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自我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人类社会正处于十分深刻的剧变时期。高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历史潮流对人类社会进行了一番新的洗礼。苏东事变向人类严肃地提出了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发展促使我们去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新”的理论武器，来指导我们思考许多过去的教训、现在的选择和未来的设计问题。这是我们把理论视野投向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的直接动因。
社会自我批判思想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提出来的：“所谓历史发展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很少而且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1〕按照马克思的思路， 我们完全可以作出如下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其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才能树立起“清醒”的社会主义观，从而避免出现苏东事变那样的局面。
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特别注意，但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此之后（1858年8月—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的“周密说明”（列宁语）都十分重视，并都确认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刍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初步完成。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2〕。因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序中，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的基础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社会自我批判的方法论思想，即是由唯物史观转化而来的。一定意义上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正是运用社会自我批判的方法论，对唯物史观的本质作了异常明晰而又简要的概括。因此，上述马克思著作的时序是一个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论——理论的内在逻辑时序。
社会自我批判的方法论思想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致的，都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构架。从“社会自我批判”作为一个陈述命题来看，“社会”是主词，“自我批判”是宾词。本文试将“社会自我批判”命题置 于本体论—认识论构架基础上，从主宾词的逻辑关系上，对这一方法论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理论课题的重视。
一、社会：实在主体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在其哲学基础上，长期以来存在混乱和肤浅，其最集中的表现是，认为唯物史观没有本体论基础；即使承认其本体论基础，又被错误地片面地理解为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本体论。因此，对这个问题要有正确理解，才能科学地确立社会自我批判这一方法论思想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是将“社会”从哲学上定义为“实在主体”从而提出社会自我批判思想的，或者说，社会自我批判思想是建立在实在—主体论的基础上的。
马克思指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在研究经济范畴和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此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3 〕这两段话包含了如下几层意思：（1）主体即社会，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 并保持它的独立性、实在性，因而是“实在主体”。（2 ）作为主体的一定社会是既与的，它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思维中，都具有既与性。（3 ）揭示社会存在的形式和规定的范畴是表现社会的个别侧面，不能穷尽对它一切方面的认识。独立性、实在性、既与性、认识的不可穷尽性，可以说是马克思在这里赋予了“社会”的主要规定性。
然而，社会作为“实在主体”并不是无“客体”的“主体”。相对于社会的客体而言，它不仅有客观实在性，而且有区别于客体的主体能动性。主体能动性也是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主要规定性。在纯粹自然界中，不存在主客体分化，“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4〕， 因而这里的“主体”只能作为纯粹“本体”来理解。而一当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就有了主客体的分化：“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5〕， 有了人和自然的主客体关系。这个主客体关系是建立在主体的劳动活动基础上的，是以主体的意识活动为必然因素的。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者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6 〕马克思在这里是把“人”作为一个总体，一个无差别的总体，与动物相比较，将人的意识和劳动作为“类”生命活动的主体活动，并以劳动或生产作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这里，作为“类”的人是主体，与客体“自然”区别开来。这里作为“类”的人也即是社会，是社会的人或人的社会。马克思说：“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7〕。人与社会是同一的， 社会即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类存在即是人的社会存在。作为类的人是由所有具体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建构成的。所以这里的“社会生产人”和“人生产社会”也是指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生产，它们相互“生产”的含义仍然是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即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生产社会关系。总之，只是在劳动生产基础上，才有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即所谓“第二自然”、“社会自然”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因而，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的过程”（马克思语）。同时，只有在劳动生产基础上，也才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即所谓“社会关系”、“社会形式”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因而，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语）。这一切都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只是因为劳动生产自身固有的实在性、主体性，才使人类社会具有了实在性、主体性。这是全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体论—认识论的基础。
