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白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所说的《白话本国史》案，即指1930年代中期因吕思勉先生《白话本国史》中有关“宋金和战”的评述而引出的一段公案，它包含(一)南京政府对《白话本国史》的查禁，和(二)龚德柏先生以《白话本国史》“宋金和议”之评述犯“外患罪”和“出版法”，对出版方商务印书馆及著作人吕思勉、《朝报》经理王公弢、主笔赵超构诸先生的诉讼案。有关查禁及诉讼案的来龙去脉，王萌女士《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①一文(下文简称“王文”)已有详细的评述。然而，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吕先生的态度及相关的学术观念，以及因此案牵连到的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矛盾等问题，尚需要有更深入的讨论。本文拟就此三点略作论述，以期能引起学界同人的思考；其所论是否得当，则请学界同人批评教正。 《白话本国史》总共有过二次修订，这里先说说第一次修订。 《白话本国史》刊印后，吕先生曾做过一遍校订，同时作了一些眉批。校订主要是针对刊误的，如“而是间”改为“而其间”，“世仰”改为“世卿”，“《论衡·顺致篇》”改为“《论衡·顺鼓篇》”，“畜五母鸡两亩豕”改为“畜五母鸡两母豕”等等。眉批则记录了作者重读时的一些心得②。有关刊误的订正，吕先生是否做了勘误表转交商务印书馆，现已不得而知。但据笔者的核对，初版的这些刊误，后来重印再版时并未改正；即使“民国二十四年四月订正”版，上述刊误也仍存在。 除了订正刊误，若后来作者的观点、看法有了改变，通常的做法是重印修订本。《白话本国史》是吕先生在中国通史领域最早的一部著作，虽可称为代表作，但书中不少观点看法，后来都有变化。如“汉族的由来”一节所持“汉族西来说”，先生后来就有怀疑，且也不再采用③。“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一节有中国社会进化由“游牧社会”进而“农耕社会”的说法，后来他在《先秦史》中也有改正④。“尧舜的禅让”一节认为“唐虞揖让”实是儒家的学说，非实有其事；先生后来撰《禅让说平议》一文⑤，也对早年的看法有所修正。不过，著作一旦刊印，原先的观点、看法就成为了历史，即使有错，往往再版时也有不作改动的。《白话本国史》虽一再重印，却未有作者的修订本。而修正或改变的观点看法，吕先生只在其他著述中加以说明。有时，史书再版时的修订，并非出于作者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外界形势或社会舆情的迫使。因外界形势或社会舆情的变化，史著重印或再版时需要对书中“不合时宜”的观点、看法，乃至概念、术语进行修改，这也是常见的现象。《白话本国史》的第一次修订，就属于这一种情况。 《白话本国史》初版于1923年(下文简称“初版本”)，其近世史(下)第四章第三节“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内有这样一段叙述： 拳匪怎会得大臣的信任?究竟是堂堂大臣，怎会信任起拳匪来?其中也有个原故。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处前次未有的变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无知识的人?专制之世，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是不足怪的。却又有一种误解，很以一哄的“群众运动”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亏，是官吏甘心卖国，有意退让的。倘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一哄着说：“打打打!”“来来来!”外国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这种心理，不但下流社会如此，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国大多数的心理。——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这便是相信拳匪的根源。至于拳匪的本身，则不过是个极无知识的阶级中人，聚集而成。只要看他所打的旗号“扶清灭洋”四个字，是说的什么话。——做盗贼也要有做盗贼的常识，倘使会说兴汉灭满，就够得上做盗贼的常识了。说“扶清灭洋”，就连这个也够不上。⑥ 三年后，即1926年商务重印《白话本国史》第四版(下文简称“第四版”)时，上段文字已被刊落，替换成下面一段叙述： 义和团本是白莲教的支派。元末的韩山童，就是教内一位种族革命家。所以清初时候，明代遗老，也利用他们图谋光复。到嘉庆年间，就有川陕楚白莲教之役、天理教之役。他的历史既长，支派也就很多。乾嘉年间，其中八卦教一派，党徒最众；遍布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八卦教内最著名的，是震卦、坎卦、离卦三教。离卦教中，又分许多支派：有大乘教(又名好话教)、金丹八卦教、红阳教、白阳教、如意教、佛门教、义和门教等派。义和门教，就是义和团。雍正五年上谕曾说“向来常有演习拳棒之人，自号教师，召诱徒众……甚且以行教为名”等语。可见雍正以前，已有义和团了。嘉庆十三年上谕也说：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一带，有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后来又常破获传习义和门拳棒案件。这就是庚子年间义和团之源。论起他们的历史，元末韩山童革命，以及清初的排满，清末的排洋，本是传统的民族主义。但是入团的都没有知识，又皆迷信邪术，而在那时候的国人，上自宫廷，下至各级社会，都很相信神怪之谈，以为义和团真有神力，足能驱除外人，就都欢迎他了。(参看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⑦ 这是《白话本国史》的第一次修订。比较两段替代文字，其行数正好相同，字数也相差无几(“初版本”10行456字；“第四版”10行463字)。但前者有作者的评论，后者多为史事的叙述。虽注明参看劳氏《义和拳教门源流考》⑧(下文简称《源流考》)，实际上只有划线部分的文字相合。此次修订，究竟是吕先生所为，还是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笔?至今找不到可以直接证明的材料。我们依据吕先生稍后撰写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文简称《复兴本国史》)的有关叙述，做点比较、推论。 《复兴本国史》是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此时离《白话本国史》的初版已有11年，离“第四版”的修改也有8年。该书第十八章“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叙义和团事，其观点、叙事及措辞等，如说“中国从海通以来，所吃外国人的亏，不为不多了，自然，朝野上下，都不免有不忿之心”。