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有效途径论文,城市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219(2011)19-0063-05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工业化浪潮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并成为城市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据统计，我国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达1.5亿人，而其中约1亿人为“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1]。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学术界经常将“新生代农民工”称为“第二代农民工”或“知识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正在减弱，他们缺少回乡务农的意愿与技能。他们外出的动机已经不再由单纯的“经济理性”所驱动，而更多地为“社会理性”或“自我实现的追求”所驱动。他们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倾向于定居城市并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成果。因此，“向城市移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2]而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牵涉到城市化水平与质量的问题，更是影响到整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大问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在身份上是农民，职业上是工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却不被城市所承认与接纳。绝大多数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到所在地城市的福利与公共产品分配体系中，他们主观上不认同农村生活，客观上却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因而这一群体有很强的无归属感与挫折感。“这样的群体在一定条件下容易变成社会异己力量，用种种失范甚至违法行为来对付和报复社会，城市不稳定问题就会由此而生。”[3]因此，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对确保城乡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一、社区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社会融合”是涂尔干(Durkheim E)研究“自杀”问题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指“使成员留在他们所在的群体中的力量。”[4]因此，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社会心理等方面整体地融入城市，全面的“市民化”，并产生新的“身份认同”的过程。因此，学术界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称之为“市民化”过程。从本质上说，社会融入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即新生代农民工为适应城市社会的文化环境，学习相应的社会知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过程，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以变革为目的的“创新性学习”过程，其中所包含的是终身学习的理念。一般来说，能够承载“社会化”功能的主体主要有三个：学校、社区与家庭。它们对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模塑各具优势。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课堂，对儿童社会行为的影响巨大。学校的优势则在于它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对个体进行系统的教育，是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替代的。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家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家庭其他成员往往并不具有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就意味着家庭无法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教会新生代农民工现代城市生活的习惯与技能。而新生代农民工又已完成了学校教育，因为各种原因(如经济原因、时间原因、机会原因等)，再回到学校接受城市适应方面的系统教育也不现实。因此，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只有社区教育。社区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一并构成了整个社会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5]。区别于正规的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强调依托社区力量和社区资源，对社区内的全体成员施以各种形式的教育，来满足社区成员不同层次要求的教育需要，提高社区成员的整体素质。其最大特点就是服务性、普及性、多样性、开放性以及灵活性，这些特性都比较符合农民工教育的特殊要求[6]。社区教育秉持大教育的理念，是终身教育的理念，是全面教育的理念。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融入城市将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延续终身的再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与文化素养，还需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以适应城市生活，这将是一个全方位的转变过程。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所需的是终身的、全面的教育，这恰是社区教育的优势所在。因此，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纳入到社区教育体系中来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
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然而，面对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不仅城市未作好接纳新成员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未作好必要的准备，他们在乡土生活中所接受的文化观念，所培养起来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都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阻碍因素。在消解这些阻碍因素方面，社区教育比其他教育形式也更具优势。具体来说，社区教育在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遭遇的制度阻碍、经济阻碍、社会阻碍与心理阻碍方面，具有其他教育载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社区教育与制度排斥的消解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制度的排斥是造成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根源。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传统的就业制度和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基础。户籍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背离。城市农民工虽然通过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从身份上看，他们依然是农民，享受不到城乡一致的政策待遇[7]。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表现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获得作为城镇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因此，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如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无形壁垒，而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则成了解决其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
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社区教育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这一功能表现为传播一定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等。利用社区教育的开放性与社会性优势，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可以促进现有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实现公民的国民待遇平等和自由流动，减少户籍的“先赋”制约因素，强调根据人们后天活动的“自致因素”来确定其社会地位的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按照市场经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原则，取消对城市农民工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赋予他们与城市市民的同等权利，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自主择业、平等就业的制度，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符合农民工需要的包括重大工伤事故和医疗保障、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8]。社区教育还有利于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掌握利益表达的工具与方法，积极参与城市政治生活，进而推进各种制度变革。
