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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投资率再次在高位上攀升，并居高不下。与自身的历史相比较，2005年我国的投资率已达到43.4%，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年份之一。1998-2005年的平均投资率为39.6％，比1978-1997年平均水平高2.6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近一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比一些国家历史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还要高一些，如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大体在30％-35％之间，韩国基本在37％以内。
今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7％，比上年同期加快了4.9个百分点。而与消费相关联的指标——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为12.8%。从新开工项目和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等先行指标看，一季度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了42％，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30.1%。如此发展下去，投资率过高的问题仍难以解决。为何会出现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呢？
高投资率形成的主要原因
造成当前投资率提高的因素很多，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投资者的偏好。这与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
从企业投资者的层面来看，由于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不是很充分，企业的所有者没有拿到应有的红利，这使得企业掌握的营业盈余比较大。对此，需要进行投资。具体的投向有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实业投资，另一个是进行金融投资。在现阶段，进行实业投资比较容易且踏实，尤其是简单扩张，万一失误，遭受惩罚的程度也比较轻；而金融投资则由于制度上的相关规定和投资本身的复杂性，风险比较大，企业一般不敢也不愿意轻易尝试。所以，企业的投资偏好是与固定资产投资紧密相关的实业投资。
从政府角度，尤其是地方政府角度看，由于我国税收体制的原因，也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尽快显示出政绩等等，同样偏好固定资产投资。
个人投资者也是如此。东方传统的文化就是攒钱，盖房子，搞实业投资，就是要能够留下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再加上我国的一些改革还不到位，民众对今后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的预期不确定，甚至预期今后会花更多的钱，这就更加重了上述投资偏好。
第二，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对于一些想投资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全，存在品种单一、规模狭小、品质不高的问题，也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投资选择，强化了投资实业和存钱储蓄偏好。
第三，与我国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新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固定资产投资较多。2001年-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近30万亿元，比前20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还多。
第四，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加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1998年后，我国城镇居民住房制度进行了改革，福利分房被逐步取消，长期被压抑的居住消费需求迅速释放，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从1998年到200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由3614亿元增加到15759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2.7%，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7.9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5年的17.8%。
此外，国外投资者近年来也看好我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外，靠其他金融投资进入我国比较困难，加上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外商投资的领域也大多与固定资产投资有关。即使为了投机也只好进入房地产行业。
客观看待高投资率
如何客观看待当前我国的高投资率水平，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要看到其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不可比之处。主要体现为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引致的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加。这是多年被压抑需求的集中释放，具有一定程度的弥补历史欠账性质。2005年，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是17.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GDP的48.6%，假设房地产投资占比恢复到1998年12.7%的水平，那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会随之下降3个百分点以上，投资率也大致会下降到40％左右。
二是要看到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我国经济处在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追赶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高投资率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亚洲四小龙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较高的投资率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是也需要清醒地看到高投资率不合理和不可持续的一面。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不是单纯的投资，从长期看，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相对较慢，投资与消费关系扭曲的格局难以持续，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会加大资源约束与环境保护的压力，不利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现行的不少投资项目仍直接或间接地有政府支持的背景，这些项目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特别是国有银行贷款，一些项目，特别是与形象工程有关的项目，投资效益比较差。这种格局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和金融安全构成威胁。支撑高投资率的高储蓄率也潜藏着风险。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由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尚处在劳动年龄阶段，老龄化程度还不高。15－20年后，这一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加上年轻一代借贷消费观念的逐步形成，支撑当前高储蓄率的因素将会逐步弱化。
解决问题的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高投资率有其积极和合理的成分，对于其中的不良诱因，确实应该采取措施加以消除，但如果力度过大，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冲击。因此，宜在采取断然措施，不再任其进一步攀升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通过严格依法行政，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有效地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运用税收和信贷杠杆，使其逐步回落到合理水平，以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逐步趋于合理。
首先通过改革逐步减弱地方政府靠投资发展经济的冲动。一是要研究税收制度的改革，消除地方政府直接上项目、搞投资的基础动因。二是加强对各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收支管理，防止地方政府一方面拖欠公共产品投入，另一方面搞形象工程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特别是要继续严格控制好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逐步弱化地方政府动用资源上投资项目的能力，实现釜底抽薪。三是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产品直接投资的功能。眼下要特别制止政府变相为企业投资担保的问题，消除投资膨胀的制度基础。四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切实改变干部的政绩考核方式。要建立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的、全面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其次是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通过改革促使商业银行的行为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既考虑盈利也考虑风险，既考虑短期也考虑长远。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宽投资者的投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