说“堂堂大臣，如何也会相信这种愚蠢之说呢?”说“拳匪是起于山东的，本亦无甚大势力。而当时巡抚毓贤，加以奖励，其势遂渐盛”等等，都与《白话本国史》初版本相同。“第四版”新加的有关义和团起源、名目等叙述，此书一无叙述⑨。可以推想：1930年代初，当吕先生撰写《复兴本国史》再次涉及义和团的史事时，想起了数年前有关义和团的修改事，他自行检点，早先“初版本”的有关文字，大致并无不妥，故叙事、措辞等，都延续未变。“第四版”有关义和团起源及门派之名目等，实无详述之必要，故多不采入。唯“初版本”中属于个人的评述(见前文划线部分)，则未有录入。核对吕先生后来所撰的另几种中学教科书，情况也是如此(见下文)。由此笔者推断，“第四版”的修订，并非吕先生所为，而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代笔。 《白话本国史》的第一次修订，改动的只是有关义和团的一段文字，显然，也就是这一段文字，在初版后的二三年里，逐渐显示出与社会舆情、学界思潮的相悖。大约自1920年代起，思想界对义和团的评价发生了转折。其中，1924年是重要节点。此年，孙中山、陈独秀的态度转向最值得注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多次有“拳匪之乱”、“野蛮暴乱，为千古所未闻”的说法；写《建国方略》时，提法也未见改变⑩。然而到1924年重新阐述“三民主义”时，观点便发生了大转变(11)。陈独秀在1918年撰写《克林德碑》，说义和团是中国史上“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12)。到了1924年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便全部推翻以前的看法，说义和团“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说它“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13)。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阐述，意味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新整合、新调整；而大革命前的陈独秀，青年毛泽东称他是“思想家的明星”(14)，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舆情的变化，自会对教育界产生影响。1926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其议决案之第一项便是强调：当下的教育方针，应随时代而转移，应向国民灌输民族主义。“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之历史，及说明民族衰弱之原因”(15)。《白话本国史》对义和团一段的修改，自与此时学界思潮、社会舆情之转变有 关。而这一切也自然会影响到出版界，尤其是教科书的出版和修订(16)。 通读吕先生前后的著述，其对义和团的观点看法，甚至是行文中的一些习惯性措辞、叙事的顺序，基本没有变化。最早如1917年出版的《国耻小史》，其叙义和团事，就有“堂堂当国大臣”云云(17)，且这种句式、语气在后来撰写的几种教科书中都反复出现(18)。这真所谓“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异者”矣(19)。然而，先生岂不知他的看法与社会舆情、学界思潮之相悖?他既不愿随波逐流、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又不愿不顾外界舆情，故后来所撰的教科书，对此大都是中性的叙事，不作评论，也不掺入个人的意见。然而，意见可以不说，史实不可回避。如义和团的“戕教民、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毁电线；见洋货则毁，身御洋货的人，目为二毛子，则杀”等(20)，在他后来所撰的中学教科书中，都未作回避(21)。当然，外界形势、社会舆情的变化，对吕先生的撰述、尤其是中小学教科书的撰述，还是会有影响。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也是吕先生所撰。其第二十八章“八国联军之役”云：“当时的拳民，亦有相当的勇气。然既无训练，又专恃血肉之躯，自不足以当大敌。”又引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第五讲》所载西摩的话为注释(22)。这也显示了他顾及社会舆情的一面。总之，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法，不刻意回避史实，但也适当顾及社会舆情，这大约是吕先生的基本态度和处置宗旨。而《白话本国史》的第二次修订(即“宋金和战”的修改)，其社会背景及吕先生的态度、宗旨，大致与之相同。只是有关“义和团”的评述不太引人注意，未引出查禁、诉讼案罢了。 《白话本国史》的第二次修改，涉及的是“宋金和战”一段(23)，其时代背景，王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论及。此次修改，主要删去(一)作者对岳飞、秦桧史事的意见，(二)涉及岳飞的几段史料。与第一次的修改一样，修改替换的篇幅也大致保存一致(“宋金和战”初版共9页半，修订本也9页半)。然而，因涉及的版面较多，且删去的文字多，增补的文字少，故排版上特别将其中3页的叙事改排为罗列式，甚至有五六个字便换行的，以能撑足九页半的篇幅。其结果，便弄得此节与全书的叙事风格、版面样式不甚一致。 有关“宋金和战”的史事，在吕先生早年撰写的《本论·砭宋》和《关岳合传》已有专门的叙及。《本论》共12篇(24)，写于1915、1916年间，其中《砭宋》一篇有对“宋金和战”的评述。《本论》当年未曾发表，仅在师友同好间传阅。金松岑先生有“海上七君子诗 武进吕诚之思勉”诗云：“吕子老弥谦，声容和且柔。少壮气遒崒，舌辩不肯休。著为本论篇，符统斯匹俦。体道而用法，谓是赅九流。”(25)可见《本论》的稿子，金先生是阅过的，且为金先生所激赏。比较《本论·砭宋》与《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其叙述之文字、引用之材料、所表达的意见，完全相同。《砭宋》几乎可说是《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的初稿底本。 《关岳合传》是吕先生早年所撰的通俗读物，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后半部为岳飞传。其第一章论“秦桧”(26)，对秦桧的史事多有辨析(27)，然书中对岳飞史事的评述，大致按当时社会流行的看法来写。同一段史事，又几乎同时撰写，《砭宋》与《关岳合传》何以截然不同呢?据先生《自述》，1914年的暑假后，他进入中华书局任编辑。他说“予本好弄墨，但在书局，所从事者，均系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之类，颇觉乏味。”