三、社区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将经济收益作为目标，而只是将其作为适应城市生活的必要手段。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首要目的是获得经济收入，而且即使获得了比较不错的经济收入，其消费依然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他们不太愿意在城市中消费，认为城市中的东西过于昂贵。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倾向于在城市中消费，因为在城市中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吃、穿、住、用、行等开支基本按照城市标准，生活成本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得多。但与当地市民相比，在子女教育、就医等诸多方面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多为非正规就业，待遇较低，且往往无劳动合同保障，导致收入不稳定。这就造成了经济收入低与生活成本高之间的冲突。因此，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能力留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高，收入偏低，无法承受城市生活中的各种消费，如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已经成为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
获得稳定的工作及较高的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的重要条件，而欲获得稳定的工作及较高的收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职业技能水平则是根本。一般来说，文化素质越高，拥有专门技能或技术的农民工，越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与稳定的收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算得上是“精英”，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综合素质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这不仅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相对城市居民较低，且大多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职业准备不足，丧失了职业选择和获得高收入的机会[9]。而社区教育可通过加强技术能力的培训与职业教育，尽可能提高进城农村人口的各种工作技能和文化水平，使他们适应城市的经济活动。通过社区教育的方式，整合政府的、企业的、大学的资源，为寻找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指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与就业态度；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发就业前景广阔的新专业技能课程，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实用的、可选择的职业教育课程；为职业处境不利者提供创业培训，帮助其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生存方式[10]。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社区教育可以在经济层面上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四、社区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有学者借用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的概念，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步增大，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农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并因此与城市生活产生隔离[11]。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一方面，由于他们所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占有资源较多的阶层在交换关系中处于“给予”多于“获取”的状况，在一般城市居民看来，与农民工交朋友太麻烦，代价太大。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陌生的环境，也无法在短期内融入城市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还是自己的亲友、同乡，这使得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缺少了互动与对话，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边缘人。因与城市居民交往沟通不足而造成的社会隔阂与排斥等，进一步拉大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心理距离，从而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
以社区为中心设置的社区教育中心与社区学院，是以所有社区居民为对象，为居民提供教育、社交、文化活动的机会，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参加者没有年龄、身份、地位的限制，大家在共同学习、共同游戏的基础上接受教育。通过社区教育的平台，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提供一个相互接触、交流、了解的机会。交往的增多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关系，减少直至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歧视与隔阂。因此，社区教育不仅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与文化素养，还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群际接触，消除相互的“刻板印象”。这样的接触与交往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
五、社区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入”
所谓“心理融入”，即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心理上逐步拥有市民意识，并被城镇居民接受成为城市权力主体的过程。众多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既向往城市生活，却又因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造成了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如2006年开展的一项“成都青年农民工状况调查”显示，仍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人占37.3%，认为不是的占25.4%，而说不清楚的占了37.3%[12]。再如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回答“自己究竟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这一问题时，有近87%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的是“不知道，不清楚，无法回答”等答案[13]。身份认同的模糊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感到自身和市民存在差异，对城市的认同度不高、归属感不强。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在遭遇城市排斥之后尚能在农村寻找到归属感，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则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困境，即无法将自己归属到城市，也不想将自己归属为农村。在以经济适应为基础、以社会交往与参与为主要方式的社会融合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最终是否真正融入了城市社会，还要通过其价值观与城市身份的自我认同来考察[14]。可以说，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是促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而这种归属感往往来源于社区生活。社区不仅仅是人们个体生活的地域空间，它更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场所。因此，社区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社区教育的对象是所有社区成员，既包括当地城市居民，也不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其影响面较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大。由于社区教育强调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行为规范、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社区意识、社区隶属感，因此，社区教育在形成社区居民积极的价值观、态度和道德品质方面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教育整合功能。通过社区交往，社区居民形成对于共同利益和公共事务的感知和意识，继而形成对于社区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因此，社区教育能够从根本上致力于提高社区认同，让社区居民对于其身处的生活共同体拥有归属感和身份感，从而达到社区和社会整体的和谐与整合[15]。
六、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基本问题之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选择与社会归属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16]。而社区教育因其独特的模式，成为最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方式。如利用闲暇时间开展教育、收费低甚至不收费等特点都非常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需求。从教育内容来看，社区教育注重实效性，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农民工进行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的需要，符合农民工转移就业的迫切需要，从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从教育形式来看，社区教育形式不拘一格，满足了农民工的工作、学习、交往、娱乐等多样化需求，不仅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养，而且也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提供了相互接触、交往与了解的机会与平台。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最终帮助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地融入城市。因此，建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教育体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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