首先，“劳动”自身具有实在——主体性。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又说：“劳动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8〕。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劳动是一个物质交换过程，是一个有目的性的使用物质工具来改变自然物使之适合于自己需要的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劳动具有物质性（实在性）和目的性（主体性）。
劳动的物质性或实在性不仅存在于劳动过程中，而且，它之所以具有物质性，还因为受先在条件性决定：“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在他之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9 〕这不仅仅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为人的生存需要提供生活资料的前提，而且还是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自然泉源，是“实在主体”不能超越的基础。其次，自然界作为主体劳动活动的对象，不仅取决于主体形态的实践能力，而且取决于客体（自然界）自身的性质：“对象化对他来说如何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10〕这是劳动的受动性所体现的物质实在性。再者，就“人的劳动”作为改造自然的生产力而言，它具有后天既与性，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的”〔11〕，这个条件就是“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12〕。然而，是否可以由此认为，如果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不能任意确定自己活动的社会形式，那就是说，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还有某种最后操纵着历史发展的因素或力量，人不过是实现它的必然性的一个工具而已了呢？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前人活动创造的结果看成后人从事活动的前提，这种后天继承性就从人们由其意识支配的自身活动中发现了决定其活动方式的客观基础，从而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归结为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对人类认识史作出的一个不仅在历史理论方面而且在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这也是实在—主体论的本质含义。
劳动的目的性及其调整、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的主体性，已不仅是发生学意义上的主体性，而且还在于这种主体性使劳动活动逐渐形成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过程，使劳动活动具有了规模性、规范性、有效性。在这个升华过程中，劳动活动的目的性要求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精确化和完善化。这是单纯的生产实践活动不能满足的，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从直接生产活动经验中直观地掌握自然规律，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实践规模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需要。当主体在生产实践中所要利用的自然客体的属性和规律不能通过经验取得时，而又在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情况下，就需要利用一定的仪器设备，能动地作用自然客体，导致系统的科学实验从生产实践中分化出来，以认识自然为目的，不断取得独立地位，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超越生产实践，又将认识成果物化为生产工具，开辟出新的生产领域，从而引起生产力一次又一次质的飞跃，“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历史进入一个又一个新阶段。
其次，“劳动”自身具有的实在—主体性，还表现在社会关系作为劳动的外在形式方面。马克思在论述劳动自身具有的实在—主体性时，是从劳动一般或生产一般出发的。而他将视角转向从社会关系来考察劳动的实在—主体性时，就明确指出：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生产过程”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13〕，“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14〕。“不受他们任意支配”是受动性，“能动表现自己”是能动性，都是由物质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决定的。那么，什么是物质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呢？除了既与的生产力之外，就是外在于劳动的社会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5〕这些社会关系首先是物质生产关系，包括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直接联系，属于社会组合方式部分，人们分别在不同的共同体中平等和不平等地进行对象性物质活动；主体对物质生产资料占有的生产关系，属于所有制部分；最后，主体对改造过的客体或产品占有形式，属于产品分配部分。总之，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交换和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一般性看，这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社会形式。
社会关系对人的生产活动表现为一种必然的规定性。马克思指出：“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16〕。主体（个体）的劳动生产活动只有通过“必然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这个生产关系表现为个人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关系，个人只有从属于这些关系，这些关系不以个人为转移。另一方面，这些关系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一当产生出来后，便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既与的物质生产关系。在个人——生命——需要——劳动——生产关系（方式）序列中，生产方式（社会存在）表现为结果，个人必然要受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然而，是否因此就证明唯物史观是“见物不见人”的本体论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个人通过或利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规定、社会方式来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当然，这里的本质力量的指向性是“物化”而不是“自我意识化”。但是“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17〕。这个“实在的自由”就充分显视了主体的目的性、意识性和能动性。实在—主体论具有深刻的辩证内容。但是，在私有制下，“实在的自由”却表现为“异化劳动”，马克思针对“异化劳动”指出：“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18〕只有在人获得了全面的物质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前提下，人将成为掌握“有物质创造力和物化中的科学”的主体，人的劳动将“既不是本人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9〕。社会关系将成为真正的“实在的自由”的基础和保证。
