的整体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儒教伦理应该加以继承的。然而它的结构却存在缺陷甚至矛盾，这就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只要不平等继续存在，仁就难以贯彻到底。他表示，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除儒教伦理中违反人权的那一部分，牢靠地建立起人和人平等、尊重个人自由的全新观念。而改革成败的根本点在于人人平等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否被确立。说到底，是一个道德观念的转变问题。黄有光教授(澳洲Monash大学经济系)认为：东亚儒家文化不利于快乐，这表现在：第一，环保与公共卫生没有快速发展，使一些东亚地区发展有余而快乐不足。第二，东亚人民有高度的竞争性。佛教、印度教与道教比较强调知足的美德，而儒家思想比较强调成就。我们需要一定的竞争性才能生存与进步，但太高的竞争性反而不利于快乐。高度竞争的环境使有高度竞争性者较易生存，而这又进一步提高环境的竞争程度，造成恶性循环。第三，东亚的教育与文化太过重视考试上的成绩，而不利于创造性与快乐。第四，(与上述有关)东亚文化，尤其是教育制度，太重视遵从、次序及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性、自由与快乐。因此，随着法制有效性的提高(在香港与新加坡已有很高的水平)，东亚地区应该可以通过增加对自由与个体性的重视来提高快乐水平。第五，儒家文化有禁欲(至少是节欲)的倾向。第六，东亚文化太重视外表而较少注重内在感受。
廖可斌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则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科学，不能对中国近几百年来科学技术的落后和国力的衰弱负责。现当代的人把中国现代科学技术落后和国力衰弱的责任向祖先一推了事，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承认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无补于问题的解决。人文科学的特征就在于研究对象相对稳定，因此人文科学的变化相对缓慢，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这是我们大力强调保护和继承传统人文科学的基本依据。我们应该根据人文科学的特点和规律来看待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应该更注重继承，强调在继承中发展，自然科学则更强调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追溯近几百年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人文科学的落后可能是比自然科学的落后更为重要的因素。在新的世纪里，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力发展人文科学、倡导人文精神、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大力发展自然科学、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的重要性。沈坚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全球化的概念，可梳理成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压缩性(compression)，二是整体性，三是互相依赖性。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但这种文化全球化的后果不会使文化趋向单一，它在一定程度甚至会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会对本土化形成冲击，但有三方面的因素，对本土文化的保持有积极意义：一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二是文化全球化加深了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促进本土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复活。三是面对全球化的巨大压力，本土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忧患意识反弹。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反而出现文化本土意识强化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种文化加强了交流和融合，这并没有给文化的多样性带来真正的威胁，反而促成了文化向多样化和本土化方向的发展。
张德明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全球化问题入手讨论了知识生产的独特性。他认为，知识生产具有本土性和全球性、精英化和世俗化、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因而，知识生产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生态系统；人文知识生产的最终成果是文本，而不是某种具体的产品或商品。只有发掘出人文知识生产的价值，才能真正使之在全球化中发挥作用。陈望衡教授(武汉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当代全球危机大致有二：一是由人与自然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二是人与人之间种种矛盾冲突激化所产生的社会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儒家伦理反而显示出它的超凡、卓越。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讲信修睦”的用世之旨、“思患”“通达”的抗危意识、“万世太平”的社会理想不啻是解决当今世界上冲突与危机的一剂良药。方红梅博士(武汉大学哲学系)也表达了与之相类似的观点。Roumasset教授(夏威夷大学经济学系)则从中国的阴阳辩证的理论出发探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Herrmann-Pillath教授(德国维腾大学)则具体探讨了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
赵南元教授(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指出：新经济造成的文化碰撞可以归结为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评价文化的优劣需要寻找一种跨文化的价值观，才能谈得到对文化或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评价。中华文化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规模“大”。“大”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容易保存自己。“大”的另一个好处是发展快。中华文化的高度融合性，使其对于异种文化没有排他性，而中华文化的扩张方式则是无组织的自发行为，容易适应任何文化环境，在所有文化背景下畅行无阻。因此，全球化在美国看来是征服世界的手段，在中国看来只是又一次文化融合的机会。盛庆
