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系统耦合分析
逯 进，吴 莹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提要： 以多系统耦合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三系统耦合模型，以此测算了2005—2017年中国省域人口结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类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而全面解析三系统交互关系的变化特征以及时空差异。结果表明，三者交互作用的耦合度绝对水平较低，且区域间差异较为明显，整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递减态势；同时，三系统的耦合变化与“人口结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经济增长”等三类二元系统的耦合水平变化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关键词： 人口结构；对外贸易；经济增长；耦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实现GDP年均9.9%的增长，人们收入水平也随之快速提高。同时，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国民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而历经较长的“人口红利”期，人口的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幅上升，人口结构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极大发展。然而，一方面，随着人口生育率的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2000年以后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趋势逐步显现，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空间分布不均等结构性失衡亦随之出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由此，人口结构的弱化与经济增长的转型相叠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极大阻力。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人口结构变动通过改变劳动力供给影响一国的要素禀赋，从而改变贸易结构，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在这一态势下，若由人口结构失衡弱化贸易发展水平，将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一道紧迫考题。“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才红利”是关键，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面临挑战；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国需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大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寻求国际合作。因此研究中国的人口结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而艰难摸索前行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经济要想呈现出各方所期待的“内生性”增长，尚须聚焦于这三大方面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
二、研究动态
首先，从人口结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看，诸多学者考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贸易的影响，认为年龄结构主要通过影响国民储蓄、劳动参与率等对贸易产生影响。例如，人口老龄化在加重养老负担，降低储蓄率的同时，与老年人需求相适应的投资上升，抑制出口；劳动适龄人口占比增加，劳动力参与率较高，形成出口成本优势，显著促进产出增加，进而促使贸易顺差增加[1-3]。也有不少学者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要素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将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有利于对外贸易总量的增加和贸易技术的扩散[4]。关于贸易结构对人口结构影响的讨论集中于人口的城乡结构与人力资本两大视角，一方面，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人口城乡结构优化升级[5]；另一方面，国家开展对外贸易，可增强学习模仿能力并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激烈的国际贸易自由化激励国家增加技能劳动人员需求，从而加大企业员工技能培训，均可提升人力资本[6]。但贸易的溢出效应并不能无限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本身需积累到一定水平，例如对外贸易使得中国高等程度教育的人力资本提升更快，而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本却受到抑制[7]。此外，陈维涛利用微观数据库证明，出口的提高不仅能有效促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能够增加其子女的代际教育水平，将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8]。
其次，从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多数学者认为进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出口带来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正外部性，促进经济增长。但近几年，亦有不少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不起显著作用抑或起阻碍作用，揭露出当前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认为目前中国贸易方式粗放，只在总量上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最根本的贸易结构效应无法体现，从而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9]；另一方面，先前出口主要依赖闲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但中国现已逐渐改变传统贸易模式，故而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10]。此外，徐建中实证分析发现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基于FDI强度的双门槛效应，随着FDI强度的不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随之变动，当FDI强度介于某个区间值时，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跨过该值则效应有所减弱[11]。