总之，马克思将社会定义为“实在主体”，说明社会既有客观实在性，又有主体能动性，是实在性和主体性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是劳动生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统一，是本体论—认识论的统一，是建立在“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马克思语）这一基础上的。劳动的实在—主体性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因此，将社会定义为“实在主体”的方法论观点，是坚持实践原则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体现。
二、社会的自我意识
马克思指出过，当人还没有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时候，人和其他动物一样，还不可能建立起和对象的“关系”，“关系”是为我的，是由我（人、主体）有意识的目的性行为所建立的。“凡是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所存在的；动物不可能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0〕有意识的目的性行为表明意识能力是主体性的重要因素。意识包括对对象的意识和对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即人对自身（我）的意识。人具有自我意识能力，是人的目的性行为发生的内在根据。“社会自我意识”即人对“为我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意识，就人类组成的社会而言，也就是社会“实在主体”的自身的自我意识，它包含在“实在主体”的主体性认识能力之中，或者，勿宁说，主体性的灵魂就是“自我意识”。人为万物之“灵”，“灵”者，自我意识也。因此，“我思”才成为人存在的绝对基础。人通过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更新主动地作用于环境，在环境中实现自己的目的，直观自身，“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1〕“肯定自己”的含义一方面见诸于对象化、外化、物化的实践中；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又将对象化、外化、物化的能力或人的本质力量进行“内省”或反思，超越现实，因而能够在继承既与社会关系、生存条件的同时，又创造和重构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社会关系和生存条件，在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对象化关系中的更高层次上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在我们看来，自我意识的肯定意义即海德格尔讲的“亲在”——对“在”的领悟而开展其可能性。
康德在认识论上将“自我”看成是先天的纯意识，是一切认识的根本条件，永远不可能成为认识对象，时间性这一先验性范畴即是自我意识到存在的意识，通过时间直接意识到自己是世界本质。黑格尔将“自我意识”看成是达到对绝对知识自我认识过程的重要环节，它是纯意识的对象化，它的外化设定物性，并对象化为理性，扬弃外化，使意识活动出现一系列意识形态，进入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紧密相联的客观精神过程。前者着重“自我”，当下意识着本身存在的在者，是先天无人称的泛指，具有旁人不可代言的第一性。后者着重“自我意识”是客观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指出：哲学家“只知道‘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关系都成了观念。”〔22〕而实际上，一切观念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23〕。马克思将“关系即观念”这一公式建立在“社会生产”这一基本概念基础之上，并且首先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进而从社会生产分工出发来考察意识的本质，揭示出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生产着自我意识的能力，从而和先验论、客观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自我意识”的关系，在逻辑上，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人的自我意识之所以是个别，在于“我思”的含义是“人对自身关系”的意识，它不以别人自知为条件，每个心灵都是一个孤独的精神生命，乃是一切心理现象的接受中心和发动中心，绝对不能互相联通的“一念发动处”。但又具有后天性：自我能力、自我体验、自我人格都偏重“为我存在”的“亲在”性。科学中的创造性直觉思维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解开“自我意识”的个别和一般关系之谜的钥匙。
科学认识中的创造性直觉思维，可以通过联想、幻想、想象、灵感爆发、顿悟闪现使中断了的逻辑思维突然明晰而连通起来，从意识深处直接洞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它与人的非智力因素有关，一个人的特质、个性、素质、兴趣、体验、对真理的追求和信仰以及注意力的集中状况都会影响直觉思维的状况，并且是易变的、难以捉摸和不可复制的，有强烈的个性化、自主性特征。当然，这只是指自我意识的个体差异性表现，是个体意识特殊的高度有序态的确立。如果从对对象内在齐一性的反映来看，个人自我意识当它物化为语言符号体系并通过物质传播方式为他人通过实验检验所接受，成为了有社会意义的事实。在这里，个别转化为一般，一般存在个别之中。
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分工获得理解。社会分工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有用方面，它与劳动生产力的加强和各种具体劳动形式增长有关，这是个人自我意识的生长点；另一个是社会方面，它表现在创造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这是社会自我意识的生长点。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别人开始日益更多的生产，这导致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产生更加复杂化的社会关系体系。劳动也获得了双重性质：不仅获得生产有用产品和使用价值的性质，而且获得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在实物生产的同时，我也正生产着自己与别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都与自我意识有关。社会分工是创造生产者之间更广泛的或普遍联系的前提，同时也使这种联系脱离个人，使它们作为纯粹的外部物质关系与个人对立起来，把社会关系与个人分离开来并独立起来，把它们变成为独立的统治人的力量。“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4〕生产决定了它自身要以“交往形式”为前提，以往曾是直接的个人所有物和每个个人的活动的结果的自我意识在普遍的“交往形式”中与个人脱离而被抽象了，成为不以大多数劳动者的观念、思维和感觉为转移，社会自我意识的社会职能终于与意识的有用职能相脱离，各个个人借助抽象的一般“交往形式”联合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来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这个时候起意识才能够真实地想象：它是某种现存实践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25〕这是一种超越性，是反思和精神生产的广阔天地。关于社会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功能的观点，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实践来把握，有两个方面的观点特别重要：1.上层建筑中的意识的特殊形式是一定“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26〕。2.“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7〕。
