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霞[1]2000年在《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创新、效率及政策》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和工业的扩张，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困扰人民日常生活的大问题。以前，灌溉水源主要是地表水（从全国范围内讲），自从70年代以来，新增加灌溉项目的水资源大部分来源于地下水，地下水资源在农业生产（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地下水资源大面积超采和水位逐年下降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传统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和技术的手段，运用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工作者的足够重视。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水资源管理不善是导致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先后出现了将灌溉系统的权责从政府向农民协会和其它私人组织转移的改革浪潮，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水利工程的运行效率，缓解水资源尤其是农业用水的紧张态势。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我国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权责（主要是小型水利工程）也正从政府（或集体）向农民团体（个体）或其它私人组织转移；在村和农户一级，出现了许多产权制度不同的地下水灌溉系统。 由于不同产权制度的地下水灌溉系统对于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水利工程运行效率的影响不同，因而研究其产权变动规律及其相关的效率等问题对于缺水日益严重的我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和实践意义，但是对这方面深入的尤其是定量化的研究国内几乎是空白。 鉴于这种情况，论文总的研究目的是要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实证分析诱导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创新的因素及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和产出水量的相关因素；探讨如何运用更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工具来提高灌溉系统的运行效率、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制定政策的理论和实证依据。根据研究目的我们提出了五点理论假设，并且建立了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经过多次的预调查及与中央和地方水利行政部门官员的深入探讨，我们最终在水资源短缺较为严重、地下水灌溉面积较大、地下灌溉系统产权制度创新较为明显、各种产权制度并存的河北省选择了3个县，并在这3个县中随机抽取30个行政村和87个地下水灌溉系统进行了县级、村级、地下水 灌溉系统的实地调查。 研究结果显示，自从80年代以来，以河北省为代表的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权 制度止逐渐从集体产权制度向非集体产权制度演变，非集体产权制度所占的比例 己经从80年代初期的17％提高到1998年的69％。在集体产权制度中，混合产权 逐渐替代纯集体产权；而非集体产权制度的主体形式是股份制产权制度，个体产 ，权制度主要在90年代中后期发展较为迅速。随着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 新，地下水灌溉系统的运行机制逐渐向市场运行机制转变。在地下水灌溉系统产 权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农民由一种自发行为逐渐向一种自觉行为转变，而政府的 态度则由漠然，到默许，直到目前的积极发动与参与。总体分析表明，地下水灌 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并不是一种政府推动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是政府在放 松约束下的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行为。 数据的单因素定性分析显示，自从80年代以来，30个样本村的年均地下水 位逐年加速下降，灌溉用水中地表水所占的比例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数据分 组分析显示，年均地下水位越低，非集体产权所占的比例也越大；另外，灌溉用 水中地表水所占的比例越小，地下水开采利用程度越高，非集体产权制度创新的 可能性也越大，可见水资源短缺程度的加大很可能是导致产权制度创新的重要因 素。相对于趋于增长的农民经济实力而言，集体经济实力总体看却是不断衰落的； 而且集体的经济实力越弱，非集体产权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也越大。随着农民文化 程度的不断捉高，农民的组织经营能力和市场经济意识不断强化，因而就为非集 体产权制度的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生莫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的基础。社区人均耕 地面积越小，生存环境越恶化，非集体产权制度产主的可能性就越大。分组分析 的总体趋势表明，得到水利财政补贴的村的数量越多，而得到水利信贷的村的数 量越少，非集体产权所占的比例就越高。随着市场发育程度和商业化水平的提高， 两业化性质不显著的集体产权制度的地下水灌溉系统就会向商业化性质显著的非
王金霞, 黄季[2]2004年在《滏阳河流域的水资源问题》文中研究表明根据对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最严重的滏阳河流域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部门和上下游用水者之间用水竞争程度的加剧,流域从开放向闭合的转变,地下水位的逐年下降及引致的环境问题,节水的空间也变得十分有限。解决未来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如何运用政策、制度和经济措施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管理,提高灌区的运行绩效和实现有效的产权制度创新。
田圃德[3]2003年在《水权制度与水权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水权、水市场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节约、保护、配置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实现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水利改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实现现代水利和可持续发展水利的必由之路。 本文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水资源严重短缺，供需矛盾异常突出的现状，在学习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和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的新思路、新途径。本文研究并建立了水权体系，重点提出了一般水权、流域水权和特定用途水权等三个重要概念，同时对水权制度构成及其法律定位进行了分析。 本文对水权制度创新及效率分析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建立了水权制度创新诱导因素的理论框架(模型)，结合水资源紧缺的黑河流域实际资料进行了初步分析。本文定义了水权制度创新影响和潜在收益及其计算方法，从理论上提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水权及水权转让价格确定(数量化)和确认(制度化)的方法和程序，并对培育、发展和规范水市场提出了政策和制度建议。 研究表明，日益宽松和开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有限的财政资源状况，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水资源管理效率低下以及国家实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迫切战略要求，是导致水权交易制度最终逐渐建立和发展的主要诱导因素。我国建立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的外部激励环境已经逐步基本形成。 研究表明，建立水权体系和水权市场的目标是，抑制宏观意义上的过度用水，恢复和保护水资源体系的正常与健康运转，并不断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从现有水资源管理体系向水权体系过渡期间的政策目标是，在尽量不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形成水权制度和水权市场。为此，本文建议选择水资源稀缺比较严重的某个流域进行试点。