(28)《关岳合传》是吕先生任职中华书局时所撰，列入中华书局的“学生丛书”，性质与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相近，大约当时此类书籍，都须按书局的要求撰写，而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所谓“颇觉乏味”，盖也由此?而《关岳合传》仍按流俗的看法撰写，盖也由此。 总之，吕先生有关“宋金和战”的看法，始于1915年的《本论·砭宋》，1923年《白话本国史》沿袭之。自1935年发生《白话本国史》案后，除了出版社约请撰写的教科书，未见有先生专门讨论“宋金和战”问题的文章。但撰写教科书，则不能避开不写，故1936年中学生书局版的《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7年商务版《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及1944年开明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都有专节的叙述。其中，《吕著中国通史》“南宋恢复的无成”一节云： 秦桧的意思，是偏重于对内的。因为当时，宋朝的将帅，颇为骄横。“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求，无复顾惜。”“使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叶适《论四大屯兵》语，详见《文献通考·兵考》)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高宗既无进取的雄才，自然意见与之相合。于是用为宰相。一一三九年，宗弼回上京。挞懒南走。至燕京，为金人所追及，被杀。和议遂废。宗弼再向河南，娄室再向陕西。宋朝此时，兵力已较南渡之初稍强。宗弼前锋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县)为刘锜所败。岳飞从湖北进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偃城县)吴璘亦出兵收复了陕西若干州郡。傥使内部没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29) 这一段文字，看似纯为叙事，但引用叶适的话，又注明详见《文献通考》。可见吕先生对“宋金和战”的基本意见没有变。这又是上文所谓“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异”矣(30)。 《白话本国史》案后十年，吕先生撰《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长文，其中有一段论梁任公先生云：“他虽与人辩论，绝不肯作人身攻击。人家对他作人身攻击的却不少，他从不肯作一次的报复，只是晓示人家以辩论不当如此而已。……他为拥护真理起见，从不肯作歪曲之论，然又绝无求胜之见，所以到有关大局之处，宁受屈而缄口不言。当他主持《新民丛报》时，和《民报》相辩论。《民报》有一次，把君主立宪不利于满人之处畅发了，他以为这个问题，不可再辩论下去了，若硬说于满人有利，则将流于歪曲，若畅说于满人不利，则将增加君主立宪的阻力，于是缄口不言了。既不肯歪曲真理，又不妨害大局，这真是言论界的模范。”(31)此段虽是评述梁先生，盖也是先生之自况。事隔十年，吕先生第一次含蓄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歪曲史事真相，不妨害大局”——这大概是《白话本国史》案发生后，吕先生所抱的态度和宗旨。 《白话本国史》的查禁和诉讼案，引发了当时学界的热议，其中有关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如何塑造民族意识、培养爱国情感问题，值得后人关注。当年熊梦飞先生的批评意见，或可代表历史教学界的一般看法。熊先生认为：历史教学应以“陶铸民族精神，训练公民道德为任务”，而吕先生所编的历史教科书，对民族英雄的事迹“或略而不述，或述而不详，或详而不加宣扬，反加曲解”，不但“于教育政策上所赋予的使命既未能负荷”，于历史学科所具有的本分“也不能做到好处”。他甚至认为，青年判断力缺乏，“读了这种史书，不知不觉会发生媚外心理”(32)。 然而，熊先生所强调的，正是吕先生要努力避免和克服的。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有“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一节，吕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说： 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用之太过亦有弊。不错，爱国家、爱民族，是确有其理的；而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而天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矫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这在欧洲，19世纪后半期各国的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国为尤甚。亚洲新兴的日本，此弊亦颇甚。中国人偏狭之见，较之德、日等国，可谓相差甚远，然亦不能绝无。中国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后的。民族主义，原因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这固是题中应有之义。然感情与理性，须相辅而行，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就糟了。如中国宋以后盲目的排外之论，是很足以偾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颇受其弊。……大抵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有两种：(一)是把本族看得过高，如德、日两国，即犯此弊。(二)则把异族看得太低，如中国人总说蛮夷不知礼仪，甚至比之于犬羊便是。这两者之弊，都由昧于事实的真相而起。昧于真实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实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它对症的药。 过分崇拜英雄，则易于发生“利人济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和“啸吟风月天容我，整顿乾坤世有人”的思想。大家觉得只要有一个英雄出来，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忘却自己应负的责任。其肯负一些责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适宜于时代的人物，甚而至于妄自尊大，陷于夸大狂的样子。(33) 相似的论述，也见之于吕先生抗战前在光华大学任教时的《史学与史籍》讲义。该讲义之“史家宗旨今昔异同”一节，列出借鉴历史容易产生的三个弊端：一是“用以奖励道德”(诸如用以维持社会之正义、资以立身之模范等)，二是“用以激励爱国爱种族”，三是“借以传播神教”(34)。