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年谱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章实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五四”前后为推进中国学术走向近代化所作的诸多贡献之中，就包括他是国内最早研究章学诚、提出了诸多精到看法这一贡献。章学诚是乾嘉时期出色的史学评论家，他在论述史学的演进与改革、探讨学术源流和建立方志学体系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但因其学问不投时好，故在考证学盛行的当日，不被理解，甚至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死后百余年中，默默无闻。《国朝耆献类徵》中有几行小传，把章学诚写成“张学诚”；谭献为他做过一篇小传，但因对章氏学术甚为隔膜，论述很不中肯，故也未引起人们注意。到1922年，胡适著成《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却反响强烈，并导致了对章实斋研究的热潮。诚如杜维运所言：“领导中国新学术之胡适于1922年继写《章实斋先生年谱》，章氏旦夕间变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注：杜维运：《清代史学和史家》第367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同年秋， 刘宗炎刊刻的资料较为周备的《章氏遗书》也行世，章学遂成为显学。然而对这样一本与近代学术史、史学史关系不小的著作，多时以来诸多论及“五四”时期学术思潮和胡适史学成就的文章中却鲜有言及。本文旨在考察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具有哪些显著特点，并把它与同一时期其他学者对章学诚有过的研究、评价联系起来，评述其学术价值，以期引起专家和读者对此问题重新审视的兴趣。
一、《章实斋先生年谱》的显著特点
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胡谱》）为何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以近代的学术眼光和新的视角，总结出章学诚学术的精华所在，再现了这位杰出学者的独具风貌。一般年谱，只是按年月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但胡适却十分自觉地突破以往年谱只作事实的搜集和编排的旧格局，真正要贯注进去学术的灵魂，即他所说的“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不但要再现章学诚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学术交往，尤其是要总结、提炼出“章学诚的学问与见解”；并且一反旧时年谱往往对谱主多加隐讳粉饰的作法，“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注：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具体说来，《胡谱》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总结章学诚学问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贡献
《胡谱》的最大特色是，系统而清晰地总结了章氏文史理论及其方志学理论的形成轨迹，并经过认真提炼，采撷出最能反映章学诚的观点主张和治学风格的言论，突出说明章学诚的学术贡献。胡适特别讲到他在整理、考证《文史通义》主要篇目和章氏其他著作的写作时间上下了大功夫，“凡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编注；那些没有年月的，如有旁证可考，也都编入。那些全无所考的，我只好阙疑了”（注：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胡适这样做，不仅显示出他考证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他把章学诚主要篇章的写作时间、前后关系及有关的背景研究清楚了，才能显示出其学术思想如何逐步演进并走向成熟。
胡适以极其敏锐的眼光，从一开始便钩稽出章学诚少年时代虽属萌芽状态，但已蕴含他未来独特志向的诸多有意义的事实：章学诚从小对史学便具有浓厚兴趣，16岁时“编纂春秋家言，戏为纪表志传，自命史才，大言不逊”，“虽甚騃滞，而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已近于史学；塾课余暇，私取《左》、《国》诸书，分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几及百卷”。当时塾师除举业外，不许学生阅览其他书籍，故章氏17岁时买到一本《韩文考异》后，“匿藏箧笥，灯窗辄窃观之。尚不尽解，但爱好不忍释手”；21岁时“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以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注：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注文，凡不注明出处，皆出此书。））。《胡谱》通过上述记载，一开始就揭示出章学诚从小对史学不仅偏爱，而且独具颖悟这一重要特点。