李友生[4]2004年在《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水资源严重缺乏。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四分之一。我国又是世界上第一灌溉大国，1999年灌溉面积已达到8亿亩。到2030年前后我国的粮食需求量将比现在提高50％左右，在耕地面积的拓展范围有限的条件下，灌溉面积的扩张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 我国在灌溉农业的发展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农业水资源生态环境恶化等。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农业用水效率低下则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目前生产单位粮食用水是发达国家的2到2.5倍。而造成农业用水低效率的原因一是节水技术本身的落后，二是农业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使得节水技术的发展和落实的激励机制缺位，并难以为节水技术的推行和贯彻提供制度安排上的保障。在现行农业水资源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中，尤以水权、水价和水市场等合理制度的缺乏和灌溉系统管理制度上的缺憾为突出。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发，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探讨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涵，对水权、水市场安排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的制度激励、水价制度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的经济激励、灌区管理制度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的经济利益主体以及节水技术的应用对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经济分析做了研究，并对水权、水市场安排、水价改革、灌区管理制度改革以及节水技术供给与水资源利用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 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和文献回顾，含第一、第二章。本部分提出了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介绍了研究思路与方法，并对前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 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框架部分，主要由第三章构成，该部分提出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性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涵，以及如何实现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途径，并提出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产权、市场和政府实现农业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部分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分析，包括第四、五、六、七章。首先对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两种手段的结合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分析，对我国水权、水市场理论进行了可操作方面的探讨。认为通过引入市场配置手段，水权的所有者才能通过有偿的市场进行水权交易，提高水的使用效率，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权、水市场安排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制度激励。 然后本部分分析了水价制度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的经济激励，对我国现有水价制度弊端隐含的经济学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水资源价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单纯的狭义的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忽视了水资源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导致对水资源的大量需求，引起水资源的大量浪费。基于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价政策导向则应改变我国目前水价结构单一的现状，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 接着本部分进一步对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制度保障因素进行分析，用产权制度创新的理论解释了自主管理灌排区在中国得以实践的根源，认为灌区管理制度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经济利益主体;在自主管理灌排区框架下建立以用水者协会为核心，推行灵活多样的经营管理方式加强经营管理将取代原先的小型农村水利改革应成为农村水利工程改革的核心，集体水权向用水者协会过渡是一个必然选择。 最后本部分对节水行为的最终落实手段一节水技术一与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与分析，对有关节水技术应用的可行性以及节水技术应用制度与政策激励进行了经济分析和可持续评价;认为水权、水市场的建立，水价的提高，以及国家对节水的投资都会促进用水者协会或其他经济利益主体对节水技术的应用，从而最终导致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文章的最后部分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创新政策建议如下: 1、由于水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等特点，单纯的市场机制、单纯的政府机制、或者单纯的产权机制都不能实现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政府宏观调控下产权明晰的水资源准市场配置是实现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 2、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机制和管理机制，利用经济杠杆促进农业节水，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推进水资源价格合理化，依据资源总经济价值理论和社会成本定价方法确定水价，以促进农业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4、鼓励更多的用水者参与灌区管理，以改进灌溉工程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将水权赋予用水者，推行灵活多样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灌溉用水效率。 5、建立农业节水科学研究、推广、咨询、服务机制，为农业节水制度安排提供技术和落实手段上的保障。