（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自我意识”对象化、外化、物化、异化又能够扬弃这种对象化、外化、物化、异化的精神活动同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直接进行比较，指出：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但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他在抽象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黑格尔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28〕。马克思从经济学关于商品——物的交换价值的生产出发，把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区别开来，并说明了二者的联系。“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和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9〕这些生产的特殊形式与物质生产形式一起生产出，以不同形式和方法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历史上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也是由既支配物质生产又支配精神生产的那种“普遍的规律”决定的。这样，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联结成统一体的那个共同的东西就显露出来了：二者都是人们进行的，只是以不同形式进行的自己社会关系的生产。在物质生产中，以物质（商品）关系形式，以物质形态生产着自己的关系。在精神生产中，人们以思想形式、思想形态生产着自己的关系，现实存在形式转变为思想形式，物质的东西独特地改变为思想的东西，一定的社会关系得到了思想上的再现，使社会实现了自我意识。
意识“只是由于需要， 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0〕。社会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人们形成自己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条件。 社会之所以产生自我意识，并且不断改变其产物，是因为假如没有超越具体事物的社会意识，就不可能有人们的实际联系。社会自我意识不仅反映而且参加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因为它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定的理想、目的、计划、方案和思想动机，本身就是以“关系”为内容或以预示某种“关系”为内容的。社会自我意识的产生和物质生产劳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特性不是单纯生产思想和物，而且还生产物质形态和思想形态的社会关系，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互相生产着他们的“生命和精神”。
（二）社会自我意识不能自发地从物质生产中产生出来。因为精神生产的承担者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段，而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或者是统治阶级的某一部分，或者是通过政治与经济的依赖关系与统治阶级有联系的社会集团，因此，这个阶层的存在不仅要受职业分工，而且还受社会分化为一定阶级所制约，因此社会自我意识的精神生产首先应该理解为巩固统治阶级利益的特殊领域。
占有别人劳动是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但没有相应的使群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服从的形式，这种统治不可能实现。统治阶级各个个人也思维着，作为思想者而进行统治，以“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占统地位的思想”〔31〕。这是对周围现实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概念、观点的总和，它包括人们直接的物质生活领域以及在精神活动领域创造的全部观念的总和，通过它们“能够真实地想象”现实的性质。这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称为社会意识形态。它是该时代社会自我意识的集中体现。
然而，是什么东西使某种思想占统治地位因而获得了对这个时代意识的统治权呢？
首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精神生产不仅是简单的意识生产，而且是占统治地位思想的生产，追求精神领域的普遍统治地位的意识的生产。所以它就表现为保证统治阶级思想变为该时代占统治地位思想的机制。对于精神统治来说，占有别人的精神劳动不是为了取得剩余产品，而是为了利用一切精神劳动成果把阶级的思想意识变为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意识，使个人自我意识服从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体系，力图把局部利益冒充为普遍原则。
其次，支配着物质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但是，这样的精神生产又绝不是整个统治阶级共同来实现的。“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通过他们“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2〕为着这种“合理性”、“普遍意义”，思想家们尽可能占有人类精神生活资料，并进行创造性思维，使其与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更为完善化，使每个统治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合法化和神圣化。
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分析，不是对精神生产活动这一事实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对这些劳动形式如何社会地独立于个人的所有其它活动而获特权这个事实的分析。即从人的自我意识到社会自我意识；再从精神生产是生产普遍规律支配的特殊形式，作出社会自我意识的肯定方面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由统治阶级思想家生产出来的思想的结论；从而说明精神生产对社会现实的肯定不是职业的产物，而是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的产物。
三、社会的自我批判