加之父亲的引导，遂启发章氏以后选择了重“别识心裁”这一治学的根本方向。《胡谱》有两处记载很值得注意，也别具情趣：一是“十五六岁，尝取《左传》删节事实。父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吾于是力究纪传之史”。他父亲当时任湖北应城知县，早年曾改编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为《章氏别本》，故对学术有他的见解。二为章氏20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云：‘三月，桃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父亲的解释真正讲出了诗的意境，启发、开导了章学诚，从此他认识到读书当知大义，不能为训诂牢笼。父亲的教育、指点，对章学诚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胡谱》的重点是阐述章氏“对于文史校雠，有所发明”的思想轨迹及其理论上的贡献，这也是最令读者获得教益的地方。这里举出几个突出例证。
章氏所著《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所著《史通》同是史学评论的名著。别人很容易认为章、刘二人学术路数相同。对此，章学诚本人曾有明确论述，强调自己力倡“史意”说，与《史通》宗旨大有不同。《胡谱》搜集了这方面的重要材料，考定其年代，系于该年之下，遂将章学诚“别识心裁”形成的脉络凸现出来。譬如，“乾隆三十年”（章学诚28岁）条载：“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按，此条材料系胡适从《章学诚遗书·家书二》中摘出并考证，这一基本观点的形成时间是在他28岁时。）
“乾隆三十九年”（章学诚37岁）条载：“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具史法而不具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按，此条材料系胡适从《灵鹣阁丛书》四之《文史通义补编·志隅》篇摘出，并考证，是在章学诚37岁时。）这进一步说明了章氏与刘氏的不同以及《文史通义》著作的缘起。
“乾隆六十一年”（章学诚59岁）条详录章学诚致钱大昕的信：“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对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挽救，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章学诚在此信中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决心挽救繁琐考据学风脱离实际的流弊，对于“文史校雠”，要“有所发明”。在考据的习尚风靡于世、人人倾倒的情况下，章学诚却看到危害，所以不顾从达官显贵到整个学者社会所构成的巨大压力，即使感到像刑狱那样的威胁，他也毫不顾惜。这对于研究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道路和毫不畏惧压力、坚信自己主张正确的气概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故《胡谱》不惮其烦，几乎全文采录。（按，胡适认为此信似实斋59岁时所写；仓修良著《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中认为写于实斋35岁；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此信写于实斋35岁，61岁又修补过，此说当较为恰当。）
对于《文史通义》各篇的写作时间，章学诚的著作中并未明确记载，而这一问题对于研究章氏学术思想发展轨迹关系甚大，因此胡适尽力搜集各项材料，钩稽贯串，对许多篇目（尤其是重要篇目）首先作了考证论定，然后叙述其思想主张。他据章学诚46岁时病愈后《答周良谷论课蒙书》第二篇“荒斋
然，补苴《文史通义》内篇”考定：“自七月初三至九月初二日，共得《通义》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总得书十篇，计字二万有余。”“此十篇之中，惟《言公》、《诗教》五篇可考，余篇之目不可考矣。”胡适认为，此五篇之中，“《言公》三篇为先生得意之作。”大旨讲古人立言为公，不专讲修辞，“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
胡适又从《题戊申秋课》中论定章氏51岁时，“得《文史通义》10篇，目不可考”。从《任幼植别传》考定此年章氏还撰有《庚辛亡友列传》（按，胡适著作《年谱》时没有看到。）以及《顾文子传书后》。胡适据《改毛西河所撰徐亮生传》以及《跋申冬酉春归扐·草》论定章氏52岁时“在太平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余言。先生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其十二篇附存旧稿一篇，合十三篇皆‘推原道术，以为文史缘起’，统题为《姑孰夏课甲编》。……其余十一篇，附存旧作二篇，名《姑孰夏课乙编》，皆专论文史。甲编之目虽不可知，然《原道》、《原学》诸篇必在其内。以意度之，为下列十二篇：《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经解》上中下”。可见，此年为章氏著述的高峰时期，其主要理论主张皆趋于成熟。正如《胡谱》所言：“《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自是一种卓见。”“《原学》下篇切中清儒弊病。《博约》诸篇与《原学》相发明”。“《经解》三篇，大旨谓‘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此亦实斋平生一大主张。”这些地方足以证明胡适所写的这本年谱，确实是一部考订精审、见解深刻、富有思想价值的著作，对于我们认识章学诚的生平和事业，了解这位乾嘉时代别树一帜的史学理论家的学术道路，实具非常重要的价值。
