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与徐力民：带着爱情行万里路
朱梁峰
2006年4月的江南，在运河之畔的石门湾，微风柔和地吹着，拂去了晨间的轻尘，也仿佛要洗尽丰子恺先生远来的风尘。离家69年之后，这位走过了无数风雨的老人，终于带着他落叶归根、与妻厮守的心愿，长眠在故乡的厚土之下。
门当户对的婚姻
时光追溯到1919年2月12日，在当地这一天被称为“花朝日”，而这一天，也是年轻的丰子恺与妻子徐力民大喜的日子。丰家在当地是大家，有一定的影响，很多人都争着来看这场婚礼。
(3)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主要使用探索性的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使用较少。需要指出的是，实证分析能对理论研究起到深化和补充作用，有些内容，例如内创业绩效，使用实证分析才能彻底理顺内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对于某一具体对象的案例分析更具有客观性。
石门镇上的唐有福老人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当时的情形，但是他一直记得老人们说起过的婚礼场景：“当时丰家和徐家没有像传统的那样用船来运载送嫁的队伍，而是用车，足足有十来车。我们家以前在梅纱弄边上，我父亲一直跟随着送嫁的队伍到了丰家，看着新娘子从轿子里下来，丰子恺就走过去，小心地拉起了她的手，脸羞得很红。”
对于当年的往事，老人们早已不能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寻访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的印象里都只依稀保存着1937年之前丰子恺夫妇在缘缘堂生活的片段，但无一例外全是用“恩爱”来形容。
中午来到，她们和从“鸦片馆”出来那些游魂似的人们同行着。女工店有一种特别不流通的气息，使金枝想到这又不是乡村，但是那一些停滞的眼睛，黄色脸，直到吃过饭，大家用水盆洗脸时她才注意到，全屋五丈多长，没有隔壁，墙的四周涂满了臭虫血，满墙拖长着黑色紫色的血点。一些污秽发酵的包袱围墙堆集着。这些多样的女人，好像每个患着病似的，就在包袱上枕了头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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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是个动荡的时代，丰子恺本是个恋乡之人，这也终于促使夫妻俩在1933年回到了桐乡石门的老家。
1921年，此时徐力民已经有了第二胎身孕，她多么想身边能有丈夫的陪伴。但是她也深知丈夫的抱负，回答丈夫时的轻轻一句“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目送丰子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弄堂口，泪如雨下。
五年的桃源生活
这漫长的10个月，在没有丈夫的这段时间里，徐力民几乎以一己之力挑起了一个家，两个需要照料的孩子让年轻的徐力民焦头烂额。但是她一想起还有几个月丈夫就能回来了，便又偷偷露出了笑容。
抗战前在缘缘堂里的5年，可以说是丰子恺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黄金时光。他在这里赋闲，有贤妻相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赋闲的岁月，往往正是作品多产的时期。闲看、闲坐、闲行、闲想，使得他能静观现实，回忆往昔，写出发人深思的作品来。
徐力民女士也是生在书香门第，而且家教也甚为开明，所以虽然是传统婚姻，但两人婚后却并不生分。丰子恺在结婚后不久就在上海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他也把妻子从家乡接了过来，两人住在校内的简易宿舍里，购置了基本家具，过上了清寒但美满的小日子。不过从小就有大志的丰子恺没有安于这样的生活，他开始筹划去日本留学。
据丰子恺的女儿丰陈宝女士回忆，当时缘缘堂落成之后，丰子恺和妻子两人在建筑内转了几圈，以决定房间的分配。丰子恺选了楼上中间采光好的几间作为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其他几间分配给了孩子们和三姐，平房分别为柴房、厨房等等。当他把这些决定一一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除了一个劲地“嗯，嗯”外，没有提什么意见，她几乎从来都不违背丈夫的意愿。
带着爱情四海为家
在战争岁月，桃花源似的生活终不能长远。迫于战事，1937年11月21日，丰子恺辞别了缘缘堂。从那天起，他率妻子、子女和岳母经桐庐、衢州、常山、上饶、南昌、萍乡、长沙，一路颠沛流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夫妻两人硬是齐心合力将一家人带到了相对安全的广西桂林，行程万里之遥。
丰陈宝回忆说，在到桂林之后，母亲又怀孕了，可临产还有三星期时，却患了一种病。医生说要马上动手术。产科主任郑万育问父亲：“如果出了事情，保大还是保小？”“当然保大！”丰子恺毅然地说。
为了巩固学生对这个结论的认识与理解，继续追问：如果这条线往上或往下移一下（课件演示），这两个图形发生什么变化了？周长呢？
1948年，是丰子恺夫妇结婚20年，回忆起这么多年来夫妻两人走过的点点滴滴，丰子恺提议要举办一个银婚宴，地点设在“第二故乡”杭州的楼外楼。恰巧当时的饭店老板是丰子恺的读者，丰老还赠了一幅书法给店老板。
这对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夫妻，在此后的艰苦日子里，一直在上海过着清寒的生活，直到1975年丰子恺先生逝世。两年后，丰子恺先生的骨灰安放在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丰子恺女儿丰一吟女士说，她曾提议将父亲的骨灰拿出来，撒在他生前喜爱的杭州西湖。但母亲长叹一口气说：“湖里好冷啊！”她知道母亲真实的想法，其实是想和父亲合葬在家乡的土地上。丰一吟说，父亲与母亲一辈子相濡以沫，这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编辑 / 李茜 rmzkl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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