武华光[5]2006年在《山东省灌溉水资源利用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当前山东省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水资源成为山东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而水资源日益短缺以及浪费现象的并存更使得我们越来越需要反思当前水资源利用管理方式，农业作为用水大户，灌溉水资源利用管理不善逐渐被认同为是导致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灌溉水资源的利用管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本论文试图在借鉴国内外关于灌溉水资源利用管理的研究理论与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博弈论等诸多理论做为指导，在区分不同类型灌区(引黄灌区、水库灌区、井灌区)的基础上，通过对山东省灌区灌溉水资源利用中的用水管理、供水管理、取水管理问题进行分析，设计出有利于山东省节水的灌溉水资源利用管理制度和规制政策，可以直接用来指导灌溉水资源利用管理的现实实践，为提高和改进灌溉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灌溉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服务。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 (1) 当前山东省水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使我们意识到变革灌区管理制度是改善灌溉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农业节水的重要措施之一。灌溉水资源产权理论制度分析表明灌溉水资源属于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并且灌溉水资源的利用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而灌溉水资源使用者的博弈理论分析也表明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设计，灌溉工程设施存在严重“搭便车”现象。另外灌溉水资源的产权理论分析则表明合理的灌溉水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可以内化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产权主体对未来收益的合理预期，提高信息的完备性，具有激励作用。这一系列分析结论为进一步研究灌区灌溉水资源利用管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就当前山东省灌区灌溉水资源的用水制度而言，引黄灌区以及水库灌区依然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或集体单一集权管理的灌溉组织模式。灌区灌溉工程设施产权不清，同时不尽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造成水价偏低。现行灌溉用水制度无法对农户产生节水激励，落后的灌溉技术以及用水计量方式使得灌溉水资源浪费严重。而在以小型灌溉工程设施为主的井灌区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多数井灌区都进行了灌溉设施产权制度改革，革新了灌区用水制度，充分调动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积极性。使得井灌区农户行为及其绩效要优于引黄灌区与水库灌区，表现在亩均用水量控制、节水灌溉技术应用等诸多方面。凸现了灌区用水制度变革对农户节水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 (3) 对于山东省灌区灌溉水资源的供水管理来说，引黄灌区以及水库灌区的供水
蒋俊杰[6]2005年在《我国农村灌溉管理的制度分析（1949-2005）》文中提出我国现有灌溉工程大部分是在20世纪的50至70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兴建的,经过长期运行,早已老化破损。农村灌溉中缺水、浪费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同时并存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我国灌溉管理从建国后至今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从统一管理到小规模灌溉基础设施的民营化到水市场的形成再到参与式灌溉管理。这一变迁实际上是我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灌溉领域的重构,体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本文围绕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试图解释各种政府投资修建的水利基础设施普遍出现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寻找农村灌溉基础设施与水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综合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与博弈论的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基础上归纳了一个分析框架:(1) 制度与人的关系。(2) 物品属性与制度安排。(3) 制度变迁:制度演进的方式、动力与效应。(4) 国家(政府)的作用及其限度。(5) 社会结构(社群属性)与制度:社会资本对自主治理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兴起了全国性的兴修水利工程的热潮。农田水利建设在“大跃进”时期达到最高潮。人民公社是低效率的,但通过其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意识形态等要素成功地克服了灌溉基础设施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农村普遍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生产责任制,并且改革政社合一制度,最终取消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全国开始普遍建乡。公社解体后,集权供给模式失去了组织依托,但是公社时期建设的水利基础设施依然要运行与管理,这与新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生制度性碰撞。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掀起了小型灌溉设施民营化的浪潮,主要形式有承包、租赁、股份合作、拍卖等。但是,由于市场化方案中产权的界定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产权实施过程中,很有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督成本高昂等问题,因此,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化方案可能存在失灵。由于长期以来灌溉设施资产关系紊乱,资产底数不清,土地使用权作价也难以确定,还有些财产所有制性质因多次变动造成所有权模糊,重新界定产权的成本非常昂贵。因此,在以产权为基础的承包、股份合作、拍卖等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纠纷。论文分析了在民营化过程中政府的有限性与运作空间。 随着水资源开始成为稀缺性的经济资源,用水竞争性开始凸现,区域间水事冲突日益增多,建立水资源产权制度也非常紧迫。水市场的运行取决于三个重要环节,即水权的界定、水价和水权交易管理。农业水权属于水权理论的一个范畴。
张宁[7]2007年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农户参与式管理及效率研究》文中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以来，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主要实行以村委会为主的村集体直接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因难以适应市场化条件下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致使我国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存在“产权不清、主体缺位、工程老化、效益衰减”等现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近几年来我国不少地区开始探索实行“承包经营”、“股份合作”、“水利会”等各种形式的农民用水户参与式管理模式，这为提高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效率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有关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参与式管理模式及其效率问题，至今在国内学术界尚未见有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全面、系统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公共产品管理理论、效率经济学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实地调研数据与资料，构建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参与式管理激励机制模型，对参与式管理的激励机制进行了理论设计和实证分析；然后在此框架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农户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揭示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参与式管理模式的内在形成机制，并基于前沿生产函数和线性非效率模型分别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的管理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