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和“复调”的文学史——读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程光论文,吴晓东论文,刘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的“重写文学史”②思潮可以说是当代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虽然“重写”的对象是“文学史”（严格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背后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不同的“权力”、“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新“编排”，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历来就备受关注，不仅当政者十分重视，普通人对它也敬畏有加。大概因为‘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更事关国家历史神话体系的建立与意识形态运作”③。“重写”固然印证了“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的经典说法，却也透露出中国处于百年变革中历史的剧烈变动性。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其生也晚，但是从其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描述方式来看，它都属于“重写文学史”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且正因为该文学史的写作时间已经接近于所谓“重写文学史”终结的时刻④，因此，它更具有视野和知识上的“后发”优势，从而从一般意义上超越了前此的“重写”成果，构成某种对“重写”的“重写”。这种双重（甚至是多重）视域生成了一部以“对话”和“复调”为主导写作意识的文学史，“对话”和“复调”不仅是该文学史的“观念形态”（史识），也是其具体的论述策略和方式。
80年代以来，“现代化文学史观”成为继“进化论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占主导性的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继承了“现代化”的文学史观念，在开篇的绪言中，作者即对此进行了陈述：“在20世纪中国社会苦痛焦虑、忧患不断的历史进程中，贯穿着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总主题。这必然会深刻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的基本面貌和走势，赋予它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性格。”⑤不过，该文学史对“现代化”的理解比李欧梵等人更为开放，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趋势，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结果。在作者看来，“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一个“现代性”的结果，恰恰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处于一个“社会大振荡、大阵痛、大调整”的特殊时段，所以，现代性更有可能只是一个“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特色的一种文明形式，一种精神状态”。⑥正因如此，在该文学史中，“现代化”不仅在时间的维度上展开（进化史观），同时也在空间的维度上扩散，“笔者注意到，在社会时势、知识集团、文学与群治、文学与政治、大学、城市、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等等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意义上的‘文化网络’。正是这一文化网络的联姻、对峙、融合和冲突，才促成了文学史的生产和文学知识的生成。”⑦基于这种对“现代化”比较全面、开放性的理解，该文学史解决了此前一些文学史一直没有处理好的矛盾：作为普遍的现代化历史观和作为特殊的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之间的冲突和张力。由此，通过各种文学史构成因素之间的对话，努力接近历史的“现场”。
“对话”意识贯穿于该文学史的始终。比如在论述“文学启蒙”这个问题时，它质疑了80年代以来盛行的“启蒙与救亡二重变奏”的流行观点，认为“它们是现代化总目标的基本的张力，却不能说是唯一的矛盾”。因此，该文学史放弃了“启蒙——救亡”的线性描述，而是把“启蒙”作为一个问题纳入到具体的作家和作品中来讨论，由此意识到，启蒙并非一个大而无当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启蒙——反启蒙”的对话方式一直纠缠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人的思考和写作中。在讨论现代文学的发生的时候，该文学史也摒弃了用一个具体的时刻或者事件来进行标志的方式，而是通过胡适和梁启超两个人对“新文学”的不同“叙述”着手，把“现代文学”的发生问题转化为“结构性”转换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种“对话”之中，现代文学发生的诸多条件如知识主体、报业、学会、拼音化运动等等才进入了文学史叙述的视野，而这些在以前的文学史中基本上是被忽略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学史对“左翼文学”的处理。我们知道，80年代以来，因上述“重写文学史”中观念的“偏至”，在很多的文学史著作中，“左翼文学”建国以来的“优先地位”要么被削弱，要么被干脆取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出于对“革命宏大叙事”的规避，主要还是在文学史观念上把“现代性”和“左翼文学”两者简单对立起来，而没有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该文学史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对来说比较中肯，在第九章“时代激流中的左翼文学”中，“左翼文学”被置于一个比较开放的时空之中，时间上它被叙述为自现代文学发生以来“为人生”的文学的继续，空间上它被纳入“世界性”的左翼文学潮流。在这种视野中，“左翼文学”就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而是意识形态、先锋实验、商业操作等多重力量作用下的文学话语类型，通过对这些历史侧面的“还原”，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隐秘关联被叙述出来，用程光炜的话来说，就是“反抗现代性的现代性”，这种说法固然有点绕口，但却是目前较为妥善的一种论述方式。
该文学史的作者深深体会到，所谓文学史写作，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文学叙事权力问题，没有任何一本文学史是真正客观、公正的（如果真有所谓客观和公正的话）。该文学史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利用文学史叙事权力去论证一个庞大的“逻各斯(Logos)”，无论这“逻各斯”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学术霸权话语。而是“通过大量的、不断的、多样的分析和解释，……发掘出文学史文本中原不存在的、需要花费很多辛苦和精力才有可能发现的文学史文本更多的构成因素。”“通过对这些文学史构成因素的讨论，目的是想重新审视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未能质疑的所谓‘历史选择’的正当性。”⑧正是通过这些元素之间的不断的对话、辩驳，一部以“走向现代化”为主调，以扎实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社团杂志等为声部的“复调”文学史才得以建构生成。
毋庸置疑，虽然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势能在90年代末已经耗尽，但“重写”却会继续下去。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过多的重写会带来历史的“相对主义”和“虚无感”，⑨但是正如柯林伍德在《进步哲学》一文中所言：“你有确信的勇气吗？如果你有，如果你认为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那么导致做这些事的历史进程就被它的结果正当化了，它的运动就是一场向前的运动。”⑩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可能还会面临被“重写”的命运，但是，在其自身的历史时段内，它完全具有值得推崇的进步的意义。
注释：
①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该书的第1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
②一般来说，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学》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被视作“重写”事件的开始，实际上，作为一个学术思潮，它至少可以追溯到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1985年。
③王光明：《问题文学史》，《读书》2004年第1期。
④旷新年在《“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中提出该观点，见《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⑤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页。
⑥程光炜在《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一文中引用美国学者英格尔斯的话表述其对于“现代性”的观点。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⑦⑧程光炜：《知识·权力·文学史》，《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⑨比如吴亮在《有没有一个文学史》一文中就抱怨：“其实没有文学史，有的只是对文学史的想象……至于重写文学史，就是重写人们不断需要的新的文学史”。收入《闲聊时代》，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⑩［英］柯林伍德：《进步哲学》，见陈恒等主编《新史学》第3辑，“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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