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治理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5)04-0072-08 一、引言 今天，治理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这种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制度性前提和战略是发展合作的绝对核心。1983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代表了这一方向的第一步，提出并讨论了如何应对政府管理变化与公共部门的责任。①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governance crisis)一词以来，“治理”概念再度兴起，被广泛运用于研究中，同时不断赋予治理以新的涵义。 在内涵上，其与词源上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有了较大差异，“治理”来源于古希腊文(kybenan)与拉丁文(kybernets)，其原意分别是指掌舵(to steer)和引导或操纵(pilot or helmsman)(希腊词根派生于和“控制论”cybernetics相同的词根)。它也出现在14世纪的法语中，尽管当时治理(gouvernance)很快发展为指皇室官员而非治理(governing)或掌舵(steering)的过程。②通常而言，治理的过程是一个组织或社会自我掌舵的过程，而且这种沟通和控制的动态化是这一进程的核心。③ 治理理论是多样化的，有很多不同的分支，可以根据特定的标准进行区分。比如，库伊曼(Jan Kooiman)就区分了12种治理类型。④治理的概念本身就很混杂，通常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20世纪末的经验表现和一种理论或概念。⑤按照治理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治理行动涉及全球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司治理、法人治理、社区治理等多方面。⑥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都认为“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首要行为体”的观念。⑦但是与之相反，全球治理理论更多地强调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跨国组织，以及反政府的关系体等行为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西瑙(Rosenau)称，自冷战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霸权在衰退、国界在消失、世界城市的广场挤满了在挑战当局的市民们、军事联盟在失去其可行性、全球秩序和治理的前景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其它的议题。变革意味着对正在建立的模式的关注，对秩序的学习，及治理的步履蹒跚，直到出现如此广泛的全球变革，民族国家的政府的宪法及其条约都因需求和以下因素而受到影响，更接连发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政治距离因微电子技术而缩短，货币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毒品贸易、艾滋病，以及一系列在充塞全球议程的跨国问题而导致的全球相互依存如雨后春笋。⑧因而，我们需要全球治理。 首先需要区分管理或统治(government)和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治理不是管理或统治的代名词。两者都指有目的的行为，以目标为导向的活动，有规则的系统，但管理或统治主张靠正式授权的活动，靠警察强制力量以确保正式政策的实施，而治理是指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一系列活动，这个目标可能并非来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强制力量去克服挑战和获得遵从。换言之，治理是比管理或统治更具包容性(encompassing)的现象。它通过那些在职权范围内运行、满足他们的需要，并实现他们的希望的组织及其职员来实现管理机制。⑨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国家治理研究提出了重要的崭新命题。所谓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关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协同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一起，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它领域发展的过程。它是多层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社会冲突、协调不同利益的一系列制度、体制、规则、程序和方式的总和。⑩对此，学界有不少文章进行了阐释，有了较多知识积累，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但是，综观现有文献，主要围绕治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着重探讨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及其衡量标准，缺乏从全球治理的大环境加以分析以及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转型的问题探讨，尚未进入深层的意境，因而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全球治理中国家治理的行为体 治理理论是对自由主义(liberalism)及其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比如奥斯特罗姆研究自治理组织的制度分析和基欧汉的霸权之后)的批判与接受而发展起来的结果，它可以视作一种调适的新的自由主义理论(modified new liberalism)。(11) 确实，自由主义理论是个非常广泛且有争议性的概念，可以找到大量不同表述和标签，比如国际政治的国内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多元主义理论、第二张面孔(second image approach)(12)或者化约主义理论(reductionist theories)(13)等等。自由主义思想有很长的历史和传统，自由(liberal)一词主要指欧洲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the liberal theory of politics/political liberalism)之根源，代表人物有康德(Immanuel Kant)、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等等。在20世纪和21世纪，自由理论有了很大变化，融入了社会科学中主流的实证主义理想，最基本的理解是通常指解释国内的行动者、结构和过程对政治的影响结果的那些理论，这是“自由”一词所一直保留的原义。比如官僚政治、非国家行为体理论，代表性人物还有Robert Putnam、Ernst Otto Czempiel，Thomas Risse，Andrew Moravcsik，Zacher/Matthew等等。在当代也有学者对此做出分类，比如Zacher/Matthew就区分了共和自由主义(republican liberalism)，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军事自由主义(military liberalism)，和社会学自由主义(sociological liberalism)等重要分支。(14)政治学学者多数认为，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15)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尽管如此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有共同点，即国家与社会的多元、自由的概念。(16) 新制度主义理论(Neoinstitutionalism或Neoinstitutionalist Theory)属于自由主义理论范畴，是一种有关制度的新的自由主义理论。