浙江不同地区五种主要参与式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据此进一步提出了有关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包括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包括第2章，主要是在综述有关公共产品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探讨和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问题及其成因和解决方式等重要观点，指出现有研究局限于对农业灌溉管理制度与政策等宏观层面的探讨，缺乏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参与式管理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第二部分包括第3章和第4章，涉及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发展状况及国内外管理实践经验及启示，本文首先运用实地调查与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及浙江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发展现状、发展特点、管理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中国台湾农田水利会、日本土地改良区、韩国农业基层公社等农民参与式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总结，并结合我国现状，给出有关启示。第三部分包括第5章和第6章，涉及农户参与式管理激励机制和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首先，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农户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激励机制模型，分析了政府投资力度、组织管理效率、报酬分享机制和个人质量特征等因素对农民参与式管理的影响，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了涉及农户参与方式变化的4个理论命题。在此基础上，以浙江为例，对农户参与激励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仍缺乏农户参与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激励机制，农户参与管理的民主决策是保证农户有效参与的必要条件，农户的非报酬性参与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第6章以农户的理性假定为出发点，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首先对农户的参与态度、参与意愿及行为取向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参与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揭示农户有效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的自愿性参与是构建参与式管理模式的关键因素，激励机制的存在与否影响农户的参与程度及其效果，农户的风险规避态度及对管理组织的不信任对其参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农户参与行为因其不同的个人或家庭特征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第四部分为第7章，涉及参与式管理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根据对浙江697个农户和30个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首先采用动态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量化评估，探讨不同地区和不同管理模式的管理技术效率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线性非效率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管理技术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水利会”模式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管理模式；扩大非集体产权结构、建立用水收费制度和提高农户参与程度将有助于提高管理技术效率，其中，农户交纳水费意愿与户主文化程度、家庭用水总量、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但家庭用水来源、家庭总收入对农户交纳水费意愿的影响却没有显著联系。另外，农业水价和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户交纳水费意愿的影响也比较大。第五部分为第8章，对当前浙江不同地区、模式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参与式管理进行了案例研究。在个案分析中，利用上述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采用图形描述法，对浙江省不同地区五种主要参与式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提出其模式特点、适用性及改进之处。第六部分即第9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简要总结，并从激励制度、人力资本、资金投入、产权制度和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农户自主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构建有效管理模式的政策与制度环境。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有关理论，采用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案例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农户层面，深入研究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参与式管理的激励机制、参与行为、管理模式及效率问题，揭示了农户有效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内在机理。这在理论上突破了国内现有研究至今仍局限于农业灌溉管理制度与政策等宏观层面的探讨，提升了我国农户参与式水利工程管理理论；在方法上，使研究更具规范化和科学性；在成果上，提出的有关观点对建立能适用于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模式，促进我国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穆贤清[8]2004年在《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保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生命资源，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水危机。由于水资源的匮乏，加上长期以来的无偿或低价使用，使得中国农用水资源近乎于自由进入的产权虚置状态，水资源利用效率极低，农业灌溉系统处于恶性循环之中。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水资源治理途径的研究仅停留在完全的国有化或市场化。本研究在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农用水资源和灌溉系统具有明显的公共池塘资源特性，结合目前中国的农地制度和水利资产管理体制的背景(影响水权安排的重要现实因素)，作者认为集体产权是灌区水资源产权安排的方向，进而集体行动的治理结构是农业灌溉系统末级管理的理想选择。水利灌溉工程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努力扩大灌溉工程规模的同时，政府也为此背负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并且由于长期以来重建轻管，体制不顺，灌区基础设施老化、损毁情况严重。中国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户分散经营，集体经济衰退，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管理服务组织缺失，同时，由于农民兼业现象普遍，以及受限于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致使农民在公共资源管理方面难以实现合作。本文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阐述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下重构作为农村水资源集体管理的组织载体一农民水利合作组织的重要性，论述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产权制度基础和组织保障机制。