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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妥协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如果说国际关系在经济上突出地表现为相互竞争，政治上则突出地表现为相互制约。但相互协调仍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相互妥协通常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结果。
究其原因是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各种力量的经济实力趋于均衡，以及世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因而，谈判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鉴于互有需求，有关各方不得不放弃部分利益，但不到最后时刻不会作出让步。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峙、互不相让、互挖墙角，有时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各地争夺势力范围，造成国际关系异常紧张。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冷战结果导致美苏“一衰一亡”，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从而，国际关系出现一系列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特点。
一
冷战结束后，各国把注意力转向解决国内问题，增强综合国力，争夺国际市场。国家利益成为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在经济问题处于优先的形势下，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摩擦进一步加剧，并趋于表面化。经贸冲突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且愈演愈烈。美国动辄威胁要对西欧进行贸易制裁，西欧则指责美国为自由贸易设置障碍。正当美日汽车贸易谈判争执不下时，欧加渔业风波又起。汽车贸易谈判墨迹未干，美国又扬言将对日本实行航空制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西方各国战略目标的差异，导致实际利益冲撞，因而其经济关系不断出现龃龉，标志着世界进入激烈的相互竞争时代。
如果说国际关系在经济上突出地表现为相互竞争，那么政治上则突出地表现为相互制约。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拥有绝对优势，在国际事务中能够“说一不二”，或者发号施令。同时，冷战时期形成的盟国关系逐步为“伙伴关系”所代替，美国的盟主地位受到挑战。近年来，欧洲和日本屡屡对美国说“不”。例如，美国参议院通过解除对波黑穆斯林武器禁运的议案后，英法德等盟国纷纷表态、予以谴责，克林顿不得不以总统名义否决；在制裁伊朗问题上，美国也未得到欧洲、日本的支持和合作。俄罗斯在国内局势初步稳定后，开始改变对西方亦步亦趋的政策，尤其在涉及本国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重新树立大国外交的形象。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由于俄的反对，西方国家不得不采取谨慎和克制的态度；在制裁克拉伊纳问题上，俄首次在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即使第三世界小国也不允许西方大国对其内部事务指手划脚，如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撤离索马里，无“功”而返。美国在出兵海地问题上，也要考虑拉美国家的反映，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尽管各国经济上摩擦不断、政治上相互牵制，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定，但相互协调仍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相互关系错综交织，协调是客观上的需要， 没有协调必将天下大乱。 1995年春季，美元汇率直线下泻，日元、马克急剧升值，引起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恐慌。西方7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紧急开会，研究形势， 采取联合干预措施，才使这场金融风波得以平息。每年一次的西方7 国首脑会议尽管虚多实少，但就国际重大问题协调各国政策、稳定国际经济形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西方7国首脑会议是当前西方大国磋商、 协调的最高形式。现在，许多问题已越出国界，单独一国无能为力，只有各国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收到成效，如对付国际恐怖活动问题、禁止毒品贩运问题、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等等。由于广泛的共同利益，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不能自行其是，采取单独行动，因此，协调就成为缓和矛盾、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既然各国相互牵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更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无论强权政治还是霸权主义，皆四处碰壁。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只有在尊重对方合理利益和要求的基础上，有关国家作出相互妥协，才能达到各得其所的目的。国与国之间为了协调彼此的利益、缓和彼此的矛盾，通过求同存异的谈判，双方作出让步，达成协议。目前，相互妥协通常成为消除和缓解国际关系中矛盾和分歧的最终结果。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就是谈判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美朝核问题谈判历经数次中断，最终在双方作出让步后达成协议。朝鲜同意接受韩国轻水反应堆，但不能写明“韩国造”字样；美国表示只要朝鲜接受韩国反应堆，不拘泥名称问题，并可承担工程的部分费用。美日汽车贸易争端沸沸扬扬，颇为引人注目。克林顿授权决定对日本实行贸易报复，日本则表示有权要求国际仲裁。美日汽车贸易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到头来还是以日本开放部分汽车市场，换取美国放弃准备对日本的制裁而暂告结束。
二
冷战后国际关系出现的上述新形势，究其原因，主要是：
1.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随着冷战结束，两个超级大国“一亡一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能力大大减弱，不能“老子天下第一”，更不能对别国发号施令。在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中，美国的盟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在许多问题上不得不求助于盟国的帮助和支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海湾战争，以往战争都是美国出钱、盟国出力，而海湾战争则是盟国出钱、美国自己出力。