最后，从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经济增长对人口结构的作用鲜有提及，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主流观点认为后发国家人口红利所具有的“年轻化”和“健康化”特征可促进经济增长。在整体储蓄率水平不变、人口增长率趋缓时，劳动适龄人口会快速增加，这将有助于经济增长；人口红利的快速积累也将有助于整体储蓄率的提高，进而加速资本深化并释放经济增长动力[12]。另一方面，中国城乡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力，城乡结构升级作用到经济结构层面表现为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现今进城的农民工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当他们进城时，城市的人力资本得到了改善，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城乡结构变化导致人口结构变动带来消费升级，通过人口结构的升级积极促进经济增长[13]。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发现，有关人口结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三者两两之间的研究文献已较为丰富，但罕有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轨迹和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解析，因此，本文引入“三系统耦合”模型，着眼于“协调”和“发展”两个角度，全面讨论人口、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协同交互作用机理，并加入三系统间的空间重心距离分析，以此反映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的差异，以及三类二系统如何影响三系统耦合度。
据悉，2017年投资的重庆新工厂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2020年投产，将满足客户对汽车震动控制解决方案不断增长的需求。2018年在中国台湾桃园工厂新投资建设一条生产线，生产11000 t/a无纺布，预计2020年建成，可满足亚洲汽车内饰和地毯市场的需求。
三、系统耦合机制的理论解析
(一)二系统耦合模型解析
BIM在美国建筑行业推广的整体迅速增长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除了前文提到的政府示范和政策激励以外，BIM作为一种新兴的，带有变革性的技术生产力，其本身对于建筑行业的商业价值也被更为广泛地感知与认同。与此同时，许多公司管理层和业主的思维也开始转换，从最初的怀疑，犹豫，到尝试，进而支持拥护甚至在合同中明确要求项目交付使用BIM，从而为其行业推广提供了根本性助力。而这样的思维模式的变革，归根结底是建筑市场大环境进化的结果，与各大行业组织和公司的推动与全行业BIM的普及教育息息相关。
本文的两系统耦合度模型源于逯进的研究成果[14]，其主要的计算过程如下：两系统协调程度可用偏离差系数Cv衡量，代表两系统间的相互配合程度，Cv越小代表协调程度越高。
/
。
(1)
其中，F1和F2分别为两系统的综合指数。
式(1)化简后得
Cv
(2)
两系统的协调度C可写为
(3)
同时，两系统的发展度T：
T=αF1+βF2。
(4)
其中，α和β分别为F1和F2的权重，其具体值可根据两个系统的相对重要性确定。
两系统耦合度D的计算公式如下：
(5)
(二)三系统耦合模型解析
与两系统原理一致，将上述思想扩展后可同样应用于三系统耦合。协调度作为一个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时点上三系统间的相互配合程度，三系统的偏离差系数Cv公式如下：
耦合是物理学术语，指系统之间通过各自分系统的交互作用彼此产生影响，从“协调”和“发展”两个层面加以定义。
将未脱矿的60个釉质块样本随机分为A、B、C、D、E 5组(n=12)，处理方法与再矿化实验各组相同。12 d后，将5组釉质样本分别置于37 ℃可口可乐饮料中浸泡1 h，用去离子水冲洗后置于 37 ℃人工唾液中恒温保存，每12 h重复1次，共3次。
(6)
其中，F1，F2，F3分别为3个系统的综合指数，化简后得
Cv
(7)
三系统的协调度C为
C=3(F1F2+F2F3+F1F3)/(F1+F2+F3)2。
(8)
三系统的发展度T为
T=αF1+βF2+γF3。
(9)
2.经济增长现状
社区获得性肺炎是指在医院外感染引起的肺实质性炎症，主要由支原体、细菌及病毒等感染引起，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咳嗽、鼻塞、胸闷等，严重影响着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1］。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发病和发展，与患者的炎症程度及凝血功能相关指标有关，但作用机制不明确［2］。莫西沙星的主要优点是抗菌能力强、抗菌谱广［3］，国内关于莫西沙星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过程中的药代动力学研究较少，本文探讨莫西沙星对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药代动力学及凝血功能的影响，报告如下。
三系统耦合度D的计算公式如下：
(10)
(三)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1.指标体系
在充分考虑研究的全面性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最终构建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14]。
表 1人口结构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指标体系
注：(-)表示该指标为负向指标，其他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对系统越有利的指标为正指标，数值越小对系统越有利的指标为负指标。
2.数据来源及处理
两组射线剂量和对比剂用量 A组平均有效射线剂量及碘的用量远远低于B组，有效射线剂量降低了49%，碘用量减少了31%(P均=0.000)(表2)。
本文将研究时序确定为2005—2017年，以全国31个省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13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此外，为展现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文章还进一步分四大区域做出分析。