胡适又据章氏55岁作《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所说“近撰《书教》之篇”论定此年章氏作《书教》三篇，并且认为：“可代表先生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按，这三篇集中阐述了章学诚对史书体裁的卓见，并提出了新史体的设想。对于研究章氏的编撰学思想很有价值，故适对此作了详细摘录。）
《胡谱》“乾隆六十三年”条记：“先生作《文史通义》第一篇——《易教》——之第一句云‘六经皆史也。’”胡适认为“此语百余年来，虽偶有人崇奉，而实无人深懂其所函之意义。”必须以“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为前提，其本意讲，“一切著作，都是史料”。（按，胡适此说虽与现代学者所理解的“六经皆史”含义不尽相同，但胡适强调“一切著作，都是史料”的看法依然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校雠通义》，胡适认为：“中有极重要的见解，往往与《文史通义》互相发明。例如《原道篇》说古代‘官守学业皆守于一，私门无著述文字’；又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这些都是《文史通义》的重要观点，但此略而彼详耳。”
以上是《胡谱》对于章学诚文、史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贡献的总结。章氏对于“道器”说、“六经皆史”的论述，对于史书体裁的独到见解以及对新史体的设想，正说明《文史通义》“是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蕴含着许多符合近代史学观念的宝贵内容，预示着学术风气转变的新趋向”（注：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第235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章学诚的方志学主张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部分，对此，《胡谱》也清楚地勾勒出其形成的过程，并评价其成就。
《胡谱》记载，乾隆二十九年（章学诚27岁时）“是年冬杪，天门知县胡君议修县志，先生为作《修志十议》”，胡适作了中肯的分析：“十议之中，征信一条注重核实，征文一条主张‘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皆可见先生此时对于修志一事的主张已开后来的先路。”根据十议后跋以及《甄鸿斋家传》，胡适推测此前章氏还写有《答甄秀才论修志》二书（按，由于刘氏《章氏遗书》尚未出版，胡适仅是推测，而姚名达所作年谱则有准确记载。）并认为：第一书的六条之中，“‘前志’一条，后来先生修志时列为专目，‘立志科’一条，即先生后来‘州县请立志科议’之底子”。又说：“第二书论六事，第五事主张另立‘文选’一类，与志乘相辅佐。此即先生后来立‘文征’一类之底子。”这些是表明章氏开始从事方志的研究。以后，章氏在37岁时作《和州志》，并附有《和州文征》；40岁开始修《永清县志》，至42岁修成。胡适指出“《永清志》较《和州志》颇不同”，并具体地进行了列表比较，可以看出：《永清志》在《和州志》的基础上，增加了“恩泽纪”、“建置图”、“水道图”等，内容更加丰富。53岁时作《毫州志》，胡适总结道：“先生对于《毫州志》，自视甚得意，……回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56岁时主持《湖北通志》的工作，57岁完稿，进一步实践了其“志属史体”的著述宗旨。进而胡适认为章学诚“后来作《方志立三书议》……‘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此实是志书的大全。”
（二）对章实斋所处时代环境及其学术交往的记载
胡适揭示出，章学诚走上治学“重史义”、“重别识心裁”的道路，除少年时期受其父亲的启发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当时的大学者朱筠。在章学诚生活十分艰难、学术不被人理解的窘况下，是当时有地位、有影响的朱筠不但给予其物质上的帮助，而且使其精神上得到极大愉悦。更为重要的是章学诚通过朱筠“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文人”，有的甚至成为至交，终生互相鼓励，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胡谱》记载章氏29岁时“学文章于朱筠”，并“下塌先生邸舍”，由于有了安定的生活，又有诸多名士的交往，章氏“晏岁风雪中，高斋欢聚，脱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胡谱》记载了朱筠尤其赏识章氏的才华，“初入都门，朱大兴先生一见许以千古”，“及门会稽章学诚议论泉涌，先生（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同时劝阻章学诚不要走当时士人的道路，说道：“足下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朱筠正是点拔章学诚坚定自己志向的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通过朱筠，章学诚与吴兰庭、任大椿、冯仲匢、邵晋涵、蒋秦树、程晋芳、周震荣、洪亮吉、汪辉祖等的交往，对章学诚有极大帮助，《胡谱》均有记载。