教授(台湾淡江大学)认为儒家道德哲学与西方效用主义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1)儒家学说并不主张绝对的先验的基本原则，因此其道德的原则是自明性质的。(2)儒家伦理学理论符合若干统合效用主义的基本原则，诸如自然原则、互惠原则和优先原则等。(3)儒家学说承认美德间可发生冲突。(4)儒家用权衡轻重来解决特定个别情景间的冲突。(5)儒家用权衡轻重来比较不同类之价值，例如义、利之辩。韦森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认为：西方文化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文化，而中国文化以及受儒家文化精神濡染的东亚诸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主义文化。只有从东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这一品格差异入手，才能对东西方社会制度在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型构和演变路径有一较切近的领悟。同时，文化与制度，密不可分。文化为制度提供“拟子模板”；制度又承载和保存着文化。文化与制度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就构成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
黄河清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全球化”的口号，不是一个自发产生的说法，而是代表跨国资本和金融寡头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媒体记者、形形色色的“智囊”和“技术官僚”等各路同谋，人为地、长期不懈地“宣传”出来的。今天的中国虽然在国族意义上已经独立，但文化上并没有独立。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历史，眼光过于苛刻，而对西方文化，则过于理想化。因而，中国不仅要经济自强，更要文化自强。只有保存和坚持中华之“国性”或“文化精神”，与其他文化“和而不同”，才是我们立国安邦之本。孔令宏教授(浙江大学哲学系)认为：儒学与商业的关系其来有自，儒家思想与商业在本质上并不冲突，这可从儒家思想与商业文化各自的核心理念，义和利，即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看出。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两者应该并重，才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才能充分体现出人的自尊、自重、自觉的精神。儒家理欲观对商业文化建设的意义在于，在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层次，要妥善地处理好法律、道德与求利这三者的关系。就法律与求利的关系而言，要坚持守法求利，以法护利，以法正利的原则。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而言，要坚持以法律护伦理，以伦理提升法律的原则。潘一禾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指出：中国文化在新经济时代必须对如何处理“技术世界”与“文化传统”对接，提交自己的创造性答案。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否仍具有现代人文优势，取决于在新经济时代是否能比其他文化做得更出色一些。今天世界的不同文化互动，普遍推崇互相影响和尊重的文化间对话和“交流”。而这种平等交流、互惠互利的理想姿态我们中国人正在重新学习。郭世佑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借助伍廷芳这样一个特殊历史人物的言说，表达了他对新经济时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所应持有的态度的理解。即首先要具有自信与平和的心境；其次是言谈的亲和力与感染力；第三则应做到视野开阔，气度恢弘，既具有出色外交家的涵养，也不乏优秀文化使者的丰姿。
四、新经济条件下的人文关怀与道德创建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主导价值取向的工业社会。新经济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人的生存状态下降等严重问题，这一切自然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多方反省和关注：
张雄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认为：新经济时代需要呼唤一种新的经济正义精神。经济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推崇什么、反对什么，直接受不同国家文化习俗、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它具有相对性。入世后的中国，既要自觉遵守包含有合理的经济正义原则的WTO规则，更要注意与时俱进地新创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正义原则。为此，国家要有一个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尤其是，应该重点关注改革过程中处境恶劣的弱势群体的效用水平以及对效用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何怀宏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指出：新经济固然带来了人类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以预料的隐患。保护生态环境、树立环保意识需要我们寻求尽可能广泛的社会的环保行动的共识。这需要我们在信仰、情感、理性、经验、直觉……各个意识层面上的努力，需要寻找和发掘一切有利于环保的各种精神动力和理论旨趣，广纳百川，使各方面有利于环保的精神支流细涓大大地汇合到一起，从而形成一股环保的洪流；使种种有利于环保事业的思想、信念不致流于空谈，使这些思想信念能够如百川归海一样朝着一个方向，从而齐心合力，使我们的地球真正成为不仅是人类、而且是所有生命的家园。