由于三系统各指标数据的量纲和量级差异较大，因此对各指标的面板数据采用极值法进行标准化处理，方法如下。
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尤其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水利科技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同时，我国水利已全面走上国际舞台，在推动全球水领域交流与合作中逐步发挥建设性作用。日前，记者采访了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司长高波。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其中，n代表省份，m代表年份。Nnm表示第n个省份第m个年份的原始数据，
表示标准化值，maxNnm和minNnm分别表示Nnm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就可确定各二级因子的权重值。本文采用AHP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
3.综合指数的核算
综合指数计算的是各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对经标准化处理过的数据及相应指标权重进行逐级加权求和。人口结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系统的综合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11)
其中，F1nm、F2nm、F3nm分别为人口结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系统的综合指数；Wi为各因子的指标权重；
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以此为基础，可计算二元和三元系统的耦合度。
（2）某大学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效果。对实现高校内部控制目标发挥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效果。本文调查了学生对内部制度起到的作用以及其效果的评价。作用的效果分为非常大、大、一般、不大、没有关系五个选项，分别赋予的权重分值为 5，4，3，2，1。
1.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党员领导干部是上级决策部署的执行者，是本单位、本部门干部风气和干事氛围的影响者和引领者。其精神状态如何，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状态，反映出队伍的作风形象，决定着工作的效率质量，关乎事业的起伏兴衰。要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情、激情，要有一种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的勇气，一种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锐气，一种勇往直前、勇立潮头的豪气，切实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工作水平。
耦合关系总体上可划分为两大类：如变量间配合得当，则为正向耦合或协调发展；反之，则为负向耦合或失调发展。耦合度的大小标志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以及各自发展程度的强弱，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可设定三系统耦合类型的判别标准(如表2所示)。
抢断是极具攻击性的防守技术，它是经验、意识、反应和防守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篮球运动强对抗特点的表现形式之一。奥运会各单项指标排序显示，抢断球总体上以后卫队员见长，许多优秀后卫都有很强的抢断能力。男篮小组赛上，与中国队同组的美国队最善于抢断，小组5场比赛有72次抢断球，比第2名的塞尔维亚多出25次。中国队抢断球次数与世界水准的差距具有显著性意义，属于技术能力特别弱的指标。中国男篮后卫在抢断球欲望和能力方面与对手无法相提并论，防守中对自身的能力定位在于防突防投，在身体接触与技术应用上不敢防中带攻，伺机抢断。为此，造成了中国男篮在抢断球上与对手差距悬殊。
表 2耦合度的判别标准及划分类型
四、实证分析
(一)现状描述
1.人口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存在“人口红利”，最显著特征是较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并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缓慢下降，人口抚养负担自2010年以来连续3年日益加重，传统的“人口红利”已逐渐消减。如今，连绵不绝的“人才争夺战”，是中国发展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然趋势，反映了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下对城市发展竞争的焦虑和紧迫。
其中，α、β、γ分别为F1、F2、F3的权重。以本文为例，笔者认为人口结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3个系统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故令α=β=γ=1/3。
我国经济已由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整体偏低，在制度安排、技术水平、人力资本、资源禀赋以及环境承载等多重要素影响下经济持续高增长局面不再，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抓手，引导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两步走”倡议，意义重大。
3.对外贸易现状
将100 g的垃圾飞灰放入反应釜中，分别取0、5、10、15、20、25 g针铁矿与40 mL纯净水混合后倒入反应釜，设置反应温度20 ℃，搅拌速度100 r/min，反应15 min后取出，倒入模具中，在自然条件下固化3 d后脱模破碎，于40 ℃下烘干后待检。毒性浸出后测定浸出液中Cu2+、Pb2+浓度，浸出结果如图4。结果显示，两种离子的浸出浓度均随针铁矿添加量的增加而降低，铜离子浸出浓度下降更快，在针铁矿用量为15 g后达到反应平衡，且最终Cu2+浓度小于Pb2+浓度。
(二)综合指数分析
由表1可知，三系统各自包含多个因素，系统结构复杂且状态多变。为反映各系统总体的变动方向和程度，文章利用式(11)计算得出全国及四大区域人口、经济、贸易的综合指数，以定量地说明各因素变动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并对四大区域各系统的综合情况加以评比。
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东部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初级加工产品抑或高科技附加值产品，都以东部地区为依托向外出口。如今，“一带一路”的开通对于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新格局的开拓具有重要作用；跨境电子商务异军突起，慢慢取代传统的集装箱式、订单贸易模式，逐渐成为国际贸易最为主要的经营模式，但劳动力成本升高与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优势弱化严重。此外，我国面临贸易摩擦逐渐增多，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