限于篇幅，此仅以章学诚与邵晋涵的交往为例加以说明。章学诚长邵晋涵6岁，章氏34岁时始交邵氏， 《胡谱》载：“朱筠为安徽学政，先生与邵晋涵等皆在太平使院。……邵晋涵……时举前朝遗事，使朱筠与先生各试为传记，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由是邵与先生论史契合隐微。先生时盛推邵之从祖廷采（念鲁）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为五百年来所罕见。”以后章氏与邵氏“时相往还”。“章氏46岁”条载：“（章氏）卧病京寓，病迫危急，邵晋涵载先生至其家，延医治之。病中尝与邵氏论学，每至夜分。邵氏有志别作《宋史》，以维持《宋学》为志。先生勉以‘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再以后，章氏55岁时作《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以自己对新史体的设想与邵氏讨论《宋史》的体例，并“时时督责之”。直至邵氏嘉庆元年去世，两人相交二十多年而不衰。
（三）《胡谱》指出实斋本人的不足之处
一般年谱，往往只说谱主的好处，不说他的短处，但《胡谱》不但说章氏的长处，而且指出他的不足，主要是评论章氏对汪容甫、袁枚批评的不恰当之处。
《胡谱》认为：汪容甫以文学高才兼治经学，在当时颇有声望。王念孙曾为其遗书作序，认为“宋以后无此作手矣”。但章学诚对汪氏深为不满，专门著有《立言有本》及《述学驳文》4篇。 胡适指出：“其《驳墨子序》前半驳汪中谓墨子之诬孔子等于孟子之诬墨子，实不能使读者信服。汪中论墨子，实有独见处”，从而认为“汪中对墨子的评价，实二千年来人所不敢发。实斋认为‘好诞’，如何使人信服呢？”胡适又指出章氏驳汪中的《释煤氏文》太迂腐，“实无道理”；“汪中的《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痛论未嫁女子守贞及从死的非礼，乃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实斋乃作长文驳之，谓为‘有伤于名义’，谓为‘丧心’，谓为‘伯夷与盗跖无分’。此真‘绍兴师爷’之伦理见解！”胡适进而推测：“此等处又可见实斋对于当时负重名的人，颇多偏见，几近于忌嫉，故他对于他们的批评有意吹毛求疵，甚至于故入人罪。”
胡适指出：实斋对于袁枚的批评，也有不中肯之处。《遗书》中专攻袁枚的文章，共有5篇。胡适认为：“袁枚的为人， 自然有许多不满人意之处，但此人在那个时代，勇于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议论，自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论诗专主性情风趣，立论并不错，但不能中‘卫道’先生们的意旨，故时遭他们的攻击。”
另外胡适指出：“实斋因怕书繁重而易失，就反对详细的志书，这也是一大错误”，“但实斋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等等。胡适采用一种客观、求实的态度，指出了章氏的不足，而且许多批评击中要害，如章氏的“卫道”观念。
二、与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之比较
《胡谱》出版的同年秋天，资料更为周全的《章氏遗书》（刘翰怡刊刻）首次问世。故此，胡适在1927年要当时对章氏学说很有研究的姚名达对自己五年前所作的年谱进行修订补充。之后遂有胡适原著、姚名达补订的《增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印行，书前有何炳松、姚名达、胡适的序。何炳松在序言中说：“达人先生……研究章氏已经三四年了，身边又带有充分的材料，……他实在补进了不少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适之先生当时还没有发现出来的，因此这本《年谱》的内容更加美备了。”（注：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何炳松序，第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同时姚名达又依着自己所理解的年谱体裁，“重新改造一部《章实斋先生年谱》”（注：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序，《国学月报》二卷四期（1927年）。）。这部年谱仅约一万余字，不及适之原作的四分之一（注：胡适在《胡适的日记》中说该年谱共约四万五千字。）。为什么后出的年谱字数竟少了这么多呢？姚名达在他这一新撰的《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中是这样说的：“适之先生做的有议论、解释和批评，我做的只有纪述。”“适之先生想拿一本年谱表明实斋学问的变迁和大略，……我在我做的《章实斋年谱》，尽录他自述自评的话。”问题正在于“表明实斋学问的变迁和大略”上。胡适所作年谱的这一特点无论从当时的影响，还是从今日的眼光看，正是胡适主要学术贡献之所在，而姚名达却不赞成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恰恰可以反映出姚名达的学识不如胡适。姚名达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姚谱》）只有记述性的材料，它把最能体现实斋学问思想的东西删掉，另写专篇论述（注：姚名达的《章实斋生平成绩一览表》说明了章实斋学问思想的变迁；他的《章实斋的史学》说明其学术关联及史学观；他的《邵念鲁年谱》是专为追溯实斋学术的渊源而作。）。与《姚谱》相比，更能显示出《胡谱》的独创性、思想性，兹仅举几例首先说明之。