陈惠雄教授(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指出：支配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学发展的实际上只有一条原则，即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快乐最大化原则。他认为人类欲望的本质和根本行为准则是满足其精神快乐需要，物质财富生产仅仅是实现精神快乐的手段。快乐原则对于人类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更具理性的行为选择与经济学思维是有重要意义的。叶航副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指出：在经济学中，效用(Utility)是最经典的概念术语之一。但其“狭义效用范式”却无法描述人类的整体行为模式。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构建。使经济学的最大化方法能够推演至人类整体行为模式，包括利他主义和道德行为的分析。广义效用范式应该是指：“行为主体在实现自身需要的任一行为过程中所获得的心理或生理上的满足状态”。这一定义从终极意义上说是某一行为主体主观的心理感受或生理感受，从外延上说，可包括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可包括精神需要的满足。从逻辑上说，“需要”是效用的必要条件，“行为”是效用的充分条件。管毅平教授(上海大学经济系)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传统范式没有能够说明理性的含义，没有区分理性人的动机、过程和结果。人的动机永远是理性的，但是受到外部环境，主要是信息不完备、不对称的信息的约束，其行为的过程和结果多多少少会偏离理性的动机，这就是所谓非理性、不理性、准理性等等说法的由来。人的利己动机是不变的，始终存在的，而且是中性的。在这个中性的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可能会利己，也可能会利他。
罗卫东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指出：道德与法本质上都是一种实现社会政治经济均衡的社会契约，与法有所不同的是，法是一种正规制度安排，道德则是一种非正规制度安排；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法与道德的分界标准是由监控成本决定的；法是一种与道德相比更容易集中监控执行的社会规范。法治之所以不能完全取代德治并不在于其调节领域存在什么天然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在于社会无法承担全盘法治化所造成的高昂的费用。因此，随着监控手段的不断进步和监控成本的下降，德治的某些方面会转化为法治形态。作为法治经济的市场经济必然也是一种德治经济。没有德治的配合，现代市场经济是无法运行的。经济领域尚且如此，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德治的功能不言而喻。李咏吟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则从“现代性道德”与“文化性道德”的区分中提出了一种新思路。他认为，现代性道德范式由于重视公平与效率、自由与正义，因而理应成为现代伦理生活的主旋律，但绝对不应成为否定各民族的文化性道德的借口，相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还应进一步发挥文化性道德价值范式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道德不是单一的价值形态，而是一个不断创建的历史过程，因而，道德的多样化必然有助于容纳各种合理性因素，同时又可以在一种竞争形态中达成一种价值互补。“现代性道德”可以促进政治经济自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性道德”可以葆有民族文化中的独特生命价值资源，即在仁爱、礼义文明中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秩序和心态秩序，而在自由、平等的现代观念中可以创建政治经济自由的现代文明，两者并不矛盾。因而，道德创建中的文化话语权力一方面应该通过优良的文化道德秩序的建立来实施，另一方面则必须通过现代文明形式来弘扬人的自由生命价值，这样，“文化性道德”和“现代性道德”才能真正获得共建。王海明副教授(北京大学)、孙英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就经济伦理和生活伦理也发表了有见地的看法。
五、知识经济与人文创新
新经济是一个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在数字化生存的今天不断调整自我、创新自我，以迎接知识社会的挑战，是与会代表所关注的另一个议题。
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知识经济是一种全新的、运用人类知识文化和高新科技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资本、技术资本、智力资产等。这种形态的经济，其特点是具有广泛的扩散性和渗透性。知识经济强化了与知识、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它的发展就离不开人的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指引。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文化等相关因素进入经济运行之中，将会大大提升现代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文化品格，并创造无穷的机会。杨大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则认为，在新经济背景下，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类似于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知识不再以自身为目的，它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在新经济时代，知识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中，我们越来越受制于我们的精神产品的自主性，知识完全丧失了实现人之本性的前现代价值、提升人类地位的现代价值；文化也不再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民族回望和守护的根基。精神异化了，物质也失去了本来面目，在这个一个知识的生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越来越被接受为普遍价值的时代，哲学要么螳臂当车，要么就只能沉湎于文字游戏，除此之外它别无所能。因此，新经济时代的哲学理应选择保守主义。盛晓明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在创新问题上，社会(制度)的决定论与物质(技术)的决定论同样都是成问题的，文化才是基础之所在。相比于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而言，创新文化应该属于基础层面的问题。创新文化是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文化环境，它具有地方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把创新文化与观念创新混为一谈是成问题的。创新文化的关键不在于每一个人是否都有意愿去创新，而在于是否有能力去创新。要想建构一种创新的文化空间，必须首先逾越阻挡在研究单位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墙”。