尽管制度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之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新制度主义理论通常指二十世纪70或80年代开始兴起的制度主义，主要有三大支派(17)：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18)、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19)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20)新制度主义理论主要是一种制度自由主义，因派别多，差异大，有的大致还可以归为共和自由主义理论或社会学自由主义理论，和所有自由主义理论一样，它也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多元、自由。 治理理论属于一种调适的新制度主义的自由主义。治理理论集中探讨权威空间(SOAs)(21)的所有行为体如何讨论某个具体的问题领域(an explicit issue)或者平等地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commons orcollective goods)。因为一方面，治理理论和新制度主义一样，都集中讨论社会制度的规则、规范或程序(rules，norms or procedures of social institutions)对人类行为及个体偏好与行动的影响，以及各种平等的行动主体如何通过合作与相互依赖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22)另一方面，治理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在科学哲学上有所区别，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构成了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领域，(23)但与新制度主义不同的是，治理理论所指的治理是指掌舵社会系统实现其目标的机制。(24)治理理论更多地强调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跨国组织，公共物品的问题领域(issue-areas)尤其跨边界问题(cross-cutting issues)是其核心概念。新自由主义强调一个碎片化的“邻避效应”(25)的综合征。与之相反，治理理论则认为多数可以从一个碎片化的不要在我家后院综合征走向集体性的整合的未来。(26)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国际化视角，而全球治理则是一种后国际化视角。 我们生活和学习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上，层出不穷的事件贯穿、超越或沿着长期建立的国界，重构的权威向上为跨国或超国家组织，横向为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向下为次国家集团。这是一个治理逻辑不必遵循等级制度的世界，在其中距离最小化，政治的时空维度也被碎片化力量揉在一起，摆脱了事件以前的任何直线顺序。(27) 由此可见，在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当今世界，处于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中，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共同的、必然的趋势。国家治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国家治理的范围?治理如何运作和转型?众多行为体为何及如何建立起有效治理制度?根据这些核心问题，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与解决方法，即通过多行为体的目标，通过多层治理结构与过程，并通过有关的掌舵机制，各种平等的主体以合作与相互依赖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共同组成权威空间，遵守规则是确定存在的权威空间的关键。 有关跨界行为体的研究文献，一方面，集中在跨界行为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另一方面，也涉及超国家的、国际的、国家的、地区的和地方的治理各个层面中的行为体，但当前更多的学者聚焦于在治理中非政府行为体的包容与贡献。(28)国家治理更多的是有关政府与跨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从而取代了社会主导的视角和国家中心的观点。和新制度主义一样，国家治理理论假设各种平等的行动主体可以通过合作与相互依赖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当今，在全球治理的范畴下，一个趋势是传统的制度分析越来越为公共与跨界行为体之间的网络分析所取代，下表列出了各种非政府行为体参与治理的形式，它们直接参与权威的规则制定或者提供公共服务。
治理的这种新的本体论要求我们集中于那些政治行为体、结构、过程和制度上。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共同组成权威空间(SOA)是这种新的本体论的分析单位。(29)这和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单位有所相似，后者是围绕问题领域(issue-areas)进行权力资源分配的权力结构，这是对于新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的调整，不同的问题领域，如安全、福利、自由和环境政治等等，形成不同的行动情境，分析层次就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领域所组成的不同结构，强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机构角色。(30)正式的政府是根据授予特定区域内的正式司法管辖权的具体行为体，而治理是更为广泛的含义，它强调权威空间(SOAs，spheres of authority)，(31)在空间上可能没有疆域，只靠非正式权威去实现其空间内的人们的遵从。换言之，治理是指使社会系统朝向自己的目标发展的掌舵机制，(32)是一个更易于理解这个世界的概念，这个世界的旧边界正变得模糊，新的身份正成为共同事物，政治思想的规模已经变成全球范围的了。(33)政府仍然在运行，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实施主权；但是他们的一些权威已经向次国家集团转移。治理的一些功能正通过非源自政府的行为体所实现。(34) 三、国家治理转型之道：机制、结构与过程 在全球治理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走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之路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不能忽略的事实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尚处在转型期。而且必须面临的现实情况是，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35)因此，这就产生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转型?这也正是要回答国家治理的两个核心问题：如何界定国家治理的范围?治理如何运作和转型? (一)国家治理转型的机制 治理是指使掌舵社会系统达成其目标的各种机制。跨界治理机制往往在本质上是具有前瞻性的。为了突出形式的多样性，跨界治理在21世纪可以发挥作用。这些掌舵机制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国家主导、在跨国的或次国家层次上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努力、或者国家与其它类型的行为体的联合主办形成规则系统。(36) 俞可平认为，制度具有根本性，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改革和创新。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37)显然，国家治理最核心的是涉及到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和权力的制约，国家治理转型就是要实现这样一套体系。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它们分别对应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这国家治理转型的三大要素。其中，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它们对应着国家治理转型的三大机制，也就是说，国家治理转型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方面都要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次级体系之间如何衔接、如何运作? 