对于《湖北通志》这一重要著作，《姚谱》只列举了其主要内容，而《胡谱》不仅介绍了其主要结构，而且由此阐明了章学诚的著述宗旨及其方志学的有关理论。“通观诸卷，可见全书大凡。今录一序一书，以见先生著书之主旨”，接着胡适从灵鹣阁《文史通义补编》本的《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摘抄部分内容以说明之：“臣愚以为志者，识也，典雅有别，欲其可以诵而识也。”“臣愚以为《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最后指出：“此书首论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于己’，真数千年来史家未发之至论。中间叙修志时种种困难，末段自述作文的方法，皆绝重要之传料。”
又如对章学诚与戴震的学术关联，《姚谱》只注意了他们方志学思想的异同，而《胡谱》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先生对于戴氏，虽时有贬辞，但他确能赏识戴学的好处，先生做《朱陆篇》，即为戴氏而作。”“先生晚年复作《书朱陆篇后》，明言此篇为戴氏而作。此篇前半论戴学为朱学的正传，真是特识，非研究学术渊源有所得者不能为此言。”进而指出“先生不满意戴氏，凡有数端。第一，戴氏论修志，与先生不合。……第二，先生述戴氏论古文，谓‘古文可以不学而成……’，疑戴氏自欺欺人。第三，最重要的是戴氏攻击朱子，……先生是维持‘宋学’的人，故对于此事最不满意。”可见，“先生对于戴震的学问确有卓绝的了解。”
《胡谱》的独创性还表现在他系统总结出章氏的教育方法（按，在“乾隆五十五年”条）以及其校雠之法，即今所谓“索引”之法，后来汪辉祖的《史姓韵编》与阮元等的《经籍纂诂》都是这类的书（按，在“乾隆四十四年”条）。而《姚谱》却没有。
经过比较，可以看出：《胡谱》确实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特点，这是胡适以其渊博学识，用半年时间才写成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做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注：《胡适的日记》（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足见胡适本人对《年谱》的重视，而且这段经历，使他尝到深入研究一个思想家的甜头，并考虑其研究哲学史的计划要重新安排。不过，《胡谱》毕竟只抓住了章氏学术重点的、思想性的材料，加之当时《章氏遗书》尚未出版，不免有些材料的错误及不准确，姚名达不仅对之订正，而且增加了章学诚许多自述的话，正如他在自序中说：“记述的事实，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如：对于章氏立方志的主张，《姚谱》增加了其自述的话：“乾隆二十七年”条载：“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又如：“乾隆三十七年”条，《姚谱》增加了章学诚开始著述《文史通义》的情况：“先生自出都以来，渐事著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如此等等，这些是《姚谱》对重要资料的搜集、补充，而且还有对《胡谱》错误的订正。如：《胡谱》把章氏“廿三四岁所作笔记者……”放在“乾隆二十六年”，姚名达纠正之，放到“乾隆二十五年”。又如：胡适把章氏《上辛楣宫詹书》放到“乾隆六十一年”，姚名达纠正之，放到“乾隆三十七年”。胡适把“朱筠奏开四库馆”一事放在“乾隆三十六年”，姚名达改正其在“乾隆三十七年”。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详举。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胡谱》思想性、系统性，《姚谱》资料性的特点。但以后姚名达所著《邵念鲁年谱》“有许多创例，如用直叙法，多制图表，辟‘谱前’‘谱后’两体等，（注：见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姚名达序。）”都是受了胡适的影响。
三、二十年代研究章学诚成为显学
