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变动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心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变动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尽管樊杰、W ·陶普曼率先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工业重心的变动状况，但有关中国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研究仍然可以说是近乎空白。本文的出发点正是力图通过对中国经济重心变化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希望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认识。
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同时引入政策重心的概念，以便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一、关于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的概念
重心通常是指区域空间上的某一点，在该点前后左右各个方向上的力量保持相对均衡。找重心实际上也就是找平衡。就经济重心来说，假若区域空间上有两点A、B，且A、B 两点的经济实力相同（比如说都为G），则经济重心必在A、B两点连线的中点位置；但假若A 的经济实力为G[,1]，B的经济实力为G[,2]，且G[,1]＞G[,2]，则经济重心必在A、 B两点连线上靠近A的地方，达到平衡的前提条件是L[,1]G[,1]＝L[,2]G[,2]，M即是经济重心所在的位置。不过，在一个国家拥有若干次一级行政区域时，计算经济重心一般更多地借用地理坐标来表达空间上的距离概念。设i省经济总量在全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为G[,i]，其省内经济重心的地理坐标为（X[,i]；Y[,i]），X[,i]和Y[,i]分别为经度值和纬度值，则全国经济重心的地理坐标应为：
ΣG[,i]X[,i]ΣG[,i]Y[,i]
X＝────────Y＝─────────
ΣG[,i] ΣG[,i]
图1 经济重心的一般图式
在计算我国的经济重心时，我们采用各省省会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代表各省的经济重心。
政策重心的计算方法与经济重心基本相同，但我们选取了各地区基本建设投资为计算指标。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基本建设投资是国家和各个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基本建设投资的分布状况基本上能够反映国家经济政策的倾向性，一个地区某一时期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较大，通常反映国家在经济政策上更重视该地区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了有利于沿海省份、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发展的政策，政策倾斜的内容也日趋多元化，除了投资外，还包括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税收减免、人事管理等方面的优惠内容。但是，鉴于基本建设投资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政策的倾向性，而且每当国家区域经济发展重点有所转移时，势必要求所有相关政策与之配合，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应调整自不可免。由此可见，基本建设投资重心的变动能够折射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变动轨迹。另一方面，基本建设投资的数据在改革开放前后相对完整，这也使得分析计算易于进行。由此可见，用基本建设投资重心来说明国家经济政策重心的变化带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中国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的变动轨迹
通过计算，我们得到了若干年份我国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的数据与图表（参见表1）
表1.中国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所在地理位置的变化
单位：度
经济重心 政策重心
时间时间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1952年 115.18 33.87 一五时期 115.20 36.47
1957年 115.00 33.69 二五时期 113.99 34.88
1965年 115.04 33.73 三五时期 112.30 33.67
1970年 115.44 34.76 四五时期 113.65 34.18
1975年 115.44 34.03 五五时期 114.07 34.64
1980年 115.19 33.71 六五时期 114.47 34.28
1985年 115.01 33.46
1990年
114.36 33.72
1990年 114.83 33.14
1995年
114.37 32.55
1995年 115.05 32.79
我们先来看政策重心的变动。
一五时期，政策重心的位置为东经115.20和北纬36.47， 大约在河北南部县城馆陶东南4公里处。这一期间， 出于利用东北工业基础和抗美援朝的考虑，国家集中了全国建设投资的1／4对东北的冶金、煤炭、机械等重工业进行规模的新建和扩建，除此而外，还加强了兰州、西安、包头、太原、大同、郑州、洛阳等黄河中游工业城市的建设，因而使基本建设投资的重心明显偏北；二五时期，由于对东北的投资相对减弱以及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和投资决策权的改革，全国各省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高涨，政策重心大约南移至河南中牟北部的万滩附近，在一五基础上直线移动距离约200公里左右；自三五开始， 国家决定进行三线建设，从而加强了中南和西南地区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统计表明，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十一个省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52.7%，政策重心也因此大幅度向西南方向移动，移至河南南召西北40公里左右的石人山附近，在二五的基础上直线移动距离约170公里左右。四五时期， 尽管国家仍然重视三线建设，三线地区十一个省区基本建设投资仍占全国的41.1%，但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已不能与三五时期相比，政策重心也明显向东北方向回摆，在三五的基础上移动了130公里左右， 移至河南长葛以西10公里处。五五时期，随着国家对现代化建设迫切性的认识和沿海发展的重视，基本建设投资重心进一步东移，虽然这一期间改革开放尚未全面发动，但许多成套设备引进项目、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都被布局于沿海或靠近沿海的区域。三五、四五期间，沿海区域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26.9%和35.5%，到五五时期已上升至42.2%。政策重心大约移至中牟东南5公里处，距郑州的距离约在35公里左右。六五以来，国家进一步明确了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先后赋予广东、福建、海南、上海以特殊优惠政策并且开放了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政策重心相应不断南移：六五时期移至通许以南20公里处，在五五基础上直线移动约60公里；1990年移至周口西北的逍遥镇附近，在六五基础上直线移动约60公里；1995年移至河南南端县城正阳附近，直线移动距离约105公里左右。
再看经济重心的移动。