对此，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整体性治理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普遍使用而兴起的一种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治理理论，(38)它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带来并无法解决的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和政权体系内部的分裂等一系列问题，尤其非结构化的社会问题(the non-structuralized social issues)、结构不良的社会问题(the ill-structured problems)(Simon，1973)或棘手的社会问题(wicked problems)(Churchman，1967；Rittel，1973；Conklin，2005)等跨边界问题(cross-cutting issues)，(这几个词虽然含义略有不同，但比较接近，都指事关重大公共利益、却又无法在单个部门结构中解决的突出问题，如危机管理、环境保护、青少年犯罪、土地资源管理和健康保障、贫困学生教育等等问题)。(39)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整体优先于部分，理论假设有三：(1)政府机构更可能是治理结构中的首要行动者，或者说最主要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治理主体。(2)试图结合理性人假设(Rationality assumption)和道德人性假设(Reasons of humanity)，需要用合作与相互依赖，而非对抗、碎片化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3)影响政府的权力资源的价值分配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即在跨问题领域(cross issue-areas)中权力资源的影响是不同的。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机制就是协调(coordination)与整合(integration)：它可以将不同层次的治理或同一层次的治理进行整合；可以在一些功能内部进行协调，可以在少数和许多功能之间进行协调；可以在公共部门内进行整合，也可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或私人部门之间进行整合。(40)对于国家治理转型中的三大次级体系来说，就是协调与整合，即要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市场治理到社会治理各个环节，各种制度安排都要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无缝隙联接，密不可分。 简言之，治理的路径是多元化的。在主体构成方面，治理的主体有多个，既可以有政府和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也有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也可以没有政府和国家公共权力机构，而有其他诸多的组织。在权力来源方面，治理的权力来自公众认可或社会契约，甚至由公民直接行使权力，实行自治。在手段机制方面，治理强调对话、协商、沟通、协同、合作、共事，权力主要是横向展开，在水平面上多方向平行运作。 (二)国家治理转型的结构与过程 用结构与过程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六种治理的一般形式，其中三种反应了伴随着碎片化而来临的非线性反馈过程，另外三种则较为简单与线性化(表2)。
其中，单向线性沿着一个方向流动的治理类型中，自上而下型治理的行为体有政府、跨国公司(TNCs)、国际组织(IGOs)；自下而上型治理的行为体有大众、非政府组织(NGOs)、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市场型治理的行为体有政府、国际组织(IGOs)、精英、市场主体、大众、跨国公司(TNCs)。非线性反馈过程的沿着多个方向流动的治理类型中，网络型治理包括政府、国际组织(IGOs)、非政府组织(NGOs)、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等正式行为体间平行的协商，其治理的动力来自对特定问题的共同关注；并行型治理包括非政府组织(NGOs)、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和政府之间的协作交换，打破了正式和非正式框架之间的区别；默比乌斯(Mobius)网络型治理的治理动力来自政府、精英、大众、跨国公司(TNCs)、国际组织(IGOs)、非政府组织(NGOs)、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等各个层次行为体的网络式互动。(41) 通过国家治理转型的结构与过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应有之义。 国家治理转型的结构：标志着后国际化转移的后果是主要结构上越来越多的权威空间(SOAs)的来临，它通过行使全球治理的机制来加以分解。在全球范围的治理可以是有效的，只是有很多权力与权威的中心。先前的有关全球治理的大多讨论先是在改革国际制度层面，然后，另一方面，注意到这些改革必须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来实施。比如世界环保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就体现了这个视角。(42)公共事务如何结构化?全球治理将权威空间(SOAs)视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主要特征。治理的核心涉及规则系统，在规则系统中，用掌舵机制来制定和实施目标。不同于规则体系根植于正式与合法程序的管理，治理的标志是非正式规则体系。(43) 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权威空间(SOAs)的大幅扩散已经成为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主要特征。国家治理转型成功的过程标志就是这种权威空间(SOAs)的扩散。传统管理和新公共管理模式所带来的碎片化的程序，而治理则维持了权威的流动：不仅是结构化的，也流向任何方向，国家治理包含各种不同安排，其权威部分由等级制结构、部分由水平网络、部分由纵向与横向的权威空间的重叠联系所实施。国家治理是个系统，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动力来自网络化的和等级制的互动时展开的模式，它可跨越各个层次间的互动，包括跨国公司(TNCs)，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非政府组织(NGOs)，国际组织(IGOs)，国家、精英、大众和地方或地区性社团。它也包括足以组成在一些层次上重叠的动态治理的混合结构。默比乌斯网络(Mobiusweb)就是包含所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并行型治理的治理网络。(44) 此外，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转型最重要的实现结果评估指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转型成功的效能标志。所谓“国家治理能力”是指一个国家的制度执行能力，具体而言，治理能力所反映的是国家治理行为的水平和质量，是对国家治理模式稳定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直观度量，较高的治理能力意味着国家对经济社会运行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能够较好地规避市场失灵，提高社会成员的总体福利水平。(45) 从提高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面临这么三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第一是党治和法治的关系；第二是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系；第三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这三大关系要放到国家、市场、社会这个总的关系框架中来实现，这三大平衡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能够解释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差异的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六种：一是决策能力；二是执行能力；三是汲取能力；四是分配能力；五是协商能力；六是保障能力，这些正是目前中国国家治理必须要加强的六种能力建设。