欧洲一体化进程已把欧盟各国更紧密地连成一个整体。尽管欧盟内部时常出现一些矛盾和分歧，英法德等国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但在维护欧洲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尚能取得一致。继欧洲军团之后，又组建英法“联合空军指挥部”，加强自身的防务建设。西欧各国还想借改造北约之机，力争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同时，欧洲从现实中感到，短期内还难以单独承担欧洲安全与稳定的责任。最近，西欧国家提出“新大西洋共同体”构想，其目的就是借助美国强大的防务力量，确保西欧的安全利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建立“大国共管”的世界新秩序。
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正在追求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特别是力图在亚太地区起“中心作用”。二次大战后，日本军事上一直从属于美国，在外交和政治上采取追随美国的立场。冷战后日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苏联解体，双方的共同敌人消失；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虽仍继续维持，但其内容和性质都有不同。在争夺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过程中，日本不再扮演随声附和的角色；在经济、贸易问题上，更不会对美国言听计从，遵照美国的旨意行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大大减弱，经济上元气大伤，短期内难以恢复。但是，俄罗斯毕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并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因此，决不会永远甘当西方国家的“小伙伴”。近年来，俄罗斯国内对叶利钦向西方倾斜、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议论、批评渐多，叶利钦也意识到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有所失当，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与西方不和谐的声音，显示其大国独立外交的姿态。
第三世界国家众多，力量分散，尚难拧成一股绳，而且，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主要依靠发达国家，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决不允许别国对其国内外事务指手划脚。随着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必将对国际事务发挥更大的作用。西方大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不能忽视第三世界国家的愿望和要求，更不能对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置若罔闻。
2.各国（集团）经济实力走向均衡化。
毋庸置疑，美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仍居世界首位，但其国内总产值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却大大下降（1965年为34.3%，1990年即冷战结束前下降到24.1%）。而欧盟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已超过美国，日本则在人均产值方面居美之上。美国不仅在传统产业方面，且在高科技产业的许多领域，也已丧失或正在丧失竞争优势。虽然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对美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美国市场竞争力有所提高，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弥补各国经济分割的损失。西欧在加快欧盟建设的同时，正在抓紧调整社会保险和劳动制度，推动其经济结构的改革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随着结构调整的推进，整个西欧经济将会进一步增长。目前，欧盟吸收部分北欧和中欧国家为其成员后，内部市场容量得以进一步扩大。而欧盟的扩大无疑将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日本经济正处于对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进行整治的阶段，主要涉及库存过剩和企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的调整。一旦消除泡沫经济后遗症，产业转型得以实现，日本经济仍可望恢复增长。根据美国官方资料，在高科技领域，日本不仅有可能超过美国目前略微领先的领域，而且正威胁美国现阶段优势相当明显的领域。
解体后，苏联作为世界的一个经济、军事实力中心已不复存在。独联体各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暂时尚未摆脱经济严重困难的境地。但是，不能忽视独联体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俄罗斯尤其如此。估计，到下世纪初，以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有可能成为具有世界经济影响的一个中心。
进入9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各国开始摆脱经济发展停滞或倒退的局面，出现恢复增长的势头；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先后步入经济衰退的时刻，发展中国家仍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这在亚太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国际社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独立“增长源”，是世界经济中的一支强大力量。随着经济调整的逐步深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将会继续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力也会提高。经济实力的增长必将导致第三世界政治地位的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也会随之增大。