1952年，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东经115.18和北纬33.87的位置， 大体相当于在河南东部郸城以北25公里处，尽管一五时期国家强化了对北方各省尤其是东北的建设，但到1957年经济重心还是向西南方向移动，但直线移动距离很小，约为27公里左右，这大概与我国在当时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南方气候资源较好，农业经济恢复较快有关。1965年在1957年的基础上稍向东北方向移动，但总体来说，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虽然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相对偏北，但经济重心的位置却相对稳定，不因政策重心的变化而产生大幅移动。1970年，全国经济重心的位置移至东经115.44和北纬34.16， 大体位置在河南民权与山东曹县的交界线上，相当于由1965年的位置向东北方向移动了110公里左右。 而此时三线建设却在西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可能与五六十年代在北方诸省建设的一些大型工业项目逐步形成生产能力有关。其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便一直向南移动，1975年在1970年的基础上向南移动了约65公里，1980年向西南移动至接近1965年的位置，1985、1990年又先后向西南方向移动，分别移至项城东北的新站附近和安徽临泉正西30公里处，直线移动距离分别为25公里和50公里，1995年在向南进一步移动中发生向东偏转的现象，重心移动到新蔡以东约10公里处，直线移动距离约40公里左右。
从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的变动轨迹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无论是从年度间还是从整体上看， 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要远小于政策重心。政策重心每5年的移动距离平均超过100公里，而经济重心每5年移动距离不超过25公里。
（2）政策重心与经济重心都主要表现为南北方向上的移动。 政策重心在南北与东西方向上移动的距离都很大， 东西向最大移动距离约260公里，而南北向最大移动距离达450公里。经济重心在南北方向上最大移动距离为200公里左右，而在东西向上的移动距离只有60公里。
（3）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的变动有一定的关系， 但一般慢于政策重心的变动。比如，70年代经济重心的北移与其后的南移，都慢于基本建设投资重心的变动节拍，这说明基本建设投资要经过一段时期在规模上的累积才能形成产出效益。
（4）政策重心总是位于经济重心的西部。 虽然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的位置都主要分布在河南省范围内，但经济重心一直在河南省东部邻近山东与安徽的位置，而政策重心一直在河南中部地区。这种格局的长期存在，说明了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投资效益要好于西部，尤其是三线建设时大量在中西部的投资，并未引起经济重心的西移，其教训十分深刻。这也说明，如果能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与效益优势，必定会大大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其实，也正是确立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想，政策重心明显东移后，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才表现出同向南摆的特征，全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明显加快。
三、经济重心南移的理论与政策含义
经济重心向那个方向移动说明那个方向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也说明区域经济矛盾在那个方向上表现更为突出。改革开放前后，经济重心主要在南北方向上移动，说明了区域经济中的矛盾主要在南北方向上展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说明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明显地快于北方。正是在这点上，与人们流行的看法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东西方向上的区域差距并不是中国主要的经济差距，而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却一直是中国区域差距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三大地带的经济差距确实在不断扩大，为什么经济重心没有在东西方向上移动而在南北方向上移动呢？
问题恐怕只能作这样的解释，那就是：三大地带的划分有不尽科学之处。按通行的划分方法，东部地带包括了北自辽宁南到海南的十二个省市，但从自然地理空间上看，位于中国最东部的三个省份是辽宁、吉林、 黑龙江。 改革开放以来， 东三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1980年，东三省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约为13.4 %， 而到1995年已下降至10.3%，如果我们一方面说东西差距在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又声称处于最东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相对衰落，这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然而，从经济重心的变动来看南北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却是合乎情理的，由于沿海区域与东三省都处于经济重心的东部，而且尽管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引起经济重心向东移动的份额却可由东三省经济地位下降引起的相反变化加以抵销。因而经济重心没有出现明显地东移。但就南北方向上看，东三省远远地位于全国的经济重心以北，而江苏以南新成长的沿海区域位于经济重心以南，北衰南兴的迭加结果只能加速经济重心南移的速度。
我们这里以秦岭——淮河为线，将小麦主产区的山东、河南纳入传统意义的北方省区范围，这样北方省区即包括华北五省市、东三省、西北五省区和山东、河南两省共15个省市，南方的范围包括除山东外的华东六省市， 除河南外的中南五省区与西南四省区， 也有15 个省市。 1980～1995年，北方15个省市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5.87 %下降至41.22%，而南方15个省市的同一指标由54.13%上升至58.78%。
中国南北之间经济差距的成因虽然多种多样，但是主要应由工业化与市场化速度与水平的不同来加以解释。从前者讲，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推进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区域性。改革开放前出于推动重工业发展的考虑，国家在相当一段时期十分重视重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且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的北方省区的建设，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在北方省份的基本建设投资都占到北南方基本建设投资之和的57%以上，虽然国家对北方的关注也引起了经济重心的一度北移，但由于产业政策在制订中没有遵循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效果并不很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产业发展战略上首先立足于补轻纺工业发展不足这一课，并且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使得轻纺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南方地区（1981年南方轻工业产值占全国轻工业产值的58.7%）的经济得到了强烈的刺激，加之轻纺工业产品在市场上是最早放开的，因而南方地区能够在先行占领市场中获得极大好处。在后来的家电工业大发展中，南方省份再次抓住机遇，捷足先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也远大于北方省份。比较而言，北方省份由于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受集中计划控制较严，产品的计划价格一直低于市场价格，本地轻纺工业品市场又不断被占领，加上没有能力进行结构调整，结果在计划和市场两个方面都未得到好处。可以说，在享受80年代初以来工业化推进带来的收益方面，南方省区要远大于北方。1981年，南方15个省市工业产值占全国的52.87%，而到1995年已上升至61.4%，其中南方的轻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已接近70%。从市场化方面看，虽然北南方在改革开发之初的所有制基础基本相同，但南方非国有经济的扩展速度明显快于北方，1995年，南方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达62%，南方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达67%，南方港澳台直接投资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达81%，事实证明，非国有经济在推动南方诸省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计划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将越来越弱，全国经济重心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继续南移。