此外，各种治理能力之间可能存在比较复杂的关系，可尝试对国家治理能力进行简单的分类，其中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属于政府治理能力，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属于市场治理能力，保障能力和协商能力属于政治社会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需要其它能力支持，而市场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则需要政府治理能力支持，否则三种治理能力都将由于内部构成要素的相互制约而趋于弱化。最后，信息化时代的政府治理的能力现代化是个新的命题。该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在新的通讯技术的条件下，对政府治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包括政府内部、政府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对公民和企业公共物品提供等几个方面。政府治理碰到一个新的变量——信息通讯技术，而且这个变量还在不断的变化。首先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其两大影响是使用人群和运用层次都扩大。还有社会化媒体、云计算、物联网、泛在时代以及大数据等特征的出现。这些对政府治理能力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当新的信息技术出现的时候，政府有效回应这些必须面临的新的现实问题，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对策之一。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在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中，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转型的机制、结构与过程。研究发现，在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当今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各国共同的、必然的趋势。国家治理需要集中探讨权威空间(SOAs)中的所有行为体如何讨论某个具体的问题领域或者平等地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国家治理的范围?治理如何运作和转型?众多行为体为何及如何建立起有效治理制度?为此，研究提出了如下建议与解决方法，即围绕多行为体的目标，通过多层治理结构与过程，并通过有关的掌舵机制，各种平等的主体以合作与相互依赖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 总之，一种向多元秩序发展的趋向将卓有成效地改善这一切，人们将共同推崇具有更大价值的治理，她将强化全球合作秩序。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未来形成的国家治理的安排仍然不确定，仍有非常多的选择。多头政治秩序往往分化了中心决策，但也要求治理措施。在一个分化与碎片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公共舞台上密布着各种行为体：大的与小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经济的与社会的、政治的与文化的、国家的与跨国的、国家间的、次国家的、进攻的与和平的、自由的与独裁的。但是，并非议程中的每个碎片化状态都缺乏治理。最近几十年里的规则系统的大幅扩散就包括了这种趋向：这种趋势最明显的标志被称为“多层”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的演化，如苏格兰、威尔士、法国的省、美国的福利项目，和许多其它联邦系统也一样，它们此前集中的权力重新分配到省级和市级的规则系统，都充分体现了多层治理。(46) 最后，正如前文所言，国家治理是一种非常广泛且有争议性的理论体系，有不同的分支和流派，限于文献的把握和治理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本文分析的国家治理理论的逻辑是否适合所有治理理论还需要论证。另外，对于国家治理转型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的应用及理论假设的验证情况并未做分析，这将是后续研究的重要领域。 注释： ①Ernstorfer,Anita & Albrecht Stockmayer(eds.).(2009):Capacity Development for Good Governance.Baden-Baden:NomosVerlagsgesellschaft,p.11. ②Pierre,Jon & Peters B.Guy(2000):Governance,Politics and the St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p.1. ③Rosell,Steven A.et al.(1992):Governing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Montreal:Institution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p.21. ④Jan Kooiman(1993 1st.2002).Modern Governance:New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pp.35-48. ⑤Pierre,Jon(2000).Introduction:Understanding Governance,in:Pierre,Jon(2000).Debating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54-90. ⑥许耀桐：《当代中国治理体系分析》，《理论探索》2014年第1期。 ⑦Keohane,Robert O.(1986b):Theory of World Politics: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in:Keohane,Robert O.(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158-203,p.194.Waltz,K.N.(1979).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st ed.).Boston,Mass.:McGraw-Hill,p.18. ⑧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⑨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 ⑩郭小聪：《财政改革：国家治理转型的重点》，《人民论坛》2010年第2期。 (11)这是广义的liberalism,而不是特定含义的new liberalism或new liberal theory,参见:Moravcsik,Andrew(1997):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pp.512-553.也不是以下学者所说的Neoliberalism,德国学者Alexander Rüstow,Friedrich Hayek,和美国学者Milton Friedman,有关Neoliberalism,也可参见:Oliver Marc Hartwich(2009),Neoliberalism:The Genesis of a Political Swearword,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ISBN 1-86432-185-7,p.19. (12)Waltz,Kenneth(1959),Man,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3)Waltz,Kenneth(1979),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pter 2. (14)Matthew/Zacher(1995),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Common Threads,Divergent Dtrands,in:Kegley,Charles(ed.):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New York:St.Amrtins Press,pp.107-150. (15)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6)Spindler,Manuela(2011),Macro-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R(Unit 6:New Liberalism Theory),Ph.D Course,FU Berlin,p.11. (17)Hall,Peter/Taylor,Rosemary(1996),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in:Political Studies 44:5,pp.936-957. (18)Meyer,John.W.,and Brian Rowan.