而做到这一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不要设置任何“墙”。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更强大的、在解决同一难题上更具经验和规模的群体及其命运联系起来。汪丁丁教授(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具体考察了知识社会里现代教育的生存状态问题，他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知识总量的迅速增长，早已确定了教育在形式上日益注重“个性”教育，在内容上，日益注重“通才”教育。而现代教育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来自于教育开始从“阶段教育”转变为“实时教育”，即教育的“现代性”。教育的现代性意味着首先是一种终身教育，其次，在教育的目的上是要培养学生将来进入终身教育阶段时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与此同时，教育的内容也要从“知识记忆”型教育转变为“知识方法”型教育。
吴秀明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具体考察了知识经济下文学和文艺批评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走向问题。他认为知识经济给文学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经济和信息全球化可以促使文学从深层次上改变过去偏狭封闭的观念，确立一种开放开阔、多元立体的文学价值观。中国加入WTO后，公平竞争理念必将对文学产生影响，目前，作家在创作中已经注意到淡出政治而更关注新的生存环境下人的基本生活境遇。文学的功能也不再是单一的了，在“主旋律”之外，正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当然，经济全球化的确也给文学创作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它导致了文学物化、商品化、模式化，往往将艺术民主化变为从众媚俗，推向极端，造成文学水准的下滑等等。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应是同步协调发展，追求经济与文化包括政治的整体综合效应。文学生态环境的营造不能恪守过去那种经济与文化疏离的作法，未来文学的发展，是建立在政府和企业强有力的参与基础之上。只有外生源性生态环境的优化，才能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一个温度合适、空气新鲜的生长环境。苏宏斌副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当现代批评似乎已经一统天下的时候，一种内在的颠覆力量正开始崭露头角，开始了批评领域的后现代转向，而转向的直接原因是现代批评自身的内在困境和缺陷。当代批评重新向读者的接受活动以及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开放，意味着对于现代批评的片面性的克服和扬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批评就代表着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仅不应该盲目地认同批评的消解或者死亡，反而应该自觉地对抗这种趋势，严守批评的神圣职责，这就是守护文学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世界，为人类审美文化的重建积蓄力量和条件。
陈平原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大至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与价值系统调整，小到个人在这大变动的时代里如何安身立命，其中就包括人文学者如何处理与大众传媒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关系他提出两个假设：第一，大众传媒曾经而且仍将赞助现代学术；第二，学者介入大众传媒不妨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总之，只有改变目前中国学界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巨大隔膜乃至某种程度的互相敌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才可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黄鸣奋教授(厦门大学中文系)指出：在新经济时代的突出表征——互联网世界中，我们再度看到了人们追求自由(首先是信息自由)所取得的成果，即所谓“信息自由”。但是，互联网需要由文化传统来加以规范。而与网络相适应的文化传统应包括关于网民行为的规范、关于网上信息的规范、关于网络运作的规范三个方面。将道德教育、礼仪约束和法律控制三种基本规范手段相结合，可望为互联网建立一个富有规范性的文化传统体系，保证互联网的健康发展。莫小也副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从个人的艺术教学实践出发具体探讨了传统书画对现代人精神修养的重要作用，很有现实意义。李小林副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则具体分析了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三大学派共同冲击的对象是男权文化，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具有重要地位，平等对话理论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六、小结
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和中华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其中，既有对中国地域经济、家族企业、现代市场经济伦理、互联网等热点问题的深层理性思考，也有对儒家伦理、东西方文化差异、人类生命价值等方面的真知灼见。张信刚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在总结中再次强调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诚信”的价值内涵，同时建议人文学者在重点研究西欧或罗马和希腊文化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关注曾经是世界先进文化的伊斯兰文明。因为伊斯兰文明对近世挑战的反应，跟我们中华文明的反应有许多类似之处。他指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找到惟一答案。他最后评价：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及时、非常重要、非常切题、让大家有充分交流、思想激荡的会议，是一次值得庆贺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