社会的自我批判，是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它以社会的自我意识的肯定方面为对象。如果说，社会自我意识肯定方面是对一定社会存在的全面肯定，通过改变社会意识来确认现存的东西，即马克思指出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科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33〕；那么，社会自我批判则是从现实性和合理性的矛盾中，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怀疑、分析、否定、扬弃，换一种说法，即对现存社会关系及其表现的观念进行批判。广义而言，社会自我批判有两个方面：思想批判和实践批判。就思想批判而言，它本身仍然是一种社会自我意识，是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的、革命的方面。它是更为高级、更为复杂、更具能动性的社会自我意识。它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和总结，也是对现实的选择和对未来的设计。社会自我批判充满了人类理性和启蒙智慧，因而，在它指导下的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源泉。因此，可以认为，社会自我意识的肯定方面，即社会自我肯定意识回答社会“是什么”的问题，而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的社会自我批判解决社会“应如何”的问题。
康德建立起批判哲学体系，以反独断论为宗旨，有力抨击了那种自诩能完全把握物自体，能获得关于它的终极性知识的观点。康德对“批判”涵义理解为：“我们所谓批判，不是就书本和体系而言，而是指对于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一切不依赖于经验的知识都与这种理性能力有关，并为它所追求。这种批判必定判定一般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问题，规定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以及所有依据确定性原理的问题。”〔34〕康德的批判思想很明确：任何自身一致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备的，都不能完全解释系统中所有问题，要想获得较为完备的说明，就必须超越系统对系统前提进行分析。康德说的是哲学批判，社会自我批判有自身的特点：1.揭露社会现实与抽象规定的矛盾；2.指出解决矛盾的途径、方式，就是要对社会自我肯定意识的产物的前提进行分析；3.社会自我批判必定超越现实社会，或如马克思所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5〕因此，社会自我批判就其揭露矛盾而言是对现实的合理性进行反思，其内容是怀疑精神、否证方法；就其解决矛盾而言，是要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前提进行分析，规定它的范围和界限以及所依据的确定性原理，并提出新的前提取而代之，其内容是它的超越性；最后是通过批判必然得出改造世界的结论。
（一）批判的哲学意义也即是“反思”，是揭露矛盾的“反思”，否定性的反思。康德认为反思是构成表象或概念在联结中归属于何种认识能力的主观条件，特别是把审美与合目的性的认识能力明确规定为“反思的判断”，作为联结知性与理性的桥梁。黑格尔认为反思具有不同层次，对于本质的认识，“设定的反思”尚停止在抽象的自身同一性阶段；“外在的反思”则进展到把握区别与对立；只有“规定的反思”才从联系上把握对立面的统一。康德对认识能力的反思也即“批判”，达到二律背反的认识；黑格尔则通过反思把握了对立面的统一，他们在揭示矛盾、把握事物的矛盾性上是共同的、与社会自我意识的全面肯定的“反思”是不同的。肯定的“反思”只是黑格尔的“设定的反思”。社会自我批判是社会自我否定意识，是对现实作反向思维的反思，是否定性的反思，也即黑格尔的“规定的反思”（黑格尔认为规定即否定）。
社会自我肯定意识由于保持自己的普遍性，它就好像失去了个性、凝固成形式主义的、外在强加的规则、规定、规律、范畴等等。这样，社会自我肯定意识脱离人们的个人经验，脱离人们的迫切关怀和兴趣，脱离一切形成人们日常的观念、印象、感觉、情绪领域的东西，一句话，脱离人们的实践活动。并由于天上的或者人世间的权威的名字而神圣化为抽象的公式，开始统治具体历史时代的意识。现在个人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实践经验里，而是生活在宗教、道德、法律、哲学等抽象普遍的规定中，才能显示自己的社会的“我”，自己的“类”生活，自己的存在和本质。“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6〕。个人服从物质关系就被他自身认为是观念对个人的统治，这种错误“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37〕，即是用僵化观念的统治来强化物质关系的统治，统治阶级从法的关系系统上对此加以巩固，为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利用全部国家机器以直接现实性保证意识形态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直至溶化为全民族的意识，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所以，尽管权势人物、掌权的家族、王朝被消灭了，但并未推翻一种社会模式，没有否定统治思想的基本前提、基本概念纲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38〕，必然要出现社会自我否定意识即社会自我批判，从其合理性的辩证性来反思社会现实与抽象规定的矛盾。
恩格斯指出过：“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39〕这包括两种对立的趋势和作用：一方面力求旧的思想体系得到补充，局部原理得到发展，基础概念纲领得以完善；另一方面，力求旧的思想体系与个人自我意识的新成果相切合。这就产生改造旧有体系的原理甚至基础的要求。由于历史的发展，使得“为我存在”的社会现实超出了现有认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的界限，而企图以旧手段描写新领域，结果只能使体系膨胀，固有的原则与现实的矛盾愈来愈大。当社会需要新思想来解决旧精神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于是怀疑、否定、修正旧思想体系的思潮涌现出来，新思想应运而生。它始于某种不太清晰、不大定形的“异端”思潮动荡，许多思想家从各方面接近新思想，从各个方面有所发现，修改思想体系的起始原则（或论据），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状况。他们研究旧体系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及其所有确定性原理在客观地发生作用中的矛盾状况，经过一定的思想训练与现实社会趋势和任务相遇，就必然汇合成巨大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潮。
从思想训练视角看，波普尔的否证主义对“批判”的最新贡献在于：否证主义认为否证是科学发展链条上的决定性环节，它主要指科学实验对科学理论进行排错、批判、反驳的功能。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而在于它的可否证性，即可进行排错、批判和反驳；凡科学理论都具有可否证性，有的未被否证，但在逻辑上都是可以否证的，因而才成为科学；检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证实，而是为了否证。它突出了理论合理性的相对性及其检验标准问题。它对于社会自我批判的启迪意义在于：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同时也是排错、批判、反驳理论合理性的客观标准。社会自我批判正是依据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对社会自我肯定意识进行排错、批判、反驳的精神反思活动。
（二）社会自我批判的超越性。马克思指出的历史“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并且“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百年代”……等等，都是在封建社会还未崩溃条件下进行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乃是世界各主要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历史必由之路。中国在16世纪中叶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异端思潮，到17世纪在特定条件下掀起了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的社会自我批判形式。这是两种性质的批判，一是代表新思潮对世界的批判，它在批判中发现了新世界；二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出代表时代新趋向的新思潮对旧世界的批判，表现出“死的拖住活的”的批判的软弱性，终因历史的曲折，最终只在社会历史长河中留下几声零星的回音。