其论述也甚详尽，可与上段引文相补充。 无独有偶，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学术界，也是在1930年代，曾有过一场类似的学术讨论。当时的法国学术界推崇“进步的哲学”，历史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实证主义统领天下。教育界弥漫着一种高估历史的道德价值、强调历史教学道德化、教导化的氛围。哲学家、诗人保罗·瓦莱里却保有独特的清醒和警觉，他不惜与学界主流意见相左，告诫法国社会：“这是智力化学生成的最有害的产物。……它引发梦想，令民众迷醉，使他们产生虚假的回忆，夸大他们的反应，继续他们的旧伤，在他们心绪宁静时纠缠不休，诱使他们夸大谵妄，使得各民族痛苦、傲慢、无法忍受和爱慕虚荣。历史完全不做任何教导，因为它囊括并提供了所有例证”(35)。瓦莱里所说“这是智力化学生成的最有害的产物”，指的正是把历史用作宣传品所带来的恶果。就此而言，吕先生与瓦莱里的看法可谓异曲同工。然而直到今日，“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的观念，仍为大多数人所赞同；而其可能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却少有关注(36)。 1924年，吕先生所撰的《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本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三年后，即1927年1月此书重印第四版时(下文简称“《新学制》第四版”)，附了一份改正表。表中所列十四条，大都涉及称谓用词，如原写“白莲教匪”的，改为“白莲教党”；原写“川楚教匪”的，改为“川楚教党”；写“白莲教余孽”的，改为“白莲教余党”；原写“洪杨回捻之乱”的，改为“洪杨回捻之变”等等。又有二条涉及概念、术语的，一条初版云“日人遂要求我合办胶济路……迨俄国革命，与德言和。德人在俄势力大张。于是中国有与日本共同防敌之议”。改正表改为“日人遂要求我合办胶济路……迨俄国革命，与德言和。德人在俄势力大张。于是中国一班帝国主义之走狗乃有与日本共同防敌之议。”(37)(另一条见下文)这就是上文提到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笔修改的另一次和另一部著述。 此次修订，笔者之所以也推测是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笔，那是因为核查吕先生在此后所撰的几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如《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4年2月商务初版)、《高中复兴丛书本国史》(1935年5月商务初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6年6月中学生书局初版)和《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7年7月商务初版)等，“川楚教匪”、“天理教匪”、“捻匪”、“捻寇”、“回乱”、“教匪之乱”、“川楚教匪之乱”、“天理教匪”等术语仍然使用(38)；而“一班帝国主义之走狗”一词，从未见之于吕先生的著述。此次修订，虽然大都涉及概念、术语，其缘由则与前两次一样，也是来自外界的影响。这三次商务印书馆对吕著的修改，或许事先告知过吕先生，或也征得吕先生的同意默许。不过，当年也有事属必须，又时间急迫，出版社未事先告知作者，而径直由编辑代笔修改的事。如初版于1934年10月的邓之诚先生《中华二千年史》，其有关南宋韩、刘、张、岳四大将的看法，大致与《白话本国史》同。邓先生认为：岳飞等南宋诸将各自拥兵自重，相互猜忌，不能同舟共济。且军费浩繁，虚糜国帑，对外难建寸功，因而和议不可避免。且书所引证的《文献通考》等史料，也与《白话本国史》同。1935年6月《中华二千年史》再版时，正值《白话本国史》的诉讼案闹得沸沸扬扬，出版社方面唯恐节外生枝、再生麻烦，便在事先未告知邓先生的情况下，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径直代笔修改(39)。 《新学制本国史》自1926年附有《改正表》后，又有多次重印再版，却没有在正文里依《改正表》所列各条一一改正，也未有在书末附上这份《改正表》，这或是编辑发行上的疏漏。尤其是1930年版已改正的刊误，到1933年再版时反而照旧存在，这颇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此类疏漏可能与1932年国难有关。是年，商务印书馆遭日寇焚毁，图书版籍均毁于战火。故国难之后，商务重印再版之书，或“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40)，或不能找到修订版而只能按照初版付印。这便造成上述错误，也造成了市面上新旧版本错杂的情况。由此推之，《白话本国史》诉讼案中，龚德柏先生辩解时说当时市面上各种《白话本国史》版本混杂，恐怕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辩解，龚氏的错误在于拿1923年出版的书来说1935年的事，这便犯了赵超构先生所说的“张冠李戴”的错误。所以，南京法院最后的判决也说龚氏诉讼的罪名不能成立。然而，这种“张冠李戴”式的错误并非个案。仍是《白话本国史》的这个问题，后来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不顾时间先后“张冠李戴”的误评(41)。 如上所述，外界形势、社会舆情的变化，对吕先生的中小学教科书的撰述，也会有些影响。《新学制本国史》的《改正表》，有一条(初版)云：“亦有窃取西教之说，以资煽动者。洪秀全，花县人，尝窃取基督教旨，创一教曰‘上帝教’，而名其教会曰‘三点’，广西下流社会信之者颇多。”《改正表》云：“亦有藉西教之说，以资号召者。洪秀全，花县人，尝藉基督教旨，创一教曰‘上帝教’，而名其教会曰‘三点’，广西平民阶级信之者颇多。”查吕先生稍后撰写的各种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太平天国的叙事，不见有“窃取”(大都使用“借用”、“借助”)、“下流社会”(大都使用“下等社会”、“下级社会”)等措辞，而大都采取中性的叙述(42)。但是，在大学用的教材里，如1944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仍有“下流社会”、“不中不西的上帝教”等说法，以及说其“思想简单、手段灭裂、知识浅陋”等(43)。很显然，大学教材与中小学不同，其叙事论史不必刻意隐晦个人的看法或意见。 其实，这里的问题，主要不是该不该隐晦个人的看法或意见，而是史书的撰写该不该回避或掩盖史实真相。1952年，吕先生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开展“三反与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结束时，吕先生写了一份《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下文简称：《总结》)。