应该充分重视南北差距扩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在北方，由于老工业基地缺乏活力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下岗待业职工，而农村中的贫困现象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全国粮食生产重心继续北移，北方居民的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北方的市场有待开拓等都要求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给北方地区以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北方地区有着辽阔的土地，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0%，人口却只占全国的42%左右，随着南方工业化的推进，工农业之间争夺用地的矛盾正日益加剧，并引起南方土地价格的迅速上涨，而且南方的工资水平近年来也水涨船高地不断上攀，生产成本的上升幅度较大都使得北方地区对国内外企业投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北方地区在全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未被充分利用的生产潜力。北方省份多以重工业占优势，1995年在北方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高达64.93%， 而南方的同一指标只有50.35%，另一方面， 我国在产业发展上处于重化学工业化阶段。北方的这种工业结构与我国现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有着天然相关的紧密联系。北方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庞大的工业资产存量也要求在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中高度重视北方工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好北方地区现有的工业基础。相反，如果我们不对北方的重工业加以有效利用而着眼于南方工业的新建的话，将会为此而支付更多的相对稀缺的货币资本，形成新一轮重复建设，并且可能将北方不少地区与企业推出工业化进程之外，加剧南北之间的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唯今之计，国家应充分重视对北方地区工业存量的开发利用，选定重点地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有意识地大幅度增加更新改造投资，使北方重工业的技术水平与装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使原有的工业生产潜力得以释放。除此而外，还应注意推动对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权相对分散化的股份制改革，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吸引外来投资以推动非国有经济的发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北方地区的经济重新焕发活力。
四、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大地坐标原点即自然地理重心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境内，距目前的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都有五、六百公里之遥。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经济差距形成中，既有南北向的经济差距，又有东西向的经济差距，但建国以来经济重心的变动轨迹说明，与南北向的经济差距变动相比较，东西差距的扩大并不十分显著。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相对偏东且远离地理重心，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那就是地理环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一定的基础作用。西部地区虽然面积广阔，但冰川、沙漠、高山、荒原的分布面积也很大，自然地理环境相对恶劣，环境对经济发展和人口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因而在历史上，自汉唐以后，国家就加快了位于东部沿海大江大河冲积平原的开发，经济上的不平衡局面逐步形成，自那时起全国的经济重心就一直处于相对偏东的位置，并且也时常在南北方向上进行摆动。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在东部与西部“底色”上的分异，使得经济重心与政策重心集中分布于国土的东半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东西差距带有天然生成的性质。尽管国家明确提出了缩小区域差距、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方针，但政策重心与经济重心大幅度西移的状况还是不可能发生的。缩小东西向差距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东西差距填平补齐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家都应加强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西部的改革开放步伐，促进西部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
第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效应将逐步减弱，比如就投资来说，1995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重心相对偏西（东经114.37，北纬32.55）， 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重心却明显偏东（东经115.36，北纬33.73），1995年，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有36.9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然更大。以此来看，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经济重心虽然反映区域产出格局的变化，却未必听命于政策重心的变动，也就是说，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在政策重心西移时经济重心有可能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
第三，必须加强对政策重心移动的科学性的研究。从我们对经济重心移动与工业化的研究来看，未来政策重心合理的调整方向是向北移动，这与我们重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重视西北地区的资源开发与脱贫致富，重视华北地区能源开发、现代工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建设是相一致的。我们必须吸取三五、四五时期政策重心大幅度西移的教训，使与政策相衔接的项目配置于最好的发展区位，使政策投入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极大化。
第四，以往人们对中国区域矛盾与区域差距的分析判断往往存有很大的歧见，所得结论也不尽科学。我们认为，实证分析应首先以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因此，有必要把经济重心作为分析我国区域差距与地区发展局势的一个主要指标，长期进行监控，使其成为研究区域问题、制订区域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第五，如果考虑到港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全中国经济重心的位置将会更偏南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