真正的社会自我批判，是“社会政治现实本身受到批判”〔40〕，是“对现存的财产关系……的批判”，“它不仅在各个阶级关系上，而且在当前交往的一切范围和形式上，指出现代生活的矛盾和反常现象”〔41〕。马克思因此肯定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崇尚理性的精神，他们认为人类受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所主宰，它们也就成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否则就违背了人性；因此被封建制度剥夺了的这种权利的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制度争自由、平等以及夺取政权，是完全符合人的本性的，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他们将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天主教及君主制本身，置于“理性法庭”上进行解剖、分析、否定、重构，其阶级思想家以“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商品价值论”来代表“人类理性”，在这些社会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的抽象观念之下，旧思想体系的基本前提被置换，基础概念纲领被重构，终于诞生了新的政治制度、新的经济制度。新世界的诞生依据的不是简单的现实本身，而是直接出于超越现实的观念，即“批判的武器”。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但是“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2〕
社会自我批判应当是理性的、科学的批判，马克思说：“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43〕马克思运用这种科学的批判考察了一切剥削制度的暂时性和历史性，并将其归属于“人类史前社会”。在人类史前社会里，一切社会关系的观念表现——抽象的法则、范畴、概念、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考察出发，逻辑地发现了新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44〕。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以科学的批判建立起共产主义学说，这是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它异常肯定地指出创造新世界的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45〕。
（三）社会自我批判必然得出改造社会的结论。恩格斯曾指出：傅立叶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进行毫不容情的揭穿和批判，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他“仅仅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46〕。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性的批判，更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主义社会自我批判的方法论思想的本质在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解决矛盾的必由之路是改造社会的实践。
社会中的全部上层建筑和一切社会关系都是植根于理论或精神生产结构之中。然而，社会自我批判的产物是“批判的武器”，是在“理性法庭”上将那些失去现实性因而不具备合理性的社会关系揭露出来，揭穿他们在实践中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合理性的本质。然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强调从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并作出两点结论：一、意识生产的一切形式的产物，只有实际地推翻所由表现为观念的实际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二、历史的动力和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48〕。
四、当今时代的社会自我批判
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自我批判的方法论思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彻底消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分工，这就是说，社会生产还分成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当然，我们应当承认，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了它们在专制制度社会一般生产体系中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产生了使人面向现实历史、现实生活、社会变革活动领域的自我意识，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不断肯定自我，通过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来发展自己。但是，这些上层建筑的社会关系、社会形式却因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而与经济基础形成矛盾。而社会形式、上层建筑又植根于意识形态之中，成为社会发展的被动的方面。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意识形态进行自我调节，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如果继续强化意识形态中与实践相脱离甚至相对立的内容，人就不可能通过这些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获得全面肯定，人被片面否定甚至全面否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目的而不是手段，现在，他们成为经济、政治的手段或工具，成为“政治人”、“经济人”，在社会分工条件下成为“单面人”。社会历史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们重新肯定自我。这就需要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社会自我批判。因为只有这种社会自我否定意识，才能创立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才能在批判中发现新世界。