按规定，《总结》都须检讨自己历年的著述。就吕先生来说，《白话本国史》的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也不必回避。他在《总结》中写道：“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4)言下之意是：有关“宋金和战”中的看法，我是依据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叶适的《论四屯驻大兵》等史籍。若要批评我的意见，总须证明上述诸书的记载都是错误。换言之，我们不能为了某种现实的目的或效用，而回避史料，甚至“禁遏考证”(45)。胡适之先生写有《南宋初年的军费》札记一条，云：“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合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又引《中兴系年录》云：“绍兴十二年右司鲍琚总领鄂州大军钱粮。先是琚奏岳飞军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赏、备边、回易、十四库岁次息钱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余缗，诏以鄂州七酒库隶田师中为军需，余令总所收。”说“刘军仰给于漕司，岳军取给于酒库。此与今日军人靠盐税、鸦片为饷源者颇相同”(46)。不论适之先生所云“与今日军人靠盐税、鸦片为饷源者颇相同”是否妥当，《中兴系年录》的这段史料，胡先生注明见于王鹏运《花间集跋引》(47)，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四)，却也未见近人所著各种岳飞传记有所提及。 吕先生在《复兴本国史》的例言云：“考据无论如何精确，总只是考据，不能径作为事实，这是原则。……考据问题，一个人的意见，往往前后不同，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此书的编纂，距编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时，将近十年了。鄙人的意见，自亦不能全无改变。如尧，舜，禹的禅让，昔日认为绝无其事，今则对此的意见，较为缓和。此等处，一一都将旧说改正。自信今是而昨非，但亦不知今之果是乎?非乎?惟有仰望大雅弘达的教正而已。”(48)说考据的结论，不能径做事实，且“现身说法”，指出自己的观点也常常是“今是而昨非”。前文所说《白话本国史》中一些观点的改变，也说明这一点。但是，在“宋金和战”的问题上，似乎未见先生有“今是而昨非”。何以如此?笔者认为，这恐怕与吕先生的治史原则有关：(一)考据之结论，虽不等于事实；但要改变原先的结论，须先改变原先的考据。而原先之考据能否改写，在于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叶适《四屯驻大兵》等前人记载的合理解读。如无法圆满地对反面材料作出解释而回避不用，这不是他的态度。(二)不能因现实的某种目的而掩饰历史真相。1935年3月，吕先生撰写的《中国民族演进史》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他在序言中指出：讲民族历史，“自然当力谋民族团结，但也不能因此而抹杀史实真相。中国现在，就是包含着好几个民族的。诸少数民族，对于主要的汉族，以往的关系是如何?现在的关系是如何?谈民族问题的人，都应该忠实叙述。为要求各民族亲近起见，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本书不取这种态度”(49)。此篇序言写于1934年12月20日，而一年前——即1933年12月29日，教育部曾就《编写或审查各项课本如有引起各民族恶感之处，须格外审慎》下达一项法令，强调“本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无畛域之分，据呈前情合行，令仰该馆，凡编订或审查各项课本时，如有足以引起国内民族间恶感之处，务须格外审慎，以副政府历年融洽各民族感情之至意。”(50)吕先生所说“为要求各民族亲近起见，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显然是针对这个教育法令而发。几乎是同时(1936年2月3日)，陈寅恪先生在讲授“晋南北朝史”时，也谈到中学历史教学涉及民族问题是否当有所回避。他说： 近闻教育部令，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得有挑拨国内民族感情之处，于民族战争不得言，要证明民族同源。予以为这是不必的。为证明民族同源，必须将上古史向上推，如拓拔魏谓为黄帝之后，欲证明其同源，必须上推至黄帝方可。这就将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然大、中、小学所讲之历史，只能有详略深浅之差，不能有真伪之别。……古代史上之民族战争，无避讳之必要。(51) 陈先生所说的“教育部令”，是否就是1933年12月的教育部法令，抑或如上文所说，只是有关部门非正式的通知之类，现无法查实。但吕、陈的言论都是针对教育部命令而发，都对当年教育部的这种命令不以为然。如将时间再往上推四五年，即1932年，顾颉刚先生为《古史辨》第四册写序言，也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已发见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于古代真相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52)然而，学界的多数人恐怕未必会像吕、陈、顾先生那样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或未必同意他们的意见。另一位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意见就截然不同。在1946年12月出版的《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十五”中，陈先生说： 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真。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春秋》之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子为父隐，为尊者讳，父为子隐，为亲者讳也，直在其中矣。六经无真字，直即真字也。(53) 几乎同时，他在给陈乐素先生的信中也说： 据方司铎言，浙大曾有学术论文有伤本地大姓感情之事，足证予近日所主张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以为陋。如氏族之辩、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54) 按陈先生之主张，上起“国家体统”、“民族感情”，下及“本地大姓”，凡因求真而引出“麻烦”的事，都应该避而不谈。换言之，因求真而不获致用，或者反而有害于用，历史学者就不该固执地一味“求真”，此时“不载不失为真也”。 