由于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首开风气，随之出版的《章氏遗书》又为大家提供了资料的方便，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研究章学诚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柴德赓也说：“直到1922年嘉业堂刘氏刻印《章氏遗书》，几乎把能找得到的著作都刻出来了，章学诚之学一时成为显学。”（注：柴德赓：《史学丛考·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中华书局1982年版。）何炳松甚至担心“过热”，故提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份地热心。”（注：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何炳松序，第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是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一状况。综观这一时期学者们对章学诚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对章学诚论著的搜集整理。先有会稽徐氏《章氏遗书》由浙江图书馆铅印于世，后有刘承干的《章氏遗书》出版，“章实斋遗著，于是乎始最备”（注：姚名达：《章实斋遗著叙目》，《国学月报》1927年2卷3期。）。第二，对《文史通义》注释工作的开始。1929年叶英执教南开大学，讲授《文史通义》，“苦无注释，阅读弗便也，爰疏记其崖略若干篇”（注：叶英注：《文史通义·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三，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研究。1922年胡适写作《章实斋先生年谱》并进行研究章学诚史学思想，同时何炳松在北大讲授《文史通义》，著有《章实斋史学管窥》。胡、何两人又直接启发了姚名达的研究。当时姚名达对章氏学术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1927年不但写有《章实斋的史学》，而且认为“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又写了《邵念鲁年谱》；“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师朱笥河”，继又写了《朱筠年谱》；“十七年六月中我做《章实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义》，便不能不搁笔。八九月里，所以远渡东海，浪游两浙，不恤金钱和时间，不畏艰险和辛苦的缘故，只是要找几个抄本看”（注：见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姚名达序。）。同时期还有孙德谦的《申章实斋六经皆史说》（注：见《学衡》第24期（1923年）。），傅振伦的《中国三大史家思想之异同》（注：见《新晨报副刊》1928年11期。）（按，三大史家指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张其昀《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注：见《学衡》第5期（1922年）。）； 钱基博著有《〈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注：1929年上海中山书店出版。）等等。
不过，同是研究章学诚，所见却有深浅的不同。有的确能深入到章学诚学术的实质，如胡适总结章氏学术的主要成就和揭示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有的却只限于表层的认识，简单地拿外国学者的主张作生硬的比附。依我肤浅的看法，何炳松对章学诚的评价即属于这一类。他认为章氏对于史学贡献最大的是“他对于通史这一类著作的观念表示得非常切实非常正确。”“《文史通义》里面所发表的通史观点真可以说是详尽无遗首尾完具。通史的意义怎样？通史的利弊怎样？通史编纂的沿革怎样？章氏对这三个问题都有深刻的了解”（注：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何炳松序，第3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进而简单地把章学诚的史学与西洋史学进行对比，认为“清代史学章学诚其人者，其史学见解，在著者眼中观之，有时且驾西洋名史之上。”原因是何炳松曾取美国鲁宾逊博士之《新史学》译为汉文，且以《新史学》的观点为基础，甚重视通史，以求时间之连续，撰有《通史新义》上下两编，认为史学的研究对象，为社会之全部，特别强调时间的连续，史料的运用。但他不能理解章学诚的通史是重“史义”、重“别识心裁”，是“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如前所述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却注意到这一点，论述更客观一些。
由以上论述可知：《胡谱》不仅记载了章学诚学问思想的发展脉胳，其生活的学术环境及其学术交往，而且指出章氏的不足，是同以往任何年谱都不同的。特别应该提到，胡适还注意到章氏对时政利弊的揭露。章学诚生活的乾嘉时代同清初不同，不敢轻易议论时政，但乾隆死后，作恶多端的大权奸和珅倒台，至此，章学诚把长期郁积在心中的不满，一下子发泄出来。嘉庆四年他连续写有论时政的书信六篇，即《上执政论时务书》、《上韩城相公书》三篇，《上尹楚珍阁学书》、《与曹定轩侍御论贡举书》等，胡适把其中的主要内容摘录在年谱之中。由此更可见《胡谱》囊括内容之丰富，几乎把章学诚一生所有重要思想都反映出来了，确实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通过与同代学者姚名达、何炳松的研究相比，更能显示出胡适的研究所达到的深度，乃是当时其他学者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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