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行社会自我批判，首先，满足人的自我肯定要求的社会自我批判的历史任务落在占有精神生产资料的知识分子身上。关于何者为知识分子的问题，国内外思想界至今仍见仁见智。我们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是人类理性的代表，对现实的合理性有着批判的透彻的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有“道不能弘人，人能弘道”的古训，道者，“人道”之道、社会发展之道也。他以“人”为目的，从人的实践出发，揭露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研究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发展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人应当如何运用“道”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对现存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重构。而这一切都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特别要“用批判精神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里的“材料”即恩格斯指出的“观念材料”。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社会主义者”时指出：“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真正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都毫不介意地抛弃了。”〔49〕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永远不能放弃“对现存社会批判”的历史任务。当然，在当代，社会问题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有了“世界史”的意义。社会主义是“真正”人类史的开始。但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他们的任务仍然是揭露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对旧理论进行批判、排错、反驳，汲取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理论精神，并占有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性的文化成果，不断完善、补充和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设新的社会关系，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为此，我们以严肃的历史责任感呼唤一代新的“文化人”的诞生。
今天的社会自我批判，已经不是在特殊条件——社会面临崩溃条件下的社会自我批判。因为在今天，社会力量再也不是起着盲目的、强制的破坏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教会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50〕当代人类社会，科技革命迅猛发展、 世界经济一体化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精神生产已不再为某些权势人物所垄断，相反，在信息交流巨量化的今天，权势人物更多地依靠咨询智囊集团——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来行使权力。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最优经济体制，根据市场信息决策是经济管理的先决条件，而不能按某个社会集团、某一权势人物的主观意志来决策。处理巨量化的信息要素，使之完善化、数量化、精确化、准确化，是决策是否具有长期效应，是否具有预见性、包容性、灵活性的前提。关于人类理性、人道的理论，正在改变着意识形态的前提、论域和论题，对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基础概念纲领不断进行修改、完善、补充。邓小平创立的新的社会主义观是这种社会自我批判的光辉体现。
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对社会问题（包括全球问题、未来问题）的研究，对解决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提出了种种理论、思想、观点、方案，新的社会理论体系不断被创造出来，这是“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社会关系、社会方式不断产生，并通过其政治活动家不断予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们在施行着“社会修补术”——社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更新的机制。我们有理由认为，只要这一机制停止运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凯恩斯之所以获得战后“拯救西方社会的人”的赞誉，正在于他是驾驭这一机制的杰出的经济学家。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不是任何思想家所拯救得了的。但是，它之所以“垂而不死”，仍是与它的社会自我批判机制相关联的。（关于创设社会主义社会自我批判“机制”，笔者还需要另文研究。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发挥社会自我批判职能问题是当代国家政权体系的精神支柱，它的力度决定了政权体系管理社会（包括管理如何改造自然）的力度，这是需要知识分子与政权体系取得共识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时代需要有代表时代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需要有进行各种“观念材料”研究的学者、理论家；还需要有新的启蒙人物的涌现。如果在这方面准备不充分，或者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就会出现“半边天下”的陷塌。这不是唯心史观的“危言耸听”，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必然得出的结论。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1〕。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更需要突破阶级局限性的这样的“巨人”。
注释：
〔1〕〔2〕〔3〕〔4〕〔5〕〔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108—109页，116页，104页、109页，164页，88页，84、217页。
〔6〕〔11〕〔14〕〔15〕〔18〕〔20〕〔27〕〔31〕〔32〕〔40〕〔42〕〔45〕〔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603页，29—30页，362页，79页，35页，52页，52页，52、53页，5页，10页，210页，43页。
〔7〕〔21〕〔26〕〔28〕〔29〕〔30〕〔33〕〔41〕〔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125页，121页，163、175、176页， 121页，34页，121页，300页，357—358页。
〔8〕《资本论》第1卷第201—202页。
〔9〕〔13〕〔17〕〔19〕〔36〕〔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册第487页，下册第226页，下册第112页，下册第226、218页， 上册第111页，上册第111页。
〔10〕〔12〕〔16〕〔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321页，321页，319页。
〔22〕〔23〕〔50〕〔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2页注〔1〕，29页，319页，445页。
〔34〕引自单少杰《论哲学批判》，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 期。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8页。
〔44〕〔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页，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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