(1977),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i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3:2.Di Maggio/Powell(eds.)(1991),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North,Douglas,C.; Thomas,Robert P.(1973),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North,Douglas C.(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UP. (20)Scott,Richard W.(2001),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2nd ed.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 (21)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Spindler,Manuela(2011).Macro-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R(unit 5:Neoinstitutionalist Theory),Ph.D Course,FU Berlin,2011.11. (23)[美]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24)Rosenau,James(1995):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Vol I.(Wint 1995):14. (25)不要在我家后院(NIMBY,not in my backyard,backyards remain marked by extensive local variation that cannot be ignored.) (26)Rosenau,James(2005):Global Governance as Disaggregated Complexity,in:Alice D.Ba and Matthew J.Hoffmann.(eds.):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Coherence,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London:Routledge,pp.131-153. (27)Rosenau,James(1999):Toward an Ontology for Global Governance,in:Martin He and Timothy J.Sinclair.(eds.):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New York: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p.287-301. (28)Carlsnaes,W.,Risse-Kappen,T.,& Simmons,B.A.(2002),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Thousand Oaks,Calif.:SAGE Publications.Also see(2012) 2nd edition,London; Thousand Oaks,Calif.:SAGE,in prep. (29)Rosenau,James(1999),Toward an Ontology for Global Governance,in:Martin He and Timothy J.Sinclair.(eds.):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New York: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p.287-301. (30)Keohane,Robert O./Nye,Joseph(1977),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3rd.ed.New York:Longman,Chapters 1,2,3. (31)Rosenau,J.N.(1990).Distant Proximities:Dynamics beyond Globaliz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hap.13. (32)Rosenau,James(1995):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Vol I.(Wint 1995):14. (33)Rosenau,James(1999):Toward an Ontology for Global Governance,in:Martin He and Timothy J.Sinclair.(eds.):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New York: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p.287-301. (34)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 (35)(37)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2013年12月21日。 (36)Leatherman,Pagnucco,and Smith: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p20.quoted from:Rosenau,James(1995):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Vol I.(Winter 1995):17. (38)Perri 6.(2002):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 (39)Conklin,Jeff(2005):Dialogue Mapping:Building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Wicked Problems,Wiley. (40)Perri 6.(2002):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p.37. (41)Rosenau,James(2004):Strong Demand,Huge Supply:Governance in an Emergent Epoch,in:Ian Bache and Matthew Flinders.(eds.):Multi-Level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1-48. (42)French,H.F.(2000).Vanishing Borders:Protecting the Plane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st ed.).New York:W.W.Norton.p.159. (43)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 (44)Rosenau,James(2005):Global Governance as Disaggregated Complexity,in:Alice D.Ba and Matthew J.Hoffmann.(eds.):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Coherence,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London:Routledge,pp.131-153. (45)胡鞍钢、魏星：《治理能力与社会机会——基于世界治理指标的实证研究》，《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 (46)Rosenau,James(2005):Global Governance as Disaggregated Complexity,in:Alice D.Ba and Matthew J.Hoffmann.(eds.):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Coherence,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London:Routledge,pp.13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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