农民用水者协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形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但目前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特点、性质和组建程序进行了描述。农民参与灌溉管理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实际上，我们对水资源的集体管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用水者协会的宏观制度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它与我国农民过去对水资源的集体管理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农民用水户协会推广比较成功的地区，实际上有着深厚的集体管理基础，即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比较充裕。农民用水户协会的推广应根植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是国外经验的本土化过程。自1995年湖北省漳河灌区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民用水者协会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在我国的十多个省区得以推开。本文选取了五个灌区的用水者协会实践过程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这些灌区分布于华中、华东、华北和西北地区，自然条件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保障研究社会经济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有些灌区属于世行项目区，有些灌区并非世行项目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案例的代表性。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农民用水户协会在各灌区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它对于改善灌区水利基础设施状况、水费收取、改善用水秩序、减少水事纠纷、提高用水效率和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推动灌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当然，农民用水户协会并非唯一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模式。 当前我国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管理方法和法律框架并不成熟，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制约因素。本文从完善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财产权利基础和提升灌溉管理集体行动空间的角度出发，提出通过改善制度转换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变量来为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空间。通过充分的灌溉管理职权转移重构灌区农业用水集体管理的组织载体，规范政府的角色，并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在灌区形成集体行动、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复合型水资源治理结构，以促进灌区灌溉系统的持续高效运行和发展。关键词:灌溉系统产权集体行动治理结构用水者协会管理绩效
周玉玺[9]2005年在《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与政策选择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的水资源短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日趋严重。传统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借助于工程技术手段,运用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和水资源管理者的足够重视。随着可经济开发的水源越来越少,边际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单纯依靠兴建水利工程满足水资源需求日趋艰难。水资源短缺,除自然环境影响之外,人类开发利用行为的不当是一个重要因素,水资源管理不善也逐渐被认同为导致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鉴于技术在化解水资源短缺危机的能力有限的条件下,运用制度手段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突破水资源短缺危机的制度瓶颈,关键是要进行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通过改善制度安排,从而改变人类行为,达到化解水资源危机之目的。 随着人类需求的增长,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对稀缺水资源的竞争利用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逐渐成为影响水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因素,水资源管理的重心逐渐转向如何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上。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提高促使了水资源价值的提升,由此加剧了人类对水资源的争夺,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成为现代水资源管理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按照资源管理的一般范式,资源管理的目标是实现长期动态平衡,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框架也应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进行设计。为此,基于水资源短缺的制度原因分析,指出我国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的诱导因素,分别从水资源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设计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制度安排,以及水资源供求均衡的形成机制和供求失衡的解决机制,重新定位政府水资源管理的政策取向,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本文主要研究内容结构如下: (1) 水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基于我国水资源供求现状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结合水资源的自然特性和经济特性,提出了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避免“公地悲剧”、消除集体行动的困境、形成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形成长期合作博弈的制度约束以及响应公平和效率均衡的需求。水资源管理是综合运用制度、经济与政策措施,实现水资源的长期稳定的供求均衡,为实现稀缺资源永续利用的基本目标,水资源管理应遵循效率、公平、可持续和整体性原则。通过比较分析了现有水资源管理形式以及水资源国家集权管理制度、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制度、分权管理制度和参与式管理制度四种模式及其绩效水平,指明了水资源管理制度变迁的方向,需要根据水资源供求形势的变化,重新定位水资源供求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制度内涵,通过制度创新协调多个利益
王金霞, 黄季焜[10]2002年在《机电井地下水灌溉系统分析及其技术效率——河北省机电井地下水灌溉系统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于对河北省机电井系统的实地调查 ,建立了机电井系统供水量的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所有制、治理机制和系统规模等是影响机电井系统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 ,非集体所有制的技术效率明显优于集体所有制。同时对如何引导灌溉系统的持续高效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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