上述引录，并非是让顾、吕及两位陈先生互相驳难辩论。然而将这四位史学名家的看法稍加排列，就显示了问题的奇怪和独特：不能有碍于“用”而“禁遏考证”；学问研究的求真“不必过泥”；学问的求真“无避讳之必要”等等，诸如此类的讨论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简直匪夷所思。但历史学者则是习见已久，恬然不复为怪矣。 就其起源和本质而言，历史学本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私人目的和利益取向来从事学术研究，遂成历史学家的使命。故他们有责任，也有权利、有义务把历史真相揭示出来；而社会当有“度量”去听取、参考或接纳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 然而，史实真相的揭示，并非像说说“昨夜邻猫生子”那样简单。在这里，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 于是，历史学家的求真，有时被斥为不识时务、不合时宜；有时则因言获罪，所谓“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55)以至于有学者惊叹：“历史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因为能够让历史学家勇敢而公正地说出历史真相的条件少而又少，在历史学中，因害怕而未能说出的历史真相，远比已经写出、说出的要多得多。”(56)真所谓“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57)，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注释： ①见本期第31-38页。 ②刊误的订正，见于吕思勉自用的《白话本国史》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00、116、124、164页。吕先生的眉批，现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 ③参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上海：开明书店，1944年，第350页；亦见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④参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第59页；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6页。 ⑤吕思勉：《禅让说平议》，收入《古史辨》(七下)，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第267-270页；亦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8-61页。 ⑥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4册近世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55-56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见下文讨论。 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62-63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见下文讨论。 ⑧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见于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33-439页。 ⑨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0-112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47-650页。 ⑩见《与宫崎寅藏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6页)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页)、《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建国方略(一)》(《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4页)。 (11)见《“三民主义”之第五讲》(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5-316页)及是年11月19日孙氏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讲，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0-341页)。 (12)陈独秀：《克林德碑》，原刊《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亦见陈独秀：《〈独秀文存〉选》，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13)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原刊《向导周报》第81期，第646页，1924年9月3日出版；亦见《陈独秀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14)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原刊《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出版；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15)《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议决案》，刊于邰爽秋等编：《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南京：教育编译馆，1935年，“教育史料类”第1页。 (16)有关义和团的修改，笔者未能在教学大纲、教育法规、出版法规之类的文件中找到与之直接有关的材料。其实，政府部门对此类问题的指令，惯用的方式是以内部文件或电话通知的方式下达的，而不是正式颁布一个新法规、新文件。如蒋维乔先生1914年3月24日日记云：“教育部有不正式之通知，令各书局将教科书改易，加入颂扬总统语”(张人凤：《〈蒋维乔日记〉中的张元济》，《文汇报》2014年12月12日)。又如邓之诚先生1954年12月14日日记云：“晚，钟翰来，交代阅校样，书中所应避忌者，‘夷、狄、寇、盗’耳，‘夷’不可犯，尤甚于‘寇’。钟翰在民族学院，熟悉此事，故以烦之”(《邓之诚日记》第七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这显然也是上级部门下达过有关的指令。