第一，从历年全国总体均值来看，人口结构指数较为稳定，经济增长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对外贸易指数变化起伏较大(见图1)。人口结构指数总体在缓慢上升，最终维持在0.55左右。虽然性别比失衡、人口空间分布不均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仍矛盾重重，但城镇化的促进效应正逐步弥补人口结构的偏离。经济增长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2012年至2014年逐年下降，由于外围环境的改变，例如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抬头等，加之国内房地产泡沫的影响，民生、就业问题层出不穷，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放缓。2015年后人均GDP值增加明显，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超俄罗斯，这标志着我国迈入向高收入国家方向发展的关键阶段，带动了经济指数的强势抬头。对外贸易指数2010—2011年达到巅峰期，此后整体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2009年外贸指数大幅下跌，进出口波动较大，并且各省外贸伙伴相似度较高，一旦遭遇金融危机，外贸总额就会有所下降，此外，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从上述分析可初步判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3者没有表现出同步变动趋势。
4.耦合类型的判断标准
图 1 2005— 2017年全国三系统综合指数趋势图
第二，从人口结构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10年起下降明显，2016年后有小幅上升(见图2)。老龄化程度明显下降，但平均受教育年限却自2010年起急速下降，高等教育质量与数量提升的同时，中小学生在校数急速下降，2015年起又缓慢恢复，这可能得益于“二孩”政策实行，合理的生育政策有效缓解了中小学生在校数下降带来的困扰。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0年前，中部人口结构指数略高于西部地区，还存在一定差异，近两年逐渐趋同。这可能和西部与中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正逐步缩小，同时西部生活成本比中部低，生活质量极大改善有关。最近几年常住人口的区域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东部部分地区新增常住人口呈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呈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行业转型升级从而吸引多个中西部省份人口开始回流；中西部地区在人口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等不断优化；此外，西部地区城镇人口的比重在逐年增加，内蒙古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大，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宁夏等；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慢于东部地区，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性别比例失调严重，造成2011年中部人口结构指数出现塌陷。从2017年至今，多个城市“抢人大战”持续升级，中西部省份也不甘落后，例如陕西省实行低门槛落户、河南省购房给予补贴等等，这些做法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极大改善。
图 2 2005— 2017年分四大区域人口结构综合指数
第三，从经济增长看，东部地区远远领先于其他区域，这一点与笔者的预期相符，东部无疑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东北地区自2011年起持续下滑，究其原因，工业结构不合理外加人才流失严重，造成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下滑。中西部省份一定程度上持续发力，但均在2010年顶峰期后的2012年出现下降。究其原因，2012年前后，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都处于低潮期，全球经济活力减弱使得中西部经济增长呈持续下降态势(见图3)。
图 3 2005— 2017年分四大区域经济增长综合指数
第四，从对外贸易来看，东部与其他区域发展趋势较为一致，但明显高于其他三大区域，三大区域整体水平相当(见图4)。东部地区海运交通便利，技术先进，吸引大量外资，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先行优势，其他三大区域对外贸易水平相对落后。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行，互联互通的公路铁路网将带给沿线的西北、东北及西南无限的发展潜力。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起，四大区域外贸指数均持续下滑，一方面，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伙伴国美国、欧盟、日本等进口与消费疲软，使得中国商品的国际需求大幅下挫，导致出口萎缩；另一方面，在美联储持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下，美元大幅贬值，导致中国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缩水，再加之外贸持续顺差助推人民币升值，这又进一步阻碍了中国商品的出口。
图 4 2005— 2017年分四大区域对外贸易综合指数
(三)三系统耦合分析
通过综合指数分析对各系统的发展状况已有初步了解，但三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仍未可知，故需要进一步通过耦合度来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加以考察。经式(10)计算可得历年三系统的耦合度(部分年份数据省略)，由表3结果可知：第一，总体看全国耦合均值变化不大，由0.20变化为0.22，处于中度失调阶段。三系统协调度维持在0.95左右，协调度相对较高，耦合度未能实现持续提升主要受发展度影响。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发展放缓，三系统间的良性互促局面尚未形成，提速较慢。第二，东部、东北、中部、西部耦合度分别由2005年的0.24、0.21、0.19、0.18变为2017年的0.26、0.21、0.20、0.19。可以看出东部地区耦合度明显高于其他三大区域及全国均值，且与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逐年增加。东北与中部地区耦合度大致走向一致，2010年为高峰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大多处于严重失调与中度失调的边界值上下浮动，耦合结果不佳。