3.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现今，全球商品出口贸易已超过4万亿美元， 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8%。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空前扩大，据统计，每天在世界范围金融网络中流动和运转的资金高达1万亿美元。1994 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达2335亿美元。另外，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已越出一国的范围。随着生产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国际分工已从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和产业内部的分工扩展。一件产品往往需要数国共同完成，其中每个国家只生产本国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部件。各国对外开放政策越来越普遍，贸易自由化逐步深入，再加上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因此，世界性经济传递加速。随着国际分工向纵深方向发展，相互投资、联合办厂，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世界经济国际化还表现在，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组织者，其经营战略日益全球化。到90年代初，全球跨国公司达3.7万家， 附属国外子公司17万家；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2万亿美元。 跨国公司1992年在国外的销售额约为5.5亿美元。经济界人士认为， 世界经济“无国界化”趋势将进一步发展。
随着国际贸易增多、资本流动扩大、国际分工深化，以及政治和经济生活联系日益密切，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显著加深。各国利益纵横交叉，牵一发而动全局。以墨西哥金融危机为例，一个发展中国家调整本国汇率，居然引发全球性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是世人始料未及的。
这种各国交往加深、联系增多、利益交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冲突升级。相互依存的发展趋势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作出明智的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两害相权取其轻”成为各国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时遵循的原则。因此，相互依存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平等互惠的基础。
三
在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妥协的形势下，国际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1.谈判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分歧和争端的主要手段。
无论解决国内问题还是国际关系问题，无非有两种形式，即武力方式（战争）和非武力方式（谈判）。在目前形势下，采用武力只会导致矛盾激化，其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在核时代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是各国的共识。核武器杀伤破坏力巨大，可以消灭对方，但是也会招致对方“第二次打击”的报复。因此，全面禁止核试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然而达到此目的，只有各国（无论是有核国家、核门槛国家还是无核国家）坐下来进行谈判。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双方交战、对峙，成为二战以后持续时间最长、解决难度最大的问题。阿拉伯国家曾试图通过武力把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地区抹掉，而以色列则发动战争占领阿拉伯国家大片土地。为此，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通过秘密谈判正式签署协议，阿以冲突才出现重大转折，为和平解决争端铺平了道路。
经贸领域也是如此。在美日汽车贸易问题上，美国为迫使日本就范，宣布对日本实行制裁的清单；日本则正式起诉美国，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美日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但最终还是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现今，使用武力无助于问题解决，制裁、禁运亦然。美国对利比亚、伊拉克、伊朗的制裁，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就是例证。
2.“次佳方案”成为各国在解决国际争端的现实选择。
所谓的“次佳方案”，亦即在谈判中，有关方面各自理想的最佳方案不现实、最差的结果也不会被接受，只有一种照顾各方利益的方案，才是各方所能接受的选择。
历来，谈判各方都希望用最佳方案达到有利于已的目的。然而，在当前形势下，这是不切实际的。以中美关系为例。我国希望美国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不要玩“台湾牌”。但是，美国出于国内外实际利益的需要和各种压力，为了遏制我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虽然不会明目张胆地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但也不会断绝与台湾的一切往来。鉴于双方互有需要，必须寻找一种相互尊重、照顾对方合理利益的方案，避免双方关系发展到对抗的程度。
欧加渔业协议就是一个典型的“照顾到各方利益均衡”的协议。加拿大将取消在公海扣押外国渔船的法律，归还西班牙渔船交付的保释金和保证金；作为回报，欧盟同意向渔船派驻独立的督察员和安装卫星设备。
在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有关各方必须放弃某些最初的预期目标或利益。这样，妥协的结果才有可能。美日汽车贸易谈判结束后，双方都宣布为“胜利者”，其原因就在这里。当今，“最佳方案”难望实现；而通过谈判或磋商，实现妥协，才是可行的选择。
3.“最后一分钟协议”，即最后时刻达成协议。
由于各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突出经济利益问题，在谈判初期各方均要价较高，进而发出制裁威胁，甚至最后通牒，摆出一副不让步、“不达目的决不作罢”的架式。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弊，最后作出让步。这种相互妥协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为避免两败俱伤，有关各方只有放弃部分初衷，且不到最后时刻不会妥协。“挑灯夜战”司空见惯，已不是个别现象。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历经7年之久， 主要是欧美双方歧见严重、互不让步，致使谈判数次中断。在国际舆论的一再呼吁下，各方同意1993年12月15日为谈判最后期限。美欧代表14日经过一夜谈判才达成协议，然后又与发展中国家交锋，乌拉圭回合全球谈判才落下帷幕。待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宣布结束谈判时离规定期限仅 4 个半小时。1995年美国与韩国的汽车贸易争端问题就是在双方谈判代表“通宵达旦举行会谈后解决的”（美联社报道）。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也是如此，即在美国宣布对华实行贸易报复的日期前夜，中美谈判才宣布结束并草签协议。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在实力均衡的情况下，有关各方都不会轻易地作出让步；但是，由于利益交织、互有需要，经过政治和经济多方面的权衡，任何一方也不愿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或让冲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好作出局部牺牲，以求保全长远的整体利益。这是形势所迫，也是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