此外，朱希祖1935年5月24日日记云：“午后二时至中央大学文学院开院务会议，为教育部令开暑期学校中有历史地理组，须史学系教授任课”(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07页)。可见，当年法规之外的各种教育部令甚多。 (17)吕思勉：《国耻小史》(下)，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第31页；亦见《中国近代史八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9页。 (18)(21)按出版先后，可参见《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95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第295页)；《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第3册，上海：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第132页；《初中教本本国史》第3册，上海：上海中学生书局，1937年，第119页(亦见《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第1193页)；《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5页。 (19)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文史通义·博约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20)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第112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第648页。 (22)吕思勉：《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64、65、68页。 (23)即《白话本国史》近古史(下)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第二节“和议的成就”，见1933年10月国难后第2版，第505-515页。 (24)吕思勉：《本论·砭宋》，见吕思勉：《吕思勉诗文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2-287页。 (25)金天羽：《天放楼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26)吕思勉：《关岳合传》，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第41页；亦见吕思勉：《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27)吕思勉：《关岳合传》，第43页；吕思勉：《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第93页。 (28)吕思勉：《自述》(即《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见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3-744页。 (29)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第486页。 (30)另有一例是论汉时匈奴来朝，朝廷有关礼仪位次的争论，吕先生盛赞萧望之(“独以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的意见。这最早见于吕先生少年时学写史札的《匈奴朝仪》，后来写读史札记《萧望之对待匈奴之议论》、写《秦汉史》时，仍沿袭此看法，并再三称赞之。参见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页；《吕思勉读史札记》(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73-674页；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31)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原刊《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月5日出版；亦见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396页。 (32)熊梦飞：《评吕著高中本国史》，原刊《教与学》第1卷第1期，1935年1月出版；熊梦飞：《对于吕思勉著高中本国史的批评》，原刊《文化与教育旬刊》第61期，1935年出版。 (33)吕思勉：《历史研究法》，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第35-36页、第34页。亦见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页、第20-21页。 (34)《史学与史籍》，初名《史学研究法》，原为吕先生在光华大学教学用的油印讲义。见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第62-63页。 (35)Paul Valéry,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 & autres essais,Gallimard,1945,p.43. (36)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于1995年初版，中译本由马万利先生译出，于2009年12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此书所论之根本性疑问，便是本文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译者马万利先生在《译后记》写道：“作者曾经告诉我，他期待看到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我期待本书能引起国内史学界及教育界、思想界更进一步的思考。”为了引起讨论，笔者曾撰有《历史书写中的谎言》(《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和《从谎言中读出真相》(《南方周末》2013年11月28日)二文，但时至今日，未见有相关的后续讨论。 (37)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附《改正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38)即《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高中复兴丛书本国史》和《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俱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下)，第590、591、592、604、893、1146、1147页。