胡宏关于“心体情用”和“心兼体用”的内容，与王阳明的“心兼体用”在理论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相同。然而，胡宏心性论中的“心”必须与“性”连接起来且需要以“性”为基本才能够形成本心。由此可见，“心”和“性”并不为一，而且体用关系和尚未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关系时“性”和“心”之间存在主要关系。站在思想发展历史的角度看，从“性体心用”到“心性为一”的转变是完全科学合理的。
第三，省域间耦合水平差异比较明显。上海、北京、广东耦合度位居全国前三。其中北京、上海已率先由中度失调进入轻度失调阶段，但东部地区其他省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增长仍存在诸多问题。河北产业结构单一，对外贸易发展滞后，也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山东、浙江、江苏、福建4省人口结构面向趋同，江苏省在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方面较为领先，高校云集提供了强劲的现代科教力量，有力地促进了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过半，同时外贸转型态势良好。中部省份湖北遥遥领先，耦合度排名全国第10名，这得益于其良好的人口结构，同时经济增长较为稳定。河南人口结构水平位居中部末位，人口数量多但受教育水平不多，严重影响耦合提升。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发展态势良好，由严重失调跨入中度失调阶段，相比较其他西部省份，其最大的特点是经济增长较为迅速，使得三系统耦合度得以提升。贵州、广西等地少数民族种类较多，常住人口聚集于村落，人口结构存在鲜明的贫困空间特征，严重制约耦合度的提高。
表 3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三系统耦合度
(四)比较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三系统耦合变动特征，从而对三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状况做出明确解析，但到底是哪两个系统间的良性(或不良)耦合在主导三系统的耦合关系呢？为此引入二系统耦合，并使其与三系统耦合进行比较，由此推断三系统耦合变化的主导因素。二系统耦合趋势见图5。
图 5中国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系统耦合趋势图
整体上看，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类二元系统耦合度分别由2005年的0.21、0.23、0.18变动为2017年的0.25、0.21、0.20。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耦合度呈下降趋势，但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耦合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到2011年已经遥遥领先于三系统耦合度及其他三类二元系统耦合度。此外，2009年前，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耦合度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三类二系统耦合度。2009年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耦合度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三类二系统耦合度。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与三系统耦合度拟合曲线的走势基本一致，三系统的拟合线在二者之间，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拟合线更低。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与三系统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曲线在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上方，故而对三系统作用更明显。
三系统耦合与三类二系统耦合关系的进一步分析通过散点图实现，拟合线的系数值和拟合优度若增加则表明二者间关系密切。结果如图6所示，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耦合度与三系统拟合的系数值有所下降，因此三系统耦合受此正向促进作用不明显，即使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耦合度逐年增加，三系统耦合度增长也十分有限。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耦合度与三系统耦合度的拟合线系数值逐年上升，但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耦合度呈下降态势，影响三系统耦合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耦合度历年处于较低水平，也难以带动三系统耦合度的发展。这意味着，“人口结构—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良性耦合是事关中国三系统耦合持续提升的关键因素。
图 6三系统耦合与三类二系统耦合关系
(五)重心分析
1.重心轨迹特征分析
由表4可知，人口结构重心在33.49°N～33.89°N与111.92°E～112.4°E间波动变化，总体上呈现逐步向西南方向演进的态势。13年来，人口结构重心纬度南移0.39°，经度西移0.46°，直线移动距离67.87千米，年际平均移动5.66千米。表明中国人口结构的西南区域转型速度较其他地区发展更为迅速。经济增长重心在32.93°N～33.67°N与112.55°E～113.13°E间波动变化。总体上呈现逐步向东南方向演进的态势。重心纬度南移0.65°，经度东移0.33°，直线移动距离81.44千米，年际平均移动6.79千米。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活力强劲。便利的交通、优惠的政策、开放的环境均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对外贸易重心在33.04°N～33.48°N与111.93°E～112.69°E间波动变化。总体上呈现逐步向西南方向演进的态势。13年来，结构重心纬度南移0.44°，经度西移0.21°，直线移动距离53.85千米，年际平均移动4.49千米。西南地区外贸发展较快，但优势并不明显。西南地区与东盟各国文化习俗相近，所以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有力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产业结构低下、互相竞争、国际市场未完全打开等制约了西南地区进一步的对外贸易发展。