吕思勉：《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三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9、40页。 (39)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于1935年6月再版。再版后的《中华二千年史》，对有关岳飞评议的文字悉数删去，而替代以《宋史》、《金史》等叙述战争经过的史料。有关秦桧的评述也做了修改(见《中华二千年史·四卷》，1935年，第301-302页)。据邓之诚先生1935年6月28日记，是日“又致商务书馆责问《二千史》上册再版未通知我之故。”(见《邓之诚日记》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著作再版，本是件高兴事，邓先生当致信商务印书馆表示感谢，何以反而去信责问?按笔者推测，此次再版的修改，事先未征求邓先生的同意，或也未来得及告知，故邓先生要去信责问之。 (40)《上海商务印书馆启》，刊于《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6月国难后第13版之版权页。 (41)参见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几点说明”，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第1页；吕翼仁：《关于〈白话本国史〉的两点说明》，刊于《文汇报》1963年11月26日；周劭：《蒋廷黻与吕思勉》，刊于《文汇读书周刊》1997年4月27日。 (42)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下)，第601、1157页；《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三册，第36页。 (4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1944年，第530-533页。 (44)见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6页。 (45)笔者查阅了近七十年来出版的关于岳飞的传记著述，上述史料无一不是略而不谈、刊落不引。按出版时间先后有：彭国栋：《岳飞评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邓广铭：《岳飞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秀生：《岳飞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龚延明：《岳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彭国栋之《岳飞评传》和刘秀生《岳飞评传》，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和叶适《水心别集》之《四屯驻大兵》无一引用。邓广铭《岳飞传》、王曾瑜《岳飞新传》则有选择地引用了《四屯驻大兵》“玩寇养尊”和“任数避事”八个字。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云云，上述几种岳飞传记都避而未用。 (46)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写于1924年10月30日，原刊《现代评论》第1卷第4期，1925年1月3日出版；亦见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1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53页。 (47)王鹏运：《花间集跋》，见《四印斋所刻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2年，第551页。 (48)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例言，第3页、第4-5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第311页。 (49)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第2-3页；亦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1-262页。 (50)教育部印行：《教育法令续编(1933，3-1934，6)》，1934年6月出版，第406-407页。 (51)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8-99页。 (52)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顾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5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下)，《辅仁学志》第十四卷一二合期油印本，1946年，第206页。 (54)“1946年6月23日致陈乐素信”，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97页。 (55)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56)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写道：“意大利的王公拒绝穆拉托里查阅他们档案的要求，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领土权力的证据。詹姆斯派的卡特因为在附注中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疠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便被撤销了伦敦市参议会授予的补助金，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结果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英]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耿谈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0、91页) (57)陈寅恪诗，写于1930年；见《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篑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