表 4三系统重心轨迹变化情况
图 7 2005— 2017年空间重心距离演变轨迹
总体来看，中国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空间重心均存在向南方向移动的趋势，但移动距离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对外贸易的年均移动距离依次递减，对外贸易的空间波动程度远高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三系统间的空间活跃程度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的差异，从两两子系统间的空间重心距离来看，2013年以后，“人口-经济”的空间重心距离最大，二者的空间匹配程度最低。
“经济-贸易”的空间重心距离2007—2009年开始上升，空间匹配度降低，但经历2009年、2011年两次较大低谷后，空间匹配度开始迅速上升，随后呈波动趋势，匹配程度停滞不前。“人口-经济”的空间重心距离在2009—2011年出现较大下降后，空间匹配度迅速上升。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优化了人口结构，同时人口结构又促进了经济增长。“人口-贸易”的空间重心距离2009年前处于下降态势，匹配程度上升，但2009年后迅速上升，匹配程度下降，2012年后波动中缓慢上升，这体现了人口结构与贸易结构空间匹配程度停滞不前。尽管中国人口结构在不断完善，但中国人口结构的提高并未能有效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人力资本的释放仍有待提高。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人口-经济”空间重心距离逐步下降，空间匹配程度逐步上升，虽然耦合度逐步提升，但当前“经济-贸易”的空间匹配程度较弱，制约着三系统耦合的持续演进，未来转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贸易结构的调整层次将是中国三系统耦合持续提升的关键。
教学反思：本次课按照任务驱动的教学程序展开教学，通过角色的扮演，从接受任务到最终的完成任务，每一个步骤都能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从而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学生模拟学校维修小组的物料员，接受维修小组下达的任务，更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动力。
除此之外，汇率预期与实际汇率往往具有相互强化的效应，使得前者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程度更大。实体经济中的交易主体会因实际汇率升贬值形成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从而通过资金配置进一步改变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信贷市场的均衡关系，又通过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将影响传导至实际汇率，实际汇率的波动则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的汇率预期，形成“汇率升贬值——预期升贬值——加剧汇率升贬值——强化预期升贬值”的循环，实际汇率与汇率预期的自我强化也加大了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冲击。
五、结论
本文从系统耦合视角探讨了中国31个省域人口结构、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三者协调发展关系，据此得到如下结论：首先，从整体上看全国三系统耦合度水平较低，东部地区发展领先其他地区，但仍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其次，东部历来人口结构发展势头良好，但2012年出现滑坡迹象，此后在缓慢复苏中；中部地区人口结构稳步提升，人口结构优化升级。对外贸易指数呈下滑态势，经历了2009年的重创后，此后虽有回升，但效果不佳。这对三系统耦合度产生不利影响，其中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升级迫在眉睫。最后，地域失衡问题犹存，整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递减态势，东部地区遥遥领先，西部地区耦合度停滞不前。
根据上述结论，文章认为：第一，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以此对三系统耦合的持续提升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基础支撑力。第二，产业的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优化产业结构，积极调整产业中已不适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实现经济质的飞跃，为经济迈向中高端奠定坚实基础。第三，积极优化出口贸易产业结构，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外贸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适当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给予出口企业更多优惠政策，从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出口商品的选择上，大力推进产品自主创新，更多地倾向于高新技术产品，不断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使得贸易伙伴多元化以降低风险。第四，适时调整劳动和就业政策，制定更具弹性的退休方案，充分发挥老年人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优势，提升老年人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此外，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积极性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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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 2019) 02-0007-08
DOI： 10.13483/j.cnki.kfyj.2019.02.002
责任编辑：马大晋；校对：跃然
[作者简介] 逯进( 1974—)，男，甘肃天水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莹( 1995—)，女，山东荣成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标签：人口结构论文; 对外贸易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耦合论文;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